我们不知道这到底是哪部剧，印象中今年4月似乎并没有出现什么现象级的电视剧。值得注意的是，李学政所说的是“买收视率”，而不是“推广”。因为在《法治日报》微博的报道中，李学政还透露，当年在《人民的名义》开播前，他和团队成员也曾纠结是否买收视率，“但是最终放弃了，将3000万元用于宣传推广。”
| 《人民的名义》片段
换句话说，那3000万推荐费用，原来是有可能用来买收视率的。
所谓“收视率”，是电视时代的一个专有名词。收视率，也就是收看某一节目的人数，除以电视观众总人数（或者家庭数），由相关统计机构调查得出的一个数字。2020年4月13日，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曾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制造虚假收视收听率及点击率。
由第三方社会机构调查得出的收视率本来是一个“客观评价”，电视台可以用来衡量节目效果，并且对自己的内容和资源进行调整。有些节目，可能因为收视率低而停播，所以业界有一个“万恶的收视率”的说法，因为它会影响电视人的工作。
一部电视剧为什么要买收视率呢？电视剧投资方有了漂亮数字，可以卖给更多的播放机构，包括一些网络平台；而电视台也可以把这个“好数据”用来二次开发和利用，收视率高的电视剧，开播前或者中间的广告，收费理所当然更高。这就是所谓“注意力经济”，这样，收视率就不仅是“指挥棒”，也是赚钱的工具。
按照常理，进行收视率调查的公司，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什么显赫的机构，现在却掌握着电视台的命脉。这并不是说电视台花几百万，调查机构就会随口给一个漂亮的数字——这意味着那9000万都落入了某机构的囊中。事实上，它可能被很多人瓜分了，涉及到一项调查的全方位作假。
一部电视剧赚1亿多，已经算是很成功的，却花9000万来进行数据造假，这一定是一项严重的指控。因此，李学政所反映的问题，就不仅是“行业声音”，而是在向有关部门“报案”。到底是哪一部剧，9000万是怎么花掉的，涉及到哪些公司和个人，只有通过艰难的调查，才能有一个确切的说法。
上文提到的广电总局2020年4月的表态，还提到收听率以及点击率，涉及到音频和视频节目，乃至一些网络平台的文字栏目。实际上，这种数据作假已经相当普遍。如果说收视率牵涉到复杂的调查和统计程序，作假还有难度（也更花钱）的话，社交媒体中的点击率作假，就更明目张胆了。
| 央视报道流量造假“生意”
有一位从事新媒体工作的小朋友，经常在朋友圈吐槽那些数据造假的推文，“你们在买数据的时候太不严谨了，阅读量很高，但是点赞、在看和评论的人数都很少。”他所说的，是那种漫不经心的作假者。真正高明的或者花大价钱的“作假”，可以做到各种数据通报，甚至包括“个性化评论”。
我偶尔会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告诉我“网络兼职，每天300”，我大多把它看成是骗局。或许报名后，骗子会让你交纳200元押金，然后跑路——我的看法过于传统了，现实中确实有不少人正在从事这样的“兼职”工作。包括但不限于在网上点“好评”，“加关注”，“点赞”。
这是毒瘤，但也是一个成熟的系统，甚至是一个“产业”。从技术上看，网络平台绝对有能力监控到真实数据。如果电视收视率还很传统，也很不精确的话，网剧的真实点击量，平台不需要任何调查都是心知肚明的。
我知道有的新闻APP，对外宣传是大平台，有着惊人的影响力，但是很多文章的真实阅读量低得吓人。有一次参加某平台主办的阅读活动，现场只有几个作家和主持人，没有一个是看了报道后前来的“普通读者”，因为推广文章本来就没有人看。
如果说一些商业公司出于利益驱动购买数据用来赚取广告等费用，还有几分值得原谅的话，电视台参与购买虚假收视率数据，新闻媒体对外美化自己平台的流量，则是更加危险的行为，因为它们本来应该是社会的一道防线，应该担负起监督职责的，却自身也落入造假的潮流中。
收视率、流量作假并且发展为一种产业链，意味着我们看到的“文化繁荣”可能是一种虚假繁荣，是严重的“文化通货膨胀”。和这样的造假者相比，前一阵那些被批判和打击的“流量明星”们，也许算是比较诚实的劳动者了。感谢李学政，借着他的发言，所谓收视率的数据大气泡，是到了该戳破的时候了。
作者｜张丰，专栏作家。日本大东文化访问学者（2019）。曾创公号“中产生活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