骑手们每天飞驰在路上，跟时间赛跑，为外卖市场带来巨大收益，然而，当他们的权益需要保障时，却讶异地发现，他们找不到可以直接维权的用人单位。在一张庞大且异常复杂的用工暗网下，骑手们被不断外包出去，甚至失去了劳动者的身份，成了“个体工商户”。用工成本和风险因此被平台层层转嫁。
有律师比喻，外卖平台就好比一艘大船，周围绑了1000条小船，它把骑手都放在这些小船上，任何一条小船的沉没都不会影响到大船本身。外卖平台可以轻易丢掉包袱，继续前进。一家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们想搞清楚，这张用工暗网是如何织就的？骑手们的困境如何破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焕熔，编辑：王婧祎，原文标题：《外卖骑手，陷入平台用工暗网》，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四年前，河北人邵新银从老家农村来到北京，在昌平区一处饿了么站点做专送骑手。2019年4月28日凌晨，他在送外卖途中意外跌入深坑，胫骨平台骨折、外踝骨折、肋骨断了三根，被鉴定为九级伤残。
邵新银的生活被冲击得摇摇欲坠。他负担不起昂贵的住院和治疗费，在北京熬了两周后，坐车一路颠簸着回到老家。回老家之前，公司让邵新银写了理赔申请书，寄到保险公司，再没联系过他。受伤一个月后，他发现自己被踢出了工作微信群。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期，他的腿恢复得很慢，跑步不敢使劲，走路多也会痛。在家养伤的一年多里，邵新银没有了收入来源，连止痛药都省着吃。
公司年会的场景经常浮现在他脑海里。邵新银所在的外卖站点被“饿了么”外包给迪亚斯(重庆)物流有限公司。2019年春节，站点骑手们在一家饭店举起酒杯，高声喊着“祝迪亚斯越来越好。”他没想过，公司会对自己坐视不管。受伤8个月后，邵新银等到了保险公司9万多元的理赔款，他听说河北农村10级伤残有10万赔偿，而他的9级伤残比10级伤残严重，“为什么北京9级伤残的保险款比河北10级伤残还少？”邵新银第一次产生维权的想法。
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下称“致诚”）接到了邵新银的求助，它是我国第一家专门从事农民工法律援助的公益机构。自2005年成立以来，致诚帮助过30多万农民工维权。经验丰富的律师们没预料到，一场漫长的战役就此打响。此案跨越了北京、四川、重庆三地，经历了长达两年的5场诉讼，仍未解决。
一个最大的难题是，他们找不到准确的用人单位承担责任。致诚的两位研究员徐淼、陈欣怡以此案为契机，展开三个月系统调查。在律师和志愿者的支持下，她们体验应聘骑手、电话调查、与专业人士交流，统计并分析了1907份骑手案件判决。
9月18日，“致诚劳动者”公众号发布一份57页的《外卖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报告》。报告指出，外卖平台用工在十年内快速迭代出八种模式，骑手从最初和外卖平台直接签订合同，到后来被层层外包给众多公司，现在甚至被注册成个体工商户，导致其劳动关系被彻底搅乱、打碎，最终律师和法院都难以确定真正的用人单位。
从直营转为外包，平台如何把风险逐步转嫁给劳动者？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对骑手来说意味着什么？GQ报道联系了徐淼、陈欣怡，和她们一起还原外卖平台用工进化史以及背后的骑手困局。
1. 外卖骑手成了“个体工商户”
GQ报道：可以总结下你们研究得出的结论吗？
徐淼：外卖平台的用工模式呈现出一个复杂演变过程。外卖市场发展早期，平台自己雇佣骑手，与他们签劳务合同并缴纳社保，这些骑手被称作专送骑手（即固定工），用工模式受到劳动法的全面规制。到外卖市场发展中期，各大平台开始招募众包骑手（即兼职骑手），他们不需要和单一平台签劳动合同，可在多平台兼职，平台也不需要替他们缴纳社保。与此同时，平台开始把传统模式下的专送骑手外包给配送商，配送商又进一步层层外包，导致一旦发生维权情况，骑手都找不到自己的用工单位是谁。
GQ报道：开始是直接雇佣骑手，后来平台为什么要把骑手都外包出去，并演进出各种外包模式？
陈欣怡：平台用工模式快速演变的背后，是他们想用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益。平台是一个信息中介，同时需要管理骑手保证送餐，这意味着它要承担用工成本和风险。但平台方不想承担责任，想把骑手这些“烫手的山芋”扔出去。于是，平台把骑手外包给其他公司，避免为骑手交任何保险，也不用承担用工风险，这些公司成为平台的法律“防火墙”。
徐淼：外卖市场只有几家平台，相互之间竞争，平台方其实想省下每一笔成本。一位平台方诉讼律师曾私下对我们说，外卖平台就好比一条大船，周围绑了1000条小船，它现在把骑手都放在这些小船上，于是任何一条小船的沉没都不会影响到大船本身，外卖平台可以轻易丢掉包袱，继续前进。
GQ报道：为什么骑手要维权找不到用人单位？
陈欣怡：外卖平台用工模式从直营转外包的过程中，配送商出现了，他们承担平台扩张过程的用工风险。配送商上游的外卖平台有极强的定价权，把外包市场利润压到极低，导致配送商赚不了多少钱。但配送商下游要面临成千上万骑手的用工成本和风险，当有骑手权益受到侵害时，配送商根本无力赔偿，为了继续向外“甩锅”，他们又开始把一部分业务继续转包或分包给其他公司。
徐淼：邵新银的案子中，他注册的“蜂鸟团队版”app显示他是迪亚斯公司的“全职骑手”，翻阅他的银行流水记录，工资一直由太昌公司发放。从他的个人所得税App来看，邵新银每月的个税缴纳，不但有迪亚斯和太昌，还有天津某建筑公司、上海某外包公司。除了迪亚斯，邵新银几乎没听说过其他公司。致诚的律师刚看到邵新银案子时也很懵，这么多公司到底什么关系？
这就属于网络状的外包模式。A公司给他派单、B公司给他投保、C公司给他发工资、DEFG公司给他交个税，它们交织成一张暗网把骑手紧紧缠住，而当骑手跌入深坑向外求助时，却发现哪一家公司都不站出来承担责任。甚至连律师和法院也难以从众多公司中确定用人单位。
外卖平台与大量配送商通过这样的操作，在不同程度上逃脱法律责任，最终变成骑手自己承担风险。平台和配送商看似把业务外包出去了，但仍然在合作管理骑手。邵新银给我们看过一张迪亚斯站点开晨会的照片，骑手们站成一支整齐划一的队伍，这么有组织的一支队伍，怎么能说他不是公司的劳动力？
此外，我们调查发现，外卖平台用工迭代了六七次之后的终极形态是“个体工商户模式”。这是一种更加异化的用工模式，配送商将业务转包给灵活用工平台，后者将骑手们注册成个体工商户。
GQ报道：骑手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意味着什么？
徐淼：把骑手注册为“个体工商户”，是公司同时实现“避税”和“避社保”的架构操作。在我国法律框架下，一旦成为个体工商户，骑手跟公司的劳动关系就变成合作关系，公司可以光明正大地不帮骑手交社保，还可以把骑手工资支出变为费用成本，作为进项抵扣，降低税务成本。
我们调查过程中了解到，一个来自山西省中阳县的专送骑手杨雄伟，被注册为个体工商户，送了一年半外卖后，他因为离职纠纷把站点所属公司告上法院，法院认为他是个体工商户而不是劳动者，结果他应该拿回的二倍工资和经济补偿一分钱都没拿到，公司没缴纳的社保也不了了之。
陈欣怡：2020年一名北京的美团外卖专送骑手，被一家安徽公司在广西钦州注册成了个体工商户，名字叫“广西钦州中马钦州产业园XX玖零捌壹贰商务信息咨询服务部”，这可能意味着他是第90812号注册的个体户。我们顺着工商户的名字在网上检索，发现一个中马钦州产业园内竟然注册了14万家包含“外卖递送服务”的个体工商户。结合“命名结构”和“地域分布”两个特点，我们最终从198万个体户中定位出了160万“疑似骑手个体户”。而全国“疑似骑手个体户”的数字还在以每天1万+的速度增长。
这个过程骑手完全被蒙在鼓里，我们在调研过程中了解到，站长会告诉通过应聘的专送骑手，只有注册灵活用工平台的app，才能发工资，来诱导骑手提交个人信息，把他们注册为个体户。在一些灵活用工平台上，注册人只需要提交身份证、银行卡照片以及本人录制的视频，就可以在几天内获得电子营业执照，转变成个体工商户。骑手个体工商户的特点是他们基本都是有人帮忙批量、集群注册的。APP下载页面的评价里，很多骑手都说被骗了。
GQ报道：除了外卖平台，其他行业是否也会出现通过外包员工规避责任的问题？
徐淼：我们之前接到一个19岁韵达快递员的案子，这个男孩因为工伤残疾了，比邵新银还严重。他也不是直接跟快递公司签的劳动合同，中间有配送商，无法确定劳动关系，类似问题已经泛化到了快递业。
2. “这不仅仅是钱，还关乎人的体面和尊严”
GQ报道：邵新银现在做什么工作？
陈欣怡：今年6月22日，我们第一次见邵新银了解案情。他当时穿着饿了么骑手的衣服走了进来，我觉得奇怪，他为什么还穿着骑手的衣服？原来他在老家休养了一年多之后，实在没有收入活不下去，又回北京送外卖。他腿伤还没好，只能跑“众包”，专挑不用爬楼的单子跑，还会偶尔回家做一些农活。
他家里很贫困，妻子在河北老家的杀鸡厂工作，还有孩子要养。他已经做了四年外卖骑手，我们调查中也发现，很多骑手经常在各个外卖平台之间反复横跳，他们可能没有更多工作选择。即使受伤后被公司抛弃，工伤钱拿不到，但只要发的骑手衣服没坏，他还是会穿着。
当初那么严重的骨折，他也没打石膏，止痛药一直省着吃。最后计算出来的医药费赔偿数额很低，不是他的伤情不严重，而是他一开始就没钱，也不知道能不能得到赔偿，医药费都省着用。他恢复得不好，腿伤留下的后遗症可能会影响之后几十年的生活。
徐淼：我们调研发现，骑手们虽然一个月工资可能拿到六千到八千，但只会拿出六百到八百来租房，骑手需要养家糊口，大部分工资要留着供小孩上学和照顾老人，可能还要还贷款。所以农民工的很多选择都是无奈之下做出的，你都很难说，它是否真的是一个选择。
GQ报道: “江苏泰州外卖骑手讨薪”事件中，公司拖欠了骑手四千元工资，他家里有生病的妻子和老人，还有两个孩子要养，拿走四千元相当于断了这个家庭一个月的生计，最后他无奈做出极端行为。
陈欣怡：致诚的佟丽华主任曾说起此案，这里面不仅涉及到钱，还有劳动者尊严的问题。很多人都问，欠薪4000元值得自焚吗？一个省级法律援助管理部门的处长，在2003年也这样问过一个讨薪的农民工，“你的命就值3000元吗”，农民工的回答只有一句，我怎么回家过年？当时他一下子明白了，这不仅仅是钱，还关乎人的体面和尊严，跟无颜见江东父老是一样的感觉。
徐淼：骑手只能在下个月才能领到上个月工资，平台通过扣一个月工资的方法把骑手困在这里。邵新银说站点辞职要排队，2019年4月份那段时间，他们辞职的人排到两个月之后。骑手不能想辞职就立刻走，否则一个月工资拿不到。
GQ报道：近几年，外卖骑手总是以高危职业的形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骑手们如何看待自身的职业风险性？
徐淼：交通数据告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行业。但是具体到每一个骑手身上，他们存在幸存者偏差，有一种侥幸心理：我不会出事。这是一场赌局。我在配送站点遇到一位年轻的站长助理，他之前也是骑手。前阵子他的室友在家给送单时骑的电瓶车充电，半夜起火，大面积烧伤。还好他跑得快，捡回了一条命。他意识到了危险性，就跟公司申请不干了，公司让他当了站长助理。他还说站长助理是性价比最低的岗位，比当骑手的工资少多了。交谈的时候，我真切地感受到他脸上的表情，像从赌场里逃出来的。如果没遇到危险，一切都是岁月静好，但一旦遇到问题，公司没给骑手交社保，没有人为骑手兜底。
GQ报道：专送骑手们有多大比例没有社保？
徐淼：我们调研的时候，都会问站长这个问题，我去过的站点，所有人都说没有，连站长助理和副站长也没有社保。邵新银也没有社保，只有迪亚斯公司给他买的雇主责任险，每月86元的保险费直接从工资里扣除。
2020年11月，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萍在北京的调查也显示，受访外卖骑手六成以上没有社保。他们的劳动合同签订率很低，合同都不签，他会给骑手交社保吗？可以想象这个比例是很低的。
GQ报道：邵新银的案子还暴露出外卖平台的哪些问题？
徐淼：邵新银的案子也暴露出劳动者在平台上的数据保护问题。他不确定自己何时签了劳动合同，之前签过的文件也被站长收走。蜂鸟团队app上的跑单数据是重要证据，但从2017年到2019年他的所有工作记录无法查阅，邵新银受伤前后几个月的薪资账单也莫名其妙消失了。他去询问，外卖平台和配送商互相推诿，外卖平台说你是归站点管的，你去找站长。站长说这个app是饿了么的。有的外卖骑手出事之后想要维权，根本登录不了app。
3. “我们希望《劳动法》能够真正保护到劳动者”
GQ报道：你们对外卖平台用工问题的研究和此前有何不同？
徐淼：我把近年来外卖平台的研究总结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以媒体人视角描述外卖骑手困在算法里的状态。第二个阶段是北大社会学博士的毕业论文，他亲身体验骑手工作，从社会学视角分析算法系统中的权力结构问题。前期的研究更多呈现出基础事实，我们的研究处于第三阶段，希望能从法律视角研究制度问题。
GQ报道：调研过程中有什么之前的认知被推翻的吗？
陈欣怡：我会谨慎地不再用“灵活用工”来形容所有骑手。灵活用工是指企业的非正式员工。兼职、自由职业都可以归到这个范畴内，一旦被确定为灵活用工，就很难跟公司确立劳动关系，无法得到权利保障。
有些地方法院会把外卖骑手一概认定为灵活用工，我们统计过地方法院对于专送骑手的劳动关系认定比例，低的地方只有20%会认定为劳动关系。
可是，对于专送骑手来说，他们早上9点多开晨会，10点之前要在蜂鸟APP上线，午高峰和晚高峰必须在线，基本不能拒单，拒单会影响到骑手的工资和站点要承担的配送数据。正常是10点下班，夜班的话到12点，大夜可能就是凌晨。邵新银的电瓶车只有一节电池，中午要充电两个小时，充电时间就是他的休息时间。这个劳动状态，很难说跟工厂固定用工有本质区别。而法院判决的字里行间中却把邵新银认定为灵活用工。
GQ报道: 面对平台规避责任，骑手权益得不到保障的现实状况，你们能从法律角度提出哪些对策和建议？
徐淼、陈欣怡：立法层面，我们希望有关部门能更加精细化地分类制定政策，这个网络里面有灵活用工，也有不灵活的用工，要分层次保护和管理。要明确平台企业的用工主体责任。平台是用工规则的制定者，也是平台用工的最大受益者，把用工责任全部推卸掉，是权责利不统一的。
从行政监管角度，需要政府对配送商和灵活用工平台这个灰色地带做全面排查，规范各种明显规避法律的做法，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把正儿八经的劳动者注册成个体工商户；司法层面，在新业态经济下，我们需要明确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不要把所有骑手都当成灵活用工，而是具体去看他的工作状态，工作要求，工作安排。
GQ报道：三个月的调查，你们坚持的动力是什么？
徐淼、陈欣怡：之前没有看到过系统呈现平台用工问题的研究，我们确实有一种任重道远的责任感。如果不去反映劳动者群体的诉求，他们的声音很容易被淹没，权益也无法得到保障。这些大公司有专门的法务，但很多骑手是不懂法律的，他们也没有从专业角度发声的机会。
做这个研究的目的，一方面要保护骑手的实质权益，另一方面也是作为法律人，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劳动法》是离公众最近的法律，它直接关系到人们对于法律的尊重和信任，我们希望《劳动法》能够真正保护到劳动者。
徐淼：真实接触到骑手后，他们在我眼里的形象更丰富起来。这是很淳朴的一群人，他们工资本来也不高，还请我吃饭。我为了更好地调查，曾经也去应聘过骑手，他们送我去应聘时，时不时问我工作找到没有？有的骑手路过超市看到招募员工，有五险一金，建议我去试一试。我觉得非常感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王焕熔，编辑：王婧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