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ID:sciencenet-cas),作者:倪思洁、胡珉琦,编辑:宗华,题图来自:受访者谭运洪供图


11月13日,中国地质调查局昆明自然资源综合调查中心4名工作人员在云南哀牢山开展野外作业时失联。截至21日,4人已失联8天,令人揪心。


对于很多科研人员来说,野外科考是获得第一手研究资料的重要手段。那么,野外科考可能面临哪些危险?如何更好地预防和应对这些危险?


《中国科学报》采访了4位有过野外科考经历的科学家,对科研的热情让他们走进人迹罕至的森林、雪山、沙漠。尽管专业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心声:“野外考察,容不得一丝大意。”


以下是他们对各自野外科考经历的讲述:


一、被蜱虫叮咬与眼镜王蛇相遇


谭运洪(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综合保护中心副主任、植物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组长)


2016年,版纳植物园科考队员在缅甸刚下过雨的密林里行进。谭运洪供图<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2016年,版纳植物园科考队员在缅甸刚下过雨的密林里行进。谭运洪供图


我是做植物多样性保护的,进行野外科考已经超过15年。2014年起开始深入到缅甸北部的热带雨林工作。2016年,版纳植物园正式成立中国科学院东南亚生物多样性研究中心,我跟随团队每年要去两次。现在我每年有超过一半的时间待在野外。


提到热带雨林,大家一定最先想到那里是动植物的天堂。但对科考队员来说,风险和研究资源的丰富程度是成正比的。


热带雨林的雨季比较长,缅甸更是全世界降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有时候,我们在林子里工作半个月,天天都在下雨。由于瞬间雨量非常大,山体滑坡、河水暴涨、把路桥冲毁,都是很平常的事,我们年年都会碰到。


在雨林里,真正让我们觉得毛骨悚然的东西是蜱虫。它可能会携带森林脑炎病毒,这是致命的。这些年,我和队友被蜱虫叮咬的次数太多了,好在并没有出现过严重的症状。


但就在今年7月,我从藏南科考回到拉萨,突然开始发烧,全身发冷,倒下去就起不来。我隐隐觉得情况不妙,赶紧回到昆明进行治疗。这时候距离我发病已经过去了10天左右,身上开始出现皮疹现象。


在昆明,医生告诉我情况比较危急,血液检测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怀疑我得了急性血液病。于是,我被转移到了感染科。


当时,有一位比较有经验的医生问我是否有被虫子叮咬过,而我也高度怀疑是蜱虫惹的祸。因此,他马上让我服用四环素和多西环素两种针对性的抗生素。但这两种药物只能吃一个礼拜,如果不见效,意味着情况非常严重,必须做全身检查和治疗。四天以后我终于退烧了,但药物治疗还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肝副作用。


不过,我曾经的一位英国同事就没这么幸运了。由于蜱虫叮咬非常隐秘,前期没有特别的症状。她一时疏忽,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后来陷入昏迷,成了植物人,至今都没有苏醒过来。


除了蜱虫,在野外遇到蛇也是常有的事。雨林里有一些剧毒的蛇类,被咬上一口,如果超过两个小时无法接受治疗,就没有生还的可能。


大家熟知的一位来自美国加州科学院的两爬专家,在缅北葡萄科考时,不慎被毒蛇咬伤,可因为在林子深处,没有任何人能帮他,两小时候后他陷入昏迷,最后客死他乡。


我自己也曾有一次和剧毒的眼镜王蛇相遇,只有一步之遥。好在我走路非常警惕,没有向前迈出最后一步,否则大概已经……


如果我们是在国内科考,遇到紧急情况也许还有条件应对。但像在缅北的雨林地区,那里的村子一百年来几乎没什么发展,交通不便、没有医疗设施,一旦遇到来势汹汹的疾病,只能听天由命。


我们同事之间很少聊这些话题,家人也不是很清楚我们真正的工作环境。很多新来的队员,刚开始都不敢跟家人沟通,就怕家人知道了会不同意他们出野外。还有不少年轻的学生,起初抱着极大的热情和兴趣,但经历了几次野外工作之后,无法承受这样的工作压力和风险,做了别的选择。


我们做植物多样性保护,没法依靠红外相机这样的监测设备,全靠两条腿去丈量。这个专业要留住学生不容易,我们也非常理解。我自己也曾经面临其他的选择,能坚持下来是因为真的喜欢,要我放弃,我舍不得。


年轻的时候跟着老师不觉得有心理负担,现在自己带队,才感到责任重大。所以,我也非常希望,对于那些需要承担较高风险的科考任务,能得到专业的随队医生的支援,平常还可以定期进行一些医疗急救知识的培训。另外,能否提供一些可以覆盖国外科考风险的商业保险,也是值得关注的问题。


二、险些摔下悬崖,偶尔遇见尸体


马鸣(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2005年10-11月,马鸣和科考团队在天山托木尔峰进行科学考察(右二为马鸣)。马鸣供图<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2005年10-11月,马鸣和科考团队在天山托木尔峰进行科学考察(右二为马鸣)。马鸣供图


有一年我在做雪豹调查的时候,一个人上了悬崖。因为我上去以后很累了,想停下来歇一会,就背靠着山、面朝着悬崖。没想到侧面突然就刮过来一股特别大的风,我一下就站不住脚了,往前打了个趔趄。


悬崖有几十米高,摔下去的话肯定没命了。我哗地出了一身冷汗。说实在的,腿都打颤,整个人从心理到生理都撑不住了。之后我就格外小心,先休息了一下,让肌肉恢复恢复,缓了缓才下山。


我那时候已经快50岁了,可能也是有点大意,没想到自己会体力不支,也没想到那会刮过来那样一股邪风。在野外,很多问题的出现都是因为一开始大意了。所以,一点大意都不能有。


我们做雪豹调查大概有10来年的时间,都是去天山、阿尔泰山、昆仑山这些地方,海拔基本都在3000米左右。因为雪豹、秃鹫这些动物都生活在这种高海拔地区。我们想看它们更喜欢在什么地方走,去哪里捕食或者休息。就像福尔摩斯探案一样,去寻找蛛丝马迹,去发现它们的痕迹,脚印、尿迹、粪便、爪痕等等。


为了多发现痕迹,团队里就会分工。大家都不在同一个地方:有的在河的两岸,有的在山脊、谷地,还有的在悬崖上或者悬崖下面……


找雪豹脚印往往是在雪后去找比较好。刚下过雪,地上留下的痕迹就比较新鲜,如果时间久了,印子叠印子,你就不知道这到底是同一只还是好多只,所以我们当时通常都采用雪后调查法。但另一方面,雪后悬崖不太好爬,比较滑、很危险。


以前的野外科考会遇到很多危险,比如那时候我们攀岩都是赤手空拳。除那次之外,我还曾经在穿越无人区的时候断水断粮,爬胡杨树的时候因为树干断了从七八米的树上摔下来,被坐骑(瘦马)咬伤了后背……


偶尔我们还会遇到尸体。有一次我在昆仑山,正在山沟里面休息,突然发现旁边的石窝子有一具尸体。从牙齿看年龄不是特别大,我们猜测这个人可能是进到山沟里之后被洪水下来了,然后被堵在石洞里边饿死了。


在罗布泊考察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碰到尸体,有些可能是迷路了吧?经过这么多年的野外科考,我觉得生命真的是非常脆弱的。一瞬间、几秒钟,可能就没命了,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们再爬山,也会找一些专业的登山队员给我们做一些户外训练,带安全绳、钉子鞋什么的。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做痕迹调查了,而是用红外相机、卫星跟踪、分子技术。这样就简单一点,也会更准确一点。


三、被马拖行十几米,徒步三天翻雪山


刘冰(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2009年8月,沿着雅鲁藏布江徒步前行时,刘冰为队友们拍下的照片。 刘冰供图<br label=图片备注 class=text-img-note>
2009年8月,沿着雅鲁藏布江徒步前行时,刘冰为队友们拍下的照片。 刘冰供图


我第一次参加的比较长时间的科考是2007年7月去新疆的一次经历。那次是中俄联合考察队在阿尔泰山进行植物区系调查,采集植物标本。


我们要从阿勒泰地区哈巴河县的最北边,一个叫白哈巴的地方再往北走,汽车只能开一小段,所以我们从一个叫那仁夏牧场的地方开始骑马,往纳尔森方向走。骑马要骑三天,每天在马背上骑十几个小时,特别累,三天下来裤裆都磨烂了。


我当时完全没有骑马的经验。向导教了我几个动作,比方说两个腿把马肚子一夹,它就会前进;缰绳往上一拉就停止。第一天骑马的时候有点害怕,因为我们走的是山路,马又很高。尤其是下坡的时候,我坐在马鞍上,就老怕栽下去。后来慢慢习惯了就好一些。


那次科考之后,我在内蒙、云南考察的时候也骑过马。但是从2014年之后就再也没有骑过马,因为很多路都修好了。


不过,在西南地区,虽然路修得一年比一年好,但是每年夏天雨季的时候还是偶尔会出现一些地段被冲毁的情况。


2009年8月,我们去西藏墨脱县考察,墨脱县是中国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县。早在1994年从波密县往墨脱县,公路曾经修通过一次,开了一辆车进去,然后路就断了。一断就是十几年,那辆车就一直在县城里放着,成了文物。因为整个县城就那一辆车。


2009年我们去考察的时候,那里的路又一次修通了,所以我们的车就可以开进去。在县城周围考察了两天之后,我们需要继续往南走,去背崩乡方向。结果车子刚开了几公里,两位有30年驾龄的老司机就都不敢开了。


他们说“我们不能把你们这些科研人员性命当儿戏,你们还是走路过去吧,我们开不了”。那个路跟车一样宽,左边是绝壁,右边是雅鲁藏布江的深渊。


没办法,我们沿着雅鲁藏布江徒步走了36公里,在背崩乡考察了几天,又走36公里回来。开车往回走的时候,130公里的路,才开了20公里,结果下了一场大雨,把刚修通的路给冲毁了,剩下的路我们又走了三天。从海拔1000米,走到4300米的雪山垭口,然后再翻山下去走到3000米海拔的地方。中途遇到了修路施工队住的那种简易住处,我们就住一晚。


那个时候已经是9月初,马上要大雪封山,大雪封山之后,这个县城就相当于与世隔绝了。当时司机开着车还出不来,他们说“要是抢修不成功的话,我们就得在里边过冬了,要一直得到第二年5月份雪化了才能出来”。比较幸运的是,仅三天之后路就抢修通了,司机又开着车,翻过山,在那边的山脚下把我们接上。


当然,现在路已经全都修得很好。嘎隆拉山里面还打了个隧道,现在冬天也能进去了。


四、一遍遍强调纪律,不敢有任何闪失


王根绪(中科院成都山地所研究员)


2019年,王根绪团队在青藏高原测量结冰层上水分布。 王根绪供图
2019年,王根绪团队在青藏高原测量结冰层上水分布。 王根绪供图


在野外,我主要是在黄河源区、长江源区做一些样地调查、实验,大概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但没有什么特别危险的经历,我的经历很平淡。


以前有一些搞冰川(研究)的团队,就有人不小心掉到冰窟窿里,也有人不小心掉到河里面,但我们团队都没有遇到过。这一方面可能是我运气好,另一方面我们也确实不敢大意。


我们在野外的时候,一般不会一个人单独去跑一些点。过冰川的时候,我的原则是必须要有一队人,起码要有三四个人。在有冰缝的地方要特别小心,用安全绳相互拴在一起。跨河也特别危险。夏季有洪水,原则上不让涉水过河,因为山里面的洪水会很深很急。


我们没有遇到过大型猛兽,最多也就是遇到过些狼、狐狸之类的。因为我们人多,它们一看见我们就躲着我们,人一多,它们也还是怕人的。


我不会让学生做过于危险的事情。每次去野外考察,我也总要一遍遍跟大家强调纪律。在野外特别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绝对不允许有任何的个人主义。


比方说他/她把自己工作点上的事情先做完了,要先走,要下山去车上等之类的事情都是绝不容许的。大家必须同时出工,同时收工。出去以后,我们千万不敢有任何闪失,即便是受个伤什么的都应该尽量避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科学网(ID:sciencenet-cas),作者:倪思洁、胡珉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