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路迟
鲁迅诞辰140周年之际，其长孙周令飞意外走红了。
但“鲁迅孙子”在今天格外受追捧，倒不是因为鲁迅。
视频里，周令飞用一种诙谐而哭笑不得的语气，回忆自己作为鲁迅孙子“躲不开鲁迅的一生”。
上世纪50年代，周令飞念小学时，总被唤“鲁迅孙子、鲁迅孙子”；每到上鲁迅的课文，同学们总要抱怨：“又要背你爷爷的文章”；新兵连结束后被分配到卫生所，因为鲁迅弃医从文，“你要完成祖父未完成的事业”；还要他写通报，因为鲁迅是文学家，他的孙子应该擅长写作文才对；写不下去，别人拿烟给他抽，他不会，“怎么可能，鲁迅抽烟”……
类似的事情很多很多，如今68岁的周令飞，把这些曾贯穿前半生的经历，用既略微带着自嘲又无比坦然的语气讲出来，令人捧腹。
人们惊喜地发现，这位自称不会作文的“鲁迅孙子”，其实语言叙述能力不失水准，他的表达变得很像脱口秀。主张鲜活、生动，理解门槛并不高，但内核仍然是严肃、真诚的，是一种新时代的文学表达。
不过，笑谈一时，“鲁迅孙子”的头衔伴随周令飞一世。“鲁迅”既是光环，也是阴影，让孙辈周令飞从出生始就同时承载着一份荣誉和期待。
而在中文语境里，“孙子”这个称谓又很微妙，似乎总是在人之后，总是离不开血缘，大文豪、精神先驱的身份基因甩不脱、赖不掉，诚如他无奈的慨叹：“年轻时感觉被无数双眼睛盯着，所以一心想要‘逃离’。”
转念一想，鲁迅周树人有四个孙子女，可为何似乎独有长孙周令飞，在近年来以“鲁迅孙子”身份受到关注最甚？
“大概是因为他有胡子吧！”与一位研读鲁迅多年的朋友商讨，对方似是而非地作出此解，依然带着茫然与疑虑。
叛逆的子孙
今人被周令飞吸引其实是自然而然、意料之中的事。别的不说，当一字胡、方脸和下瘪的嘴角出现在视频里，简直仿佛教材里的鲁迅活过来了，叫人忍不住感慨基因强大。
（周令飞接受采访时的截图）
不过，这爷孙俩其实的确存在着诸多不同。
鲁迅之妻许广平身高170，独子周海婴个头也高，遗传到周令飞这儿，整整比鲁迅高出20厘米。周令飞也常以此为理由，半开玩笑地回应那些“是否有导演邀请你去演鲁迅”的关切。
（鲁迅与孩子、夫人许广平）
历史上的鲁迅，除了冷峻犀利的文风，个人生活更被无数研究者剖离出冷淡、倦怠与惰性一面。在他身上，热情与冷观并行，悲哀与寂寞并存，主张“人得要生存”这般进化论的人生观，也曾因放不下老母亲而拒绝暗杀任务。
而周令飞更像一个“叛逆的子孙”。在还未到参军年龄的16岁就请缨参军，不被接纳，便通过软磨硬泡去表现；30岁那年，与女孩私奔去台湾；直到21世纪年过不惑之后，才回来安心当起鲁迅文化宣传人。
几代青年受鲁迅影响太过深刻，当代文人所铸思想，也不乏许多充斥着鲁迅的影子，不过，对其檐下成长起来的亲子孙而言，影子也有不少时刻以“阴影”形式存在。
因为祖父的“阴影”，周令飞活得并不轻松。上世纪六十年代，学校要求背鲁迅课文，要学习鲁迅怎么战斗、怎么投匕首。
他感到很不舒服，“我不喜欢当‘孙子’，我就不去学校了，躲在家里看书”。
后来自费去日本留学，鲁迅在日本实在太出名，于是，周令飞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大家闲聊的话题”。
世人总是想在周令飞那张酷似周树人的脸上寻找某种印证、惊喜，或者仅仅是噱头，而一旦发现现实与想象的连贯有所相悖，就仿佛遭遇了某种背叛和欺骗。
周令飞之父，鲁迅唯一的儿子周海婴，也一度被置于诸此哭笑不得的误解之中。
（鲁迅先生之子周海婴【图源：中国作家网】）
大学时的周海婴对桥牌感兴趣，引起轩然大波，甚至被严肃约谈。不喜写作、会跳交谊舞的周海婴招致质疑：鲁迅的儿子怎么可以打牌跳舞，不好好读书？
“别人把我放在一个框框里，觉得周海婴就应该在某一个框框中生活。在别人眼中，学生应该念书，别人打桥牌我看看，好像就是影响了我的学业。想学交际舞也不行，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不会跳舞，这都是我的禁区。”
鲁迅49岁那年才意外有了周海婴。老来得子，鲁迅对周海婴的寄托，是自洽、幸福的人生。
而周海婴对父亲的记忆虽然仅停留于7岁，但其著作《鲁迅与我七十年》里所谓的“七十年”，是指从出生到写成此书共耗七十年。
整整70年，周海婴作为“鲁迅儿子”活着，用一生去追寻父亲的身影。
日本作家夏目漱石的长孙夏目房之介曾与周令飞互诉苦衷：即便从未见过祖父夏目漱石，房之介的前半辈子也一直生活在某种恐惧当中。“每天就是被人家说，你应该会写作，你不会写作，就是数典忘祖。”
（周令飞）
但夏目房之介学的是漫画，从事的是漫画评论工作，他曾在《漱石的孙子》一书里抒发苦闷：“我无法选择地成为了夏目漱石的后代，直到20岁，我都对此感到非常无奈，好像我一出生就背负了一笔巨额债务，总是有人会在我面前和背后指指点点。”
可类似的苦恼很难为大多数世人理解，用今天的话来说，甚至容易被质疑“凡尔赛”，这也让“孙子”们只能独消困闷。
在周令飞出生后没几年，周海婴妻子马新云怀上了次子周亦斐。出于对学业与事业的考量，夫妇俩当时并不打算要那么多孩子，但当他们准备去开人流手术介绍信的时候，学校领导却出面制止了他们，理由是：鲁迅先生的后代本来就少，怎么可以轻易打掉？
“打不掉”的后代
讲究门第、家学的中国人尤其钟意把子孙与父辈紧紧相连，传统谚语“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好汉”等等，无不昭示着文化惯性里对名人伟人后代的精神、身份想象。
在家庭单位更稳固、知识资源与阶级流动程度有限的封建时代，我国不乏家族同志的典例。文界如“三苏”诗人苏洵、苏轼和苏辙，如书法世家王羲之、王献之、王洵；武界就更多，如岳家军、杨家将、薛家将等经典将门。
（周令飞与祖父鲁迅和父亲周海婴合照合影【图源：鲁迅文化基金会】）
现代更常见的称谓叫做“二代”，本身无关褒贬，只是象征承载着父辈声望的出生，以及外界更多严苛挑剔的审视。
相较于“官二代”“富二代”“星二代”，文学才华可以带来的更多是习惯的熏染和积累，“文二代”也天然寓意着更高的天赋期待，比如诗作受到争议的贾平凹之女贾浅浅。
不过，在这条想象的“文化传承”路径里，无论是从小耳濡目染的技术熏陶，还是基因天赋使然，都有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元素：环境与时代。
周海婴、周令飞，与其祖辈鲁迅一样，也各自经历了急遽变化的时代，但前两者的变动，更多是社会层面而非国家民族层面的。
环境、时代、个人经历的诸多不同，造就了祖先后辈的不同人生轨迹。
虽然周海婴在回忆录里承认，长子周令飞在性格上与鲁迅有着颇多“隔代遗传”的相似之处，“自主性很强”“凡事只要认准了要干，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但周令飞出生的时候，鲁迅已经去世17年了，沧海桑田，个体的家族记忆何能掩盖时代洪荒？
（周海婴生前照，背景是父亲鲁迅）
因此，周令飞对祖父的了解和认知，也和世人一样多半是听来、读来的，不过多了一份家族内部的视角，对作为一个具体的人而非文化符号的周树人，多了一份直观感知。
周令飞的名字“令飞”，倒的确是周海婴、许广平母子商量为了纪念祖父而采用鲁迅其中一个笔名。
但这出于中国人重视家族、血缘，纪念父辈的一种情感惯性，与思想精神、文学价值之类的东西关系不大，也谈不上孰轻孰重。
值得一提的是，鲁迅对自己儿孙的期待，在其遗书里已交代明白：“孩子长大，倘若无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
如果说，作文、作诗作画都可以算一种技能，可以耳濡目染，也可以代代相传，但文学和艺术，更像是一种带有灵性的、集天时地利人和的复杂产物。它不可投机，不可强求，正如叶圣陶之子叶兆言曾提到写作与家庭没什么关系：“这不像中医，有独门秘方可以代代相传。”
从前有人问周令飞：鲁迅的“两棵枣树”，分别有什么含义？周令飞一时答不上来，只觉得“是文学上的一种技法”。数年后，他才恍然大悟：“一棵是物质的，一棵是精神的。”
让几代中国学生头疼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等教材必选文，学生时代的周令飞也难以理解，他曾在采访里坦言，自己对祖父的认知一知半解，甚至是“一片空白”。
鲁迅的文化遗产不是周家子孙单独享有的，而是百年来不断被解构、铸炼的国民性瑰宝，要透彻地消化这份瑰宝，不仅需要人生阅历和岁月的积淀，还有一种跨时代的悟性。
古有云“君子之泽，三世而斩”，祖辈的精神财富文化，不足以让三代以后的后代用来消耗与消解。
好在，鲁迅其他几个孙子似乎也走出了各自的路。
次子周亦斐，从小喜欢做生意，现在已经是一名企业家；三子周令一，曾赴日本广播学会北京办事机构担任摄像记者；女儿周宁远嫁日本；鲁迅还有个侄孙去香港做了演员，名叫许绍雄。
他们之中，甚至没有一人成为严格意义上的作家，更惘谈像祖父那样“弃医从文”。表面看来，鲁迅那句嘱咐“忘了我，管自己的生活”，倒是整体得到了彰显。
“真实的不朽”
相比起十年前，今天的鲁迅似乎比十年前更多被置于一份属于年轻人的热闹中。
“热闹”和“狂欢”是不一样的，当后者有了某种污名元素，“热闹”更多包含一层可爱可敬的亲近。
以今年的《觉醒年代》为一个标志，鲁迅趴在地上嚼着辣椒写《狂人日记》的那一幕，令青年雀跃，视为“偶像”。
紧接着，井喷的“文化偶像”一次次复活鲁迅，90后、00后在B站和脱口秀段子里将鲁迅化为热梗，以一种虽然未必深刻但足够轻松、传播力足够广的方式，拥抱鲁迅。
（《觉醒年代》剧照）
不过，即便是诙谐的善意，即便不再有满天飞的“鲁迅说”，世人对已故先贤的理解和认知仍与真实存在出入。
看到《觉醒年代》里鲁迅趴在地上写作那一幕，周令飞觉得有点夸张，在他的记忆里，祖父是个很讲究、有条理、爱整洁的人，买东西包装的牛皮纸都要一一打开、叠好，再把系在上面的绳索谨慎地缠起来，甚至在去世前几个小时，他都会专门从床上下来，走到桌子边，写下便签：“我病重了，赶快找医生来。”
这些真实而无奈的细节，在时间中逐渐被遗忘、抹去，一个人身上最具有英雄主义的、对文化精神遗产最具启发巩固作用的特质被保存下来且加以放大，逐渐地，鲁迅的身份盖过了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
真实的鲁迅不是只有“横眉冷对千夫指”的斗士形象，更是温和、敦厚，慈善的，“他的笑容比严肃多”。
进入21世纪后，年过不惑的周令飞开始把工作重心放在还原真实的鲁迅上。
他帮助父亲出版《鲁迅与我七十年》，与父亲合写文章《鲁迅是谁》，办展览、出版《鲁迅零距离》，逐渐认识了和蔼可亲的、幽默风趣的祖父，那些从书本里得来的斗争性和刻薄，并非不存在，而是存在于鲁迅的文字和特定人生阶段，但并非作为性格基因延续下来。
（1923年11月，鲁迅在北京师范大学学生面前发表演讲）
真相稀缺的时代，还原不易。文学评论家李长之曾在其著作《鲁迅批判》里用“真实的不朽”来形容鲁迅，历史的结局是概括性的：鲁迅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魅力，为他揽聚了太多俗世荣光，笼罩在他的头上，将其神化，革命者、政治家、启蒙的思想家、民族脊梁或精神战士等“鲁迅形象”不断浮现出来，真实的鲁迅反而越来越远了。
日本作家竹内好则从文学研究的角度出发，强调把鲁迅化为一种观念，便是把中国文学本身固定化了。唯有否定鲁迅的象征，才能从鲁迅自身中产生“无限的、崭新的自我”。
不过，当今天的年轻人闲时谈论鲁迅与柿霜糖和茴香豆的渊源，研究他的“两棵枣树”，笑着讨论“鲁迅孙子的胡子有多像鲁迅”时，有人认为这是将伟人偶像化的弊行，我倒觉得，这是在近一个半世纪以后，拥抱“真实的不朽”的一条生动的旁支。
诚如鲁迅自己在《三闲集》里说的那样，“不虞之誉”与“不虞之毁”同样无聊，过誉过贬都是对真相的消解，也是对人的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