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10年，以“真人秀”为首的综艺节目进入井喷期。它被大量资本青睐，被观众热议，却通常被认为是粗鄙的娱乐消遣。但学者周逵认为，综艺史就是社会观念史，好的综艺节目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思潮，并促发着我们观念和表达形态的变化。
在综艺导演之中，严敏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业界地位高，被称为“内地综艺天花板”，执导的《极限挑战》被称为“国民综艺”。更重要的是，在高度娱乐化的节目里，严敏以一个“作者”身份进行强烈的价值观输出，并借由亦真亦幻的理想世界，一次次呼应现实，让表达抵达最广泛的大众。
现在，我们进入这场关于严敏的“真人秀”。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原文刊载于《智族GQ》十月刊，采访、撰文：杜梦薇，编辑：靳锦，摄影：苏里，原文标题：《GQ报道丨严敏：以真人秀的名义，万物皆可表达》，头图来自：GQ报道
“师傅，跟紧前面的车。”
严敏给出指令。一辆SUV配一个司机，兜里一个打火机两包中华烟，手上一杯冰美式和两台老款iPhone（停留在指纹解锁阶段），就是这位被称为“内地综艺天花板”的导演在真人秀追击现场的全部装备。
5分钟前，《德云斗笑社》第二季正式开拍。这是一档类似德云社团建的综艺节目。相声园子的等级秩序、企业职场的经营运作、偶像男团的粉丝关系……交织在新媒介环境下的德云社，也反映在这档真人秀和它的制作过程里。
当德云女孩将酒店大堂堵得水泄不通时，郭德纲的“爱徒”栾云平、“儿徒”烧饼、上季冠军孟鹤堂已从一个复杂动线绕到不起眼的窄小后门，迅速上车，分别去往从严敏手上随机抽取的餐厅。严敏要求3人给其余10多个师兄弟发送邀请短信，让他们自行决定赴谁的局、上谁的桌。
“任何企业都一样，都会形成一个个小圈子，要么就把这圈子亮出来，要么就一起来破冰。”坐上车，下半年第一场真人秀开启，严敏反而放松下来。
一天前，在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酒店利顺德，严敏带领着乌泱乌泱的人群在几个拍摄场景间穿梭，安排真人秀中每一个隐藏摄影机和收声设备的位置，它们通常被藏在消防栓、灯罩、壁画、桌面小摆件里，整个过程既像布置一个“犯罪现场”，又像事后的推理复盘——光源位置、人物走位、拍摄盲区、突发状况，全部都要考虑在内。
为了保证信息不在层层传递中折损，在狭小而古老的“288孙中山套房”（当年孙中山北上时曾下榻的房间）里，有30多人围绕在严敏身边，包含摄影、灯光、道具、制片等等工种，说到谁的工作位置，谁就会从人群中突然冒出头来。尽管严敏在每句话后面都接了一句“明白？”，他还是更愿意从身体姿态和眼神中确保对方听懂了指示。
严敏是所有人目光的落脚点，行动的唯一指挥。他穿着黑T恤、黑短裤，头顶有些稀疏，额头上总是冒满汗珠，因长期户外拍摄，皮肤晒得黝黑。他神情严肃时令人畏惧，如果有人开小差，会突然提高音量。关于领导力最直观的画面，是严敏走在前面，当他想到点什么突然盯住并折返路线时，30人的队伍也会立即掉头。木质地板和楼梯吱吱呀呀响个不停。
“你们应该作一篇私生饭的调查报道。”行车经过酒店门口黑压压的粉丝，严敏说。和《极限挑战》中随处可见的大型追击战相比，这是一个无须调度太多的小场面。不过录制之前有个插曲，严敏和堵在疏散通道上的代拍产生了冲突，彼此都强调了“我正在工作”。
《极限挑战》是严敏的真人秀成名作，从2015年到2018年，这档节目在东方卫视播出了四季，是电视作为综艺强势渠道最后的收视高峰。观众至今念念不忘的“极限男人帮”另一个名号为“极挑6+1”，除了6名常驻MC（综艺节目里的固定嘉宾），还包括导演严敏。或见其人，或闻其声，严敏常常出现在镜头里，他逐渐稀疏的头发和逐渐增长的斗争智慧都被记入了这档节目的“名场面”之中。“无忧岛之别”后，严敏和几名MC相继退出，节目改头换面。
如今《极限挑战》相关的很多名词已演变为形容词，出现在网综时代的弹幕里。“鸡条味儿”“孙红雷操作”“这就是命”——用以指代真人秀中意外或自由的展开，对既有设定与规则的破坏和颠覆，“赢就是输，输就是赢”的惊天反转。而严敏也成为几大平台争相拼抢的对象，过去一年，他分别和腾讯、B站、爱奇艺合作，接连推出三部高口碑综艺《德云斗笑社》《说唱新世代》《戏剧新生活》，后两部的豆瓣评分在9分以上。
真人秀最恐惧的，是人物心理犹豫、没有行动，没有行动就没有戏。“我的出现是让他相信自己，只要行动就是对的。”严敏说。天津6月的一个傍晚，我随他在城市晚高峰的车河里穿行，在3个餐厅之间“穿针引线”。此刻他就像是足球比赛前球员通道里的教练，一遍遍地鼓动他即将上场的队员们，而球赛马上开场。
黑箱与社会观念史
“这个人根本统筹不了任何事情，现在立刻把他换掉。”从第一家餐厅出来，等不及钻进车里，严敏气急败坏地批评了一个工作人员。到了下一家餐厅，他找到躲在楼道里监听的Follow PD（跟拍导演），听对方汇报现场情况，“你怎么一上来就是‘我们’，哪有我们？你是他的Follow PD，这就是你的责任。”严敏敏锐地抓住对方言语中的一个用词，提示她注意工作位置。
而在最后一家餐厅，这位导演坐在录制的包厢之外，完美地融入环境之中，跟一个普通食客毫无分别。他眼睛盯着手机，筷子飞动，迅速扒完一顿晚餐。
与节目中强烈的戏剧冲突、喜剧效果形成鲜明对照，在真人秀拍摄现场的体验可以用枯燥来形容。当晚即使全程跟在总导演身边，我得到的信息也是只言片语。和观众一样，最终在节目播出时，才得到一个完整的故事。这是因为现场几乎所有的调度发生在一个包含全部Follow PD的微信群里——那是一个真人秀导演核心能力的“黑箱”。
现场人员复杂，有甲方、乙方、丙方和甚至“不知道严敏是谁、这是在拍什么”的人，比如车队和后勤。能证明彼此身份的，只是一枚纸质手环。每次保安巡视清场，都有新鲜面孔慌乱地挽起衣袖，“我是腾讯的制片人。”“我是商务，来保证郭德纲老师顺利念完口播的。”
喧嚣和混乱之下，总导演却安静而神隐。如果是固定场景下MC集体录制，不同机位的摄像机有几十台，不存在通观全局的上帝之眼，严敏通常自由游走，并经常突然出现在一个刚刚走神的工种身后，他总是提醒我：“你跟不上我的。”
像今天这样的追击战，MC会分散各处，只有Follow PD各自跟随。录制环境就像一个沉浸式的真人秀主题公园，这样的“公园”的辐射范围有时是一家餐厅、一层大楼，有时则是一条街区、一座城市。徜徉其中，往往不知严敏踪迹。如果不是采访，他不希望任何人跟在身边。
但通过这个“黑箱”，严敏又无处不在。他的理念、指令穿越层层屏幕，抵达上百个工作位置。他是这座楚门的世界真正的缔造者。
14位德云师兄弟“饭局亮相”之后，临近午夜，严敏和团队又回到“288孙中山套房”。他要求每位Follow PD“说说你对MC的观察”“总结MC在这一季的内心驱动力”，他善于抓住一段描述中的关键信息，不停深挖，再根据人物性格、人物关系推断出他们可能的故事线。
整个会议，严敏展现了精准识人的一面，他似乎可以看出每个人（MC以及团队）在心理上的优势、弱点以及不安全感，目光毒辣，金句频出。
他说，对于A这样的聪明人，“他需要肯定，无论他做什么，你就是点头”；对于B这样不自信的人，“你表扬他时必须找一个特别具体和细节的事”；而对于不太合群的C，“清高路线在团综里是玩不下去的”；至于一对有矛盾的师兄弟，“这俩人关系处理不好，全班同学都可能跟着分裂”，并嘱咐他们的PD：“我要是你们，我都睡不着，日思夜想怎么办。”
“你写严敏，是写他过去和现在的事。而严敏在真人秀里写的人物小传，是预测他们将来的事。”周逵说，他曾在凤凰卫视担任节目策划，后从一线从业者转为综艺研究者，现在是中国传媒大学的副教授，为多个头部网综做节目顾问，类似的会议他参加过很多次。
在他看来，除了调度的黑箱，综艺导演的工作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外人不可知的黑箱。艺人和他们之间的关系、平台关系、客户关系，临时拼盘的执行团队的关系在其中缠绕、角力。相比影视剧，还要边拍边播，广告商会临时加入，宣发、审查要同时进行。
“你就看片尾咻咻咻而过的字幕，一个单体节目参与人数最高能达到800人，复杂程度一点不亚于造精密仪器，一个综艺导演每天要做上百个决定。而与影视剧导演相比，综艺导演还意味着被压缩的权力，更短的创作周期，更低的行业尊重，”周逵说，“他们属于风暴眼的中心，信息的聚焦点，却只能做一个容纳各方情绪的黑洞，不能往外吐露。”
但当这个不能打开的“黑箱”驱动一档节目正式播出，它又将一个时期内的大众情绪与情感，以及丰富的社会思潮全都显现出来。相比研究100多年前的报纸，周逵觉得研究综艺妙趣无穷，它是最活跃、最具弹性、最当下的文本，“即便你认为最低俗的那种节目，它都有文化研究的价值，因为当中蕴含着整个社会结构的转型。你可以研究为什么会拍成那个鬼样子”。
从1990年的《正大综艺》开始，到全民投票的《超女》，再到全球化语境下的《天天向上》以及欧美和韩国引进模式，直至“101”选秀体系。周逵认为，综艺史就是一部社会观念史。在这30年间，娱乐不停地在争取自己的地位——先是发现娱乐的价值，再在资本狂飙突进中一边野蛮生长，一边被强力挤压否定。如今，“娱乐”是个危险而不受欢迎的词。
而置身其中，综艺既被社会观念牵制，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促发着社会观念和表达形态的变化。“正是当年《超女》中李宇春拓展了性别想象，一个中性打扮的女孩如今不再是问题，”周逵说，“当下热播的《脱口秀大会》《吐槽大会》，它改变的是我们的话语表达方式。”
周逵觉得，仅把综艺当作一种无脑的傻闹，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社会偏见。但即使作为专业研究者，他也是一步步破除偏见，并发现综艺新的可能。比如严敏的《说唱新世代》可以嫁接《奇葩说》，原来00后也有锋利深刻的社会表达，而其他00后也听得懂，也喜欢听；原来一个70后的导演，可以和一批95后、00后建立一个跨越代际的表达者同盟。
万物皆可表达
去年夏天，无锡成为“中国说唱之都”，全国几乎一半的Rapper相聚这里。两档说唱节目的录影棚紧邻，一边是问出“想要成为Rapstar吗”的《中国新说唱》，一边是《说唱新世代》，中间矗立着高大的烟囱，上面像农村标语一样刷着后者的Slogan：万物皆可说唱。
严敏说，如果他有什么核心的创作理念，那就是让事情成为它本来的样子。在他的《说唱新世代》中，说唱不再关乎技术与流量，歌词不再围绕金钱、女人与暴力，而是回到“发声”的本质——性别议题、校园霸凌、边缘群体、日常生活全都进入说唱的语境之中。
我们第一次见面时，严敏曾表示疑惑，中国为什么不能单独开真人秀这一门类，而不是把它归类于综艺？后来他又提出，或许真人秀也是不准确的，“我做的是真实秀”。
“真实秀”的本质，是打造一个平行世界。严敏主导世界观设计，但秩序可颠覆，规则可打破，它接近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建立。在这个世界里，严敏锚定的是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想要成为但没有成为的那个“自我”——如果你想“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那在“真实秀”里，你拥有机会进入理想情境，但很快，“劈柴”有生存劳作的辛苦，“喂马”有危险体验的代价，“周游世界”很可能意味着“客死于此，两手空空”——于是，“认知差距”带来了喜剧效果，“真听真看真感受”产生了时代表达。
因此，严敏的每档节目都如同进行一场社会学实验。
在《说唱新世代》中，选手进入基地，根据“说唱让你变富有还是变贫穷”“你希望歌红还是人红”划分四大象限，再以比赛结果入住一到五环，这意味着不同的阶层、财富和生活条件。严敏还模拟建立了货币体系，节目一度自由发展出金融交易的支线，借币、放贷、为了生存精打细算或赌上全部身家。弹幕齐齐刷起“理财新时代”“说唱新世贷”。
而在《戏剧新生活》中，田园牧歌的环境里，生存难题却贯穿始终。像十二公民围坐圆桌，第一集就得公投，戏剧可以赚钱吗？之后，演员们还要上街卖票，有时一张票10块钱且赠送合影，也卖不出去，艺术与尊严一起跌落街头。“这有什么刺痛的呢？我不是为豌豆公主做节目，这就是戏剧人的真相。”严敏说。
对于总导演来说，《说唱》《戏剧》的难点是，每个Rapper和戏剧演员都自带个性与表达，严敏需要找到最大公约数，将丰富的声音收束成共同的理念，让所有人在一个世界观下生活、创作。为此，他花了大量时间和选手、演员们喝酒聊天，深入每个人的内心。而承袭传统、讲究规则的德云社则是一个封闭、自洽的系统。如果第一季是展示这个系统下的等级秩序和师徒关系。节目进行到第二季，严敏需要将之对外敞开，注入表达的活水。
那还是要回到事情本来的样子。相声本来的样子是什么？是“离老百姓最近的艺术形式，是曾经贩夫走卒和不识字的人了解世界的渠道”。严敏说，过去的相声演员们有生活阅历，当过跑堂、保安、服务员，现在越来越多的师兄弟十几岁就进了园子，对真实社会缺乏了解。
于是，严敏抓住了德云社的内容危机和“相声是服务行业”的本质，通过真人秀，让14个相声演员先经历生活挑战，再进行内容创作。“郭老师也非常认同这个理念。郭德纲之所以是郭德纲，是因为郭老师真的什么苦都受过。26岁离了婚，一个人来北京，租8平方米的一间小屋，1999年还是这个状态，你说现在这些小孩急个什么。”严敏说。
在《德云2》第一集中，严敏再次回到他熟悉的社会学。他设置了市场经济模型，通过磨面、烙饼、交易，让他们玩出了劳动剥削和剩余价值，当徒弟们在市场上疯狂“炒饼”、疯狂内卷时，师傅郭德纲点出主题，“大饼卷一切，做饼才是关键，重要的是内容”。到了第二集，上来先按照成绩荣誉评级，再把他们丢入一个浴场中从捏脚、停车、端盘子等体力劳动做起，最后郭德纲婉转指出：职称职级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人民服务的心。
老蔡是一家舞台视觉包装公司的老总，也是严敏的大学师哥，二人从2012年合作至今。他的公司见证了中国综艺蓬勃的市场发育。近10年，综艺内容团队纷纷从电视台出走，遍地开花，但舞美、剪辑等支持性工种却高度集中，老蔡的公司承接了三大平台60%以上头部节目的舞台设计。
他把行业里导演分为三类：一是脚踩西瓜皮，走到哪滑到哪，借势流量和时代机遇；第二类是泥包萝卜，开一节吃一节，有执行力但没有认知高度，来回几个游戏，一招鲜吃遍天下；最后一类则是有逻辑和内功，“节目就像人一样，是个有机体，有鲜活的人格魅力”。
“你想想你看过的节目，一拉一分，你立马就清楚每个人在哪儿。”老蔡笑而不语。
2019年从东方卫视离职后，严敏和几位同事一起创业，成立了闻脉文化。没有录制的日子里，他大部分时间待在上海静安区一条弄堂里。烟和咖啡每日供给不断，严敏以此保持全年无休，并且在一大半的时间里，这样的“无休”无限接近“不休息”的意思。
严敏的公司合伙人、制片人温沁函觉得：出来这两年严敏有点开光，每次平台拿一些疑难杂症或命题作文过来，他总能迅速给出创意。《说唱》就是临危受命，当她凌晨一点用一通电话把严敏叫到饭局上时，他当场就提出，要做“时代表达者”，节目的种种世界观设定也一并成型。
“《说唱》那句Slogan其实是严敏自己的，万物皆可表达”。周逵总结，严敏已有了创作的母题。“一般综艺导演是想When、What 、How，然后再通过主题挖掘找到Why。但对严敏而言，他是反过来的，他有强烈的表达欲去解决他的Why，又有缜密的方法论和工具逻辑实现How，那么他生产出多少What（节目）都是很正常的事情。这就像乔布斯演讲，他永远会告诉你，他要帮你解决一个问题，继而再推出他的产品。”周逵说。
“前面不必加综艺两个字，这就是一个导演的标识，”这位学者甚至想好了命名法，跟我打趣道，“你可以认为严敏的严，就构成了一档节目的函数要素Y。这些节目都是Y综艺。”
严敏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专业，启蒙与养料源于电影，也一直用电影的思维制作节目。这形成罕见的现象：在高度娱乐化的综艺里，他以一个“作者”身份进行强烈的价值观输出。他隐藏在设定、游戏和MC之后，借由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试图让表达穿越行业鄙视链，穿越镜头、剧本、即兴、突发、不可抗力等等，再穿越屏幕，最终抵达观众，介入现实。
穿越屏障并非易事。周逵说，所有长得四不像的综艺节目幕后都有一个被压垮的导演，他既要完成平台的KPI考核，又要满足广告商的带货要求，同时还要抵御短视频对用户时间的侵蚀。严敏现在使用的方法是“底线原则”。在接一档节目之前，他会把他认为的做好这档节目的要点全部列出来，再以奥卡姆剃刀原理，从十条精简到三条、一条。最后再拿这条底线触碰平台和资方。
比如对于《德云斗笑社》而言，这条底线是，所有人以徒弟、学员而非艺人的身份出现，无论大小流量还是头牌新人，必须一视同仁，否则团综会陷入纷争；对于《戏剧新生活》而言，则必须是能够创作的好演员，且真实地生活在一起3个月。否则，真生活和真创作都无从实现。
“你能不能让我坚持这个底线？能坚持就能做，不能坚持就不做，这是核心。”连续的高口碑使严敏持有与平台对话的底气，甚至是更强势的话语权。他接活儿的标准简单而直接：要不是别人没做过的，要不是别人做烂的。
价值观第一，意志力第二
一档节目的好坏，录制时就有端倪可察。如果严敏出离在“真实秀”之外，说明一切运转得不错；如果他现场大发雷霆，说明事情仍有转机；如果他录制完立马消失，和所有人失联，那说明节目出现了无力扭转的重大问题。
“当我下达某个指令之后，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但无论出现什么问题，最终都在于你的指令不对。是不是可以有其他下达方式？是不是态度可以更明确、更强大、更坚决？”严敏说。这个时候，他会找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枯坐几小时，“我是真的真的很难受，我必须把自我贬低的耻感赶出去，否则我明天怎么继续？”
这种耻感落入日常，是一种萦绕不去的紧张感。在严敏的团队中，价值观是第一位，意志力是第二位，软弱几乎不被允许。“跟着我的人也会带着累往前跑，但我又始终觉得年轻人如果能有紧张的体验，对他们是好事情。”
在严敏的综艺序列里，《下一站传奇》的豆瓣评分只有4.4，这是他《极挑》之后、离职东方卫视之前最后一部作品。
这是他罕见的失败。“如果有失败的，接下来就会进入为什么失败的讨论。我知道失败一定是因为我没有坚持一些原则，哪怕是种种外在的原因，”严敏说，“我不想和观众探讨，但我自己会分析一百遍。”
温沁函说，出来创业后，她不再为豆瓣9.3分开心了，她希望这家公司能成为综艺界的“正午阳光”，能有一批导演不断生产8分产品。“如果严导的产能决定了团队的产能，势必只能做成一个小作坊。”但目前来看，这是一个只能暂时搁置的难题。而身为严敏的制片人，温沁函最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别人找不到他，我也找不到他”。她曾是《极挑》中黄渤的Follow PD。二人如今分工明确，严敏钻研内容，她来“码盘”“码人”。
网络取代电视成为强势平台后，综艺节目的评价体系因此颠覆，并被流量反向塑造着。大牌明星或流量艺人是一个节目的基础保障。有导演为了争取某明星加入，曾追到对方度假的酒店，开一间房，每天制造偶遇的机会；还有导演为了打动艺人，在艺人妈妈生病住院时，陪床三天三夜，倒痰盂，伺候吃喝拉撒。这些严敏都做不到，除了顽固而强大的自尊心，在他的认知体系里，比艺人重要的东西还有很多。
“他的方法是激发艺人的信念感，让对方觉得这个事情太‘牛X’了，我一定要跟严导一起干，”严敏手下的执行导演勾俊骁说，“如果他激发完了发现对方没兴趣，他就会放弃，勉强来了也不适合。”而且这种信念感的传递不只在艺人，也会扩散至整个剧组。
在《说唱新世代》的建组会上，严敏没有停留在布置分工和流程梳理上，而是花了两个多小时去讲为什么要做这档节目。对于临时加入的工种，他也不希望“只是打份工”，他给灯光、艺筹、舞美、场工、甚至司机播放选手们的歌和视频，说这样的人就是我们需要的人，是这个时代需要的人。“他让所有人觉得自己在做一件值得做的事，一件有价值、有输出的事。”坐在上海办公室的小院里，勾俊骁双眼发光，这位说唱爱好者激动起来，“网上说我们选手菜、业余、不知名。我做这个节目最大的动力，就是要让人知道，有这么一批人，不仅歌好听，而且唱的是内容！”
当这种反向塑造进入制作和剪辑阶段，“埋点”成为了重要的工作之一——这原是一种技术上的数据采集方式，现在则意味着放大冲突，制造话题，最终登上热搜。它能帮助互联网平台、广告客户、制作公司、艺人经纪公司和粉圈，共同收获一张从数据上来看所有人都满意的朋友圈战报。
“我以前不懂，你知道吗？我说怎么埋点？对方说组CP。我问难道还能我指挥？如果俩人不来电怎么办？对方回，那没事，我们可以通过剪辑让观众感觉这两个人好像有关系。”严敏曾跟我讲述他第一次接触这个概念的过程。一旦涉及扭曲的时代潮流，怪异的行业风气，他就不可遏制地流露出愤怒的情绪。
勾俊骁至今仍记得去年被严敏大骂的场景。那是在《说唱新世代》的录制现场，他放出现场音效的时间节点不对，干扰了选手的情绪。“就像我们小时候看《艺术人生》，人家嘉宾还没开口，钢琴声就起来了。他挺讨厌这种的。因为嘉宾的情绪发生在第一时间，观众感受到嘉宾的情绪是在第二时间。于是你的音乐只能在第二时间。”勾俊骁向我解释。
因为严敏的骂声后面紧跟着下一步的执行细节，勾俊骁不得不把这条发在公司大群的语音来回听了很多遍。“如果这个放错了，他会觉得你做节目价值观有问题。他会非常失望，非常生气。”
让“野人”更聪明
很多社会新闻的微博下面，有个叫“往往日记”的ID常常出现在热门评论里。《极挑》粉丝留意到了，就会回复：“导儿又来了。”严敏的同事们私下管他叫“网网日记”，互联网冲浪十级选手。
这些评论言辞并不激烈，总能找到一个多数人可以接受的角度，在一个安全范围内，回到人性与常识，“回到我们每个普通人的立场上去”。
严敏生于1976年的上海，母亲是国家干部，父亲是国营厂的工程师。他在外婆家长到12岁，外公和两个舅舅都是军人，这使他从小就有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社会关照意识。他的文艺启蒙来自书籍和收音机，因为外公在朝鲜战场被炮弹炸到一只耳朵失聪，家里的收音机总是开到最大声。他还记得童年普普通通的一天是这样过的：早上听新闻，中午听相声，晚上放学回家听电影——一档叫《电影录音剪辑》的节目，就是70一代的影像启蒙，他的镜头语言是“听”出来的。
周逵分析，70一代的电视人，包括创作者们都有社会精英意识，而85后就属于网络原住民，“他们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就有综艺节目了”，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代人。严敏关怀底层群众和劳动者，还有启蒙大众的社会责任感。
严敏曾告诉我，“国民综艺”这个词如今被庸俗化了。但他永远知晓其中的分量和表达的上限。
韩国综艺《无限挑战》的导演金泰浩比严敏大一岁，曾执导MBC王牌综艺《无限挑战》12年，期间参与MBC三次大罢工，节目几度停播。屏幕内外，金泰浩都践行着自己社会关怀的信念，和全体国民站在一起。
而以一档综艺节目的身份，《无限挑战》和国家命运相连，曾参与、改变了韩国的社会进程：2009年的雪橇特辑造就了10年之后平昌奥运会的奥运选手；2011年的生死时速特辑激烈地向日本右翼抗议；而在2017年一个模拟国民议会的特辑里，节目中提出的要求强化对虐待儿童罪处罚的提案，最终在真实的国会正式会议中通过，被称为无限挑战1号法案的诞生。
在严敏看来，“国民综艺”至少有三层含义：第一层，它是全体国民、全年龄段的人都可以欣赏消费的内容；第二层，它能真实反映国民在现实生活当中所遭遇的矛盾和困惑；第三层，始终和全体国民站在一起。“我们长久把它矮化为了第一层。”严敏说。
当年《极挑》和城市地理环境、市民生活有强烈的互动。地铁、便利店、KTV、街头餐馆等作为真实的社会生活图景，自然地融入到节目之中，也因此诞生了很多“神路人”。如果要找6年前上海街头的百姓群像，《极挑》不失为影像资料之一。
这5年，行业变化迅猛，综艺受众被短视频极大稀释，“合家欢”式的综艺被分割为一个个窄众传播，说唱、街舞、表演，几乎每个垂直赛道都有一到两档节目。而打通了产业上下游、唯一解决了盈利问题的“101系选秀”仅仅生存了3年时间。但周逵和严敏都认为，这并不意味着“国民综艺”必然消亡，本质上“国民性”是一种初心，任何门类都可以做到将它蕴含其中。
在《戏剧新生活》播出后，有人找到严敏说，你把戏剧做成综艺，影响了戏剧作为一种现场艺术的神圣性。严敏听完问他，你是哪儿的人？对方回，四川绵阳人。严敏说，好，绵阳是四川第二大城市，将近500万人口。但你知道绵阳有几座剧院？一年演几场话剧？
对方听完，陷入沉默。“中国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他们从没走入过剧场。没有人给他们欣赏戏剧的机会，也没人引导他们去欣赏戏剧，”严敏说，“对于绵阳的年轻人来说，对于中国上百个生活在类似绵阳这样地方的年轻人来说，他们又从何去了解剧场具有神圣性和唯一性？”严敏脸上的神情又愤怒起来。
6月底，我在上海见到了《戏剧新生活》里的MC、演员刘晓邑。这位戏剧人即将成为父亲，每天清晨他乘坐两个半小时的地铁去青浦的排练场，晚上再花费同样的时间赶回来陪妻子。去年疫情重创剧场，刘晓邑的剧团从北五环搬到了延庆。如同这门艺术本身，他们不断地远离中心，挣扎在边缘。在最困难的阶段，严敏邀请他参与节目录制。
“节目播出后，明显（市场）更好了。很多人过来跟你说，这是他们第一次进剧场，北上广都有。这让我和观众之间好像有了一种奇妙的情感联结。他是因为你而来的，因为你了解戏剧的。”刘晓邑说，过去他从不看综艺，甚至反感，认为“又傻又无聊”。要是没参与《戏剧新生活》，他对综艺的偏见可能是永久性的，“但这次的经历让我意识到了我的偏执和狭隘。”
刘晓邑执导了《戏剧新生活》里最后一出戏剧。谢幕时，发起人黄磊出现在舞台上，他忍住哭腔：“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节目，跟赚不赚钱没关系，跟有没有流量没关系......”没等他说完，观众在下面齐声喊：“都会有的。”
同为戏剧人出身，刘晓邑注意到，节目中每次他们排戏，严敏就在旁边看，看完给点意见。“我们心想，干嘛呢，哥儿几个都是导演，我们什么时候听过别人的意见？”刘晓邑大笑起来，“但严导每次说得都特准确。而且有些意见是节目播出后，我才看明白的。原来他担心把观众隔在门外，他想让更多人走进来。”
严敏选择艺术出于自觉。高三那年凭借会考成绩和上海市高中作文竞赛一等奖（新概念作文大赛前身），他拿到了两所重点大学的保送名额。但当他在报纸上看到上海戏剧学院的招生简章时，觉得“那才是我能发挥最大能量的地方”。进入上戏后，严敏生长出了电影梦。大二时，他想出国读书，作为戏剧学院英语最好的人，他胸有成竹，“纽约大学电影系，美好的未来”。
但也是在那个节点，严敏的父亲诊断出脑部胶质瘤。从大二到大四，父亲的感官一点一点被剥夺，先是丧失视力，再是语言能力，然后是听力，最后是行动力。随之被剥夺的还有一个不断向上进阶的知识分子家庭几十年来全部的积蓄。那个电影梦，严敏再也没提过。毕业后，他进入电视台，拥有编制和稳定的收入，是能让母亲最为心安的选择。
严敏清楚地记得，父亲生前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是在1999年的生日宴上。他身陷轮椅，意识已经模糊了，手里攥着亲戚送的一沓红包，吃力地拼出一句话，这钱要留给我儿子。
我和他的几次长谈，贯穿在节目录制和后期的间隙，也贯穿了整个夏天。我们每次都约在公司附近的一家餐厅的门廊外，上海的暴雨总是倏忽而至，大部分时间我们进入公共议题、时代表达、行业现象的讨论中去，严敏总是针砭时弊，言辞铿锵。这是他少有的脆弱时刻。
《极挑》第四季第一集，6位MC从刚刚恢复高考的70年代穿越到上海一所普通高中的操场上，严敏设置了6个问题，回答“是”就往前迈一步，这个测试事关“人生起跑线”。6个问题包括：你的父母是否都接受过大学教育、你是否有过一次出国旅行的经历、你父母是否承诺过送你出国留学等等。问题问完，严敏和5位MC都只能往前走一步，那一题是“你的父母为你骄傲吗？”。
原本最后一问不是这个，严敏纠结了很久，最后他想让每个人都能往前走一步。
“我知道我要做什么，我始终要做接老百姓地气的东西。”严敏并不遗憾人生道路的分岔。做电影也要做现实主义题材，也要实现传播的有效性。那可能是一条更为艰难的路，或许现在还没有得到表达的机会。在他看来，综艺是中国老百姓最廉价、最易得的娱乐方式。
“电影、游戏、戏剧、演唱会、迪士尼，哪个不花钱？最廉价意味着传播面最广，但你不要因此看轻自己，”严敏点上一支烟，眼神笃定，“通过综艺这个手段，我可以把我想讲的东西传播给最多的人听，而且是他们以听得懂的方式，让他们感到快乐的方式。《极挑》每期至少有1000万播放量，哪怕10%的人看懂你想说的话，这个基数也大得不得了，这太有成就感了！”
严敏希望他的综艺能够“拆墙”、扩圈。他拿历史譬喻，春秋时期，城墙里的是国人，城墙外的是野人。他希望人不被分为国人和野人。但如果事实如此，他希望自己做出的东西“国人野人都能看”，而且“可以让野人更聪明一点”。
“我认清了自己的宿命，也是使命。这其实也是我心里的东西。”暴雨骤停，他最后补充道。
我爱我的工人兄弟们
5年前，勾俊骁从浙传毕业之时，正值中国真人秀的井喷期。很多节目面试都会问，真人秀3个字，哪个字最重要？但严敏不一样，“他就像真人秀的后采，不断挖掘你的性格。最后问我，你以前有没有交五险一金？你一个大小伙子在上海打拼，家里情况怎么样？”
严敏是利物浦球迷。利物浦意味着披头士，码头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孩子们。当利物浦夺冠，他会穿着球衣来上班。温沁函说，严敏着迷所有“落水狗从底层爬起”的故事。
这也是严敏综艺中贯穿的叙事线索——穷小子没有机会做音乐家，但可以像海子一样成为诗人，一支笔足以翻身，这是《说唱》；一帮原本会成为穷小子的人，因为遇到郭德纲，命运发生了改变，现在他们得重新回去体验苦日子，这是《德云》。
这个夏天，严敏同时在筹备下一档节目，有关电竞的主题。为什么会对电竞节目感兴趣？还是要回到事情本来的样子。“因为在中国三线以下的城市，电竞是没有出路的穷小子们翻身的机会。我可以讲一个贫民窟的百万富翁的故事。”
少年时代，严敏频繁转学，但总能很快找到自己的小集体。那个集体淘气、边缘、充满个性。因为成绩好、缺乏胆量，严敏永远不会是头领，但总是出主意的那个人。有同学生了重病，严敏想的不是在班干部组织下捐款、辅导作业，而是想办法搞了一台录像机，再把有点尺度的录像带精心包装，让这位同学在父母上班后看个痛快，实现他作为宅男“伟大的愿望”。
当年严敏所住的上海杨浦区类似沈阳铁西区。他属于工人子弟学校里家境不错的孩子，但他所在的小集体全是工人阶级的孩子们。他说，每一个兄弟都给他看到了一个社会真实的侧面。
一个兄弟单亲，父亲是海员，一年有10个月漂在海上，和哥哥相依为命，有年寒假他半夜找严敏借钱，要去白茅岭农场看劳改的哥哥，“那晚他说，我爸这辈子都不会去看我哥。”
还有一个兄弟外号叫“付奶”，一到课间操，在机床厂上班的父亲就拎着两袋奶给他送来，于是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就得在众目睽睽之下喝奶。高三，“付奶”的爸爸得了肺癌，高考前两个月，骤然去世，“付奶”深受打击，放弃高考，选择复读。一个暑假后，严敏和集体里的兄弟们进入了自由快乐的大学或者技校，有很多新鲜事，有很多新朋友，远大前程，各自奔赴。
大一下学期，严敏接到母亲电话，“付奶”没了。
“我们一帮兄弟聊天，才发现这一年里只有一个兄弟见过付奶。我竟然一年都没有时间去陪他一次，他那么痛苦，从来没跟我们讲过。最后自己开了煤气，”严敏说，“如果是过去那样每周聚会的频率，他绝对不会这样，我是有责任的。”
后来他看到《心灵捕手》这部片子，痛哭。“我每天到你家接你，我们出去喝酒笑闹，但我一天中最棒的时刻，只有10秒，就是从停车到你家门口，每次我敲门，都希望你不在了，不说再见，什么都没有，你就走了，我懂得不多，但我很清楚这点。”在嘈杂的酒吧，严敏随口念起电影中本·阿弗莱克对马特·达蒙说的台词，“我每次看，我就想起我中学时代的兄弟们。我特别知道苦孩子是什么样，我知道每家每户的辛苦是什么样。后来我去了重点高中，去了大学，遇到了富有的孩子，生意人的孩子，达官显贵的孩子，但我依旧爱我的工人阶级兄弟们。”
进入电视台四五年后，严敏买了第一辆车。约了兄弟一起出门办事，停车的时候，他一个回旋，把车倒进去，得意极了。兄弟说，严敏，你这个车开的真好。下一句话是，我现在觉得好像跟你有点远了。严敏说他脑子瞬间想起的画面是，大学时他不住宿舍，和几个兄弟在偏远的地方租个房子，每天往返两小时就为了待在一起。出租屋没有暖气，晚上他们用膝盖顶住油汀，放一杯酒在上面，一人喝一口。早上要争抢一辆助动车赶去上学。
“我知道他在说什么，这就是男人的情谊。当年每个人都想要站在山顶上看世界，但当他还没能站到山顶上，甚至穷极一生也不能站到山顶上的时候，他会觉得没面子，他不会再主动找你，甚至会找理由推辞。但我知道在人生的重大节点，他还是会出现。”严敏说。
在严敏的节目中，比“万物皆可表达”更隐秘的创作母题就是丰富的兄弟情谊。几乎每档节目里，都有一个“兄弟连”或“男人帮”的设置。《极挑》最为突出，张艺兴甚至在这种兄弟情谊之中，实现了一个男人的成长和蜕变。9月初，我们联系张艺兴时，他正在剧组拍戏，他统称严敏和MC为“哥哥”，“在你可能要飘起来的时候，有哥哥告诉你路还长着呢，这才哪儿到哪儿。在摔跤的时候，他们过来拽起你。他们在我的成长路上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严敏对于男性亲密关系塑造的能力很强。你要知道，在中国乃至亚洲的性别政治里，男人与男人之间不知道该如何相处。现在荧幕上，全是男男CP，耽美题材，没有其他可能。严敏不炒CP，而是去做一件更难的事，去探讨男性友谊的各种模式，”周逵说，“很多小孩儿真的是看综艺学做人。综艺应该提供丰富的人际交往模板和生活方式的想象。”
严敏的同事、合作方都提到过一个流产的节目《特战》，特种兵题材。出来创业的第一年，严敏和团队所有的精力都压到了这个节目上，拿到投资，完备剧本，谈妥演员，一切准备就绪。当负责场地设计的老蔡已经在贵州开山基建时，节目突然被叫停。在采访中，每个人都为严敏感到遗憾，这是一档离他“最近”的节目，他一生应该拥有的一档节目。他可以回到童年外公的书架前，回到舅舅的家书里，回到他和他工人阶级兄弟们的时光里。
严敏有一个隐藏技能，他熟悉上海所有好吃的苍蝇馆子和夜宵摊，以至于他的同事们都觉得他很适合做一档美食节目。8月初的一天，他开车带我在巷弄里兜兜转转，找到一家本帮面馆，一进门就和店主用上海话娴熟地攀谈起来。
而在车这个私密空间里，严敏也罕见地暴露了生活化的一面，那就是“他完全没有生活”——他的车里，有水晶底座的奖杯，有十几年前的CD，有很多熟悉但出现在这里就显得有点奇怪的日用品。每天他就这样携带着一座小型杂物间孤独地在街上奔驰。
“把他们送到光明的地方去”
“你们现在觉得凶手是谁？”凌晨3点，严敏提问。
Loft结构的办公室空旷凌乱，工位无人使用，核心区域是一条5米长的会议长桌，严敏坐在一端，面前摆着冰咖啡和一餐外卖，身后是大学教室里常见的升降黑板。年轻导演们挤在他对角线的位置上，面前支起笔记本电脑，把头埋进屏幕，和在课堂上期望的一样：千万不要被点名提问。
为了保持头脑清醒，冷气开在16度。正值酷暑，几个女生裹着毛毯。楼梯上的几盆绿植叶片低垂，枯死已久。这里是“真实秀”幕后的“冷酷王国”。
此时是《德云2》第三期的剧本会，一个关于“剧本杀”的剧本会。这家公司日夜颠倒，剧本会常常从下午开始，在天光大亮时结束。第一次参加时，我感到非常诧异，会议常常会陷入长达两三个小时的沉默，如果遇到一个逻辑卡壳，一个无法推演的剧情，就自然地停下来，纠结，思考，这样毫无进展的状态甚至会持续三到四天。
“他一定要想出解决办法，从不跳过去。他可能觉得这对我们也是一种思维训练。”有同事说。还有人反映，这种沉默是一种螺旋，如果你总是无法提出达到严敏标准的答案，久而久之，你就不敢再发言了。
此刻，为了打开思路，严敏要求所有人开始从头阅读阿加莎的《罗杰疑案》。即使筹备和拍摄日程紧张密集，他还是会停下来，拿出一个时间段，让团队完整地读完一本书。
每次采访，严敏都会提到对年轻人阅读量的不满，这是能让他在餐厅里旁若无人拍起桌子的愤怒级别。“综艺的门槛太低了，80%来面试的小孩都会说，我最强的是对外沟通能力。你再细问，你就发现这种能力仅仅停留在基础的与人交往上，不是采访，也不是任何专业能力。”
剧本会这样的场景几乎一比一复刻至严敏的后期机房里。不同之处，只是时间更长，冷气更冷，除了毛毯还要带上风油精。严敏是业界几乎唯一一个从粗剪开始亲自盯剪辑的总导演。这个时候，你就能打开他建构戏剧能力、把真人秀剪出电影质感的那个黑箱。
今年刚刚毕业加入的同事还记得，剪辑《戏剧》第七期时，当严敏将真人秀里的偷奸耍滑与排演《李尔王》混剪在一起时，她感到“毛骨悚然”——戏剧与生活的关系，得到了完美的阐释。
我参加过一次后期，从下午7点坚持到了第二天早上7点。负责不同部分的剪辑师轮班上阵，严敏岿然不动。整个通宵，4个小时的初剪素材只过了一个小时，空镜、音乐、花字、气口，他全部都要调整。如果遇到问题，他就会停下来从头开始讲解，什么叫戏剧情境，什么叫伞兵情绪，并再次从眼神中确保对方听明白。一次后期，他提出的可参考的电影清单，有十几部之多。
隔天再见到严敏，他告诉我，他是第二天下午7点离开的。“我其实很想说今天我们散了吧，但是我会双向评估，一个是观察大家还有没有欲望谈下去，大家究竟有多累了；还有一个是我在和自己做斗争，每天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是我宕机时间，吃完早餐血糖升高，我就非常困。但那段时间你一定要熬过去，熬过去就好了。我可能让他们找素材，有短暂的5分钟空隙，那5分钟我是真的是睡着了。”严敏说。
从实习生到剪辑师，严敏每档节目都要面对流水的初学者，一遍一遍地培训，再一遍一遍地流失。这是因为做综艺苦，做严敏的综艺更苦。这既是综艺行业的普遍困境，也是一个导演的高度控制力，一个作者的强迫症。有离职的同事说，这是一种类似军训的体验。
严敏曾告诉我，生活里唯一的恐惧是死亡。但他又以“玩命”的状态工作着，把作品当作安身立命的根本。“生命有意义吗？生命的意义就在于，在失去意义之前，把自己燃烧得最旺。”
这个夏天，我参与了他一档节目从剧本、建组到复盘、剪辑的全流程会议。会议从两个小时到24小时不等，严敏全程口述，不做任何笔记，但又事无巨细地把握着所有环节。“你别想摸鱼，你汇报个什么事，他记得一清二楚。过两天就问你改没改；剪辑师偷个懒，跳着看素材，他一定会说，不对，我这个机位绝对拍到了某句话。”
同事们说他是《爆裂鼓手》里的教练，“这个人实在太可怕了，我亲眼见到30多岁的男生被他骂哭过。”他们在专业能力上敬佩他，但又畏惧他。很多年轻人以“《极挑》粉丝和偶像一起工作”的心态加入，但在纳入内部体系后，则必须经受住能力、体力、意志力的重重考验。
“一个人一天抽2包中华，喝4杯美式，他能脾气好吗？”“他年纪也大了，老这么熬，内分泌系统已经大不如前了。”“严导的生活里，除了工作还有什么呢？”年轻人私下议论他。
“我不想他们怕我，但他们就是怕我。”严敏心里清楚，但又很快归结于“能力、体力、意志力是否强大”的逻辑之中。
老蔡常常在会议陷入僵局时，出来打圆场。他说，一个好导演，其实要导两台真人秀，一个是节目本身，一个是他团队本身。
老蔡觉得，这些会议本身就是一台真人秀，严敏不一定真的生气，甚至可能在表演。他知道所有人都在偷偷看他，他的语调、用词，眼神，表扬谁，用什么方式骂谁，都会给团队带来强烈的暗示。“一个要让几百人对齐理念和执行动作的工作，怎么可能处处民主？他需要你进入状态，进入角色，他要你对这件事有态度，有反应。”
温沁函说，严敏的强势和敏感有些时候是他的伪装，他常常自觉聪明，孩子们就配合他，“装作社会人他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是他建立导演权威的方式，也是自我保护的方式。
8月初的一次影棚拍摄，现场放着莱昂纳德·科恩的音乐，摄影师从取景框里，注意到严敏眼睛湿润了。后来我问他是不是哭了，他说：“你别忘了我以前在学校是演戏剧的。”
过去几年，温沁函和严敏有一个多年的争执，到底什么是公平。当你的镜头和剪辑平均用力，照顾到每一个人，你对更出色的冠军就公平么。如今这个问题不再困扰她了，严敏对年轻人的照拂和一定程度上的“好为人师”，很多时候是在镜头之外的，他在意的并不只是节目本身。
她还记得，13年她第一次去严敏办公室找他对选手，在门外等了很久很久。门里是一个几轮前就被淘汰的女孩，那个女孩深陷人生困境，还遭受家暴，整个人灰暗极了，严敏就停下来，跟她聊了4个小时。女孩出来痛哭流涕，她一步一步重建了自己的生活，直到现在还保持着联系。
“我希望能够提供足够多元的内容给现在的年轻人，每一个做内容的人在改变的都是我们国家的未来。”上海的夏天，阵雨停了又下。无视周遭，严敏从不担心宏大的箴言会显得不合时宜，他念起鲁迅的杂文，“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周逵说，可能20年后，严敏头发全白了，更可能是全没了。他终于得到了拍电影的机会。年轻人跑到B站考古，哇！原来这个导演还拍过这么厉害的综艺。
中学时，严敏模仿港片装酷买了条项链，项链上面有个十字架，班主任看到了也没说什么，两天后就是期末考试，考试完他收到学生手册。老师在评语后面写：神说，我们要成为世上的盐和光，如果你愿意的话，请遵从。如果你愿意的话，请行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采访、撰文：杜梦薇，编辑：靳锦，摄影：苏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