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摊会在中国完全消失吗?


常驻上海的记者孟思源在买面条,但卖面条的小贩忽然收摊,撒腿就跑了。

“我在街头摊贩那里,刚点完菜几分钟后,小贩大姐把菜递给我,并说‘嘿,快点,他们来了’……很快她就不见了踪影。”

原来,这位摊主听说附近出现了城管执法。

在中国许多城市的居民区,这是人们非常熟悉的一幕。

中国的许多路边摊摊贩认为,自己和地方城管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孟思源说:“这很激烈,因为在事实层面上,上海是禁止路边摆摊的”。



严格的法规和罚款让许多路边摊小贩无法经营下去。


严格的法规让摊贩的经营变得更加困难。他们面临着停止营业、遭到罚款或其小摊被没收的风险。

中国飞速的现代化发展让路边摊小贩在一些城市为了生计而战,而有关部门则希望清除路边摊小贩。

孟思源说:“在上海,或着说在中国曾经有过很多路边摊小贩……我真的不希望路边摊摊贩完全消失。”

“我最想吃的垃圾食品”

上海美食博主郭怡君(Rachel Gouk)说,对很多中国人来说,路边摊是生活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那就是我最想吃的那种垃圾食品……它快、便宜而且吃起来非常爽。我们已经完全融入了在中国的生活。”

在中国街头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食物,而每个城市和地区也都有属于自己的标志性美食。



作家和新迷你剧《美食懒人》(Gourmet Lazy)的创作者布伦丹·万(Brendan Wan)在ABC的《今晚中国秀》(China Tonight)节目中分享了他自己的街头美食体验之旅。


郭怡君说:“在这里很受欢迎的路边美食是在蒸好的馒头里夹上肉丝或肉末,还有各种酱料。”

常见的路边美食还有煎饼、饺子和面食。同时,也有一些不那么寻常的美食,比如驴肉火烧、炸蝎子。

摊贩们在各个时段都会营业,这为在上海倒班的工人和深夜食客们提供了便利。

“记得2011年我刚搬到上海的时候,半夜在夜店外面看到了很多[的路边摊摊贩]。那些小摊都特别大,摊上有世界上所有种类的烤串。”

郭怡君说:“光看不知道是什么肉,但我还是吃了。”

然而,想要吃到这些烤串已经越来越难了,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

“实现城市现代化必须清除路边摊”

徐建华是澳门大学(University of Macau )社会学副教授。他的研究关注广州路边摊摊贩。

他曾是一名警察。

“政府倾向于认为这与卫生有关,并且阻塞交通,有时,人们抱怨这[路边摊]造成了街道秩序混乱,”他说。

“这也与政府对现代化城市的定义有关。”



前警察、现为副教授的徐建华一直在研究广州路边摊小贩。


纽约大学上海分校(NYU Shanghai)全球媒体教授安娜·格林斯潘(Anna Greenspan)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从根本上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和观念有关。有一种观念认为,实现城市现代化就必须清除街道”,她说。

格林斯潘教授帮助成立了一个名为“流动的盛宴”(Moveable Feasts )的项目。该项目绘制了上海路边摊的位置,并记录了这个行业的衰败。

格林斯潘教授说:“[在上海]有华丽的鸡尾酒酒吧和高档的餐厅,但我也喜欢蹲在路边摊吃一碗面条……而这却越来越难了。”

中国“最讨人嫌的人”

在中国清除街道小商小贩运动前线,是不受人待见的城管。

徐建华博士说:“他们本身不是警察。他们受雇于当地市政府”。

他们因为过度执法,使用暴力清除路边摊摊贩而闻名。网上的视频都显示中国全国各地的城管与小贩之间的暴力冲突。



像《城市梦》这样的纪录片正在关注街头小贩和城管之间的冲突。


2012年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的一份报告分析了中国媒体在2010年7月至2012年3月间的中报道,发现150则都与称城管实施虐待相关。

然而,徐建华博士说,这种表述可能会产生误导。

他说:“有时他们确实[使用暴力]……但大多数时候,摊贩和城管会在达成默契的基础上互相合作”。

徐建华博士承认,城管也不好做。

他说:“他们被夹在地方政府和小贩之间。”

“城管和街头小贩的背景相似,他们都出身贫困家庭。”

“真正不错的生计”

虽然路边摊对于数百万普通中国人来说是一种廉价又方便的餐饮选项,但对于小贩来说,这也是一种生计。

格林斯潘教授说,街头摆摊对提供就业机会至关重要。

“中国一直在经历历史上最快、最剧烈的城市化进程……而且,对于没有很多资源的人来说,在街上摆摊卖东西确实是一种很不错的谋生方式。”

回到上海的街头,孟思源在她路边摊接受了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今晚中国秀》(China Tonight)节目的采访。

“我一般每个月来这里一两次,特别是在周六、周日,在和朋友在附近酒吧喝了几杯之后。这就是完美的回魂餐,”她说。

孟思源已经相当了解这位路边摊摊主了,她说这个小摊已经经营了七年。

“他来自上海附近的一个小城市……摊主和他的老婆2014年左右搬到上海,”她说。

而路边摊小贩从农村搬到城市谋求更好的生活也是很常见的。

但要生存下来并不容易。



许多路边摊摊贩离开老家的家人,只身一人在中国较大的城市谋生。


孟思源认识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当地小贩说,他说他很少和自己安徽老家的孩子们见面。

他和他的妻子每晚可能会卖出30到60碗面条,每碗大约两澳元。他们每天从晚上9点一直干到凌晨两点。

他解释说:“我通常在下午2点或3点左右起床后开始工作,到凌晨4、5点收工。”

孟思源说,摊主每个月都会被城管抓到两次左右。

她说:“处罚可能是几百元人民币的罚款,也可能没收他的整个摆摊的手推车。”

疫情后的行业振兴?

去年新冠疫请爆发时,中国经济和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曾出现停滞。

为了重启经济,中国一些地方政府放宽了对街头摆摊的限制。

中国总理李克强也罕见地向街头摆摊行为释出善意,称他们是“人间的烟火,是中国的生机”。

这一讲话曾在网上掀起了一股支持街头摆摊小商贩的热潮。“今年路边摊不再列入文明城市测评”的话题在网的浏览量达1.2亿。

一些网民甚至发布了超级英雄开路边摊的搞怪图片以示支持。



人们仍存一线希望,希望推动疫情后中国经济的努力能带来路边摊产业的振兴。


广州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心发现,70%的受访者希望针对路边摊的监管能放松,回到以前的情况。

然而,这种振兴却可能是短暂的。

徐建华博士说:“我猜这不会持续很久。这只是暂时的,因为人们对什么是现代城市的看法并没有系统性地改变。”

格林斯潘教授说,路边摊消失将会是“悲剧”。

她说:“我认为这[路边摊]对城市文化至关重要……我们看到充满这种非常本土文化的街头摊位都被星巴克、肯德基和麦当劳取代了。”

“一般来说,路边摊是让一条街或一个街区更加活跃的因素,因而赋予了一座城市属于它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