敏感时期密访中国，堪比基辛格1971年访华？
孟晚舟案刚刚尘埃落定，这个困扰中美加长达三年之久的麻烦终于解决。
在这个敏感时刻，《南华早报》9月27日突然爆料美国重量级人士约翰·桑顿（John Lawson Thornton）8月底秘密访问中国6周，时间之长实为罕见。
桑顿先后到访上海、北京和新疆，“作为美中交流的非官方渠道”得到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中国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等中国高层接见，就气候变化、新疆和中美恢复双边谈判等问题进行交流。
桑顿此行意在促使中美缓和关系，《南华早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话称，意义“类似基辛格1971年秘密访华之旅”。
据报道，桑顿不仅不顾白宫反对，对新疆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访问，还表示理解中国不屈服于美国要求的2030年碳排放峰值最后期限，建议中国将英文表达从“by 2030”改为“before 2030”，不必承诺特定日期，以此安抚美国。
新冠疫情暴发后多数外国人都被中国拒之门外，桑顿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入境权利，他是这段时间极少数能在北京与中国官员会面的外国人士之一，也因此有机会在中美领导人之间传递信息和政策立场。
这一下引起了网友的热议。有人说，他不过是一位华尔街的商人，怎么就能媲美基辛格，有资格与中国高官共议政治议题、甚至是敏感事项？这位头发蓬松、爱穿运动鞋配西裤、喜欢打网球、讲课喝可乐的老头究竟是何许人也？
可别小瞧了这个桑顿！他亮眼的title可不少：他是美国高盛集团前总裁、中美金融圆桌会议联席主席、巴里克黄金公司执行董事长、华尔街巨头。他还曾任美国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院董事会主席、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第四任主席并主持清华EMBA的“全球领导力”项目，是中美双方都认可的重量级人物，一个中国通。
约翰·桑顿为何对中国如此感兴趣，他和中国有什么渊源？桑顿在中美关系中究竟扮演了怎样的角色？这还要从他的童年说起。
成也网球，败也网球？
1954年1月2日，约翰·桑顿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富裕家庭，父亲John V. Thornton是联合爱迪生前副主席，母亲Edna Lawson Thornton是一名律师。作为2009年ITA本杰明成就奖（美国大学网球协会设立的一项至高荣誉）获得者，桑顿与网球结缘甚早。
桑顿5岁开始学习网球，14岁凭借优异的网球水平与扎实的学习成绩，进入美国顶级私立高中霍奇科斯学校。入校当年，桑顿不仅加入了男子网球队，还在比赛中结识了当时的校队队长、也就是后来福特汽车公司掌门人——比尔·福特（William Clay Ford, Jr.）。“我一开始确实不知道他是谁。”桑顿回忆到，“不过我们之后就经常一起打球了。这真有趣，要知道现在我们也没少打交道。”
少年时代球场上的结缘让两位后来的商业精英在合作中多了更多的信任与默契。随后，福特升入普林斯顿大学，桑顿则凭借傲人的网球水平与学习成绩，继任校队队长，后来还担任学校受托人董事会主席。
兼具网球与教育双优成绩的桑顿，又一次叩开了名校的大门。在哈佛大学，他再次成为校网球队队长，带领队员在校际乃至全国比赛中取得了优异成绩。“约翰是一个了不起的‘连接器’，他能够将不同背景，不同观点的人聚集在一起以达到共同的目的。”时任哈佛大学男子网球主教练戴夫·费什说。
这时候，桑顿的学习生涯才刚刚起飞。在哈佛大学一流的教育与网球氛围下，他的学术水平与网球能力都得到了极大的提升。1976年，桑顿从哈佛毕业进入剑桥大学深造，在剑桥期间，他继续挥动球拍，参与了多项当地赛事。1978年，桑顿又进入耶鲁大学进修。
精英家庭的正确指导、聪慧的头脑、按部就班的成长，以及桑顿日后总结的“有强烈的使命感，有明确的善恶观和人生目标，有恒心，也肯努力去达到人生的目标”个人性格，使他的学术履历熠熠生辉，还被选为美国文理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圣约翰学院荣誉会士。
毕业就职时，他没有秉承家族律师传统，而是转攻投资金融领域。1980年，26岁的桑顿进入有着100年历史的高盛公司，从最初普通的纽约并购部职员开始，34岁时便担任公司合伙人，再到高盛总裁，桑顿用了22年将自己打造成为世界知名的投资银行家。
桑顿是高盛海外业务的开荒者，他带领公司打响进军欧洲市场的首战，并将高盛的国际部门从最早的50名员工发展到6000多人。
桑顿的并购才能获得显现后便决定开辟英国战场。1982年底，桑顿搬到了伦敦，他借用美国经验弥补了英国证券银行的经验缺乏，这一“美国方式”使桑顿在英国证券银行界中引起了轰动。
这里有个小插曲，和其沉稳的个人形象、辉煌的工作成就不同，桑顿在生活方面出人意料得“鸡飞狗跳”，与他结缘良久的网球竟将他几度卷入邻里纷争中。
约翰·桑顿和妻子玛格丽特·布拉德姆·桑顿育有四个孩子。
约翰·桑顿一家2008年从新泽西州的贝德明斯特搬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值得一提的是，桑顿夫妇的房产是棕榈滩成交价最高的房产之一，他们以创纪录的9500万美元买下了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的豪宅。
在这里，桑顿和邻居开始了无休止的纠纷。
2011年，《华尔街日报》报道了棕榈滩的富裕居民在异常干旱条件下的大量用水引起民愤，桑顿被列为前五名用水者，不到1年时间消耗了8,698,492加仑的水，因此收到了125美元的传票。
出于对使他受益一生的网球的热爱，2017年，桑顿夫妇申请在他们占地6英亩的房产上开发2个网球场和停车位的许可。而邻居则表示这离她家太近，会造成噪音等问题，因此两度提起诉讼。
其中具体缘由不得而知，但不得不说桑顿在生活方面似乎并非一帆风顺，青年时期成就他诸多的网球，而今却带来了很多困扰。
因和李嘉诚、默多克的一桩收购案与中国结缘，从高盛“急流勇退”，1美元年薪当清华教授
在80、90年代，中国的政府和学界精英圈内只有少数人会说英语，而桑顿对中文又一窍不通，但他凭借其对中国的浓厚兴趣和强大人脉，一手建立了高盛的中国市场。
在欧洲征战多年后，桑顿发现亚洲跟当年的欧洲有着许多相似之处，便将目光转向了亚洲市场，尤其是中国。
1993年，桑顿第一次来中国并工作了1年，当时他受聘担任李嘉诚旗下星空卫视出售案的投资顾问，帮助将星空卫视卖给全球媒体巨头默多克。默多克一开始对这一收购并无多大兴趣。在桑顿的努力下，默多克清晰地了解了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最终，默多克以将近10亿美元的价格收购了星空卫视，桑顿也从此成为了默多克的“哥们儿”。
1996年底，桑顿进一步被任命为高盛公司亚太区主席，成为高盛亚洲战略的主要制订者。
1997年11月，当时高盛协助中国电信进行了42亿美元的首次公开募股，这是中国国有企业首次在国际市场上市。
2003年，正值桑顿成为接替高盛CEO的热门人选之际，桑顿却突然宣布辞职，放弃高达1120万美元的年薪，转向教育领域，到清华大学当一名领1美元象征年薪、还需1周内在北京和纽约之间通勤的客座教授。
这位被誉为“眼光最犀利”的投资家从高盛集团“急流勇退”的举动震惊业界。《纽约时报》也对桑顿的决定表示疑义，对于桑顿这样大权在身的华尔街经理人来说，中国是不寻常的一招棋。《纽约时报》这样写道，“尽管中国经济快速增长，近来已成为一些领先投资银行的主要目标，但中国仍是一个金融体系相对绝缘的发展中国家。”英国《金融时报》却认为，这是桑顿以对世界的影响力来衡量自身成功标准的方式。
“毫无疑问，我能产生的最大边际影响是在中国。我不确定这条路会通向何方，但我知道，无论它通向何方，中国都将是我未来的一部分。”
这并非一拍脑袋的决定，桑顿有诸多考量。当他作出来清华的决定后，很多人说他“疯了”。疯狂吗？桑顿回应：“我的血压正常得很。”在清华的一次聚会上，桑顿用手腕测血压器测了测，是106/68。“比大部分学生都低呢！”
谈及为何是1美元，桑顿说，根据美国传统，年薪1美元类似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用来表示互相都认真地对待这种关系。另一方面，“我已经不需要什么钱，从一开始我就没有要求过薪酬的回报，我希望能从我实施的教育中得到回报，从对中国的了解中得到回报。”
《纽约时报》更详细地探究了为何桑顿会选择清华，这源于桑顿和亨利·保尔森（前高盛集团的主席和首席执行官）在1999年访问北京时与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的一次谈话。朱镕基总理是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创始人和院长，他邀请保尔森和桑顿帮助扩大学院的国际联系。
桑顿在清华主讲EMBA“全球领导力”课程，《纽约时报》中写到，“桑顿留着蓬松的头发，戴着鹿角镜框眼镜，总是比标准的高盛银行家更有魅力一点”。讲台上，桑顿手持一罐可乐不停地走来走去，略显夸张的手势显示出内心的兴奋。“美国应当意识到中国经济的崛起”，他不断向学生强调。
那么桑顿是如何看待中国的呢？在清华的第一堂课，他便开诚布公地说：“我看中国和美国有很多文化上共通的地方”，他看到了许多西方精英们没有看到的东西。
“在英特尔，40％的收入来自中国，沃尔玛每年从中国进口的商品有数十亿元之多。而美国工商界的精英们缺乏这样的信息，”桑顿用事实不断地重复着他的一个理念，“我有生之年将遇到的头等大事就是中国的崛起”。
桑顿认为美国低估了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 “美国现行政策将中国定位于战略性竞争伙伴是不对的，”桑顿说，“因此我的目标就是要在中国不可避免的崛起中，促进中美沟通以及两国关系的健康发展。”
“我愿穷尽一生继续推进中美对话”
“中美关系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我将穷尽我的一生进一步推动中美两国的职能对话和务实行动。”约翰·桑顿曾这样说。事实上他也是这么做的。
桑顿长期致力于推动人才培养。2006年，桑顿在最初捐款1250万美元的情况下成立了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旨在为中国和西方的决策者提供建议。桑顿希望能够成为“美国人乃至西方人中非常了解中国的人”，“我希望在美国建立一个中国中心，分析、采集并传播有关中国的信息。”
桑顿认为中美两国年轻人之间的交往可作为对抗精英群体某些不明智决策的突破口，所以重建大学之间的联系对重塑中美关系非常重要，本次8月的访华行程中，桑顿就明确表示会继续促进中美在教育领域的合作。
桑顿也很重视人文交流的发展。2013年孔子学院在美国揭幕时，桑顿作为孔子学院总部理事会高级顾问表示，两国人民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和睦相处才是国家之间良好关系的关键，真诚的人文交流可以超越历史、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差异。
桑顿并非假惺惺地打官腔，他真诚地指出，“尽管有这些积极的趋势，我相信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仍然落后于我们国家之间日益严重的关系”。
在中美两国的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方面，桑顿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他认为中美两国庞大的政府使得正式的交流十分迟缓，双方应该把彼此归入特别类别，用更高频的交流和更少的正式交流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
桑顿也没少用他的人脉进行“撮合”，在中美官员间穿针引线。
2003年，在清华任教的桑顿主动安排朋友南卡罗来纳州州长的首次访华之旅。当10月份这位纺织品州州长结束中国的访问回到美国的时候，“他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要多得多，对中国以及中国所处的环境有了更多的了解，当他处理南卡罗来纳州事务的时候，也会比以前更能以一个完整的方式来思考。”桑顿说。
桑顿还是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莱文2007年中国之行的顾问，帮莱文安排了很多场非正式场合的见面。桑顿还安排了他和时任北京市市长王岐山一个私人的晚餐。“这让校长对中国有了真实的了解。所以当他返回美国的时候，他对中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能帮助他做决定。”桑顿说，“如果你说我现在做的事是为将来投资，答案是：不，不是。这是我的生活。我觉得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支持中国，增加中国和西方社会特别是和美国之间的相互了解。”
2017年9月，在史蒂夫·班农（SteveBannon）被迫退出在特朗普总统政府中的顾问角色之后，桑顿帮助安排了班农与桑顿的朋友、中国建设银行前行长、现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王岐山的会面。班农盛赞桑顿是其朋友和导师。
在为官员牵线搭桥过程中，桑顿似乎有意从政。他坦言：“我确实在考虑将来有可能充当公职，因为美中的关系越来越重要。”但或许这并不意味着桑顿会有太多改变，他经常以“世界公民”自居，认为领导者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必须成为“多文化公民”。
中美贸易谈判的推进也有桑顿的一份功劳，他多次向双方高级官员通报情况，使双方达成协议。
2018年，桑顿与财政部长史蒂夫·姆努钦、美国贸易代表大使罗伯特·莱特希泽等一起担任美中贸易协议第一阶段的设计者。
2018年，特朗普主导的对华贸易战到了极为紧张的时刻，两国关系被形容跌至冰点，约翰·桑顿在这个敏感时期代表美国参与闭门会议，在北京向中国贸易谈判代表刘鹤副总理介绍情况。
这些努力最终取得了积极成果，2020年1月15日，中美签署第一阶段贸易协定。特朗普在向美国顶级商界和政治领导人发表演讲时3次感谢桑顿，他说：“约翰很棒！干得好，约翰！干得好，约翰！”
此外，与热衷于“拐点”“冷战”“脱钩”等概念的学者不同，桑顿毫不掩饰他对这些概括性话语的怀疑态度。2021年7月底桑顿在采访中坦言，“对我来说这类声明大多是情绪化的、挑衅性的、无益的和错误的。我认为我们最好着眼于长期，观察动态趋势的轨迹和创造长期的力量”。
“在这个世界上，中国的崛起现在是而且将来也是我这辈子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关系将会怎样？所以我决定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推动美中关系的发展。”桑顿曾如此说道，他对中国的喜爱可见一斑。
多年来，桑顿在中美关系中扮演着润滑剂的作用，充分发挥了二轨外交的非官方力量，多次绕过美国政府与中国接触。可以说，他做到了很多美国政府无法做到、也没有做成的事情。
气候领域是桑顿本次访华的聚焦重点，他希望推动中美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加强合作并取得成果。桑顿认为气候问题可以成为中美关系的突破口，气候问题上的成功合作将证明，中美合作会使整个世界受益。
而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桑顿此次访华前白宫官员两度忧心会被外界误会，要求其千万不要前往新疆参访。甚至顶着“为虎作伥”的罪名，桑顿也坚持来到新疆，亲身感受新疆的真实治理，而非西方语境下的“违反人权”。
自拜登上台后，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还未正式会晤过，中美关系仍处于低谷。
正如桑顿在今年8月接受中国学者白重恩访谈时所说，中美两国领导人之间过去打交道的经历是“我们从未有过的宝贵财富”。
虽然一切还需拭目以待，但没有什么比中美之间真诚友善的态度、积极切实的行动更打动人的了。毕竟，我们此时此刻正需要下一个基辛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