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李纯，编辑：靳锦，题图来自：李纯
如今，关于曾植的讨论已经很多。在一篇自述中，他化名“陈直”，讲述了自己读哲学和打工的经历，外界对他的评论接踵而至，褒贬不一，农民工读哲学成了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
在曾植被人关注之前，我们的作者和他在厦门见过面，相处了几天。现在，她把事情的前后经过记录下来，试图从这段交往中勾勒出他的面貌。评价一个现象很容易，作为农民工，曾植也许契合了一种叙事的类型——身处“底层”的人跨越社会规范，去追求与其身份格格不入的东西，但具体到个体身上，人与人的经验、悲喜和决断却是大相径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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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因为一则帖子和曾植认识的。说实话，我当时没想到他会被那么多人关注，人们对于一个农民工阅读海德格尔的惊奇程度远超乎我的想象。11月7日的晚上，我在豆瓣看到一则《我是农民工，请问要如何才能入读大学》的帖子。发帖子的人就是曾植。他说，他翻译了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我听说，可以以同等学力入读大学......我认为如果能够出版的话，完全能够证明我的这个同等学力，但是我致信给了多个出版社，没有哪个出版社回应。”并附上了译文下载链接。帖子发表在海德格尔研究小组上，第二天，被转发了六百多次。有人留言，“感觉你不像农民工”。
我点开译文链接，曾植翻译的书叫《海德格尔导论》，作者理查德·波尔特是美国一所大学的哲学教授，写过三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也是海德格尔的译者，一生致力于海德格尔研究。他的书从来没有被国内引进，曾植是怎么知道这本书的？
我给曾植发了私信，帖子里的信息很模糊，只能得知这个自称农民工、豆瓣ID叫“zengzhi”的人翻译了一本关于海德格尔的书，但他现居何处、在哪里打工、多大年纪、什么学历、为什么喜欢哲学，我一无所知。当然也不排除，他在撒谎，仅仅为了博得一时的关注。
他很快回复了我，“我在一个冷门小组发了一个求助贴，却没想到会收到很多关注，我看了下，可能是转发的缘故，我没有想到豆瓣小组帖子可以转发。我现在都感觉有些不安。”
“我在工厂上班，就像深圳的三和大神那样的情况。”他回答。
我想再问他一些情况，他拒绝了，他说他有些紧张和不安。
第二天，我询问是否可以和他见个面，我说我想写一篇他的报道。他起初有些犹豫，“我有些怕这会成为我的scandal，成为一个负面典型：看那个人，好好的大学不读，现在沦落到成为农民工。虽然网上很多人赞赏我对于哲学或思想的虔诚，或者用更为平常的话说，称赞我的理想主义，但是恐怕笑话我的人也不少。”但后来，他同意了，告诉我他在厦门，正在待业，他的语气有些焦急，“我离职已经半个月，所以我必须尽快找到工作，虽然在以前，我可能会利用一个月的时间来学习哲学，现在我的境况不同，我本来是打算离职一个星期后就去找工作的，但是越来越拖延。”他和我说，他结了婚，有一个儿子，我想他说的境况，是指他的家庭。
我们约定周末在厦门见面。那是个早晨，我按照他发的地址，在他家楼下等他，那片区域有很多工厂，他住的地方是一片生活区，有几条错综复杂的小巷子，路边开着超市、药店、旅馆，最多的是快餐店，有很多年轻人。等了一会儿，曾植朝我走过来，向我招手。
我有些意外，又觉得是情理之中。他个子不高，戴一副眼镜，皮肤挺白，身穿米白色的外套，裤子也是米色的，踏一双李宁牌运动鞋。他不太像我想象中农民工的样子，可能是因为他有些书生气，还有几分儒雅，倒像一个大学生。可是农民工该是什么样呢？我注意到他长了很多不是他的年纪该有的白发。他告诉我他今年31岁。
已是冬天，但在厦门，却像是初春，空气有些微凉。他说他的妻子上夜班，现在正在睡觉，因此不方便接待我。他提议去附近的公园走走。
来厦门之前，曾植发给我一篇他在知乎写的自述《关于哲学的13年》，那篇文章部分地解答了我的疑惑，关于他如何开始对哲学的兴趣，他的阅读脉络，还有他的工厂生活。为了读者更好地理解我们后来的对话，我先对他的生平做一些介绍。
曾植于1990年出生在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的一个农村，他的父母都是农民。2008年，他考入杭州一所二本大学的数学系。在读大学前，他从未读过一本哲学书。
在大学的图书馆，曾植第一次接触到哲学，那是2008年的冬天。他读的第一本书是《哲学之树》，这是香港大学教授写的一本哲学入门书，他第一次知道了黑格尔、康德、尼采和海德格尔。接着，他开始阅读西方哲学史，哲学史上提到的著作他都了解了一番，不敢说有多么深入，因为原著他几乎读不懂。即便如此，哲学的海洋淹没了他，导致他彻底放弃专业学习。他不去上课，不去考试，他的性格也更加内向，几乎不和宿舍的同学说话，也不参加户外活动，体育课尤其让他尴尬，更别提社团了。他整天悄然无声地在图书馆读书，沉浸在他一个人所拥有的哲学世界里。他对学分、绩点、工作、恋爱这些问题都不怎么关心。
2010年秋天，他毫无意外地被学校退学。他父亲得知后勃然大怒，父子俩关系从小就不好，他不喜欢父亲赌博，也不喜欢父亲说话声音大，后来，父亲打他他会打回去。你可以想象多糟糕，母亲哭得厉害，说她养了一个没用处的儿子。
如今回头看，那次退学是曾植人生的分水岭。他原本希望在家自学哲学，说起来有点不好意思，他想成为一名哲学家，就像海德格尔。从父母的反应来看，回家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留在杭州，那可能是他第一次意识到除了读书，人还得赚钱。
农民工生涯便从那时开始。他通过中介辗转在全国各地打工。2011年，他去了厦门，又去了义乌。2012年，他去了北京，住在通州马驹桥的地下室，他干日结的临时工，大多是印刷厂，一天12小时，能拿到六十到七十块，他一个月做10天的临时工，其余时间都在那间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桌子的出租房里看书。可谓与世隔绝。孤独对很多人来说难以忍受，但在当时，正是他所需要的。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一年。他主要阅读结构主义人类学和现象学，也是在那一年，他第一次通读了《存在与时间》。即便如此，他依然对这本书没有多少了解。
那年春节，在母亲的强烈要求下，他回了趟家。过完年，他去了汕头打工，在一家玩具厂做玩具，一个月两千多块，他在汕头待到了2017年。接着，他去了无锡，萌生了出家的想法，那年12月，他去了台州市的一个寺庙，在那儿待了半个月，觉得那里的和尚并不真正研究佛学，就离开了。2018年，他去了深圳，在富士康打工。2020年，受母亲的催促，他回到老家，和一个女孩相亲、结婚，年底儿子出生，他又去了富士康。直到今年6月，他来了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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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园，我们找了个凳子坐下。这里绿意盎然，有几对男女在唱歌跳舞，还有人在写生，也很适合思考。“说实在的，我不太想工作。这很容易想到，工厂很累，时间也比较长。”曾植对我说，“我不在意上班的事情，因为我主要的，可以说生活意义所在，就是读些哲学，我今年主要读海德格尔。有时候读不进去，感到比较厌烦，我会去翻译。翻译也翻不下去的话，我就什么也不干。我记得有段时间持续了十多天，我什么都没做。”
今年4月，曾植开始翻译理查德·波尔特的《海德格尔导论》。在那些追随海德格尔的后来者中，理查德·波尔特对他影响最大。曾植很喜欢这本书，他说，这本书的语言平实，对概念的解释深入浅出，比一般的哲学书容易读。
2012年，为了阅读英文文献，曾植开始自学英语。他学习的方式和其他人差不多，就是背单词。此外是靠“读”，语法知识他之前知道一些，不是很懂，但阅读解决了语法的生疏。他尤其喜欢看关于中国历史的英文书，比如巫宁坤的回忆录，赛珍珠的《大地》，邝丽莎的《雪花秘扇》最让他动容，他因此专门去湖南永州参观了女书博物馆。等他越过英文小说的阻碍，就转向了哲学。
书的体量约十七万字，他原计划半年内翻译完，要是不上班，他一天可以翻译两三千字，上班的话只能翻译一千多字，有一部分他会参考机器翻译，但大部分都不准确。偶尔，遇到比较难的句子，他会反复读很久，大约有二三十处，至今他也不明白作者在说什么。8月，他完成了全书的初译，比原计划提前了两个月。
除了朴素地对这本书的喜爱，曾植还有一些现实的目的。就像他在帖子里所言，他想通过翻译这本书证明他的哲学能力，重新进入大学。他自认为对哲学的理解已经达到了研究生水准，甚至可以入读博士。但拿什么来证明呢？几年前，他曾计划写论文，列了四十多个关于海德格尔的题目，每个题目下都写了概要，他给那个文档起名《publish or perish （出版或者毁灭）》，可见写作的决心。很快，他就发现他写不了论文，他上哪儿找那么多书呢？而且他也没有时间，工厂的工作太劳累了。这些题目便沉睡在他的电脑中了。翻译则是一个折衷的办法。
曾植说，翻译完后，他给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拜德雅图书工作室的微信后台发私信，一直没有回应，他想联系哲学教授，他找到孙周兴（海德格尔、尼采研究者）的新浪博客，上面没有邮箱地址，而他的博客停更了一年多，他又找到倪梁康（胡塞尔研究者）的邮箱，犹豫要不要发。他惴惴不安，眼看着几个月的雄心壮志就要落空，有天晚上他买了两瓶白酒把自己喝晕了。没想到，在豆瓣的这则帖子却引起了一些动静。
我请曾植讲讲这十年来他的生活。我很好奇，这些年他一直在各地漂泊，为什么不找个地方安定下来。他不怎么愿意提，就像你们在前面所读到的，我所描述的只是一个轮廓，缺乏细节。“我的经历很简单，就是工作之外，读点书”，他说，“是这样，没什么可讲的。”但显而易见，他的生活因为哲学而搞得一团糟，如果不是哲学，他可能不会退学，也不会成了农民工，像《月亮和六便士》的男主人公，为了一个伟大的目标，抛妻弃子，过着潦倒荒唐的生活，所到之处，皆是灾难。这是老生常谈了。但我想，现实中谁碰见斯特里克兰德，大约都会避之不及。
我再三追问，曾植才勉强回忆起一些碎片，看起来，回忆过去令他痛苦，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反复转动手机，膝盖抖个不停。
“我跟你说过，我不太合群，我是比较孤立的，在一个地方无法工作下去。比如我干几个月，可能大家都认识我了，我就觉得不对劲了，我不想待在这里，感觉很压抑，很不舒服，想尽快下班，这样的状态话，我持续不下去。我最长的一份工作，是在汕头的一个厂里做玩具，做了半年，我觉得我好像被所有人孤立，被所有人敌意，我就走了。”
“以前的同学我几乎不联系了，我不想让别人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感觉他们会看我笑话，他们都看不起我。我们在一起，从来没有人给我递过烟。在他们面前，我直接说过，大家都看不起我，他们没有回应，我说这句话是想验证我的想法，最后得到了证实。”
曾植说，他喜欢哲学和他的家庭有关，是严厉的父亲带来的阴影，使他从哲学中寻找答案。
“我是在压抑中长大的，我的家庭存在暴力，十岁左右，我就对死亡有些困惑，我想知道，最为根本的东西是什么。自我懂事开始，他（父亲）就很野蛮，也不理我，期末考试完，他问我成绩，就是这个时候会理我一下，假如考得很差，他就天天骂我，你怎么这么笨，你去死好了。我是初中才学英语的，初一有一次回去，他拿英文产品说明书给我看，问我是什么意思，我说不认识，他就骂我，你读书没用，那时我只学了字母。你能够想象吗？”
“我想远离、遗忘过去的人，远离过去和我有关的事情，如果不是我妈，我绝不会再回老家。”他说，除了哲学，母亲对他最为重要，比他自己还重要，母亲是最疼爱他的人，他的语气多了一些温情，“我妈是个命苦的女人，关于我妈我可以写十万字。”
天色已晚，我们在街边打了辆出租车。他开了窗户，晚风灌了进来。他看着窗外，车厢内沉默了很久。他突然说：“其实我以前说话是比较口吃的，我的普通话比较差，你也听得出来。”
“口吃？”我大吃一惊。虽然我注意到他的口才糟糕，说话磕磕绊绊的，我把这个现象部分归结于哲学训练导致他更愿意做直达本质的陈述。
“持续了七八年。我是严重口吃，我一个字可能都说不出来，我我我，我就会这样子。”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感觉自己太失败了。”
我一下子明白了他为什么不能在一个地方待下来，而只能从一个工厂到另一个工厂，因为他说不出话，他根本无法和人交流。他甚至什么也干不了，即便最简单的工作，他也做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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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曾植果然写了一篇有关他母亲的文章给我。
或许当你看完下面的叙述后，你会问我：“为什么你要去学所谓的‘哲学’，而不是去想办法赚钱，让你妈好过一些？”这些问题我自己也想过无数次。我不知道如何回答，唯一可以回答你的是：我妹妹多赚了些钱给我妈用，这或许缓解了我的负罪感。我妈未从我这儿获得什么好处，她女儿却是比较孝顺。
我对你说我妈是“命苦”之人，我打上了双引号。我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来形容我妈，所以就选择了“命苦”这个词——一个我认为是时代错误（anachronism）的词。而且，我妈自己也不会认同“命苦”对于她的描述，因为这个词会贬低她的坚强、忍耐、努力，她也许会认为，即便自己的确“命苦”，却从来不会认命。
我妈出生于1969年，一个江西的山区。那个年代鼓励生育，因此我外公外婆生了有7、8个孩子，我妈是唯一的女儿，其余全是儿子。我妈是第三个孩子，她有两个哥哥，几个弟弟。
我妈说，她在4、5岁时 ，就开始充当妈妈的角色，她要带她的弟弟，因为她父母都要去干辛苦的农活。在7、8岁时，她也开始干农活。在山区，农田很稀少，都是些梯田。在梯田上种植水稻，必须付出巨大的体力。我外公要挑着100多斤的水稻回到家里晒干，然后又要挑到更远的地方去出售赚点钱。我妈也许不用干这些重活，但是也要挑水，做饭，带孩子，对于一个小女孩来说，无疑是很艰辛的。她是唯一的女孩，而江西人普遍重男轻女，不认为做饭应该是男人的事情，实际上，我在下意识中，也会认为做饭是我老婆的事情，而不是我的事情。
外公外婆是显著的重男轻女的人，我妈强烈渴望上小学，但是我妈的祈求被无情拒绝，当然也有经济上的考虑，因为太穷了，没有钱给我妈读书。我妈一辈子都记得她不能读书的经历，也经常对我说这些，从而有些怨恨她父母，但只是心理上的，她依然对她父母很好。后来，她只能看看电视来自学些普通话。
我妈在结婚之前，做了很多这样那样的事情，有些事情在我妈看来是快乐，但更多的是辛苦，比如挑着100多斤的稻谷走山路，这也使我妈的身高比较矮，不到1.6米。说实话，当我听我妈说她的一些快乐的往事时，我有些惊讶，我一度以为她的往事都是不堪回首的，没想到她还有快乐的时候。当然，她本质上是一个乐观的人，她喜欢笑，即便她遭受了很多的苦难。我的性情似乎与我妈相反。
我妈大概在1989年结婚，也就是她20岁左右就结婚了。那时，她已经算是比较大年龄结婚的了。她嫁给了不同村的一个男人，也就是我父亲。
我父亲的家庭很贫困，也不太和睦、和谐，父亲与他父亲的关系很紧张，父亲与他儿子也很紧张，这会让我感到一种宿命感，我会预期，也许我儿子在未来也会恨我，会不理我。
父亲似乎是读了初一就离开学校了，他在12、3岁时开始干农活，在15岁左右，他跟一个木匠师傅学习木匠。他的木匠生涯应该持续了很多年，但是似乎赚不到什么钱，在他与我妈结婚时，身无分文。老婆是什么？或许对于他来说，只是一个能够为他做饭、洗衣、干活的人。
我妈说，她不曾想到她丈夫的家庭是那么的贫穷，而且更要命的是，她一嫁过去就背负了几万元的负债，她曾经跟我说过，她很想离婚，但是她缺乏教育，她不知道离婚了该怎么办，该去哪里，因此我妈就留下来了。
结婚后，我妈继续干很重的体力活，去山上砍柴，去很远的梯田种植水稻，种植蔬菜，种这种那，养猪，养鸭，养鸡，等等，几乎我妈想得到的，她都会去做，为的是能够多获得点吃的东西，当然能够卖的话也更好。
在1990年代，我那里的农村几乎都没有通电，即便通电，也没有任何的电器使用，煮饭什么的都要柴火，这些柴都是我妈在冬天去山上砍的。
结婚后，我父亲从来不做家务，任何家务都由我妈来完成。种植水稻，收割水稻，然后把水稻挑回来，晒干水稻，都是我妈这个不足1.6米的女人来完成的。我和我妹妹长大一些后，也许会稍微帮助我妈，但是帮助也非常少，非常有限。我作为男人，没有为我妈分担过多少累活，即便在我15、6岁时，我也没有挑过很多水稻，大部分都是我妈一人来完成的。
我妈曾经跟我说过，即便她受再多的罪，也不希望我与我妹妹再经历她经历的事情，希望我们不会受苦。即便在我30岁时，当我扛着肥料上山，她也要求我不要扛那么重的肥料（一般80斤），要我分开来扛，让我多休息，而她自己却不休息，不分开。
我妈对我毫无保留的爱，让我经常感到强烈的愧疚与自责。我妈所遭受到的苦难与困境，让我认为我是一个女性主义（feminism）者，女人需要被社会更为公正地对待，虽然我对我的妻儿很冷漠，那是我的性格使然。
就简要地说这些事情吧。我还没有提到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的辛苦，我们现在带一个孩子都觉得很辛苦。
曾植对我说，他没有为他母亲付出过什么，最大的牺牲是结婚。他说江西很重视传宗接代，为了他母亲不至于过于痛苦，他接受了结婚。“像尼采、克尔凯郭尔都没结婚，他们都不用结婚，我结婚干嘛？”听起来，他对他妻子的感情很淡，谈不上喜欢，但也不排斥。他说，此前他没有谈过恋爱，“没有人会喜欢我这样的人。”妻子是他交往的第一个女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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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的第二天，我陪曾植去中介公司找工作。我想更多地了解他的处境。就我所知，他的积蓄所剩不多，可能只有几百元，他开销很少，房租每月550元，一顿盒饭15元左右，有时自己做饭，常吃的有白菜、鸡蛋和方便面，他对食物毫不在意，吃饱就行。
他家附近有好几家中介，我在路边见到许多花花绿绿的招聘启事，他辞职的那家工厂一直在招人，薪资每月5300到7000元，写着：“外来务工人员最好的归宿，空调车间，坐着上班”。条件似乎不错。但是曾植说并非如此，这是一家做手机摄像头的工厂，他的工作是检修组装镜片的机器，工作的地方噪音很大，他穿着只露出两只眼睛的无尘服，站着工作，手机也不能带，每天12小时，每小时20元左右，加上他从来不和别人说话，每天都极为煎熬。他干了三个月就跑了。这次，曾植想找一个每天8小时、不穿无尘服的工作，如果能坐着更好，简单来说，活少钱多。
我们去了三家中介公司，一直没有看到合适的，因为疫情，很多工厂要求出具24小时内的核酸报告。我们又折回第一家，中介是个热心的女人，她向曾植推荐了一个工厂，“这边待遇真的很好，上8小时，交五险一金，没有这么好的哦。”而且立刻能面试，不用核酸报告，连体检都不用。
曾植决定去试试。工厂在附近，是一家电子元件生产商。我们在接待室等待，桌上摆着两份文件，一个是职工登记表，一个是考卷，要求面试者默写26个英文字母大小写，还有几道数学题，其中一则题目是：“一盒可装50袋产品，每袋可装100只产品，现有4.5万只产品，问可装多少盒？”
曾植面试的岗位是仓库管理，聊了几句后，经理带我们去仓库。所谓仓库管理，就是扫描货物，再把货物搬上货架，是很大的体力劳动。参观完毕，经理对曾植说：“你做仓库的经验也没有，多少要有一点点，不过最重要是能吃苦，正常工作的话还是比较累的，要能吃苦，这才是最重要的。”他叫曾植回家等通知。
时间尚早，我们便在街上闲逛。刚刚曾植登记信息时，我才知道他的真实姓名，他曾和我提起，曾植不是他的原名，当我提起他的原名，他非常反感，请我尊重他，我猜想他是想和父亲划清界限。他说，“我试图超出习惯上对真名的定义，我认为曾植就是我的真名。”他觉得这具有哲学意味，“海德格尔也是这样使用日常概念的，他总是用特别的解释来使用日常的概念：比如事件、存在、世界、罪责、良心等等，所有海德格尔的核心概念都不能被日常用法解释。”
这两天，曾植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是个不善言谈的人，但善良、柔软，也比很多人诚实。他的口语表达很弱，很难描述具体的事件、场景。但是他的文字能力却很好，语句通畅，用词准确，中文夹杂英文，提到一些书，也会做出中肯的判断。他一直有记日记的习惯。我问他是否可以把日记给我看看，他犹豫了一阵，同意了。
尽管我浏览了他在知乎、豆瓣上发表的全部文章、动态，他的日记还是令我有些意外。他活在困苦中，不知道“如何活下去”，主要的原因是他不想打工，但又不得不打工。绝望的是，他看不到什么出路，如果他必须把主要的精力用于阅读，他就只能打打零工，这又进一步导致他处境的恶化，他存不下一丁点儿钱。在汕头的那几年是他最黯淡的时期，他几乎要饿死，工友给了他一千块钱，他才有钱吃饭。他的精神状况也十分糟糕，他总是想自杀，死亡在日记中反复出现，我怀疑他那时是否患上了抑郁症。
“那时我没钱，工作也没有，在饿死的边缘，但我并不想工作，我觉得有更重要的事。”曾植向我回忆，他当时正在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
“几乎没有什么事情我是干成的，我希望对哲学有比较深的理解，但是我也知道，我的认识还比较肤浅，假如我和很多人一样一心想工作，我应该不会这样。”他停顿了片刻，“说实在的，我是很多年来，一直都这样子。”
曾植说，他想过跳楼，许多次在楼顶徘徊了几个小时，不敢跳，他试过上吊，也没有成功。也许从本能上，从内心深处，他是害怕、拒绝死亡的。
他继续说：“绝望是我的主调，和我现在头发白有某种关系，至少促进了我的白发。可以这么说，因为我对哲学有这样的热情，导致我生活比较困难。我不理解哲学，也是一种绝望，我深入不进去，感觉好像很遥远。另一个主调就是恨吧，我恨我的生活，恨我自己使我妈痛苦，恨我在哲学上的肤浅，恨我没有赚钱。”
他看上去很平常，也有了家庭，他没有直说，他的妻子带给了他日常的温暖，偶尔，他会在日记中提到妻子给他做的鲫鱼汤。
“现在我好像无所谓绝望不绝望了，半个月前我还想从楼上跳下去，感觉什么都不要，不愿意去管了。什么哲学，乱七八糟的，都可以不要。我只是想想而已，甚至没有想很久，可能十分钟那样子。”曾植说。
日记的时间从2013年到现在，其中可以看出他英语的进步。2018年到2019年，他开始用英语写日记，称要把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后来又觉得英语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想法而作罢。
当然，最多的是关于哲学的沉思。过去的十几年，曾植断断续续地几次翻阅《存在与时间》，这本出版于1926年的哲学著作，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之一。海德格尔的语言晦涩，常人难以进入。事实上，他读得越久，发现困惑难解的地方就越多，似乎许多地方包含前人尚未解读的暗示。曾植觉得，海德格尔离他很遥远。
今年年初，他重新打开《存在与时间》。这本书的开篇，海德格尔引用柏拉图的话：“当你们用存在着这样的词，虽然你们早就很熟悉这些词的意思，不过，虽然我们也曾以为自己是懂得的，现在却感到困惑不安。”海德格尔追问，“我们用“存在”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了答案吗？没有。所以现在要重新提出存在的意义问题。”他继而写明《存在与时间》的意图，便是“具体而微地把存在的意义问题梳理清楚”。这一次，曾植感到海德格尔和他产生了奇妙的、紧密的关联。
进行《存在与时间》的阅读依然困难。曾植便转而阅读二手文献，他下载了两百多本关于海德格尔的英语书，通过这种方式逐步地理解海德格尔。在这个过程中，他会想到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想到他所遭遇的歧视和欺骗，似乎是以一种悲哀的心境在阅读。
海德格尔的一生只有一个问题，即存在问题。存在是怎么发生的？或者说，如何理解存在？为什么存在是存在的，而不是虚无？对曾植来说，这也是哲学最根本的问题，“我现在唯有海德格尔，海德格尔不仅仅是我的对思想的虔诚，更是一种现实性——即我希望以海德格尔为职业。”
这场海德格尔之旅，在9月迎来一个转折。有一天，他觉得自己捕捉到了海德格尔的思想之一——“本真性”。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部分，海德格尔花了两个章节书写“本真”。为什么本真性的价值那么大？他想，“本真性的价值是揭示真正的存在本身，揭示真理。”他还想起克尔凯郭尔，这位存在主义哲学之父认为，找到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真理（主观真理），在这个真理中生活，是人的一生真正的生活方式。曾植倾向于将“本真”理解成克尔凯郭尔的“主观真理”，也就是“commitment”。
“本真性之人是创造存在，能够看到真理并且生活于真理之中的人。”他写道。
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事件，他觉得找到了指引人生的一颗明星。他自问，我的commitment是什么？理解海德格尔的目的是什么？他没有答案。这个时候，他又陷入不知道阅读哲学的意义是什么的茫然中。
那些天，他无时不刻在思考哲学，也给他造成很大的负担，因为他还得上班。他厌恶上班。“这令人疲倦”，他写道，“太累了”。
我着重看了他11月的日记，也就是他在豆瓣发帖前后的记录，想知道他的心态有什么变化。我发现他对这则帖子引起的关注不是没有预判，在发帖前，他便设想了公布他的农民工身份会引起关注，也许没有十足的把握，他的目的是为了能够让他的翻译得到出版。他写下这些的时候，还无法预计之后人们对他的讨论会那么热烈，其中不乏责骂，“我很害怕，我感到无法承担这样的结果”，他后来对我说，他不想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了。
但在当时，我的到来是他所期盼的，他说还有几个记者联系了他，他“受宠若惊”。我这么说倒没有批评他的意思，我认为他这么做无可厚非，对他来说，也许是最后一搏，尤其是考虑到他之前遭遇的种种痛苦。
我向曾植表明了我的看法。他有些尴尬，说道：“我不太愿意承认我有什么现实目的，可能你会觉得我有这些目的，实际上我可能也有，虽然我假装不承认，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说的意思。”
“我经常质问自己，我读哲学是不是有现实目的，假如我有，我觉得自己很悲哀，我觉得不是为了思想本身，而是为了外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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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之行后，我回到了北京。一个豆瓣ID“Rimboud”的网友告诉我，今年7月，他在海德格尔小组注意到曾植更新他的翻译，点开仔细看后，发现他翻译得挺不错的，专业术语参考了国内很多关于海德格尔的书，做得挺认真、细致和严谨，“哲学书的句子是特别长的，而且难翻译，他应该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Rimboud”是华南师范大学的哲学系研究生，他经常和曾植交流哲学，也会纠正曾植对一些术语的翻译。我问他：“曾植翻译的这本《海德格尔导论》的价值有多大？”我想知道，这是否能够证明他有读研究生的能力？
他说，Richard Polt的入门导读对于初学者来说值得一读，“曾植的英语水平、对海德格尔著作的阅读量以及他自身的思考肯定是能够就读研究生及以上学历的。”“Rimboud”补充道：“最重要的是他的哲学热情，比大部分哲硕的学生都要高很多。”
我从厦门回来不久后，腾讯新闻的谷雨实验室报道了曾植，引起了广泛关注。
报道的标题叫《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曾植化名“陈直”，口述了自己读哲学和打工的经历，当天阅读量过了十万。我的朋友圈也有很多人转发。接着，我看到各种各样的评论文章，有人对此文进行了阶级分析，认为谷雨的报道是阶级凝视；有人说，“陈直”读错了书，海德格尔不是写给农民工看的，是农民工的“一个坑”；也有不少人批评“陈直”对妻儿的态度，因为他说“婚礼的具体日期已经忘了”“看到孩子出生，没有太大的感觉”。
这些纷纭的评论给我隔靴搔痒的观感，“陈直”变成一个话题，他是“学哲学的农民工”，身处底层的理想主义者，仅此而已，人们唏嘘一番，借题发挥，在社交媒体找点儿乐子。这些讨论和他本人已经相去甚远。
但另一方面，整件事情隐含着一些真正重要的问题。比如，普通人和哲学的关系是什么？如果哲学给人带来的痛苦大于快乐，哲学是否还有其价值？如果有，这个价值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哲学是有闲阶级的思想活动，那么哲学是否具有阶级性？农民工读哲学和知识分子读哲学有什么不同？最后，一个农民工思考海德格尔到底是不是一件正常的事？
我试着联系陈嘉映，把这些问题发给了他。陈嘉映是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的译者，被称为“中国最接近哲学家的人”，他或许能给一些答案。陈嘉映拒绝了我的采访，他说：“这些问题都是好问题，也是这篇文章之后人人都在问的问题。但不好意思，我通常不接受采访，我也实在是最近忙别的事。”他推荐了一个叫许亮的年轻学者给我，又说如果方便把采访结果发他一份。我想陈嘉映可能对此很感兴趣，但又不想介入无端的纷扰。
许亮的硕士毕业论文研究的是“民间哲学爱好者”，简称民哲，如今，民哲一词已接近贬义。许亮对民哲的定义是，“在社会身份上与学院、体制中的哲学研究者相对的一群业余哲学爱好者 ”。这么说，曾植也算民哲。但许亮说，在他眼中，曾植不是一个典型的民哲。曾植很年轻，许亮接触的民哲几乎都是60后，那些人经过了社会剧烈的转型，拥抱哲学是一件很自然的事，他很难理解曾植的动力。最根本的区别是，民哲读哲学的目的是建立一套自己的哲学体系，有些听起来简直怪力乱神，比如“通天哲学”“反熵运行体系”，还有人提出“世界起源于大湘西”。民哲给人的印象是，“落魄失意，自傲又矛盾地渴望被认可。”
但曾植不想建立什么体系，我曾问他对海德格尔的看法，他没有回答，说他对海德格尔没有看法，他阅读的是其他学者对海德格尔的研究，因此只能说别人的看法。曾植的兴趣在于搞懂海德格尔在说什么。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接近于陈嘉映所说的“学术训练”。
许亮说：“我挺敬佩曾植的，同情、怜悯倒是其次。我觉得不是哲学给曾植带来了什么，而是人们对哲学的态度是什么样？这直接影响到做哲学的人他们的生活状况。”
曾植从大学退学是很不明智的决定，他完全可以拿到本科学位，再报考哲学专业的研究生，如果他以哲学为志业，他可以读博士，最终找一所大学任教，成为一名哲学老师。他显然很后悔，不然他也不会想再进入大学，但是他的想法未免过于天真。首先，他想以翻译作为同等学历读研究生、博士，只要上网查一下你就知道，在我国，同等学力的条件是具有大专学历或者本科结业生、所在单位的工作证明，等等。是否翻译书籍和同等学力没有关系。此外，他的翻译无法出版，因为他没有取得版权，即便出版也属于非法出版物。在很多事情上，曾植缺乏社会常识，或者说，他因为对社会规范的轻视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他的身份与其说是农民工，不如说是一个打工的大学辍学生。
如“Rimboud”所说，曾植拥有对哲学真正的激情，我想他在阅读的时候，的确感受到了短暂的自由和愉悦，但离开书本，他又无法避免现实的残酷性。
6
在曾植的出租房，我见到了他的妻子。房间大约二十平米，但装备齐全，有厨房、卫生间和卧室。卧室里有一张床和一个书桌，衣服挂在墙上和门外的过道，房间的采光很好，屋子里很亮堂，面积虽小，但并不让人觉得压抑。
妻子不想暴露姓名，就叫她王丽吧。那是早晨，王丽刚下夜班，穿着白蓝相间的工厂制服，她的脸色有些疲惫，头发扎在脑后，露出圆圆的、朴素的脸蛋儿，她今年29岁。
王丽和曾植是老乡。王丽是中专学历，在卫校学的护士，毕业后一开始在诊所当护士，之后在她舅舅开的电子产品专卖店卖货。去年，通过熟人介绍，她认识了曾植，俩人性格都挺安静，王丽知道他爱看书，但不知道他看什么书，曾植和他聊起书里的东西，她听不懂。但他们开始约会，逛公园、看电影、喝奶茶，王丽觉得曾植老实本分，可靠，就是不爱和人说话，也许有点太安静了。
他们很快就结婚了。结婚后，王丽才知道曾植看哲学，她从他那儿知道了海德格尔，一个德国的哲学家，再多也不清楚。她住进了曾植家，很快就发现哲学是丈夫和父母之间最大的矛盾。其实他妈不知道那是哲学，他妈就觉得是不务正业，他妈叫儿子别看了，儿子不听，她一气之下把书扔了，她还藏过儿子的Kindle。
“你以后会后悔的！”他妈说。
王丽怀孕后在村委会做文员，一个月2500块，曾植经常叫她帮他打印英文书，她才知道原来丈夫的英语这么好。她的态度不像公婆那么激烈。她对我说，她觉得空余时间看书很正常，就像有人爱刷抖音，有人爱听歌。她听说曾植大学时候就读哲学，到现在有十多年了，“毕竟做一件事情坚持那么长时间，要放弃是很难的。”
对这件事，她有自己的底线，就是不能不上班，“他要读这个书也可以，但是你必须要上班，不可能一天到晚光读书不上班。现在孩子也出生了，肯定花的钱越来越多，不出去挣钱的话是不行的，毕竟要养家嘛。”
虽然这样想，她不敢太逼着曾植上班。半个月前，曾植说上班上得有点累，想辞职。他们在一家工厂打工，她说，累你就休息一段时间。她知道丈夫不爱说话，她呢，虽然内向，但和人家熟悉了也会有话聊，尤其在车间，除了机器的声音就只有说话的声音，要是不说话，时间久了，人会打瞌睡，但边聊天边干活，一天就过去了。她每天做12小时，不休假，一个月可以赚6200元。
她知道丈夫很焦虑。辞职后的一个晚上，他急得在房间走来走去。他几乎不发脾气，但你能看出来，他有多发愁。
曾植也试过挣钱，但缺乏足够的行动力，运气也不太好。他曾用仅有的几千元炒股，一个星期亏了一千多块，他又从网上看到许多“炒股倾家荡产”的新闻，立刻决定退出股市。他还学过编程，学了一个月，觉得门槛太高，就放弃了。去年，他的同学开电商公司，在拼多多上卖大码女装，叫他去广州创业，他的工作是注册好多个拼多多账号下订单，给店铺“刷单”，一个月四千块，干了两个多月，因为退货率太高，公司倒闭，曾植又回到了工厂。
他的身体时不时会出现问题。2019年，他睡觉的时候觉得头晕、恶心，这种情况出现了几次，那时他在富士康，和中介公司签的合同，属于派遣工，没有医保卡，觉得去检查要花费不少钱，就没去。他在网上查了症状，判断自己得了耳石症，一种由于位于内耳的“耳石”脱落引起的短暂眩晕。但一年后，这个症状就消失了。
我想这些生理症状，比如耳石症、口吃，和他的现实处境有很大关系。曾植翻译的第一篇文章不是哲学论文，而是一篇关于农民工的新闻报道。曾植说，他总觉得被歧视，他不敢在地铁上用Kindle，“因为我是一个农民工，别人会笑话我读书。”
从心底里，王丽希望丈夫能实际一点儿，放弃哲学，做一个普通的人。隐隐约约的，她觉得那些书会害了他。曾植喜欢和她谈外国的农村，说国外有多么多么好，那边的农村有多美，美国的农民坐着不用干活。她反驳他，怎么可能，哪里的农村都一样，有什么区别！
她劝他：“你看这些书我感觉没用，一点都不切实际，你看看就行了，都不是真的。再这样下去，你整个人都会脱离现实生活，活在书里的世界了。”她没好气地说，现实生活还不是照样该干活干活，该上班上班。
有时候，她觉得曾植过度敏感，可能也是看书造成的。曾植总是说，别人看不起他，她很奇怪，谁看不起你了？曾植说不上来。去年过年，她带他买衣服，一件两百多元的棉袄，曾植突然来了一句，“别人会不会说？”她莫名其妙，“谁会说你！你自己的钱自己花，你想那么多干什么，天冷了，衣服不够穿就买啊，别人嘴里有一百个你，你在乎那么多，你不会累死啊。”
那天，我和王丽聊了很久，能看出来，尽管曾植有一些坏毛病，她对这桩婚姻很满意。她计划在厦门待两三年，存点钱，回县城买个房子。她说，曾植是个贴心的人，会给她做饭、洗衣服、取快递，有时候他取快递会故意叫她陪着。去哪儿，和什么人见面，曾植会主动告诉她。去年，曾植学了驾照，她父母来看她，曾植会开车送他们回去，也会叫她陪同。而且，他脾气好，对很多事都有某种宽容，这是一个难得的品质。但曾植脑子里到底在想什么？她所知甚少，也许那是她永远无法进入的世界。
中午，我、王丽和曾植一起在楼下的快餐店吃了顿饭。吃完饭，王丽上楼睡觉，我和曾植留下来说话。
“你老婆很辛苦。”我说，“她每天上夜班，一个月都不休息。”我的意思是，他不工作对她老婆有点不公平。
“假如我一年到头这样干的话，我别读什么东西了，也别翻译了。”他说，“如果她觉得我比较懒，她完全可以离婚。”
我们又聊到了海德格尔。
“哲学肯定没有解答我的困惑，海德格尔说过，发问是思想的虔诚，问题永远是无尽的，他说他也依然只是在发问，而不是解答。哲学对我是有影响的，但是你也知道，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人的影响更深，我也不断地在真正的思想与潜移默化的观念中挣扎。”
我提起今年9月他在思想上的转折，那个对“本真性”的突破。
“本真这个概念对我很重要，不仅仅是认识上，实践上更重要，它是我的存在方式或者叫生活方式。它让我对自己的理解有很多不同。我认为真正的人是有使命感的人。”曾植说。
“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呢？”
“我现在还没有找到属于我的真理。我以前觉得哲学本身是目的，就在今年，我觉得哲学只是通往真理的途径而已，它能够让我理解更深刻的事情，找到自己的真理。我觉得真理应该超越了所有的尊敬、仰望、鄙视、仇恨、善恶，是超越一切的。”
我们在路口分别，正值工厂午休，街上多了很多穿制服的工人，脸庞年轻、蓬勃，有种学校放学的气氛。很快，他便消失在熙攘的人群中去了。
（文中许亮、王丽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李纯，编辑：靳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