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搭乘巴士入关,经过深圳湾大桥时,迎面便可见巍峨雄壮的华润“春笋”。每次路过,包叔都会紧锁眉头地说:“路冲煞,少财败运有灾祸。”此时,我会半开玩笑地回应他:“那是你们香港人的角度。”

“后生仔,就系后生仔!”

这是包叔的口头禅。

包叔,一位土生土长的香港人,出生于50年代初,年轻时赶上了香港的大时代。历经近一个甲子,包叔波澜起伏的一生写满了关于香港的传奇故事:

豪门争斗、庙街、古惑仔、港大高材生、“今夜不设防”、中环金融高富帅、九七风暴、深圳港商、移民潮、破产。当然,还有狮子山精神与皇后大道东的叛逆……

我与包叔相识已十年有余。

那年,我第一次去香港,在铜锣湾扫货时,发现手里的港币不够,便急于换钱。

突然,一个身形细长、两鬓白发的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此人正是包叔。初见包叔,他已年近六旬,神态略显憔悴,但依然保持着香港男人固有的整洁、礼貌与讲究。

我上前用国语询问包叔钱币档口。与不少香港人一样,包叔不会国语但能听得懂。热心的包叔亲自带我去了一家实惠的兑换店。

我随手拿了一盒刚买的甜点送他以表谢意。包叔以糖尿病不宜吃甜食为由婉拒了,但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

包叔平日说粤语,能操一口非常纯正的英式英语。我不会说粤语,但基本都能听得懂。就这样,我说国语,他说粤语,偶尔说点英文,我与包叔十年来相谈甚欢。

1

庙街的江湖与庙堂

包叔生于船运世家。据他描述,其祖上在香港开埠时便开始经营船运生意。此后百年代代承袭祖业,到其父亲这辈,包氏商船已遍布从香港到日本、印尼、英国、美国的航线及码头,家世显赫一时。每年英国女王都会宴请其父亲及一批杰出港人,以感谢他们为英殖香港做出的贡献。

包叔出生这年,李嘉诚依靠省吃俭用积蓄的7000美元,在筲箕湾创办了长江塑胶厂。李兆基开始做黄金及外汇交易,尚未崭露头角。“船王”包玉刚到香港一年,与人从事物资贩卖生意,尚未涉足船运。用包叔的话来说就是,我父亲纵横四海时,还没包玉刚什么事。

包叔的母亲,王氏,“北平”人,出自大户人家,“毓秀名门,端庄雅致,温良聪慧”(包叔语)。初见包叔母亲,老人家已过八旬,但依然精神饱满、雅惠持重,不愧为“大家闺秀”。

抗战爆发,北平沦陷,王氏家遇不测,双亲离世,十几岁的她跟着哥哥带上家里所有的盘缠,从北平一路颠簸逃到香港。

刚入港,一路奔波且感染风寒的哥哥便去世了。此时,已是身无分文的包叔母亲,遵照父亲的信函以及嘱托,找到了包氏家族并请求予以收留。包叔父亲收留了王氏,并根据《大清律例》将王氏纳为二房太太。

当年,港英政府为了更好地治理香港,一直沿用了《大清律例》,直到1972年才彻底废止。根据这部法律,香港男人可娶妻纳妾,可有多位合法妻子。

不幸的是,包叔尚未入学,其父亲便离世。父亲刚走,包氏家族便上演“豪门争斗”,包叔叔伯与包氏遗孀们争权夺财。最终,无依无靠的王氏被扫地出门,包家只留给王氏一间小屋——位于港岛皇后大道西段,今招商局大厦后面——供其下包氏子孙居住。

离开豪门深似海,从此,王氏带着四个孩子成了真正的“港漂”。那年包叔7岁,下面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不过,包叔母亲勤快能干,凭借拿手的日本料理、泰国菜以及缝缝补补的手艺,她很快在庙街学会了如何营生。

庙街,位于九龙油麻地,因天后庙而得名,是最具香港特色的夜市街道,被称为香港的平民夜总会。



但是,这里长期混乱不堪、鱼龙混杂,流民、赌鬼、嫖客、妓女、古惑仔、非法移民、摆摊小贩大量聚集于此。

香港著名的“一楼一凤”(香港半合法卖淫场所,因一个住宅单位内只有一名妓女而得名)藏匿于破旧的唐楼之中。“凤姐”、“北姑”、马来妹、泰国妹、台湾妹,在密密麻麻的老式广告牌下“企街”拉客。

香港警匪影片常取景于此。电影《金鸡》很好地展现了“一楼一凤”、唐楼文化以及香港底层混乱的市井生活。剧中,吴君如饰演的“老鸡”阿金在庙街银行柜员机前,遭遇曾志伟饰演的阿邦持刀抢劫。

在电影中,庙街俨然是一种独特的香港城市文化。但现实中,庙街却是最底层人的生存方式,甚至是唯一的苟且的生存方式。这里,最体面的工作或许是摆地摊。包叔母亲在庙街以摆地摊营生。

1975年,港英政府承认庙街的摊贩经营,并划定了“小贩认可区”,规划了600多个摊位。从此,庙街摊贩合法化,并成为香港独具特色的市井文化。

2016年大年初一晚至初二早上旺角爆发严重的警民暴力冲突,因庙街小贩问题而引发。就在两天前,我与包叔正在庙街买年货。包叔跟我说,以前是有规矩的,不敢乱搞。

当时,作为老大,包叔经常在庙街帮母亲打下手。一次,庙街古惑仔按例来收月“毛诗”(利是,实为保护费),包叔与古惑仔砍价,一位“堂主”觉得这小孩挺机灵,就让其在“大档”(赌场)做事。包叔,记忆力出众、心算能力强,在大档帮人跑腿换钱,干得有声有色。

“堂主”在油麻地有几家赌场和夜总会,算是一个排得上号的“话事人”。包叔说,一次他去当时的高级场所——重庆大厦(位于尖沙咀,今为南亚裔聚集地)办了一件好差事,“堂主”很开心遂即收他为干儿子。

奇怪的是,干爹并没有让包叔拜堂入社团,而是资助他读书,严禁其沾染黄赌毒。作为一名香港警匪片“堕落者”,我非常喜欢听包叔给我讲述他混迹九龙城寨的故事。

九龙城寨,位于九龙、启德机场的北面,属于香港政府、英国与大陆之间的三不管地带,是一座深不可测的围城。

城内居住着两三万人,通行《大清律例》和黑道规则,毒贩、罪犯、古惑仔混迹于此。周星驰的《功夫》就以九龙城寨为背景拍摄。电影《追龙》中,“跛豪”(甄子丹饰)舍命救雷洛(刘德华饰)的那场经典打斗戏就发生在九龙城寨。



我曾问包叔,是否见过真正的“跛豪”和“五亿探长”雷洛。包叔说,九龙城寨藏龙卧虎,其实有很多“豪哥”,但凡能在城寨混的皆为人中龙凤。李小龙、周润发、周星驰儿时都常去城寨。

此时,包叔母亲在庙街生意也做得稳当,一家五口虽不富足但日子过得安稳。包叔母亲一辈子念叨自己是北平人,但令人奇怪的是,她自始至终都没回过北平,甚至这几十年隔壁的深圳发生了什么她也全然不知。或许,包叔母亲的北平早已梦碎;亦或,与大多数香港人一样,他们对内地、深圳知之甚少。

1967年5月,位于九龙的新蒲岗塑胶花厂,罢工工人与防爆警察正面冲突,“五月风暴”爆发。港岛、九龙陷入混乱,罢工、游行、暴力、纵火、枪战、暗杀、炸弹袭击愈演愈烈。当时人心惶惶、人人自危,明报社长查良镛(金庸)收到死亡威胁而一度离港避难。7月开始,英港政府实施宵禁,警方以火力压制暴力,访港英军航母启动直升机袭击据点乔冠大厦。

这起暴力事件共造成51人死亡,其中10名警员,800多人受伤,其中200多名警员,接近两千人被检控,查处一千多枚炸弹。此时的包叔正就读于皇仁书院,对暴力事件兴奋不已。但是,干爹严厉压制他某些极端的想法,督促其好好读书。

皇仁书院,位于铜锣湾、靠近维多利亚公园,是香港最早的官立学校,孙中山曾在此就读。经济学家张五常,也曾在皇仁书院短暂学习。皇仁书院,英语授课,包叔的纯正英式英语就出自于此。

包叔出自江湖,跟着干爹混迹于庙街、九龙城寨,但干爹却将其推向“庙堂”之路。

1968年,年仅48岁的总探长吕乐蹊跷退休。这一年,包叔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香港大学。

干爹在庙街大摆宴席,堂口所有弟兄都来给干爹和包叔庆贺。干爹端起酒杯大喊:“谁说庙街都是混混,今天我们出了一个状元。干!”那晚,干爹烂醉如泥……

进入香港大学后,包叔开始展露出头,他帅气俊秀,长发飘飘,口才出众,积极组建社团,是港大明星式的“意见领袖”,也惹得众多女生倾慕。下一届的一个学妹最终和包叔走在了一起。但是,很少听包叔说起他的妻子。

用包叔的话来说,他是当年港大的激进分子。包叔非常热衷于发表所谓的“政见”,在学校,在街头,在报社,积极表达自认为很成熟的主张。

包叔讲得最多的就是逃港潮。

可能是母亲从北平逃到香港的经历深深地影响着包叔,他对逃港者无比同情。五六七十年代共爆发了三次逃港大潮,迫于生存,上百万内地人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梧桐山,途径沙头角翻过边防铁丝网逃往香港;或从蛇口偷渡深圳湾,从罗芳村偷渡深圳河,进入香港。无数人葬身山崖或大海。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

少部分幸运者到达香港后逐渐扎根下来,并取得成功。其中包括金利来创始人曾宪梓、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期货教父”刘梦熊、“金牌编剧”梁立人等。据说,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当年的逃港者。

当年很多香港市民掩护逃港者以防止被警察逮捕。我曾向包叔求证过此事。包叔说,1962年那次逃港潮规模很大,几万逃港者聚集于香港华山上。十几万市民前往华山给逃港者送去衣食,甚至与逃港者相拥而泣。但是,干爹给堂口立了规矩,不问政治。他那时还小,也不敢去华山。

港府调集数千名警察前往驱逐和抓捕。当时几十万港人反对警察的粗暴做法,几乎所有娱乐场所都关闭灯光以示抗议。第二天,警察将逃港者拖上数百辆汽车,车队向北驶去将他们遣返内地。此时,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中间,躺在地上拦下车队,他们大呼:“快跳车啊”,一部分机警者成功逃脱。

在港大时,包叔经常上街发放传单,告知市民保护、收留逃港者,给逃港者提供尽可能的帮助。他经常号召同学一起给逃港者送去衣物和饮水。通过逃港潮,他开始关注内地,对一河之隔的内地有着莫名的好奇。

港大毕业时,所有同学都认为,这位优秀的学霸、“激进分子”应该进入政坛,成为一颗“政治新星”。包叔认为,在当时的港英政府中,所谓港人最高的政治成就便是之前吕乐的总探长一职。

2

中环的金权与精神

当时,包叔确实慎重地考虑过进警署成为一名警员,但最后他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知道此事后,干爹大为不快,或许包叔顾忌干爹的身份。

我曾经开玩笑地跟包叔说,如果你当时进入警署,你可能就是《无间道》中的刘建明(刘德华饰),你干爹可能是韩琛(曾志伟饰)。包叔也开玩笑说,他应该是第二个“乐哥”,但干爹成不了“豪哥”。

当时,香港的政坛极为微妙,吕乐退休,传言港府要整顿警署系统。但古惑仔依然大行其道,没有人相信,港府能够抓完所有的问题警员。

事实上,包叔毕业的那一年,1972年,是香港历史的转折点。这一年,李嘉诚、郑裕彤二人的公司同时在香港上市,从此香港开启“四大家族”、房地产与金融雄起的大时代。

1972年,李小龙在嘉禾公司推出第二部电影《精武门》,一举打破了亚洲票房纪录,李氏武打轰动全球。同年7月29日,李小龙举家迁入新购置的私人别墅——九龙塘金巴伦道41号“栖鹤小筑”。

这一年,金庸宣布封笔,退出侠坛。作为一位顶尖的金庸迷,金庸在明报上连载小说,包叔如饥似渴地读完后,还经常“自大”地写信到明报,跟金庸切磋。最终,他得到了金庸亲笔签名的武侠全集。我没有看过他这部签名套装,但见过包叔与金庸的合影。

为什么说包叔生在香港的大时代?

从包叔毕业开始,香港政治开始转向,经济开始腾飞,股市、楼市、金融、商业、航运、贸易开启了长达25年的大牛市,直到九七金融风暴。这25年,香港从屌丝之城一跃而上,成功晋级为发达经济体行列,令日本、台湾、韩国、新加坡乃至全球刮目相看。

这种大时代,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百年难遇一次。与之媲美也只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美国镀金时代以及西方国家二战后的大繁荣。

1973年,吕乐偕八名子女和妻子逃亡加拿大,一起逃避追捕的还有曾志伟的父亲曾启荣(曾任探长)。次年,新任港督麦理浩,决定成立香港廉政公署。后来,香港全体警员与港督斗争多年,港督不得不“大赦天下”,以彻底剥离“不良资产”。

1973年,这一年,香港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单元剧《狮子山下》,轰动全港。至1994年,这部剧播出跨度达21年,讲述了香港普通市民逆境自强的励志故事。



“同处海角天涯,携手踏平崎岖”,《狮子山下》,这首由黄霑作词的金曲,书写了香港200多年的艰辛历程。罗文演唱出几百万香港市民的奋斗故事,诠释了一种不屈不挠、同舟共济的热血精神——狮子山精神。

人生中有欢喜

难免亦常有泪

我地大家

在狮子山下相遇上

总算是欢笑多于唏嘘

人生不免崎岖

难以绝无挂虑

既是同舟

在狮子山下且共济

抛弃区分求共对

放开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一起去追

同舟人誓相随

无畏更无惧

同处海角天边

携手踏平崎岖

我地大家

用艰辛努力写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狮子山下》

至此,香港的时代,已经不再是“雷洛”、“跛豪”的时代,而是狮子山精神的时代。在大时代面前,每个人都只是恒河沙数,无比渺小。一个似乎不经意的选择,或许就与大时代擦肩而过。

港大毕业时,包叔幸运地跳进了金融大洪流之中,成为了美资银行、香港最大银行的一员。从此,开启了他最为光辉的“中环人生”。

在这家卓越的美资银行,包叔的英语天赋派上用场,更为绝妙的是他非常懂得与老外打交道。有时我会问他,这是否是包氏家族的经商基因。不过,包叔并不喜欢别人在他面前提起包氏家族,他只仰慕其父亲的商业才能,与包氏家族无关。

事实上,包叔选择金融并非偶然。包叔曾经跟我说过,被包氏族人扫地出门,刚到庙街最艰难时,他就“天真”地跟母亲许诺,要努力将他们失去的一切夺回来。这种带有仇恨的情感一直根植于包叔内心深处,毕业时他明白只有从事金融才能实现当初对母亲的许诺。

所幸的是,包叔赶上了香港金融大时代,从入职开始,整个香港金融业与房地产、港口航运、制造业一起起飞。包叔完全以美资职业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每天忙于办贷款,跑客户,开会,查资料,无暇休息。

纵然工作繁忙,但在这期间,他还是多次往返内地。包叔来内地主要是想满足一下多年的好奇心——看看逃港而来的地方到底长什么样,母亲的老家北平是否还是她心中的那个模样。

包叔回忆,他每次到内地,都有两位军人扛着枪一直跟着他,目的是监视这位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不速之客是否搞间谍活动。

他分别去了北平、广州、上海、西安、云南、山西等地。包叔经常会带一些礼物送给内地的小朋友,最多的就是他多年收集的玩偶。每次给小孩之前,军人都要上前先对玩偶做个检查。收集玩偶、邓丽君海报、日本动漫卡片以及各种邮票钱币,是这一代香港人的爱好。

与弹丸香港不同,内地有着辽阔的疆域和丰富的自然景观,这让包叔无比惊喜。在游历完内地的名山大川后,他已对地质探险痴迷不已。后来,包叔实际上成为了一名出色的地质探险爱好者。他曾经多次用英文撰稿,寄送给美国《国家地理杂志》,介绍中国的地质地貌。我不知道,包叔是不是建国后第一位这么做的华人。

工作六年后,即1978年,包叔已升任信贷部门的小主管,成为一名名副其实的金融高富帅。可以这么说,港人在外资银行的地位,就是包叔这代人打下来的。香港职业经理人的素养及标杆,也是这代建立的。

正是这一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香港北面建起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撤原深圳镇,建深圳市。从此,逃港潮戛然而止。

在办公室得知这一消息,包叔无比兴奋。当晚,他约上几个同事,在距离公司不远的上坡小径——威灵顿街上,找了一家西餐厅,一边喝着洋酒,一边讲述自己在内地的见闻,“同事们都竖起耳朵听”。

几年后,一位名叫盛智文的老外这条狭窄的上坡小径开了几家酒吧。中环的“优皮士”下班后喜欢在此地喝上两口,谈天说地,逐渐这里成为了上班的“欢乐时光”。后来,香港人给这里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兰桂坊。



盛智文一手缔造了兰桂坊,也打造了香港海洋公园。前者是创造了成年欢乐,后者创造了童年欢乐,因此盛智文被形容为“快乐的制造者”。内地人喜欢去香港迪士尼,而香港人钟爱海洋公园,或许它更能符合这座海洋城市的味道。

不过,包叔却固执的认为,兰桂坊是他们“喝出来”,没有他们每夜买醉于兰桂坊,就没有蔡卓妍、钟欣潼(在兰桂坊被星探看中)什么事。包叔是兰桂坊最早一代酒友,很多明星都曾在此地“出道”,时至今日每到深夜后,便有明星来此消遣或碰运气。

包叔喜欢强调的是,香港的小费习惯就是他们这代人开始的,且盛行于兰桂坊。从经济学角度来说,小费是买方形成的差异化定价,有助于福利最大化。但从现实来说,小费源于西方文化,更根植于经济实力。包叔这代人为这座城市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小费盛行一时。

但是,每当看到今日之香港小费文化丧失,包叔总是无比惆怅,感慨于他们一手培养的卓越文化流失,忧心于这座城市的未来前途。包叔总是能够从这些细节中,感知一个城市、一种文化、一个时代的变迁。

到了八十年代,包叔在银行赚到了首付款,面对涨势凶猛的房价,他果断出手在葵涌买了一套1000呎(大约93平方米)“豪宅”。在这里,他与之前港大的小学妹结婚了,并生下一个儿子。包叔过上了三口之家的标准中产生活。

当时的葵涌蒸蒸日上,靠近码头,物流运输便利,大量工业厂房及库房兴建,香港制造业快速崛起。后来,龚如心女士在包叔住宅不远处盖起了著名的如心荃湾海景酒店。如今,这座酒店屹立于美丽的海湾之畔,但香港制造工厂早已荡然无存,这里很多厂房已都改装成办公室用于出租,价格比深圳福田CBD稍贵一些。

1989年,包叔升任银行信贷部负责人。他无比忙碌,除了来内地,更多时候出差去东京、纽约和伦敦。其中,东京让他非常难忘。包叔曾经回忆说,他一度与日本人一样认为,日本会超过美国,东京无可替代。

或许是港英殖民的缘故,包叔常说,日本、台湾、香港、新加坡是亚洲人、黄种人的骄傲。他们证明了,西方人能做好的银行、制造、航运、民主政治,亚洲人也能做到。当时,日本大有超越美国的势头,这让他很兴奋。

但是,一年后,日本泡沫经济崩盘。作为一名资深银行人,出现如此严重的误判,他深感恐惧。幸好,日本泡沫危机并未波及香港。但他明白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日本的繁荣是封闭市场中的泡沫堆积,与开放的香港、纽约有着本质的区别。

就在这一年的一天晚上,干爹拿着一份文件来家里找包叔,并强硬地要求他办理一笔数额巨大违规贷款。包叔断然拒绝了干爹的要求。在此之前,干爹已被包叔拒绝了三次,这次干爹非常恼怒,二人吵得很凶,最终干爹撕掉文件夺门而出。至此,包叔与干爹的关系渐行渐远,往日情分虽在但感情已有裂痕。

在包叔看来,干爹的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争论时,包叔多次跟干爹说同一句话:“香港已经係法治社会,你知唔知?”

此时,法治精神、契约精神,已然成为香港精神的核心。对于包叔来说,庙街的江湖日子已远去,立足于中环靠得不再是打打杀杀、潜规则和小聪明,而是法治、契约以及狮子山精神。

包叔洞明,但干爹不明。那天晚上,包叔打开香港亚视消遣解闷,电视上正在播放的是这一年最为火爆的节目《今夜不设防》(Celebrity Talk Show)。这档节目,由香港四大才子之三:黄霑、倪匡和蔡澜共同主持,节目嘉宾包括张国荣、周润发、许冠文、罗大佑、成龙、关之琳、林青霞、王祖贤、黄百鸣等当红明星。



时至今日,看过《今夜不设防》都意犹未尽。这档节目,言论开放自由,上下纵横无所不谈,常涉及性爱话题,三大才子不时在节目中喝酒抽烟,爆粗口,讲段子,才情横溢,信手捏来,出口成章,引得观众爆笑连连。

在包叔看来,《今夜不设防》是香港最美好时代的标签。它代表着香港这座市民城市的才华、自由、开放、激情、幽默以及富足。

确实,那时的香港汇聚天下英才,各个激情澎湃,才情荡漾,热血拼搏。“逃港者”倪匡曾在金庸的明报上班,奋笔疾书,每小时手写八千繁体字,各类小说、散文、杂文、剧本无所不能,一生产量高达两百多部,还代金庸连载《天龙八部》,自己亦有代表作《六指琴魔》。

黄霑,填词填出了一个“江湖”。《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倩女幽魂》、《上海滩》随便一首词足以让人跪着听完。蔡澜,真正诠释了“风流才子”,他,琴棋书画,诗词歌赋,酒色财气,吃喝嫖赌,文学电影,无所不通,皆成果斐然。

四大才子中,包叔最欣赏金庸和蔡澜,一个严谨痴迷,一个放纵潇洒。

我一直无比羡慕包叔生在那个才情纵横的时代。不过,作为80后,我是还赶上了这波潮流的尾巴。那时,金庸、古龙、李小龙、张国荣、梅艳芳、周润发、张学友、刘德华、周星驰、王祖贤、周慧敏、李嘉欣、朱茵的作品涌入内地,我无力反抗,照单全收。港剧和粤语歌曲,统治了我整个童年和青少年。

3

九七的金迷与拐点

进入九十年代,香港的房价开始迅猛上涨,1991年涨幅36.4%,1992年再涨39.4%,这波涨势一直延续到九七金融风暴前,1997年甚至还涨了39.5%。

1989年,吴君如凭借“丑角”演出在TVB赚得第一桶金,随即花300万港币在油麻地后天庙买了一套80平米的房子。仅仅三年后,即1992年,他又砸下800万港币,在三公里外的大坑买了一套200平米的大宅。

这个时候,包叔上班的中环以及小小港岛沦为一个个大型工地,一座座高楼都在这些年前后拔地而起。八十年代,郭德胜的新鸿基已经成为香港地产五虎将之一,1987年,他与信合集团以33.5亿港元的天价拿下湾仔的一块地皮。五年后,即1992年,这块地上一座亚洲最高的大楼——中环广场屹然矗立在维多利亚港。

在此之前,具有建造学意义的香港汇丰银行于1985年落成。同年,紧邻这栋大厦,多面刀锋设计的中银大厦开始动工,四年后威风八面地屹立于中环。同时,郑裕彤的新世界在湾仔填海兴建的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也已经落成。继中环广场之后,73层的中环中心于1998年落成。1999年,李嘉诚在汇丰银行大厦与中银大厦之间,建起了长江中心大厦。



一次,我和包叔在维多利亚港散步,他指着对面的港岛说,在90年代中环的建筑群就已经落成,除了IFC(国际金融中心)。包叔接着说,真正的变化是中环裙楼的广告牌里,之前的英文广告和繁体字,如今逐渐被简体文字取代。

包叔指着另外一栋相对老旧的圆顶高楼说,在八十年代,这栋楼上的旋转餐厅非常受欢迎,当时他经常约客户到上面“饮茶”。

包叔所指的这栋楼叫合和中心,位于湾仔皇后大道东,是合和实业主席兼建筑师胡应湘的经典作品。合和中心于1980年建成,共66层,是当时亚洲最高的大楼。

1982年,深圳罗湖筹建国贸大厦,目标是建设一座地标性建筑以激励改革士气。最终,设计者学习了合和中心,不仅将国贸大厦建成全国第一个高楼,还在大厦顶层设计了一个与合和中心类似的旋转餐厅。

1984年,国贸大厦,以三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在罗湖人民南路建成,轰动全国,风靡一时。包叔说,国贸大厦落成后,他与同事特意从罗湖入关到国贸旋转餐厅体验了一把。他们还按照合和中心的服务标准,给餐厅经理提了不少刁难的意见。据我父亲介绍,我爷爷在八十年代也特意来深圳“观摩”过旋转餐厅。

不过,随着中环高楼群相继落成,炒房者趋之若鹜,国际资金蜂拥而至,港岛房价应声大涨。当人们反应过来时,香港已经变成了“李嘉城的城”。1994年,《狮子山下》停止连载,是否意味着狮子山的奋斗精神在消退,投机主义、“食利主义”开始蔓延?

这些年,包叔忙得不可开交,不是给人办理贷款,就是在办贷款的路上。兴旺的楼市和信贷,也让包叔赚了不少钱。不过,令我感到奇怪的是,包叔除了之前在葵涌买了一套房外,在香港尤其是港岛并未置业。

九七临近,香港迎来了一波移民潮,少部分精英去了英国、美国,多数移民者选择澳洲和加拿大。包叔的老婆吵着要移民,但包叔不肯走。考虑到孩子的教育,包叔最终在加拿大给买下一个大House,母子二人移居加拿大,包叔一人留在了香港。

香港一共爆发过几次移民潮,最近的有五月风暴后、九七前夕还有前几年。每次移民潮起,香港的社会矛盾都集中爆发,移民潮牵扯到很多家庭的孩子、教育、婚姻、抵押、卖房、就业、收入等,每个问题都足以改变一个家庭、两代人的命运。

包叔说,很多家庭被这个大时代撞得支离破碎。当然,也包括包叔自身。妻儿移居加拿大后,开始每年还会回港团聚,久而久之,由于聚少离多、各自忙碌,便很少相聚,甚至拿起电话也不知从何说起。之后,包叔与妻儿逐渐没有多少联系。我曾经问他,是否后悔当初没有一起走。包叔没有回答,只是说,他这种悲剧在香港极为普遍。

1997年7月2日(香港回归的第二天),和往常一样,包叔早早地来到位于中环的新办公室,开启一天忙碌的工作。突然,包叔的电脑上接连收到三份来自美国总部的紧急邮件。三份邮件都简短地写着:“Suspension of credit business”(暂停信贷业务),要求所有信贷职员盯紧自己的客户,尽快催收到期账款。

这三份邮件让整个办公室气氛立即紧张起来。半个小时后,他得到消息,泰国政府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

包叔说,他们银行的风控反应是最快的,第一时间收紧了信贷闸门。随即泰铢狂跌20%,很多银行及金融机构还没来得及反应。一个星期后,菲律宾汇率保卫战失利,比索大幅度贬值。此后,亚洲金融风暴迅速蔓延,很快波及马来西亚、印尼、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



几个月后,香港楼市大幅度下挫,股票接连下跌,大量国际资金撤离香港,港币汇率危在旦夕。包叔说,当时很多客户找上门央求他放贷,但实际上银行已自身难保。

香港金管局拿出压箱底的美元不断地砸向外汇市场,但市场就像黑洞般吞噬了大量美元后,依然频频触及弱方兑换保证。最终,香港金管局一共调集了630亿美元,成功击退索罗斯及空方,稳住了港币,守住了联系汇率制度。

这段故事,被演绎成各种不同的版本。我曾经问过包叔,如果当时朱总不出手,香港守得住吗?

包叔引用了朱总的话,“不要小看联系制度”。包叔说,七十年代末,香港信贷泡沫比较严重,港币贬值幅度比较大,金融风险重重。到了1983年,香港政府实施了联系汇率制度,从此港币就钉住了美元,确保了香港金融稳如泰山。

联系制度是一种钉住美元浮动的固定汇率。港币是美元本位货币,港币上写着四个字“憑票即付”。香港一定程度上出让了货币主权,维持了资本自由流通和固定汇率,这符合“蒙代尔三角”。

上个世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不少拉美、亚洲国家都实施了钉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但大多数最后都崩溃了。实际上,想要钉住美元,本币必须足够强硬,本质上就是自身经济要能够跟上美国的节奏。这就好比,与博尔特携手赛跑,至少得有加特林的速度,否则容易被“扯蛋”。

当时香港实施了十多年的联系制度,说明香港经济具有相当的底蕴。在包叔看来,即使没有北上资金,香港也可以度过难关,因为凭借香港的实力可以在西方国家借到美元。他说,即使联系汇率崩溃,香港也可以度过危机。原因是,当时同样受到冲击、经济还不如香港的新加坡、韩国最后也涉险过关。这或许就是一个国际自由市场的生命力。

包叔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地产。

香港保住了汇率,但房价却在短短一年内拦腰斩半。这轮房价大熊市持续了将近六年,2003年非典爆发,香港房价触及最低点,次年才逐渐回升,直到2012年,香港房价才回到1997年的高位水平。

在此轮房价暴跌中,大量炒房者严重巨亏,一些人走投无路选择自杀,更多人从此堕落成穷人。最惨的是,一部分炒房者还不起房贷出现信用违约,破产之后又没法再贷款,或者申请公屋、居屋。这部分人如今不少已经年迈,依然蜗居在所谓的“棺材房”中。

虽然包叔每天都帮客户办理贷款,但他没有炒房,经济上也没有过多的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只是业务收入少了大半。

对于九七金融风暴,作为一名老银行人,他的观点极为独到。在他看来,香港金融和银行系统都没有问题,甚至是亚洲最领先的,问题出在房地产。土地被政府控制从而推高了房价,外溢性风险刺破了楼市泡沫。

痴迷于炒房,导致香港精神的沦丧,这是包叔最为痛心疾首的。几十年来,他们这一代人用行动建筑的勤劳、勇敢和共患难的狮子山精神,在房产投机面前灰飞烟灭。九七风暴之后,香港俨然已经成为几大家族以及一群食利阶层所控制。

1998年,第一任特首董建华雄心勃勃地推出“八万五”房屋计划,决定在天水围北部建设13000套居屋(相当于经济适用房)。当时,包叔万万没有想到,这一烂尾的计划居然成为他晚年的归宿。

虽然九七风暴对包叔打击不大,但是包叔的妹妹却因炒房几近破产。

包叔妹妹自己开公司做外贸生意,收入一直不错,加了不少杠杆买了一些房产。但金融危机爆发后,外贸生意一再萎缩,最终难以支撑房贷。

此时,妹妹找上包叔,希望能够帮她打理公司,重振业务,以度过难关。虽然遭遇金融危机,但是包叔不想离开银行,一方面是他希望通过银行实现自己当年对母亲的许诺,另一方面银行的强积金很高。

不过,最后母亲出面希望包叔帮助妹妹。经过一个星期的思量,包叔做出了改变人生的重要决定。他在九七风暴中离开了银行业,从此放下了心中的执念,帮助妹妹打理外贸生意。

刚接手公司,包叔就意识到,公司必须赶紧拓展欧美市场,而不是局限于日益缩小的亚洲市场——受金融危机冲击。包叔利用了他在美资公司的资源,频繁飞往美国拓展业务。

这个过程中,他开拓了一些新的业务——登山及防身装备。过去20多年,包叔经常去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做地质考察,对登山及防身装备颇有研究。

另外,他早已发现,香港大量的工厂已经迁移至内地,公司不应该只在香港本土以及台湾找供应商。更何况,当时香港基本上没有登山及防身装备方面的工厂。香港制造业的衰落,预示着这座城市及很多人的命运无形地被改写。

于是,包叔将目光转移到内地,他的人生开始向北进发。

4

深圳的光辉与惨败

此时,包叔对内地其实并不陌生,他经常去深圳、东莞与广州。

改革开放之后,大量港商包括部分逃港者回内地投资,不少香港制造工厂迁移到东莞和深圳。由于包叔较早了解内地,不少客户及朋友都托他一起前往内地考察投资。

八十年代初,内地第一个工业区蛇口工业区开建时,他就去了蛇口考察。蛇口工业区的投资公司叫香港招商局——这是大清李鸿章一手创办的中国第一家股份公司,现代总部坐落于包叔儿时的家门口——干诺道中信德中心。

之后,越来越多港商和台商在水系发达、土地广阔的东莞设厂投资,越来越多香港货车穿行于107国道。八九十年代,包叔的那些同事,经常在周末晚上从罗湖口岸入关,寻找各种娱乐项目。当时的港币值钱,他们出手自然也阔气。一些香港人还将他们梦寐以求的“春姑”娶回了香港(香港男人的春姑情结)。

与深圳、东莞相比,包叔钟爱广州。包叔母亲说,包氏祖上来自广州。

1983年,霍英东投资的广州白天鹅酒店开业后,他就常来广州,喜欢到沙面上喝酒。广州沙面在民国时期聚集了十多个国家的领事馆、几十家银行和洋行以及各类高档娱乐场所。之后,白天鹅酒店在此落成后,逐渐兴起了一条酒吧街。包叔说,沙面的酒吧街没有兰桂坊的豪气,但很有民国风——沙面现在有家名为“兰桂坊”的酒吧。



包叔对广州的了解远胜于我。八十年代,除了白天鹅酒店,港商李兆基也在广州兴建了广东中国大酒店(越秀公园附近)以及花园酒店(淘金附近)。当时,大部分香港人都会选择这几家港资酒店住宿,然后在广州酒家“饮茶”。

广州酒家,民国老牌酒店,粤菜经典代表,素有“食在广州第一家”的美誉。在外贸兴旺的年代,广州酒家每晚都是人山人海,桌台看不到尽头。

九十年代初,番禺祈福新村建成并在香港销售,包叔没有看房就买下了一栋小别墅。包叔说,当时的价格实在太便宜。但真正的原因可能是包叔的广州情结。与很多香港人一样,他们对紧邻的深圳无感,但钟爱广州。这或许就是文化认同的力量。

但是,若要找供应商,包叔不得不跑东莞、深圳两地。2000年前后,他在这两座城市,找到了一些相对稳定供应商。他的外贸生意逐渐稳定并慢慢扩大,包叔的妹妹也得以度过难关。

2001年,包叔妹妹举家移民美国。为了感谢包叔,临走前她将公司的所有股份赠送给了包叔。包叔妹妹刚到美国,纽约便发生“911”恐怖袭击。年底,急于反恐的布什政府答应了中国入世的所有条款。从此,中国进入WTO时代。

包叔刚刚接过公司所有股权,便赶上了中国的大时代。香港和内地的两个大时代,包叔这辈子都赶上了。

他经常说,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人具体做的时候要反过来。你们这代人错失了大时代,这是天注定的。但是,只要勤苦读书,多积阴德,善改风水,人的运势自然变好,正所谓好命不如好运。小时代下,好的运气比大时代糟糕的命要好得多。

50多岁的包叔在内地正在爆发第二春。之后几年,乘着中国外贸出口的大潮,包叔的公司业务规模大幅度扩张,收入也越来越多。用他的话来说,当时他已经摆脱了香港中产,快晋升到富人行列了。

2004年,为了免于两地来回奔波,包叔在皇岗口岸附近买了一套住宅。包叔这个时间点踩得特别好,在此之前深圳房价持续了十年横盘;这一年恰恰是深圳房价开始启动大牛市的前夜,此后深圳楼市连续11年上涨,关内房价翻了几番。



常在深圳居住,包叔对这座经常匆匆而过的城市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他喜欢将深圳的关内类比成港岛。当时深圳关内是特区,关外则不是。登上深圳塘朗山就会很明显地发现,关内罗湖、福田、南山不过方寸之地,就像港岛。香港享受了全球人才和资本的红利,而深圳享受的是全国人才和资本的红利。

从这点上说,他看好深圳。但是,他买房子并非为了投资,而是满足一种爱好——古玩。

“小时候,我家的饭桌都是古董”,或许是一种传统,亦或是一种报复性消费,包叔对儿时家里的古玩字画、陶瓷、木艺都极为怀念。经过20多年的收集和研究,包叔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杂项”玩家。

葵涌的房子里堆满了他收来的东西。这些年,他在内地走访了很多地方,也买了不少古玩,但是不方便带回香港,他不得不买一套房子来存放。紫砂壶、砚台、铜佛、青铜器、白玉、翡翠、木器、钱币、青花瓷,他都具有相当的专业水准,其中最为精通属铜佛。不少鎏金铜佛是他亲自从尼泊尔带回来的,雕工精细,形态俊奇。

包叔是我见过最为博学又不空谈的人,他一生精通金融、地质考察以及风水学。

风水,几乎是所有香港人的信仰,包叔也不例外。香港很好地传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叔说,香港是中华文化的“弃儿”,但却是最争气的一个;澳门是西方文化的“私生子”,且过得很富足。

在澳门有多少赌台,就有多少教堂,教堂是这座赌城的稳定器。香港,则人人信仰风水。除了风水,香港很好地传承了道家五术(山、医、命、卜、相)。包叔从他一位幼稚园(幼儿园)的、长期在黄大仙祠的同学那里学到了山(风水)和相。

在内地的这些年,他的公司蒸蒸日上,学问长进不少。2006年,中美贸易总额创下新高,包叔一举拿下几个大单,其中包括美国最大的登山装备公司。但是,包叔立即就面临稳定货源的瓶颈。由于美国公司对产品质量及交货时间都极为苛刻,包叔不得不提高供应商的采购标准。美国客户之所以会选择香港贸易公司,而不是直接在中国内地采购,主要是考虑到香港这几十年建立的口碑及契约精神,还有就是香港发达的贸易融资市场。

对此,包叔不敢有丝毫怠慢。经过大量考察和走访,最终包叔选择与一家深圳的供应商合作。包叔负责去德国采购一批最先进的设备,然后以设备入股该供应商公司,供应商负责保质保量且相对低价地为其提供产品。这批设备,一共花费了包叔3000多万港币。这大概是他过去25年银行工作和9年外贸创业的所有积蓄。

就在第一批货即将交付时,包叔接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噩耗——供应商工厂被人洗劫一空。当时,身在美国的包叔立即回国,等他赶到工厂时,他的3000多万设备一台都没剩,成品及半成品一箱也没留下。

原来,这家供应商一位黄姓老板,在澳门赌博巨亏,欠下几千万的债务。他一直拆东墙补西墙地维持着体面的生活以安抚债主,这也把包叔给蒙蔽了。这次不知为何,债主们担心黄老板赖账,一夜之间把工厂洗劫了。

包叔觉得难以置信,不过他已顾不了那么多了,得赶紧找到合适的供应商,以按时交付订单。但是,此时包叔已支付不起货款定金。他跑遍了整个珠三角和江浙一带,结果是愿意合作的小厂无法保证质量和交货时间,大规模的工厂则需要支付较高的货款定价,而且也无法按时安排生产——当时的外贸出口太过火爆。

最终,包叔的贸易公司没能按时交货,美国几家公司分别将其告上法庭。

接下来两年,包叔忙于应诉和追回设备,无暇经营公司。2008年,包叔恶补了不少法律知识,在法庭上用流利的英文与对方唇枪舌战,但几场官司都相继败诉,包叔需要赔付的违约金高达2000多万港币。

几个月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外贸出口急剧萎缩,香港和深圳房价暴跌。包叔仿佛看到了九七金融风暴的情形,他果断关闭了贸易公司,快速低价卖掉了香港葵涌、深圳福田和广州祈福新村的三套房子。不过,售房款加起来不够支付全部违约金,还差200万左右。

包叔决定出售他收藏了半辈子的古玩,由于紧急处理,大部分古玩都低价贱卖。200万缺口最终补上了,古玩也所剩无几,此时,58岁的包叔,一贫如洗。

不过,当时包叔还没有这么悲观,深受香港法治精神和契约精神熏染的他,天真地认为,可以追回被人洗劫走的设备——毕竟这批新设备还值几千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执着的包叔努力了三年,但无果而终。

时至今日,我都认为,包叔被人“套路”了。后来,包叔才知道,其实很多港人外出做生意都吃过这样那样的亏。他总结说,香港法治环境下教育出来的人,遇到了干爹那个时代的“套路”。当年说干爹的时代过去了,其实还远远没有。

2012年,包叔回到了香港。从1972年港大毕业到2012年返港,包叔在香港、内地奋斗了40年,62岁的包叔却重新回到了起点。人生有多少个40年啊,当年从港大毕业的包叔是高材生,以梦为马,意气风发;此时的包叔,已没有了青春,没有了体力,没有了当年的那头乌发青丝。

而此时的香港,也不是当年的香港。2012年,香港房价重回1997年的高位,很多人以为香港房价又要下跌。但是,令他和很多港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价位只是开始。此后,香港房价一路高歌猛进。

包叔明白,他在香港再也买不起房了。

更麻烦的是,包叔之前有购房记录且受案件影响,他暂时不能申请公屋,只能租房。不过,包叔心想,在香港比他年纪大的都还在开出租车,经营餐饮,他也可以重头再来。很快,他去了一个朋友的装饰公司上班,为避免上班过于奔波,他在庙街唐楼租了一个局促的房子。

庙街,这里有他童年及少年的全部回忆,那个跑堂的少年,还有干爹喝酒的样子,以及母亲摆摊的身影。这两年,干爹、母亲相继离世,整个庙街他再无熟人,他成了这座熟悉城市的陌生人。

2015年,包叔身体不好,无法坚持上班,“光荣退休了”。

由于当年离开银行,包叔只领取不多的强积金。自从开通自由行后,内地游客越来越多,大批水客在尖沙咀、旺角、上水等地扫货,香港物价也逐年上涨,像包叔这种普通市民感觉生活越来越吃力。关于两地的矛盾及争论屡屡爆发,包叔每次都说,香港是亚洲最包容的城市,不排外,只会排斥不文明。

当时,我侧面问包叔,是否打算去加拿大与妻儿团聚。他回避了这个话题,然后说了一句比较莫名的话:“香港,已经不再是我这代人的香港”。

5

天水围的夜与雾

一次,我从深圳湾出关,途径元朗天水围,我才知道包叔已搬到此地居住。

第一次在天水围停留,我觉得这里是香港的世外桃源。在嘉湖海逸酒店俯瞰这片安静的土地,车流人流稀少,与密集的中环、九龙完全不同;一列列轻轨缓缓驶过,宛如欧洲小镇般安详恬淡;后靠大公园,邻近湿地公园,又有西铁线直抵尖东。

包叔在此颐养天年,令人羡慕。但是,包叔却告诉我,天水围是“悲情新市镇”。

当年,港府雄心勃勃的“八万五”房屋计划,最终因金融风暴扩大化而受阻。大量居屋停建,原有单位遂改建成位低收入家庭提供的公屋(相当于廉租房)。2001年后,大量公屋陆续完工,将近10万低收入者迁移进入天水围。其中不少家庭是新移民,妻儿本在内地,后以亲属团聚的方式移民至此,不少都是老夫少妻,家庭收入低下。

根据香港扶贫委员会2006年9月公布的数据,全港入息(薪水收入)低于平均综援(个人福利基金)金额有103万人,当中以天水围所属的行政区域元朗的人数最多。据社会福利署资料显示,2004年元朗区领取综援个案近30000宗,天水围约占一半。

早些年,富有狮子山精神的香港人不屑于综援金,反以此为耻;这些年,随着新移民的加入,综援金日渐紧张。

包叔可能一辈子都没想到,他会住在这座“悲情新市镇”。

包叔与一位“亲人”居住在一个不到300呎(28平方米)小屋里。这位亲人,是包叔当年帮助过的一位逃港者的儿子。包叔资助过一些逃港者和内地小孩,但是大多失去了联系,而这位逃港者一直与包叔保持着联系。几个月前,他得知包叔身体不好,无人照顾,便让其搬来与他的儿子一起住,好歹有个照应。

这次搬家,为了不给对方带来麻烦,他将仅剩的古玩放到一个朋友的砵兰街店里处理掉了。只留下了一套邓丽君的纪念册——邓丽君在香港利舞台及红磡所有演唱会的门票。

在包叔搬来之前,他早已知道天水围的一些故事。因为自杀,已成为了这座“悲情新市镇”的标签。贫穷、蜗舍、前途迷茫、两地文化冲突困扰这座表面安详的小镇。

2004年4月11日,天水围天恒邨一名无业汉斩死妻子及两名年幼女儿后,用刀自杀身亡。这宗灭门惨案震惊全港,天水围伦常问题引人关注。根据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的数据,2005至2006年,天水围的自杀求助个案也冠绝全港,多达70多宗。

李克勤在2006年发布了一首歌曲《天水·围城》,歌词说:“围住了血汗,围住了当初厚望”,“气候太凉,像残酷得天生等天养”。有人曾建议政府停封此歌曲。

2007年10月14日,天水围再度爆发伦常惨剧。一名领取综援的新移民家庭,丈夫患上鼻咽癌在医院留医,患精神病的妻子将一对12岁及9岁的子女,用绳索捆绑从24楼掷下,自己随后亦跳楼,3人当场死亡,事件再度震惊香港。

明报社论说:“天水围已沦为悲情新市镇,是香港之耻,更是特区政府之耻。以香港社会今日的富裕程度,以香港人的爱心,以特区政府的财力物力,特区政府完全有能力加强天水围高危家庭的支援,关键只是,政府有多大的决心而已。”

六天后,即2007年10月20日,周润发出席香港湿地公园(天水围北部)举行的“世界湿地日2008香港区庆祝活动”启动礼时,首次提出天水围应“改名”。他表示:“天水围城,不应围住人,改名就天下太平。这样就不用这边好,另一边便死人塌楼,不如将天水围与湿地公园两边的字拼在一起。”

2008年,香港导演许鞍华拍摄了《天水围的日与夜》,这部电影讲述了天水围一对母子平凡而刻板的日常生活,折射出淡淡的人情味,试图展现天水围温情的一面,以挥别“悲情城市”的阴影。

但是,这部电影的成功反而让人回想起2004年那宗灭门惨案。第二年,许鞍华以这一悲剧故事为蓝本拍摄了《天水围的夜与雾》。剧中,任达华暴力血腥的演出、张静初绝望的神情,以及极度压抑的情节,让人感到不适。



电影播出后,引发香港人对新移民、家暴、老龄化以及港人前途命运的讨论。他说:“香港人不喜欢打探别人的家长里短,天水围很多问题积压在公屋里方寸之间,偶发爆发便港人皆知。香港的电影和TVB展现了香港不为人知的一面,甚至能看到自己的影子。”

九七风暴似乎是香港“城运”之拐点,兴建于此时的这座“悲情新市镇”是香港沦落与忧伤的最好注脚。从狮子山精神到坐等综援金,从李嘉诚“出逃”到新移民涌入,从《天水围的日与夜》到《天水围的夜与雾》,一座围城,一个时代。

天水围的对岸便是深圳湾,与此悲情截然不同的是,南山区贵为“全国第一区”,深圳湾更是“王者荣耀”,高楼拔地起,房价破15万一平,科技巨头聚集于此,网红常来打卡,人才公园每晚星光熠熠。登临春笋,天水围尽收眼底。

所谓双城记,一座失落,一座亢奋。

“香港精神的沦丧,这座城市注定走向悲剧。”

包叔用无奈的语气说道,眼神中透露出对那个时代的怀念。

住在天水围,距离深圳更近,乘坐巴士过深圳湾大桥不过半个多小时,因此,我经常邀请包叔来深圳聚。七八十年代从罗湖口岸入关,之后从皇岗口岸和福田口岸入关,再到这些年从深圳湾入关,包叔走过的关口,诠释了他的命运变迁,也折射出深圳的历史变迁。

深圳南山在房产价格、科技创新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包叔对这个区没有太多感觉,一次在海岸城饮茶时,我问包叔,你觉得深圳可能超过香港吗?

包叔果断地说:“可能性不大。旱鸭子没法跟白天鹅比。”

其实,包叔一直认为深圳无法超过香港,他的一些理由有时会显得“强词夺理”,比如“不修边幅的城市永远超不过讲究的城市”。

但是,作为一名老银行人,包叔给出的其中一条理由让我无法反驳——香港是一个国际市场,所有的好与坏都经过国际市场风浪的考验,而深圳是一个封闭市场,没有经过国际市场的压力测试。他举的例子是,八十年代末,他去东京时,也认为东京会超过纽约,日本人也这么认为,但……这就是旱鸭子与白天鹅的区别。

2018年下半年,深港高铁通车,我在福田站乘坐高铁去香港,包叔在西九龙站等我。原本,我们计划一起坐高铁去云南旅游,但包叔说身体有些不适,怕是折腾不起。遂即我们取消了出行,二人来到红磡体育馆附近的一家餐厅休息。

这是包叔老友开得一家餐厅,以前包叔常来。餐厅不大,但位置极佳,与港岛隔海相望。包叔老友上前招呼,寒暄几句后,让我们自便点餐。

餐厅里一直在播放金庸武侠剧的经典歌剧,主要是纪念几天前刚刚去世的金庸先生。这些金曲将包叔带回到了过去,那个属于狮子山精神的时代。

吃饭间,包叔指着东边的启德邮轮码头说,当年那里是启德机场。飞机降落时低空略过尖沙咀、庙街、九龙城寨,那是一种奇观,可惜后来机场搬到大屿山了。



说到大屿山,包叔突然问我:“你知道,前段时间,为什么这么多市民骂华仔(刘德华)吗?”

我说有所了解,港府计划填海开发大屿山岛,建设一大批公屋,但一些市民反对。华仔因给这一计划的宣传片配音而遭到反对者谩骂。

说完,包叔又问:“你说为什么香港的房价这么高啊?”

包叔问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奇怪。我们交往将近十年的默契是,香港的事,他解释,深圳及内地的事,我解释。

但我还是很认真回答了他。我深思之后,试图给出专业的回答:

“问题的关键是香港土地国有化制度,港府控制土地供给,导致市场配置不充分,房产及财富集中也就成了必然……”

我说着说着,突然发现,包叔眼神呆滞地望着窗外的维多利亚湾。

“依稀往梦似曾见,心里波澜现,抛开世事断愁怨……”(餐厅音乐)

6

后记

2018年冬天,包叔在天水围公屋里去世。

加拿大的妻儿收到讯息,但未回港奔丧。

在我心中,香港的一个时代谢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