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肯达里，我要回家。”举着这张纸的是5名来自中国河南的农民工。过去这半年来，他们在印度尼西亚一家华人工厂打工，不仅没能如约拿到工钱，还被各种理由克扣工资，连护照也被收走。
在交钱、求助、询问回国事宜无果后，他们不得已偷渡至邻国马来西亚，打算借道回国，没想到却被马来西亚警方在海边抓捕。当地法院原定10月11日对他们提起诉讼，不过家属于10月8日告知“全球报姐”，目前已达成庭外和解，这5人将直接进入遣返程序。
“本希望可以挣几个钱回去，最后却演变成一场噩梦。”在此之前，这些农民工写下名为《一封来自苏拉威西肯达里的求救信》，发在“印尼的那些事儿”公众号上。而他们在国内的亲人们，因为失去了家中的顶梁柱几近崩溃。
这5名农民工的故事并非孤例。近年来，不少中国人通过外包劳务、老乡熟人介绍的途径来到印尼打工，却如同走入“魔窟”——有人失联，有人被逼自杀，有人受伤致残。
偷渡路线堪比行军
逃离工厂的5名河南农民工分别是张强、魏鹏杰、田明鑫、郭培阳和张振杰，他们此次从印尼偷渡到马来西亚，据称是为了回中国。此前，他们先从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首府肯达里（Kendari）出发，跨海前往印尼边境，接着走海路来到马来西亚边境。
当地时间9月19日深夜，他们从船上匆忙跳入马来西亚海域的冰冷海水中。不久后，在马来西亚比奥-德萨鲁地区附近的海滩上，他们被当地警方逮捕。
马来西亚步兵第三师总部在一份声明中披露，被捕的偷渡人员共有15人，包括5名中国籍男子、5名印尼籍男子和5名印尼籍妇女。“观察邮政人员首先发现可疑船只，于夜里11时30分进行突袭，逮捕了15名据信藏匿在贾兰丹琼巴劳海滩的非法偷渡者。”
“他们选的这条路堪比行军，其实警察早就发现了踪迹并在现场等候，简直是自投罗网。”在印尼深耕多年的Z女士向“全球报姐”如此形容。
据这批中国人的马来西亚代理律师罗章武介绍，他们此前因违反移民法律被马方提控。在当地，这类非法入境案件通常会面临三种不同程度的惩罚，即罚款、监禁、鞭刑。好在目前已达成庭外和解，5名中国民工将直接进入遣返程序。
罗章武透露，这几人目前都在隔离中，无法会见任何人。“据当地官员说，他们的身体状况尚好，也没有感染新冠。”
此前半年，这5名远赴印尼打工的中国人经历了黑暗的劳工生活。他们的护照被公司收走，不得已才选择了偷渡之路。
今年3月，来自河南安阳的张强和焦作的魏鹏杰等人通过一位共同认识的工友介绍来到肯达里，为江苏一家镍铁公司的外包商完成工期项目。肯达里位于东南半岛东岸，是印尼东南苏拉威西省首府，主要以工艺制作为主，是一个木材出口港。
据魏鹏杰的妻子张娅杰说，劳工们出国之前，没和这家江苏的镍铁公司或者其外包公司签订任何合同。工友们先到安阳集合，乘坐大巴来到南京，隔离一周之后到了福建，再去往印尼。
4月中旬到了工地后，工人们发现，出国前得到的承诺皆是空话。去之前，对方的说法是“每天工作9小时，一个月保底27天工，工期6个月，每天的薪水是500元人民币，每月会发1万元人民币的生活费，干满工期可在现场结清薪水后回国……”
来到工地之后的三个月里，公司先是一拖再拖签合同，当工人们终于看到合同，内容也大相径庭：工作时间变成9个半小时，没有休息时间；每月生活费只有1000元；工期也不止6个月。
张强听说，一些工友已经一两年没回家，他们想走，但是没有护照，也没有钱。此外，工业园区门口有保安持枪把守，进出都需要便条。“有在那里做了十几个月的工友一次都没有走出过工业园区，平时的生活就在生活区和工作区附近。”张强通过微信将这些情况告诉了妻子。
而他们的护照在3月进入印尼做核酸时被统一装箱收走，6月底除了签证时按了手印，之后再也没见过护照。多次询问，也没人透露护照到底在哪里。当他们想辞职回国，不止一位老板告诉他们，每人要交5万到7万左右人民币的费用才可以回国。
这五个人的亲人们为他们借钱并上交，随后他们一直等待护照、准备回国。但是，在肯达里等了七八天后，他们还是没等来护照的消息。几次询问公司，对方态度却很差。
等待期间，工人们的状态越来越差。每天只能吃方便面，行动不自由，回家的希望愈发渺茫。他们天天失眠，甚至陷入抑郁。由于不想再继续被困下去，几人听信了蛇头的话，选择碰运气偷渡至马来西亚，却不料被警方抓捕。
“生活刚有点起色，又变得负债累累”
魏鹏杰的妻子张娅杰形容，自从3月去了印尼，本来乐观开朗的丈夫精神状态越来越差，几乎变了个人。
据她说，魏鹏杰以前是个很逗的人，话多爱笑，但自从出去打工后，说话一直板着脸。就算视频丈夫也会跑很远，找个信号好的地方聊上个十来分钟，每次几乎都在说要怎样才能回国。“发过来照片，整个人跟霜打的茄子似的”。
魏鹏杰十几岁就上了工地，跑过国内二三十个城市，电焊、起重、看图纸、吊车，样样都会。他和同在工地打工的父亲负责全家的主要收入，张娅杰和婆婆则负责在家看孩子、做家务。
2019年，张娅杰怀上二胎，魏鹏杰为了挣钱曾跑去迪拜打工。那边虽然伙食差，但是有自由，偶尔还可以出去逛逛，并且护照也在自己手里。后来魏鹏杰提前结束工期，回到国内陪她生产。“这次去印尼也是因为之前有过出国打工的经历，觉得没什么难的。”张娅杰说。
没想到，这次丈夫不仅没有多少收入，还得靠家里借钱交“回国费”。交完律师的辩护费，还有一大笔钱在等着他们：罚款、住宿费、核酸检测和疫苗费用、飞机票和酒店隔离费……
“我们的生活刚有点起色，又变得负债累累，感觉没有喘息的机会。”张娅杰回忆说，五六年前夫妻俩在老家做驾校生意，赔了本，最近一两年刚把欠账还上。“这次丈夫说出去挣钱，回来后，老人帮忙添点钱，去城里付个首付，让两个孩子去城里上学。现在一切都破灭了。”
和魏鹏杰类似，张强在今年3月去往印尼打工后，妻子王兰一人承担起了家里的重担。对王兰的打击一个接一个到来：5月母亲出现肝昏迷，7月父亲心脏病发作，最近奶奶又做了膝关节手术……身为独生女的王兰只能一个人跑医院、照顾两个孩子，还得处理丈夫的事情。
9月19日，张强给王兰发出最后一条定位消息后失联，王兰找到其他工友的家属才了解到大家的家庭状况都有相似之处。
这五个家庭里，有的家属因为身体抱病无法外出工作，有的家属因为丈夫的事情不吃不喝，还有的老人因思念儿子以泪洗面。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两个未成年的孩子要抚养，有人近半年已是借钱生活的状态。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国际笑话，是一件愚蠢的事情，我们无论如何都得承受。有的人会说我们装可怜，有的人会说我们活该，说当初为什么要让他们出去！”家属们在一封向社会求助的公开信上如此写道，“他们出去打工的目的和所有人一样，就是想挣点钱回家过日子。”
国人依然在源源不断进入“魔窟”
印尼汉学家廖建裕曾在《印度尼西亚的新华人移民：一个面临新挑战的新兴社区》一文中提到，印尼目前大约有1000家中国企业，集中在建筑业、采矿业和电子业。这些公司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农民工前来务工。
据廖建裕研究统计，在印尼的中国人目前有2.5万人，但由于很多农民工是非法移民，实际的数字可能更加庞大。
许多在印尼打工的中国人说，他们没有获得正式的工作签证，属于非法移民。来到印尼，他们被困在由国内外经纪人、分包商和雇主组成的复杂链条中，无法控制对自己的交易。
“我们被骗了……最终成为非法移民。”去年在印尼打工的一名中国人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控诉，“他们根本不在乎工人是死是活。”他也同样被没收护照，工资低于承诺，回国时被要求支付高达3万元人民币的罚款。
此外在印尼，中国工人也面临极大的人身安全风险。一方面，印尼没有保护中国工人的机构和工会，也没有给中国工人提供任何医疗条件；另一方面，工人们的所有消息几乎都被封锁在园区内。虽说印尼劳工部门可以监管，但往往消息传不到那边，就算传达到了，也无法确保其能保护中国人的权利。
疫情使得中国工人的生存境况更加恶劣。他们想要回国，必须提前得到公司的许可，然后等绿码合格，还要通过IgG（免疫球蛋白G）、IgM（免疫球蛋白M）等检疫要求。
据Z女士说，不少中国农民工在雅加达等待了6到21个月才回国。因此，她能理解这几名河南工人为什么冒着生命危险也要偷渡。而他们的遭遇并非孤例。
据《华盛顿邮报》称，在印尼的中国工人有人被锤子砸中至身体瘫痪、有人在工作中失去了眼睛、有人被卡车碾轧致死。国内的各大贴吧中，有不少控诉印尼中资工厂是血汗黑心工厂的帖子。
与此同时，这样的招聘仍在持续中。在一条描述自己父亲在印尼打工摔死的帖文下方，跟着“招聘印尼镍铁项目（焦化、发电、镍铁）”的帖子。
“最近有个朋友从国内过来，他说飞机上有三分之二都是中国农民工。虽说当地工厂出事不断，很多国人却源源不断进入‘魔窟’。”Z女士说，她持续关注中国劳工在印尼的生存情况，“我真心想问问那些招人的工厂：你们究竟招了多少人，现在还剩多少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