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年级的小媛坐在我面前,眼神飘忽不定。因为害羞,从不看我的眼睛超过2秒。
我认识小媛和她妈妈很久,印象中,小媛是个活泼开朗、朋友很多的孩子,可自从去年五年级,从北京转学到上海后,一年里,小媛似乎变沉默了。
“在新学校,没有好朋友,比学业压力更让我觉得难过。”
“新学校的同学都认识4年了,有一个个小群体,我像一个外来者,难以融入。”
“觉得孤独的时候,我买了好多猫粮,给家附近的流浪猫喂食。还央求妈妈给我买一条狗,能陪我玩的狗。”
严重时,小媛早上起床就大哭,不愿意去学校,甚至不愿意看心理医生,觉得没人能理解她、帮助她。
近几年,“转学”成了一个热门话题,我们也写过不少这样的文章——
有像小媛这样因为家庭原因转换城市的孩子;
有因为摇号没有进入心仪学校,通过插班考试转学的学生;
也有为了追求更好的教育,在公办、民办学校之间转轨的学生;
还有因为疫情从国外“回流”中国的小留学生。
时代大潮下,孩子的教育拥有了更多选择,但与此同时也有了更多的不确定。千变万化的转学背后,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学生们,面临着殊途同归的挑战——社交压力、学业转轨、感觉孤独甚至抑郁……
恰逢新一学期民办学校插班考试启动,新一轮转学又将开始。在此之前,我和三位经历过转学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深入地聊了聊,看看他们究竟经历了什么?
小媛,从北京的国际学校转到上海民办双语学校
老马,从上海的公办转民办,又从国内转国外高中
小黑,从美国底特律转回上海民办双语学校
五年级时,因为家庭原因,小媛从北京一所国际学校转学到了上海的民办双语学校。一下子到了陌生环境,让敏感的小媛压力非常大,首先就是社交。
“交朋友花了我很长时间。这里不像我以前的学校,每隔两年会打乱整个年级重新分班,所以总会有新人加入,我们会很开放地欢迎新同学;而新学校,同学们一到四年级都在一个班,已经形成了各种小群体,大家都在各自聊天,我却插不进去。
以前的班级每来一个新同学,主班老师都会举行欢迎派对,买很多好吃的,这让我们觉得是TA带来了好吃的,特别愿意和TA玩;但插班进入新学校,老师只是简单在班上介绍了一下我就开始上课了,我感觉不到受欢迎和被接纳,就像一只小船,被丢入了茫茫大海,非常无助。
没有好朋友,没有归属感,让看重友情的小媛很崩溃。班上有个和她同名的小孩儿,有时候别人叫那个孩子的名字,她以为是在叫自己,还很高兴地转过头,发现不是的时候,只能尴尬地转回头。平时休息时,大家也都和自己熟悉的朋友玩,小媛只能一个人。
如果说在国内转学的孩子会遇到社交问题,那么跨境转学则可能面临更多。
去年因为疫情,Sunny带着两个儿子从美国底特律回到上海,老大在家里和国外连线上网课,老二则插班进入了一所双语学校。
“对于老大,我们最焦虑的是他没有社交活动。老大是小学时跟着我们出国的,这次回国,我们尝试和他的小学同学取得联系,但大家马上要参加中考了,非常忙碌;而且虽然过去几年的每个暑假,我们都会回来和同学见面,但毕竟有一些生疏了。”
对此,转过两次学、同时经历过国内转学和跨境转学的老马更是深有体会。
“我9年级就离开上海,所以和国内的朋友们日渐疏远;而前不久从国外回到国内,和在外面结识的朋友又慢慢联系少了。这可能是所有转学生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两头的朋友都不多。有时候点开对话框,想和远方的朋友聊聊天,发现也没什么话说。出国几年,我确实学到了很多,但也失去了很多。”
小媛知道交朋友需要时间,所以想把注意力转移到学业上,想着成绩好了,可能会让大家注意到她。
但是学业也同样给她压力,因为北京和上海的国际化学校有着不同的课程体系需要适应。
“以前的学校基本没有作业,现在每一科都有,学习内容比以前多,中英文作业的难度也更高,每天哪怕我一回家就开始做,也要做到晚上10点。
以前除了语文,其他都是全英文授课,而新学校的数学课也用中文上,刚开始,我连题目都不怎么读得懂,做作业特别慢。我身边有同学已经自学了微积分,我做两个小时的题,她可能半小时就做完了。而且新学校还会有各种阶段考试,每次出分,我压力都特别大。”
尽管付出很多努力,刚开始小媛的成绩并不高,这让要强的她非常沮丧。做作业慢又导致晚睡,睡不够一天的状态就很差,形成了恶性循环,有一段时间,小媛每天起床都要大哭,甚至不愿上学。
Sunny也曾为孩子的学习发愁。特别是插班进入双语学校四年级的老二小黑。
Sunny计算了一下,回国之前,小黑的中文识字量大概在500左右,去年回国后,她试图在家给老二补课,补到1000字的识字量。
“这大约相当于国内小学一年级的水平,对于四年级的他来说是不够的。所以他的语文作业基本无法独立完成,需要我们辅导;四五百字的作文他也写不了,还好老师比较宽容,让他用英文写作文,再翻译成中文;四年级的语文课本,他大概有60-70%的字不认识,读不下来。数学也因为读不懂中文,一开始也是不及格的水平。”
去年开学了一段时间后,小黑写了一篇英文文章。在文中,他形容自己第一天去学校的场景:
“我的汗水像一条冰冷的蛇一样慢慢地顺着我的脊梁往下滴。我的脑袋发疯了,充满了猜测和想法,我走的每一步都会发出响亮的声音,因为这是我唯一能听到的声音……”
Sunny看了之后非常心酸,没有想到看似大大咧咧的孩子,承受的压力会那么大。
因为疫情没法探校,在转学过程中,小媛说,她对于新学校的了解,只限于线上看到一些资料和图片,基本处于不了解的状态。
“我对妈妈说,我都不了解这个学校,又怎能爱上它?”这仿佛在她心中埋下了一颗“小炸弹”,让她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都对学校充满了抵触。
进入新学校遇到种种问题后,“我感觉没人能理解我。”说这话的时候,小媛忍不住用衣服遮住眼睛。
一开始还和妈妈、老师倾诉,但后来,小媛自嘲说,自己都能背出来她们会讲什么,“不就是说我要尝试适应、多敞开自己之类的,可是对我完全没有帮助,渐渐的我就不说了。”
有一段时间,小媛成了“独行侠”。“我和妈妈说,我能不能养一条狗,因为狗可以陪我玩。有时候我站在家里的阳台上,会往楼下投喂猫粮,那里有一只流浪猫,我觉得它和我一样孤独。”
在异国他乡求学的老马看来,心理问题在出国的学生中并不鲜见,特别是低龄留学。他有一个小学妹,本来应该今年毕业了,但因为出国后各种压力,加上父母非但没有给到支持和安慰,反而认为她出国是浪费钱,导致她得了抑郁症,休养了半年才慢慢恢复。
“中国学生在国外不习惯去看心理医生,总觉得是一种‘病’,而且心里的东西,你用英文也没法表达清楚。”
在国外那么多年,虽然曾经和日本同学、瑞士同学住过一个寝室,但老马觉得还是和中国同学合住最自在。“融入和接纳是两回事,我可以接纳国外的文化和生活,但却并没有真正融入。”
日子总要过下去,为了交到好朋友,解决社交需求,三个孩子都尝试“自救”。
适应性比较强的小黑,和班里另外三个也是从海外回来的孩子,组成了一个新的小圈子,天天在一起玩儿,有意思的是,他们班上本来有一个孤独的小女孩儿,因为他们四个孩子来了,就被接纳了,组成了五人小团体,抱团取暖。
当时小黑和这个小女孩是同桌,开学第一天,小女孩主动给小黑写了一张小纸条,用中文写着:我可以做你的朋友吗?小黑看不懂,她还用英文写了一遍。小黑回了一个Yes!
“我听到这个故事后特别感动,新学生都很渴望友情。这几天放学,我还和这个小女孩的妈妈聊天,她说女儿以前都是孤零零的,但从去年这几个孩子来了之后变得特别开心。”
过了一段时间,小黑回家高兴地对妈妈说,你知道吗,在美国我只有几个好朋友,都是华裔,但在这里,全班都可以是好朋友。
“我想了想,虽然在国外我们尽可能避免种族问题,但事实上孩子从三年级就开始有划分了,相同族裔、相同文化背景的孩子更容易成为朋友。而回到中国后,不存在不同种族的问题,这让小黑觉得很兴奋。”
而敏感的小媛,适应期就很长,她说,她的“破冰”时刻源于几只蜗牛。
班上的5个小姑娘偶尔在学校里发现了几只蜗牛,大家就动了养蜗牛的想法,找到一个盒子,给蜗牛搭了一个“双层别墅”,每天课后她们都会去给蜗牛喂食。
“养蜗牛之后,我和同学们亲近了很多。因为此,我们还获得了月度‘学生之星’的称号。这大概是我在这个学校最高光的时刻。”
还有一段时间,小媛尝试带了很多零食去学校分享给同学,她们在厕所开启了“Bathroom eathing party”。
“我们几个小姑娘躲到了一个卫生间隔间,保持一双脚在地面,有的踩在马桶上,有的踩在垃圾桶上,几分钟冲一次马桶,一边吃零食,一边笑疯了。我们成为了‘吃货好友’。”
她向我总结,总要和同学们一起做点什么,有了共同为之努力的事情,似乎也能交到几个朋友。
老马觉得自己很幸运,转学到民办学校的第一天,就有两个热心的同学主动抛出了“橄榄枝”,带他了解学校和参加活动,让他不会落单。
后来发生一个偶然的事件,让他彻底融入了新学校。“一个男生不小心用美工刀戳破了我的手,家长带他来我家赔礼道歉,机缘巧合之下,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直到现在都是。”
转学去国外也是源于这个好朋友,他出国去了瑞士,于是老马在9年级时,也转去了同一个学校。“朋友成了‘领路人’,带我认识他的朋友,让我不至于到新学校对一切都很陌生。”
所以,每到一个地方,老马说,最好都要找到“橄榄枝”,先有一两个能够认得的热心朋友,让他们帮助你尽快融入新环境。
而面对朋友渐行渐远的问题,老马祭出了男生维系友谊的好方法——打游戏。
“我经常和分散在瑞士、英国、荷兰的前高中同学一起组队玩英雄联盟。这个时候,游戏的输赢,甚至玩不玩都无所谓,只想开着语音聊天。我非常能理解为什么游戏可以在某种程度是防止抑郁,孩子打游戏也不一定是真的这么喜欢打游戏,而是通过游戏进行社交。”
除了自救,父母的陪伴也非常重要。
Sunny就花了很多心思,“我和孩子爸爸自己上了一些智慧父母方面的课程,希望尽可能减少环境变化对孩子的心理产生的影响。”
首先是帮助孩子选择更适合的学校。Sunny说她曾经在公办、民办和国际学校中犹豫,后来考虑到孩子当下的中文和数学程度,就排除了公办学校;加上作为一个中国人,她希望孩子能学好中文,有更深的文化认同,所以最后放弃了一个国际学校的offer选择了双语。
面对孩子的学业压力,Sunny给孩子找到了一个“支撑点”——英语。“小黑的英语一直很好,相当于母语,所以在新学校,和外教的沟通、课堂的表现,都让他收获了自信;而且因为在美国的学校上过课,他敢于举手表达自己的想法,这也让他给新班级带来一些比较正向的影响。”
在英语上获得的良好感觉,让小黑在此基础上,能有信心慢慢补上中文和数学的不足。Sunny也一直陪伴着孩子。
比如为了吸引孩子学习中文,她带着孩子们看了很多电影和电视剧,比如《夺冠》、《大决战》、《觉醒年代》等,一方面练习听中文,另一方面帮助他们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史,以及中国的文化和情怀。
美食也是一个打动孩子们的点。因为在美国吃不到很多中国美食,小孩子又喜欢吃,所以Sunny会带着两个孩子看《舌尖上的中国》、《风味人间》,读蔡澜的书,听他在喜马拉雅上讲世界各地美食的节目。
学习古文和古诗词对于一直在中国的孩子都是难点,更别提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俩孩子。
于是Sunny会在孩子学习古诗的时候,帮他补充背景知识。比如讲到“铁杵磨成针”,就会讲讲李白的故事。
“有一次家里看《跑男》,顺便聊了几句明星的八卦,小黑马上跑去拿来一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书指着其中一句‘子曰:道听而途说,德之弃也’告诉我们,中国古代有个老师孔子说了,不能相信传言,也不能传播。我们当时都挺高兴的,看来孩子真的把学到的中文内容听进去了,还会拿到生活中来用。”
一个学期下来,小黑已经能从原来6-7成中文课本看不懂,变成了三分之一看不懂;数学也由原来的不及格,到了良好。
而让她更开心看到的是,孩子因为转学,反而培养了抗挫折的能力,以及身心健康、热爱生活,这些比学业更为重要。
采访完三个学生和家庭,我有几个很深的感触:
其一,首先要“看见”。随着教育流动越来越频繁,我们不能只站在家长的角度看到转学可能会给孩子带来更好的教育,还要站在孩子的角度看到流动带给他们的不确定性、安全感缺失,以及各种压力。
和小媛的交流就有这样的感觉,她觉得自己不被理解,觉得家长、老师没有“看见”她情绪的合理性,这更加加剧了她心中的不安全感,也拉长了适应期。
尽管已经渐渐开始适应新学校,这段转学经历仍然给小媛的内心留下了某种不可磨灭的影响。
交谈之中,我能感觉到这个小女孩有着不同于同龄人的成熟和敏感。而内在,小媛说,“我经常会感到不安,缺乏自信,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我问过自己最希望从学校获得什么,我想应该是这四样东西:community(社区),social(社交),be happy(快乐),最后才是knowledge(知识)。”
其二,家长做好功课,提前准备。包括对于转学目的地学校的考察,和孩子的沟通、陪伴等。我能在小黑和小媛的家长身上,看到家长在前期沟通、以及转学后陪伴上方式不同,给两个孩子带来的不同影响。
其三,动用一切可能的资源。比如学校现在几乎所有的学校,包括小黑、小媛的学校都有心理咨询老师,和学校沟通寻求帮助,也许能帮助孩子更快适应。
对于老马来说,他排解压力的方式来自于朋友。老马认真思考过,如果转学遇到心理问题怎么办?他有一个办法是,找一个思维方式和你不同的人聊天。
“比如你是一个感性的人,有心理方面的困惑,那就找一个理性的人,帮你从另一个角度看问题;如果你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那就找一个神经大条的人聊聊,之后可能发现是自己想太多。”
这一代孩子从小接受多元化的信息,心理状态更丰富,可能现在一个初中生的见地已经比当年的高中生甚至大学生更高,对于家长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不熟悉的领域,也是个很大的挑战,需要更多的学习。
当然有时候,也许不用这么复杂,只是陪伴就好。小媛告诉我的一句话,我至今印象深刻,“其实道理我都懂,我不希望家长给我意见,只是安静地陪伴我、听我说话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