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一张总结了百度、腾讯、快手、滴滴等19家互联网大厂精简人员的截图开始在社交平台上流传。
时代周报记者从多位大厂员工处了解到，互联网公司在年底一般都会进行一定的人员调整，该截图中，具体裁员数字的真实性存疑，但今年确实“情况不太好”。
无论是被裁员还是有幸留下的人，无不在这个寒冬打个寒战，为自己的将来思虑一二。
这就像是身在围城，无论是国内大厂还是外企大厂，并没有什么一劳永逸，或者是完美无缺。
在离开者中，外企或许是他们的优先选择，尽管工资赶不上国内大厂，竞争压力没有那么大。但身在外企的人，正在眼红大厂的扁平化和高工资，积极寻找进入大厂的机会。
2016年，移动互联网一篇蓝海，大厂工资的“倒挂”现象还不严重，那时的程序员们都在打听哪里工资高，想通过跳槽来提高薪水。2022年前夕，很多程序员想知道，哪里未来可以养老。
分水岭
都说35岁是程序员的分水岭和枯荣线，李明不这么想。
”35岁？28岁以上的社招简历都直接扔掉了。“身处某大厂内容部门的李明亲眼见证了部门的招人潜规则，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深深担忧。
28岁的李明，去年从工作了几年的国家一头扎回国内大厂。“当时觉得，国内大厂的业务场景更多元化，能积累更多经验。”
蜜月期转瞬即逝，李明坦言，这一年间，他对大厂的工作攒够了失望。即便如此，今年7月前，李明还抱有希望，觉得自己能在这条业务线上做下去。
但今年7月，随着相关政策调整，地产和教育行业发生了不同程度的收缩，而这两者恰巧是李明所在部门最重要的客户。
一名TMT行业分析师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教育、地产都是互联网大厂的重要广告客户，但今年在政策强监管下，两者都开始在广告投放上变得低调起来。”
“当时觉得不可能，这条业务线将近3万人，30%的裁员比例，就是9000人。这太夸张了。”李明回忆道。
不再考虑大厂
但从那时开始，每次李明的业务出现问题要找对接人时，都发现原本的负责人不见了。李明留了一个心眼，开始私下打听这些人去了哪里。
后来，身边的程序员们也在一个个离开，有的流向了其他更有前景的部门，还有的干脆在厂内消失了。
最后，甚至李明自己的大领导，也转身投奔了央企的怀抱。
随着人员的减少和更替，李明组内的氛围越来越紧张。新来的组长由于业务不熟悉，频频带着组员们一起出错；周边的同事大多在私下里忙着谋求更有前景的工作，无心本职业务。一旦业务出现问题，成员之间只会互相甩锅；而且这样的环境下，频繁出错在所难免。
裁员的流言蜚语还在头顶盘旋，表面的粉饰太平还得继续：该加班还是要加班，各部门会议还是要一个不落的开。
李明觉得，裁员也许到不了自己头上，但压抑的氛围快要把他逼疯了，“满脑子只有摆脱这一切”。
考虑下家时，李明排除了跳到另一家大厂的可能。“各家to C的业务都不景气，换一家大厂继续卷，实在没意思”，他的目标是外企的技术岗位，并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做功课和准备面试。
更重要的是，李明发现，大厂们在招聘时，不仅优先录取28岁以下的员工，薪资倒挂的现象也频频出现。
李明向时代周边记者介绍，类似微软和亚马逊这样的外企，在中国区的业务量比较稳定。总体而言，工作时长比国内大厂要健康许多。最重要的是，“这些外企多半会更在乎员工的感受”。
近日，李明终于拿到了其中一家外企的offer，打算赶在年前去报道，“然后回家过个安稳的年”。
管理岗
王耀某种程度上站在李明心目中的终点，但他有自己的忧愁。
27岁的王耀本科毕业于国内排名前10的院校。大学实习时，他见识到了大厂“内卷”的可怕。
“十点半，谁都不敢走，非要赖在公司，让老板看到我很辛苦，大家就是形式化地在加班。”王耀回忆当时的经历称。
王耀选择逃离这样的生活。他辗转美国攻读硕士，毕业后进入亚马逊成为一名程序员。亚马逊的生活早上10点打卡，下午5点下班，再加上每天2小时的摸鱼事件，“有效工作时间不超过6小时”。
在他看来，外企最吸引他的一点，是生活能和工作分开。
“身边的同事会在周末去滑雪、爬山、看球赛，下班后基本可以不回复工作消息。”王耀说，节假日前后，一些主管还会以带孩子为由，提前三四个小时结束办公，赶着员工回家。
35岁的裁员线在这基本不存在。亚马逊在一众外企中以人员更新频率快著称，但王耀的部门有多名从业十余年的软件工程师，仍然在做着技术岗的活。
“在国内，转管理岗是不成文的规矩。”王耀介绍称，在国内大厂，到了一定的年龄、一定的级别，不转成管理岗，职业生涯基本就到头了。以阿里为例，P7意味着至少需要带着一个小组，P8基本就得领着20、30人做项目，“就算你是技术岗，最终也是要求会做管理的工作，无法顺利转型则会被淘汰。”
王耀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因为美国劳动力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大家反而会思考效率的问题，这时经验的性价比就会大幅度提升，程序员也能“越老越吃香”。
围墙内外
税前月薪1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3万元）、一毕业即全款提车，再攒几年，郊区的联排别墅也不是什么难事，看似过上理想生活的王耀有自己的烦恼。
受疫情影响，王耀已经独自在西雅图的家办公超过一年时间了。“同事之间联系薄弱，平时以呆在家里为主“、4点多天黑后基本不再出门”、“独居青年将近0社交”......他开始怀念下班约着同事撸串的日子，也想念故乡的父母，缺乏归属感的王耀，萌生了回国的念头。
“回到外企的国内部门养老或许是一个折中的选择。”王耀说。
机会并不是没有，亚马逊每年都有外调中国的名额。但想回归国内的外企养老，则需要付出一些代价。
首先面临的是工资报酬骤降。“以亚马逊同个级别的岗位为例，国内与在美员工，工资差别还是蛮大的，大概乘以0.5~0.6左右，换算成人民币后，有着一倍多的薪资差距。”王耀说。
此外，外企的升职、加薪机会，更讲究资历。在大厂卷上5、6年，也许能凭借个人实力超前提拔，但外企的步调和幅度均有限制，”一个萝卜一个坑，上面的萝卜不挪，你就没地方放“。
到底是去国内大厂、还是到国内外企驻点减薪养老，王耀至今拿不准主意，因为都没有那么尽善尽美。
王耀的遭遇也是李明犹豫的原因。
李明的程序员朋友王刚今年已经推荐了6位程序员“出海”前往新加坡。
现在的李明，还接受不了如此养老的生活。
“感觉还没到那个年龄，一时半会儿切换不来。”李明说，最重要的是，他舍不下家人和朋友。新加坡的业余生活也略显枯燥，李明业余最爱livehouse文化在新加坡难觅踪影，但在国内却蓬勃发展。
大厂围城，里面的人想出去，外面的人想要进来，这就是目前互联网程序员的现状。李明、王耀、王刚，看似都站在对方的终点上，却又都在准备起跑，奔向对岸。
（应受访对象要求，文中李明、王耀、王刚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