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路尘，头图来自：受访者
“这个星期我们已经失去了11只我们的优雅巨人，干旱仍在恶化，”11月11日，肯尼亚Sabuli野生动物保护区发出了他们最新一条求救推文，并附上了四张摄于保护区内的死亡长颈鹿的照片，“我们的生计正在逐渐丧失，因为缺少降雨，因为气候变化。”在推文的末尾，他们加上了这样一个tag：#谁去告诉COP26。
这条推文获得了856次转发和696个赞，数十名推特用户接力发出了使用同一tag的相关呼吁推文，在推文发出前两天，包括美联社和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多家国际媒体也刊登了同一组拍摄于Sabuli的照片，对于推特粉丝总量直到现在也只有452的保护区来说，这是此前无法想象的关注度。
但11月16日，在给我的回复邮件中，Sabuli保护区主席穆罕默德·沙尔马克简短地写道：“目前为止，我们没有接到任何形式的任何国际援助。”
“国家灾难”
今年9月，来自肯尼亚的一条消息曾短暂地获得过国际媒体不多的注意力：肯尼亚总统办公室在9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旱灾已经成为“国家灾难”。按照测算，将有200~300万肯尼亚人在今年年底之前面临饥荒，其分布范围包括了肯尼亚全国47个县中的23个。
但即使如此，对于外界，这仍然只是多灾多难的非洲传来的又一个遥远的坏消息，仅此而已。
同样遥远的还有这片世界眼中贫穷而落后的大陆，对于“气候变化”这样的新潮议题的迫切关注。当世界上的大部分普通人直到2019年，才从瑞典气候少女格蕾塔开始自己对于气候问题的初步认知，非洲大陆上为了对抗和减缓气候变化带来的种种灾难的努力，已经在全球视野之外默默持续多年。
曾在非洲多地长期驻守的资深野生动物摄影师肖戈回忆，气候变化造成的灾难性影响在非洲体现得是如此剧烈而明显，任何人都无法视而不见，“旱季和雨季已经完全乱了，”他说，“过去我们会算好时间出发，知道什么季节可以拍到什么，近几年这些规律已经没有用处，你无法预测抵达的时候那里是什么样。”
2018年，肖戈在一次以火烈鸟起舞为主题的拍摄中空手而归，因为那一年栖息地暴雨频仍，湖水上涨了超过60公分，繁殖季的数十万只火烈鸟被活活淹死，等到肖戈抵达时，湖面静悄悄地，已经空无一物。“如果那样的降雨持续三年，火烈鸟就会灭绝，”他回忆，“还好2019年雨水又恢复了正常，所以现在它们还在。”
Sabuli保护区同样创建于2018年，初心正是帮助当地社区和野生动物对抗气候变化——保护区位于肯尼亚东北部Wajir县，邻近索马里边境，由于干旱频繁发生，当地人已经不可逆转地失去了他们大部分赖以为生的家畜，野生动物则越来越多地死于干旱和随之而来日益剧烈的人兽冲突。
在肯尼亚，以生态旅游和野生动物保护为事业和资金来源的私人保护区（有别于政府设立的国家公园）是一种十分流行的社会企业形式，如果保护区能够运转，来自生态旅游和其他资助的款项将能够充当本地人可持续的收入来源，但即使如此，为了说服近乎一无所有的当地社区首先让出他们的牧场作为野生动物栖息地，沙尔马克依然花费了足足七年时间。
自建立之日起，Sabuli保护区就投入了大量精力管理和建设基础水设施，希望能够在干旱来临时尽量确保人、家畜和野生动物各自的最低用水需求。与之同时，过去几年里绿色和平组织位于肯尼亚的非洲总部办公室也在持续培育当地的生态小农农业，希望帮助他们在气候变化的影响下维持稳定的农作物产出，从而部分地解决本地粮食问题。
然而，这些已经持续数年的自救努力，在波动日益剧烈的气候面前作用仍然微乎其微。
沙尔马克告诉我，Sabuli地区的上一次降雨要追溯到2020年4月，在这之后的长达19个月里，当地降水量为零。这让他们提前准备的储水设施毫无用处，依靠驴或骆驼向保护区内水槽运水的计划也无从谈起。Sabuli所在的Wajir县也是肯尼亚境内本轮旱灾的中心区域之一，绿色和平非洲食品项目主任Claire Nasike在与我的采访中提及，由于干旱，Wajir已经出现被迫外迁的气候难民，沙尔马克则说，在能走的人离开以后，被留下的当地人“正在被迫同牲畜和野生动物争夺水源”。
Claire Nasike同时表示，预计本轮旱灾中本地小农农业收成至少会降低70%。来自肯尼亚中部小镇Nyeri的Dorothy则告诉我，在最近几个月她正在越来越频繁地去市场买菜，过去她吃的蔬菜主要由留在老家务农的父母送来，但近几个月，她父母地里的收成少到了甚至不够分给她。Nyeri位于首都内罗毕以北约100公里，并非受旱灾直接影响的地区，但变化剧烈的气候仍然影响到了农作物收成。
非洲是全球受气候变化影响最严重的大陆之一，肯尼亚所在的东非和非洲之角地区，在未来三十年全球可能出现的2.16亿国界内难民当中已占到了12%，然而，肯尼亚的情况绝非东非最糟，东非的灾情对于整个非洲大陆来说也仍然排不上号——事实上，肯尼亚是东非近年来最具活力的经济体，在与Sabuli距离仅几十公里的邻国索马里，持续旱灾已经导致南部部分地区80%的牲畜死亡，而在西北方向更靠近撒哈拉沙漠的萨勒赫地区，数十年干旱和时有发生的洪水已经在摧毁生计之后，又将当地拖入了持续动乱。
疫情重压
而在此之外，作为全球经济的最外围，非洲又在新冠疫情造成的全球经济下行当中首当其冲。
位于肯尼亚西南部的社会企业GameWatchers管理着四块彼此独立的私人保护区营地，直到目前，旱灾尚未对这里造成太过明显的影响，但2020年开始因全球大流行导致的全球封锁，却从根本上切断了他们所有资金来源：客源断了。
为了自救，GameWatchers在2021年初开放了“认养一英亩”的众筹项目，希望能够利用外部资金扛过疫情带来的暂时难关。无论从规模、管理水平或客源方面，GameWatchers在肯尼亚为数众多的私人保护区中都已算得上首屈一指，国内外获奖无数，接待过包括大卫·爱登堡在内的多位世界级纪录片拍摄团队，旗下Ol Kinyei保护区已经进入IUCN“绿名单”，是全球运转最为良好、保护效果也最为突出的四十九个自然保护区之一。
为了尽量吸引支持，GameWatchers设定的最低认捐额度仅为一英亩，价格只有35美元（约合人民币230元），这在世界很多地区都不足一顿饭钱，但却是当地马赛人每年能够从一英亩牧场上获得的平均牧业收入的两倍。
但这一切都未能改变他们在2021年陷入资金链全面断裂的命运：需要续租的42500英亩土地，直到2021年5月也只有9000英亩获得了认捐，而续租的日期迫在眉睫。
2021年10月，保护区主席Mohanjeet Brar在邮件中告诉我，与当地社区的退租谈判正在进行。这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的局面，但也没有任何人能够找到除暂时退租之外的替代方案：在租金停付之后，当地马赛家庭还要依靠放牧获得一些仅有的收入。
而在Sabuli，形势还要严峻得多：疫情不仅摧毁了他们本就十分微薄的旅游收入，还造成了空前严峻的盗猎压力——位于肯尼亚与索马里的边境地区，最近的难民安置营Dadaab距离Sabuli保护区仅有二十公里，疫情封锁和供应紧张，让难民营中的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越来越多的人进入Sabuli盗取生活燃料，同时猎杀保护区内的长颈鹿和瞪羚等动物用作（或卖作）食物。雪上加霜的是，索马里还有认为长颈鹿肉具有药物作用的民间迷信——这让大流行阴影笼罩下的索马里人更容易为长颈鹿肉买单。
旱灾进一步增加了财政压力，无论是人力运水进保护区，还是防盗猎防走私，都需要巡逻员更多的工作投入，而保护区连为他们发放工资都不能稳定保证。
今年3月，《华盛顿邮报》曾在一篇报道肯尼亚保护区情况的特稿中警告，如果情况不能在短期内得到改善，“三十年来的保护成果将会毁于一旦”。
肯尼亚所在的东非大草原是全世界野生动物多样性最高的地区之一，过去几十年来肯尼亚已将生态旅游树立为本国支柱产业，并因此成了新冠大流行之下全球封锁的意外受害者。肖戈告诉我，时至今日他在肯尼亚的朋友大部分已经陷入失业或生意倒闭，余下的幸存者也态度悲观。Dorothy证实了这种看法，由于接踵而至的失业和倒闭潮，她和她的同学自去年大学毕业以后，大部分至今仍没能找到正式工作，这在此前经济高速发展的东非第一经济体肯尼亚并不常见。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肯尼亚实际国内生产总值预估收缩0.3%，主要的增长来自农业，2021年，尽管其他经济部门有复苏迹象，但旅游业仍然面临巨大压力，且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仍在大流行、财政下滑和气候灾害风险之下继续增加。
资金缺口
11月初的COP26上，发达国家至今缺位的承诺气候资金成为发展中国家共同的关切议题，与此同时，来自气候脆弱国家论坛的“气候紧急协议”倡议也成为热议题目，但直到会议结束，有关这些资金的具体机制条款依然没能达成。一如Sabuli保护区在同我的邮件中所说，COP26的成果对他们来说仍然令人失望，“决策者们没有真正将气候变化视为一场危机，但它的确是。”
在肯尼亚，危机正在蔓延进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在Dorothy生活的社区，食用油的每升价格已经比一月时上涨了大约2美元，越来越多的食物进入了“负担不起”的清单之中。她将希望寄托于总统肯雅塔即将迎来的连任选举和已经启动的拉票攻势：“北部的人们会得到食物的，虽然不一定够，但会有。”
沙尔马克给我算了另一笔账：雇佣容量为10000升的运水卡车，单日费用约为536美元（60000肯尼亚先令，约为3400人民币），这样的卡车能够在一天内覆盖半径大约300公里的范围，是目前当地社区和野生动物主要的供水来源，但这样“烧钱”，保护区最多只能坚持四十天，而除水之外，长颈鹿等草食动物赖以生存的植被如何维系，仍是无解的问题。2021年10月肯尼亚国家干旱管理局（NDMA）发布的针对Wajir县的报告中，“农业-草场”和“草场”两项均为“警报（alarm）”级别，其未来趋势也仍然为“恶化”。
今年7月，联合国粮农组织表示，应对7~11月即将到来的干旱和粮食危机，肯尼亚将需要92亿肯尼亚先令（约为5.23亿人民币），如果按照此前规律，肯尼亚的两个旱季分别为每年6~10月，以及12月至次年3月，但如今11月即将过去，旱灾并无缓解迹象，危机也仍在继续升级。
11月23日，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肯尼亚办公室在第七届年度权力下放会议上呼吁私营部门和国际发展合作伙伴，支持肯尼亚政府加强县级气候融资。开发计划署驻肯尼亚代表瓦利德·巴达维在会上承认，“COP26 期间的格拉斯哥协议并没有提供肯尼亚等发展中国家有效适应肆虐的气候危机所需的真正有形的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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