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学勤。 （受访者供图/图）

江学勤六岁时随父母由广东移民到加拿大，作为移民，他始终没过上开心的生活。

父亲做着底层工作，受歧视，脾气暴躁，经常打骂儿子。在学校，江学勤的发型和衣服都“土得掉渣”，个人卫生不好，被同学们疏远。他始终不曾真正融入加拿大社会，只想逃离。

这也是他多年后一获得自由便独自回到中国的原因。

年少时，唯一的希望是常春藤名校，“我要申请常春藤学校，并不是因为我对那些学校有充足了解，事实上我一无所知，我只是想逃离固定的生活轨道，逃离我在加拿大的生活。”

他设法转学到多伦多最优秀的公立高中，上下学途中，在拥挤的地铁车厢读《纽约客》或《大西洋月刊》，加入足球队，组织智力竞答社团，当上校报总编辑。晚上七点回到家，会因为疲惫立刻昏睡过去两小时，再爬起来读书、完成作业、复习，扛到凌晨四点，因为疲惫而再次睡去。八点起床去上学，周而复始。

1995年，江学勤考入耶鲁大学英国文学系。四年后毕业，江学勤孤身回到中国任教。他只愿和名校打交道，先后辗转于北京四中、北大附中、深圳中学和清华附中，推动他褒贬不一的改革计划。很长一段时间内，相关学校的贴吧中，都有人发问：江学勤到底什么时候走。

2012年离开北大附中后，江学勤承认，自己每次推动的改革都很失败。他在著作《创新中国教育》（2014年4月）和《看不见的力量：有关成功、学习和创造力的真相》（2021年6月）中，均回顾了自己的教育改革，并试图寻找一种对于教育而言真正的成功。

很难判断江学勤的改革到底是否失败。在《创新中国教育》的豆瓣短评下，有读者留言称，当初完全不明白江的用意，在改革引起巨大争议时，自己也不明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只是照着江的安排，“闷头过日子”。不过，这位读者表示，如今在美国学校待了几年后，才隐约明白江当年的想法。

从三所名校离开后，江学勤如今的身份是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全球教育创新计划研究员。2021年10月13日，江学勤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就中国教育改革与创新系列问题展开探讨。



《看不见的力量：有关成功、学习和创造力的真相》，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年6月。 （资料图/图）

“他们不是想成功，而是想避免失败”

南方周末：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你为什么到中国的中学任教？（这个选择很少见。）

江学勤：1998年1月到8月，我在北京四中担任外教。这是我第一次回到中国。之前在加拿大很孤独，没什么朋友，经常被欺负，（后来）在耶鲁跟同学也聊不来。但在中国，我能跟很多老师、学生成为朋友。其实，我的父亲和爷爷以前也是老师。我父亲从小学习很好，从农村考到江门一中读高中，本来可以成为我们家第一个大学生，很遗憾，他1966年高中毕业，没有读大学，当了小学老师，后来因为教得不错又成为中学生物和数学老师。

回到中国，我想要寻找和我一样有才华但是没被发现的学生。我到北京四中当外教时教的学生，后来有四位考上耶鲁本科，其中一位还成为耶鲁法学院的终身教授。当时的我只想与中国名校接触，后面去了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2012年，从北大附中离职后，我忽然发现，我做教育都很失败。

那时候，我迷信这个世界只有一部分学生是人才，教育的工作就是把这些学生选出来，给他们最好的教育。现在我意识到，这样的教育只会让世界越来越不公平，教育越来越内卷，学生们越来越自卑。

南方周末：为什么会觉得失败？是因为对精英教育的失望吗？

江学勤：2008年，深圳中学王铮校长邀请我去建立专门的出国体系，培养学生去美国读本科。跟这些学生交流后，我发现他们去美国读可能有两个缺陷，一个是英文阅读不够；另一个是思辨能力、合作能力欠缺。为此，我邀请十名美国藤校毕业的学生来上阅读讨论课，还添加了一些课外活动，比如学生自己经营咖啡屋、学生日报。但这些思维模式、改革与学校本部有很大的矛盾。当时有人说，这是用公办资源来服务部分学生。我离开后，之前很多改革都被否定了。（编者注：当时这批出国体系的学生升学情况也不理想。）

我开始怀疑精英教育，也挑战自己上很多不同的课，脱口秀、巴西柔术、跳伞、烹饪课，去接触不同圈层的年轻人。烹饪课里有个18岁的女孩，每天早上4点起床锻炼，8点去餐饮公司上班，下午5点下班，6点上烹饪学校，晚上10点下课，真心热爱烹饪。他们的态度、价值观、努力程度，让我感动。社会有很多不同的人才，不能说这个孩子智商高，成绩好，就是人才，其他人就是“废物”，这个社会可能会偏向智商高的孩子，但这是不公平的。

南方周末：你曾说北大清华应该走精英教育的道路，帮助中国社会变得更有创新性，但代价是会影响教育公平性。你现在还持这个观点吗？

江学勤：我有一些态度的转变，北大、清华不应该走精英教育的路，这会让社会更不公平，我建议考虑让它们变成学术性大学，纯粹搞科研。另外，也可以要求它们用自己的学术资源推动社会公平，比如帮助薄弱学校的发展。顶级大学应该是社会的大脑，做科研，培养知识分子，而不是培养社会的“精英”、优秀的“商人”。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有一定的交集，但两者最好分开。如果一个知识分子把对权力、财富和名气的追逐定为人生目标，势必会影响思考的客观性和独立性。

公平的教育应该满足社会的多样性、多元化要求。第一，教育应该多元化，各种各样的学校应该都有，每个孩子的兴趣不一样，不能用一个标准来衡量所有孩子。第二，教育应该具有灵活性，可以18岁上中专、大专，40岁想再去考一个大学，人不同阶段需求不一样，难免会走一些弯路，教育应该提供多一个选择。第三，教育着眼于弱势群体，以自闭症儿童为例，在西方，自闭症的孩子常常享受最好的教育。

南方周末：在你的自述《耶鲁没有教给我的三件事》中，你说“精英大学的学生们期望成功，并且期望立即成功”，“立即成功”意味着什么？

江学勤：精英大学的学生基本没有面对过失败这个概念，可以说他们不是想成功，而是想避免失败。他们担心如果失败，老师就不再表扬他们，家长就不爱他们，同学就瞧不起他们，这也是为什么名校学生往往会选择最安全的成功路径。他们会把成功作为第一个目标，觉得只要成功就会有幸福感。但成功跟幸福感有区别，我们会认为成功是有钱、有名、有权力，可这些东西不一定给人带来幸福感。哈佛大学从1938年开始跟踪自己的学生，开启“The Grant & Glueck Study”的研究，观察他们人生的发展，想了解谁会找到幸福感，怎么找到幸福感。他们发现最有幸福感的哈佛校友，不一定是最有钱、最有名、最有权力的，而是与周围人际关系最好的。



《创新中国教育》，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4月。 （资料图/图）

大学排行榜带来内卷

南方周末：你常常提及教育内卷，在你看来，美国高校什么时候开始内卷的？

江学勤：以前，美国的大学分三大类。第一种是所谓贵族学校，比如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它们更像俱乐部，让贵族的孩子相互认识，成为朋友。第二种属于学术科研大学，比如芝加哥大学，它们模仿德国的大学，给学者宽松的研究环境。第三种是州立大学，更像大专，在农业、工业方面培养学生的技能。随着工业革命发展，美国的成功人士越来越多毕业于科研大学或者大专，贵族大学感觉到危机感，所以它们转变为综合大学，把其他学校的功能复制过来。

30年前，大学排名出现了，高校的生态平衡被打破。如果要成功，人们一定要考前十名的大学，美国的教育开始内卷化。我1995年申请耶鲁大学，记得当时录取比例是15%到20%，今年只有4%-5%。像我这样比较晚熟的学生在今天根本考不上耶鲁大学。不论是中国的985还是美国的藤校，教育越来越内卷。

南方周末：你从广东农村到耶鲁大学，彻底改变了命运，这不就是社会流动吗？当下教育的社会流动功能还在吗？

江学勤：我认为公办教育有三大功能。第一，培养公民意识、社会责任心。第二，培养终生学习能力。第三，推动社会公平、均衡发展，帮助弱势群体。在内卷时代，大家都渴望上名校，无论中国或者美国，公办教育已经变味，好的公办学校着急出成绩，学生会变得功利，丧失好奇心和学习动机，把社会变得更不公平。这违反了公办教育的原则。

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市场经济及其背后的理念，如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认为市场是一个公平竞争的场所，只有公平竞争，一个国家的人才能最高效地生产财富。这种思维模式下，大学要筛选出聪明、高效的人，由他们产生最多财富，而其他人可以被淘汰。这样一来，大家都要凭借个人加倍的努力，争夺有限的机会，防止被淘汰，自然就有内卷产生——考上大学一定程度上不是改变命运，而是让自己不被社会淘汰，是为了保底，迎合这个社会所设定的最低标准，这也是一种恐惧感。

南方周末：你曾提到“顶尖大学与它的选拔机制只强调外部驱动，却忽略了培养学生的安全感”，为什么要强调安全感？

江学勤：外部驱动主要指的是学生的外部条件，比如标准化考试的成绩、奖项，学生“被迫”从小追求这些成绩，没有给予足够的探究、失败、享受的空间。安全感是在开放、宽松、民主的氛围培养出来的，内卷下成功的孩子或多或少都缺安全感。安全感主要与内在动机、合作精神、创造力、幸福感有着密切的联系。

1996年，我的朋友何伟（美国作家Peter Hessler）来到中国四川涪陵当老师。他从小感受父母关爱，在美国乡村长大，拥有安全感，他成为记者因为他真正喜欢写作，所以他不怕失败，不怕被拒绝，所以他能坚持写作，相继完成了中国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换做是我，缺乏安全感，又急于成功，如果被编辑拒绝过一次，很可能就选择放弃。

南方周末：这样的安全感从何而来？

江学勤：有安全感的意思是，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无条件地爱你，无论发生什么会始终会支持你。这个人就是你的安全基地。失去安全感，就是所谓你的安全基地“背叛”你，最常见的是，父母从无条件的爱变成有条件的爱。比如，父母以前给孩子一个非常包容、宽松的环境，上学以后，突然要求孩子必须成绩优秀，去考名校，与其他孩子进行比较。

安全感最主要来源于家庭，其次是学生自身、学校以及社会评价标准。如果一个家庭结构比较稳定、关系和谐，家长在与孩子的对话中会传达爱孩子的信息，是有助于学生内心安全感的建构。但如果家长将自己的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存在暴力行为，就会造成安全感缺失。在这种情况下，又会影响孩子与自身、学校老师同学之间的关系。安全感会影响你的价值观，价值观影响行为、选择。



2021年2月24日，辽宁大连，一所公立幼儿园。 （视觉中国/图）

南方周末：要更注重培养安全感，当下的中国教育还可以如何创新？

江学勤：我个人认为，中国教育需要推动三大改革。第一，提供高质量的托儿所。例如芬兰的幼托所，老师都有本科以上学历，且收费是阶梯式的，高收入家庭需要交钱，经济困难的家庭享受免费托育。根据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16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芬兰在幼托所的资金投入不到幼儿教育总投入的1%。第二，把资源由985高校向职业教育倾斜。在德国，国家和私企共同办学，职业学校的经费1/3由国家承担，2/3由企业承担。第三是建立社区大学制度。美国社区大学几乎没有录取标准，课程很灵活，适合打工的年轻人。如果中国能建立社区大学，那么“北大最牛保安”就不是个例了，社区大学给每个人机会不断提升自己，这才是赋予每个人知识改变命运的能力。内卷语境中的教育是一道“门槛”，以后教育要变成“梯子”，才能真正给所有人机会“爬上来”。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南方周末实习生 廖学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