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用事实说话：世界上有455万人已经因为COVID-19而离世，其中有68.8万人是美国人。换个角度来看，因COVID-19而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数量已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去生命的美国人数量的两倍。而且每天都有约7500例的新增死亡病例，这一数字会不断上升。目前，已有超过4200万美国人确诊COVID-19病毒，每天还会爆出约12万新增病例。
“魔术师”约翰逊接种COVID-19疫苗 COVID-19已经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娱乐方式、与亲友的交流方式。COVID-19还在每天重创经济，有些破坏简直让人无法接受。
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昂首向前。
我们之所以能昂首向前，是因为我们有着从过去吸取经验教训的智慧，是因为我们有着保护孩子、保护人类的本能驱使。世界曾经就遭受过疫情的无情侵袭：14世纪的黑死病导致750万~2000万左右的人类丧生，西班牙大流感导致170万~1000万左右的人类丧生，其他案例不再赘述。每一次，我们人类都会进行学习，进行分析，设计解决方案。我们是通过科学的方式来完成上述步骤的。每一次，科学都得与人类的无知作斗争，从病魔的手中抢救生命。科学救人的方式就像是跳进湖中救一个拒绝把脚踝上的负重物取下的溺水者一样。更糟糕的是，溺水者下沉的时候还一块儿拽着他的孩子们。
但即便如此，我们还是昂首向前。我们之所以能昂首向前，是因为我们拒绝放任溺水者就此溺亡，即便造成这一局面的责任完全在他，即便他一心求死。因为正如诗人约翰-多恩所说：“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每个人都是大陆的一小块，是集体的一部分。”我们彼此相互连结，我们命运与共。
但是有这么多人，尤其是有色人种，视疫苗接种如同个人偏好问题，如同在汽车餐厅点单时要不要往汉堡里加洋葱一样的问题。当我每每见到这样的情形时都感到震惊且失望。虽然我可以理解有些群体曾在历史上被社会边缘化，甚至被医疗保健系统所折磨，但是已有足够多的科学证据向大众公开，使我们足以将过去抛诸脑后，着眼未来。确实，我们不应忘记历史。过去的经历应该使我们的批判性思维进一步加强，而不是盲目地接受事物。但这不意味着我们就可以盲目地拒绝事物。溺水者不会要求种族主义者给他救生工具使其浮起来，除非这是救他性命的唯一方式。
运动员和其他名人们有着可以帮助缓解危机并拯救性命的公共平台。如果不履行这样的责任，将会损害体育娱乐产业、损害社区、损害国家。那些声称要“做更多研究”的人仅仅只是在宣告自己什么研究都还没做，因为免疫学者及其他医学专家的压倒性共识便是疫苗高效又安全，能预防成千上万例的不必要死亡。正如我前面所说的，这样的情形只会使人们难以忘却“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运动员玩体育就是为了钱”的刻板印象。这只不过是妖魔化受害者的政治素材罢了。
反疫苗的人群站在了反专家的立场上，这揭露了他们思想中最模糊的地方。每个人都期待专业科学家来解决我们所有的主要问题：全球变暖、癌症、阿尔兹海默症等等。除非这些专家一致告诉我们，要我们做点什么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这时候我们才会不继续信任他们。但我向你们保证，当一名运动员腿断了，或者得心脏病了，或者孩子出意外了，可不会告诉医生“先别动啊，等我来做点研究”，只会乞求医学专家赶紧帮助他们。
残酷的现实是，那些提倡暂缓接种，“做更多研究”的人手上都沾满了鲜血。更糟糕的是，这种阴谋论和伪科学权威的传播，与当年那种被白人用来为奴役黑人进行辩护的有选择的“科学”别无二致。漂泊症便是一名医生在1851年提出的伪科学：奴隶之所以逃跑，是因为他们的脑容量和血管更小更细，从而导致了他们懒惰且野蛮的自然天性。这个理论维持了一百年。许多其他关于黑人劣等性的“科学”理论在美国历史中广为流传，并且流行至今。种族主义、厌女症、排外主义、反LGBTQ+，这些思想都在信奉“地球是平的”混乱头脑中盛行。黑人运动员和黑人娱乐从业者如果给同样是伪科学的反疫苗理论以生存土壤，便是允许其他为边缘化辩护的疯狂理论与我们共存。
如果运动员个体无法鼓起勇气做正确的事情，那么联盟中的其他管理层人员必须进行干预，强制球员们、教练们、球队工作人员们接种疫苗从而保护球队、保护球迷、保护社区。选择不接种疫苗是球员们的自由，但他们如果因此整个赛季作壁上观，在道德上为人谴责的话，他们必须要有勇气来维持自己选择的正当性。因为他们已经证明了自己并非球队的一员。
约翰-多恩同样写道：“每个人的故去都是对我的削弱，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我们必须挺身而出，互相帮助。不仅仅因为这是关乎我们存亡的问题，也是因为这是一种丰富我们的普适价值。艾萨克-海耶斯在《光的主题曲》中对多恩的观点表示致意，他唱道：“当大难临头时，谁是那只不愿意逃避的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