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西，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从佳木斯开往鹤岗的最后一趟火车，每天18点22分抵达鹤岗火车站。但一直到凌晨，鹤岗这座城市都被哐当哐当的火车声包围。24小时不间断沿着这座城市铁轨进进出出的，是拉煤的货车。
无论房价在社交网络掀起多少波澜，煤矿是这座城市无法绕开的话题。
8月底，刺猬公社发布稿件《谁在制造鹤岗》，随后被邀请到鹤岗参访，寻找小城真正的面貌。我带着互联网+的命题作文来到这座城市，却发现所谓的互联网+不过是一个泛泛而谈的概念——在这座城市的诸多细节里，在那些意料之中的在场和意料之外的缺席里，藏着互联网时代城市发展的一切秘密。
鹤岗当然不是一个孤例。
一座小城，在日新月异的时代，发生着怎样的变化，面临着怎样的抉择；一座小城的决策者们，在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时代，如何解决城市转型中遇到的困境。悬而未决的问题正摆在面前。
这些问题都太过宏观，任何断言在历史的缝隙里都显得苍白。伴随着整夜环绕在城市上空的火车鸣笛，我所能做的，不过是穿行在无数琐碎的、官方或是非官方的生活片段中，寻找答案可能的踪迹。
租车队和溃败的滴滴
鹤岗这座城市的休息时间，从下午五点开始。
五点一到，在各个办公楼里忙碌一天的人，涌上城市中心的道路。
和大部分中小城市一样，鹤岗的活动聚集区，是以几个商场为中心扩散开来的。在鹤岗，最有名的是比优特商场，如果你沿路拦上一辆出租车，司机会问你：“你是去新世界后面那个比优特还是时代广场那个比优特？”
比优特如今是个超商连锁品牌，东北三省遍地开花。在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的“2020年中国连锁百强”榜单中，比优特榜上有名。38亿的年销售额，比这一年融资状态火热的兴盛优选还要高出将近10亿。
疫情肆虐的2020年，几乎所有连锁商超品牌都在面临销售额和门店数量的双重下降，比优特却凭借着40%的销售额增量和21.6%的门店增量成为榜单中的那个“异类”。
除了本地人，很少有人知道鹤岗这座小城，正是比优特超商品牌的诞生地。人们的目光往往会被这里的低房价吸引，不太预料会从这里走出什么优秀的商业模式。
资本或许也是这么想的，超商这门生意，在社区团购、便利店和低度酒面前，显得太不“性感”了。谁会想着跟沃尔玛和家乐福抢生意呢？连卜蜂莲花都节节败退，谁会愿意花钱从0到1，以小博大呢？
不被目光注视的角落，比优特就这样像野草一样生长着，不太高调，但很茂盛，一点点向外扩大商业版图。鹤岗本地人不太在意这些商业不商业，资本不资本的，但他们认可这个超市。
一对刚从广州回来的中年夫妇，和载他们的本地司机唠起磕来。夜里八点，从佳木斯到鹤岗的高速路已经见不到什么车了，车速飚得很快。中年乘客告诉司机，在广州没见着比优特，一般都是家乐福和沃尔玛。司机乐了，一边准备高速收费口要交的零钱，一边说：“那大超市肯定也贵呀，鹤岗开不起来，我们这嘎达肯定消费不起。”
沃尔玛和家乐福确实进不来，但并非因为消费能力问题。事实上，比优特从来不是一家以低价为卖点的超市，商品定价和其他大型超市基本持平。“地域性”是一个容易被忽视但作用巨大的影响因子，发源于哈尔滨开遍全国的东方饺子王同样进不了鹤岗，因为这里有定位类似的本地品牌——喜家德水饺。
这场缠缠绵绵的东北水饺战争，已经从黑龙江打到东三省，再打到全国，在一线城市的领地继续对决。那是这座小城之外，很漫长的故事。
等出租车开过鹤岗收费口，超市的话题也就过去了。中年夫妇看着窗外掠过的小楼，开始讨论三年前这些建筑物在不在。司机一手搭在窗口，偶尔瞥一眼窗外，做这对归乡人记忆的裁判。例如在夫妇各执一词时，随口说一句：“这楼是前年建的。”
靠近城区，中年夫妇显出进一步的热切来。“你看那个楼，XX家的大儿子就住那个楼。”进入更为熟悉的区域，归乡人的指认从小楼样貌的新旧变成具体的人。
而对一个异乡人来说，黑暗中土黄色的六层小楼，和隔壁土灰色的六层小楼，看不出任何不同。
在这样一个时刻，一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思绪开始飘荡。例如故乡到底是什么含义；例如在这个小城，沃尔玛为什么抢不过比优特，东方饺子王为什么抢不过喜家德。
出租车从佳木斯一路开到鹤岗，车上的三人，一人交五十块车费，快到目的地的时候，司机感叹：“再过几个月，我这生意就做不成咯。”
他说的这门生意，是指拼车去鹤岗。不知道是不是认定太阳落山后，鹤岗不会再有外来者，从佳木斯到鹤岗的最后一班火车在下午4点多出发，最后一般客车则在下午6点40开出客运总站，此后再无其他抵达鹤岗的公共交通工具。
于是在佳木斯火车站的出站口，两个声音交替出现。“鹤岗鹤岗，50一位，鹤岗鹤岗，50一位。”“双鸭山双鸭山，去双鸭山了啊，双鸭山双鸭山。”
鹤岗城区不算大，坐一趟出租车一般只用付6块钱起步费，远途订单是少数。而跑一趟佳木斯接人，司机可以赚150到200块钱，相当于他在城区跑二三十趟。
说这生意要黄了，是因为佳木斯到鹤岗的高铁明年即将开通，归乡人和外来客们不需要再从佳木斯转乘。鹤岗的第一条铁路于1926年建成，那时候中国大部分城市都还没有铁路；在全国大半地级市区开通高铁后，通往鹤岗的高铁姗姗来迟。
隔壁喊着双鸭山的司机不得不更早面临失业。从哈尔滨开往双鸭山市的高铁，在9月23日正式通车。
当被问到以后怎么做生意时，司机笑了一声说：“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呗，就跑跑市内的单子。”信息支付时代自然没有落下鹤岗，每辆出租车内都挂着微信收款二维码，扫完二维码后的片刻迟疑被刚搬完后备箱行李的司机捕捉。
“没错的，就是这个微信号。”
“运达门窗？”
“白天做点小生意，晚上开出租，要赚钱嘛。”
不是所有鹤岗司机都在晚上开车，有些只开白班的司机下午5点就要下班了。卢师傅今天生意不算太好，到下午一点，一共才收到120块，去掉油费和租车钱，赚到手的没多少，但卢师傅还是打算5点准时收车。他朝坐在副驾的乘客掰着手指，一边比划一边数今天剩余的出车时间：“你看，现在是一点，到两点、三点、四点、五点，只有4个小时啦，今天赚不到多少钱。”
全鹤岗的出租车大概有2000多辆。——这是一位司机告诉我的数字。互联网时代缩短了新鲜事物从一线城市蔓延至小城市的进程，不管是文化浪潮还是商业浪潮，一旦在一线城市兴起，小城很快也会被浪头打到。微信支付、外卖、短视频电商，甚至是代驾、剧本杀、密室逃脱，无一例外都逐渐成为鹤岗生活的一部分。
只有以滴滴为首的出行行业，在鹤岗这样的小城市里全面溃败。
几年前，滴滴仍处于花钱补贴抢占市场的阶段，小城市里的许多出租车司机也曾转向滴滴，从头学习怎么使用接单系统，在滴滴后台接单抢单。一位司机回忆起前两年使用滴滴的原因时说道：“滴滴两头补贴嘛，司机也补贴，乘客也补贴，所以用滴滴打车乘客付的钱更少，司机拿到的钱更多，当然就愿意用滴滴打啦。”
然而一旦离开平台补贴，滴滴在鹤岗的优势几乎荡然无存。小城的中心区域人口集中，出行需求旺盛的范围内出租车密度极高，站在街道旁稍等片刻就能扬招到车。一位司机说：“路边伸手就能打到车，有那个时间等滴滴的车到跟前来，早就上出租走了。”
除了时间，价格也是滴滴溃败的另一个重要因素。鹤岗市区范围小，大部分出行订单距离近，去哪儿都是6块钱的起步价，滴滴等平台若想从中再抽出佣金，几乎没有任何空间。
鹤岗的出租车由官方车队统一管理，颁发营运资格。市区车辆由市一级车队管理，郊县车队则由县一级车队管理，营运范围各自独立互不交叉。郊县车辆到市区送客后，不能在市区范围接单，反之亦然。
傍晚时分，城区主干道的出租车排起长龙。下班赶路的、接孩子放学的、准备和朋友约烤串的人们，站在路边，等待下一辆空车的到来。在严密的管理下，出租车成为小城出行中不可分割且不可取代的一个环节，也成为互联网产品改变生活方式的一个例外。进步和落后中间，留有巨大的中间地带，民众会用自己选择的生活方式给这里命名。
女孩的重型机车
小城里，很多年轻人外出打工，留下老年人守在故乡，也因此在生活方式上保留更多去”的痕迹。说是过去，其实也不过短短几年，只是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偶尔会让人忘掉许多巨变的发生只在一夜之间。例如我们不再习惯使用现金。
每天五点多，小宇都会开着货车到比优特时代广场前的十字路口卖水果。白天他在不远处的市场卖，只有傍晚才来摆摊，这里人流量大，可以多卖几单。夏末秋初，货车上只有两种水果，巨峰葡萄和山东苹果，通通三块一斤。苹果堆里，放着一塑料袋白花花的硬币，袋子看起来用了很久，周身都是层层叠叠的褶皱。
一对夫妇从货车上挑选出一袋苹果，两斤多一点，6块5毛。老爷子从兜里掏出7块钱现金，小宇伸手在零钱袋子里翻找了很久。抄出一把，翻两下，又抄出一把，再翻两下，最后像是认命一般地数出五枚一毛钱硬币，略带歉意的跟老人说：“实在不好意思啊，没有五毛了，只能找你五个一毛。”
使用硬币的生活很遥远，所以我愣在一旁看小宇翻找，直到最后才明白他到底在做什么。
小宇的姐姐在上海工作，表弟在上海做主播，他去上海玩过一次。他去迪士尼乐园，把所有项目都玩一遍，再坐很长很长的地铁回姐姐家。记不得是几号线了，只记得要坐到最后一站。
小宇也在很多年前去过北京，他在一个天桥下碰到倒卖苹果手机的贩子，花200块买了一个旧苹果手机。直到他在动物园门口，碰到了另一个贩子，出价更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人家只卖100，还是全新的，我才发现他们卖的都是假的。”
但小宇仍然对上海和北京印象很好，他说，他也想和姐姐那样去大城市工作。在鹤岗，小宇靠卖水果一个月能挣小1万，用他自己的话说：“半年能买一套房”。但他还是想出去看看，想上北京卖水果。
我想告诉他北京卖水果可能不如鹤岗挣得多，话说出口前又有些不忍心，最后只是告诉他：“北京水果不好卖，管得挺严的。”
有人向往大城市的远大前程，也有人从大城市回归故里。隔壁咖啡店距离小宇卖水果的地方不过一百米，老板前几年刚从哈尔滨回来，“隔壁”是她给这家咖啡店取的名字。
咖啡馆属于年轻人，在鹤岗也是如此。20来岁的顾客们，点上几杯冰美式，边刷抖音边聊天，港股、杭州房价、苹果新品，北京国贸写字楼里会讨论的话题，鹤岗的咖啡馆里同样也在讨论。“手机还没出来，手机壳先出来了。这iPhone13还没上市，已经能买13的手机壳了。”
大婷是这家咖啡馆的店员，不太忙碌的时候，她就坐在吧台的高脚凳上，望着门外的新鹤路发呆。作为鹤岗最繁华的路段之一，下班时间的新鹤路车流不断，每十辆车驶过，就有一辆公交车，三辆出租车。门口的树影落在马路上，被车轮压过，太阳一点一点往西挪动，树影也被拉得越来越斜。
新客人进店，大婷离开她的座位，熟练地点单、收款、做咖啡，等一切完成，再回到高脚凳上。在鹤岗，时间被拉得很慢，甚至可以观测太阳落山的不同时刻，咖啡店里出现频次最高的词语是无聊。
“搁家呆着太无聊了，来找你蹭杯咖啡。”
“有点无聊，我们打五毛钱的麻将去？”
“今天好无聊，晚上喝酒去？”见没有人回应，他搬一张凳子贴墙摆着，撑在凳子上做起俯卧撑来。
在小城，人与人之间多打几次照面就会熟悉起来，咖啡店里来来往往的年轻人大多互相认识。门口的男孩儿把大婷从店里叫出去，他把摩托车的后视镜摔坏了，怎么试都装不回去。后视镜、固定器、螺丝钉，堆在一起，他拿着拧螺丝的工具，螺丝就像刚学会滑冰的小孩，歪歪扭扭地转了几圈后停在原地没有动弹。
大婷手很稳，接过材料和工具，三两下就把后视镜拧了进去，又顺手把边上一辆摩托车的后视镜重新固定。或许是我的表情显露出过度的惊讶，大婷笑盈盈地告诉我：“这是我的摩托。”
自从“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这首歌火起来，摩托这个概念总显得有些可爱，大婷的座驾，用重型机车来描述更为恰当。她个子小小的，留着短头发，站在一辆重型机车旁，因为外观的不协调反而显得格外动人。
大婷也跟许多当地年轻人一样，曾经一心想去大城市闯荡，回鹤岗前，她在上海的一家罗森便利店做店员。便利店一向是大城市的一种象征，窗明几净的店面、摆放规律整齐的货架、24小时不打烊的营业时间……它用自身的存在证明这座城市的便捷和高效。
但在便利店工作的大婷，从来没有感觉自己属于这座城市。“我在郊区，上海市中心都没怎么去过。”而且上海不让骑摩托车，一张摩托车牌照30多万，对大婷而言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这个梦想在她回鹤岗后很快就实现了。当被问到鹤岗的牌照多少钱时，大婷擦吧台的手明显顿了一下，抬头看着我说：“那可能也就十块一张吧。”
大婷在咖啡馆的工作从早上10点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从工作时长看一点都不比大城市轻松，但她很喜欢现在的生活。在熟悉的环境里，她很自在，收拾完吧台，她给店里的熟客一人送上一罐可乐，嘴里张罗着：“肥宅快乐水来了”。
下班以后，她会骑着她的大摩托出去兜风，因为身材娇小，停车的时候摔过好几次，摩托车原装的后视镜就是这样摔坏的。但那也没关系，她手巧，不仅很快把自己的后视镜修好，还能顺手帮其他男骑手修。
回去，回农场去
早在1955年，就有来自北京的年轻人北上鹤岗，但那时候的他们并非为离开逼仄的都市生活而来。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垦荒。
建国初期的黑龙江平原远不如今日富庶，“北大荒”这个留下来的名字正是当年的真实写照。为了提高全国粮食产量，来自北京、哈尔滨、天津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率先响应国家号召，踏足鹤岗郊县的荒地，建立农垦区。这里后来成为享誉全国的共青农场。
共青农场的垦荒纪念馆里，讲解员说垦荒队员们为垦荒奉献了许多，献完青春献子孙。史军晖就是那个留在农场的“孙”。
正值收苞米的季节，往常下午5点多，史军晖应该还在大型拖拉机上忙着收割。我们探访农场那天，鹤岗下起毛毛雨，土地有些泥泞，史军晖就做主给自己放了一天假。
2020年大学毕业后，史军晖一心想出去闯荡，于是只身前往上海，成为一家互联网公司的销售。大城市的生活规律而忙碌，史军晖每天早上八点多要到岗，一睁眼就开始想今天都要赶哪些工作。有一天醒来，他突然对这种生活失去兴趣。“就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不太能有长远的发展。”
他打定主意回到农场。
和祖辈垦荒队的生活不同，如今的农场富裕了许多，种地也从一份体力活变成了技术工作。史军晖的大学专业是建筑学，和农业生产毫不相关，因此他回到农场后的第一件事是学习开拖拉机。
“那你现在能开着拖拉机走直线吗？”家乡的耕地在儿时就已退耕还林，我有多年没见过耕种和收成的场景，只能凭着儿时的记忆想象出这项工作的难点。
史军晖听到问题也笑了。“现在都是智能化的大拖拉机，上面有个按钮，点一下就能从地头赶到地尾，要转弯的时候再按一下。有导航定位的，它自己就能走直线。”
农场里的机器多次更新换代后，科技化农业的蓝图已初现雏形。听我们聊起拖拉机，一旁的农场工作人员说：“他们家的拖拉机可先进了，最贵的一台要260万。”
农场的科技化转型也是近几年才完成的事情，在此之前史军晖和他的同龄人一样，没有考虑过回家种地这个选项。小时候，农场里不是家家户户都有拖拉机，农忙的时候得算着时间互相借来用，史军晖也曾坐在大爷家的拖拉机上，在地里来来回回地犁地。遇到农忙，“打夜班”是常有的事情。
远处的森林还没有变色，但农场的人都知道秋天要到了，在庄稼地里，作物是最准确的钟表。9月中旬，成片玉米已被收走大半，拖拉机犁过的地里翻出黑色的新土。还没来得及犁的那一半，玉米叶和玉米秆随处散落，脚踩在上头吱呀作响。
从最繁华的一线都市回到农场，史军晖没有丝毫留恋，在大学前的18年里，他已经习惯农场的生活。他喜欢自己给自己安排工作，累的时候就早点收工，精力好的时候就多干一会儿。“我的想法特别简单，把地规划好收成好，上哪看上哪玩都可以。”
除去开拖拉机这项技能，史军晖的生活和其他年轻人没有区别。他爱打游戏，爱刷快手和抖音，闲下来会去萝北县里的健身房健身。县城里有家剧本杀店最近刚开张，他听朋友说起过，但还没来得及去。
当被问到在农场生活最快乐的瞬间，史军晖思考良久，给出两个不太具象但又很恰当的词语。“收成和安逸。”
史军晖生活的共青农场在萝北县地界，萝北县是鹤岗北部的一个郊县，紧邻俄罗斯。2019年，鹤岗市开通29路公交专线，从市中心的火车站途径共青农场、萝北县城等站，抵达中俄口岸所在的名山岛。
29路是鹤岗为振兴旅游业而开通的，使用交通码小程序就能买车票。票价按照路程远近分成5元，10元，15元三个档位，但交通码只有5元的档位，所以想去终点站名山镇得手动扫三次码。
一路向北90公里，穿过延绵的平原和林地，才能深切地感受到小兴安岭对于这座城市意味着什么。
傍晚五点，太阳正从黑龙江江面上缓缓落下，江对岸是俄罗斯的犹太自治州——只有到了这里，很多人才会想起黑龙江还是一条江的名字，黑龙江省正得名于此。
来的路上，司机会提醒你，靠近江边的时候要记得把手机关机或者调整到飞行模式。因为如果手机收到来自俄罗斯的信号，健康宝会变成红码。这是来自后疫情时代的特殊忠告。
江边的小咬远比人多，沿着黑龙江江岸走，小咬胡乱地扑到脸上来。岸边，几位当地人正拿着长长的鱼竿钓鱼，太阳一点点落下，他们也打算收杆回家。
疫情影响还未消退，原本热闹非凡的中俄互贸区商场，只剩一家商店还开着门。要不是我们突然到访，看店的张姐此时也该下班了。“你看隔壁那家，店员是萝北县城的，4点半就关门回去了。我是名山当地的，所以呆到5点才走。”
张姐92年从绥化嫁到名山，快30年过去，在名山呆的时间早已超过家乡。5年前，一个俄罗斯老板通过招商拿到在中俄互贸区做生意的资质，张姐凭借对俄罗斯商品的了解获得这份工作。
“在这里呆久了，什么东西都尝过，什么都不稀奇。”张姐带着我在不大的俄罗斯商店里转悠，看到我感兴趣的商品，就停下来介绍。“这个鱼子酱，拌洋葱吃，或者蒸鸡蛋的时候放一点，都好吃。”
在同一个商店里做同一份工作五年，张姐对一切都很熟悉。“进货的时候，一看那个箱子我就能知道里面装的是啥。” 许多食品只有俄文标签，但张姐不用看标签就知道口味如何。张姐说，好在五年前趁着年轻开始做这份工作，不然现在年纪大了，也应聘不上。
从名山镇到鹤岗市区的最后一趟公交下午5点半发车，正值旅游淡季，名山镇上没有出租车，如果错过末班车，很难在当晚回到市区。给我结完账，张姐锁上商场门，指着门口一辆蓝色的电动三轮车说：“这是我的上班工具。”名山镇不大，当地人都爱骑电动三轮车，方便快捷，有需要的时候还能装东西。
商场对面就是公交车站，我拎着一堆刚买的俄罗斯商品在车站等待末班车，一辆反方向的公交向名山岛终点站驶去。张姐收拾完东西，坐上她的蓝色“座驾”，许是我刚才问了她两遍末班车时间，她看出我有些担忧，所以特意骑车绕到我面前，指着刚刚呼啸而过的公交说：“一会儿这个车就回来了。”
我朝张姐挥手作别，感谢这份萍水相逢的善意。
坐上回城大巴，才看到大静静发的朋友圈，这个傍晚她也在名山。大静静是我上一篇稿件的访谈对象，上次和她通话时，她正准备从温州出发开车到鹤岗，这趟3千多公里的旅途最后紧赶慢赶只花去3天。1个月过去，大静静在鹤岗的新家安顿下来，和爱人一起做起俄罗斯商品代购。
这个傍晚，她刚从名山采购完网友下单的俄罗斯商品，准备开车回市区。费尽千辛万苦开到鹤岗的车果然能派上用场，她在这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不会有人再问她过去的经历，也没有无家可归的恐惧。直播、电商、装修设计、淘宝生意……如她之前计划的那样，她尝试着所有她感兴趣的工作，试图从其中找到事业发展的新支点。
人与城，城与人
2019年开始，鹤岗因为低房价成为某种意义上的“网红城市”。许多人认为，鹤岗是一个可以躺平的城市，而如果能在鹤岗当公务员，那简直就是在席梦思上躺平。看起来，一个躺平的城市再叠加一个躺平的职业，没有更惬意的生活了。
然而喝茶看报的生活，基本只存在于想象中。在鹤岗这样一座曾经因煤矿资源辉煌过，如今面对艰难转型的城市，政府要接住的，是大时代留下的大命题——不想成为一座空城，就必须做点什么。
所以和大家想象的不同，在鹤岗当公务员也要加班。
鹤岗房产供大于求，除了年轻人流失的原因外，鲜少有人关注鹤岗的楼房究竟从何而来。事实上，鹤岗大量楼盘来自国家牵头的民生项目——“棚户区改造工程”。
当地人管棚户区的房子叫“趴趴房”，有的用黄泥，有的用木头，搭成一层矮矮的小房子，再用茅草或钢板盖出一个斜斜的屋顶。
“趴趴房”曾经是鹤岗人主要的居住场所。根据《鹤岗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2020年末，鹤岗全市常住总人口89.13万人，其中市区人口54.54万人，而在过去12年间经历棚户区改造的房屋就有近11万户。
“趴趴房”的改造始于2008年，那一年，鹤岗煤矿仍处于鼎盛时代的余晖中。“趴趴房”被拆除改造，意味着成千上万户烧煤取暖的小烟囱退出历史舞台，家家户户都住进了改造后集中取暖的新房。
“趴趴房”基本由当地居民自建，漫长的过去，对于自建房的要求远没有现在规范。按照拆迁安置条例，“趴趴房”的主人们获得和自建房面积相符的新房。如今的鹤岗城区，刷着鹅黄色外墙的小区几乎都是棚改工程的产物。
棚改工程听起来简单，无非就是政府拨款，把老房子拆掉，盖出新楼，但实际操作起来，充满复杂的细枝末节。
“趴趴房”的不少居民是矿工，下井时间早，负责拆迁的工作人员，需要早上五点起床，乘着矿工们下井前和他们洽谈拆迁事宜。晚上也是拆迁人员的工作高峰期，因为矿工们作业回家了，才有时间坐下来，慢慢商谈拆迁补偿。
历史像是一条不断流淌的河流，新楼盖起来后，鹤岗要面对的是去煤矿化时代的发展难题。煤矿关停，年轻人流失，在寻找到新的经济发展支柱产业前，鹤岗只能接受产业转型期的阵痛。
一位接近政府的工作人员，曾在非公开场合感叹：“这种转型，对一座城市而言，真的太痛了。”
转型的阵痛意外汇聚到暴跌的房价上，让鹤岗获得前所未有的关注。流量馅饼掉落时，如何稳稳地接住，乃至借着流量的东风寻找新的城市发展，是新时代留给鹤岗政府的课题。
五点是鹤岗的下班高峰期，去年刚建成通车的梧桐大道行车川流不息。这条道路两旁并没有种什么梧桐树，为讨一个“凤凰择梧桐而栖”的好彩头，政府把这条道路命名为梧桐大道。鹤岗无疑在热切地盼望着人才回归和流入，有人才有城，在无法继续依矿而兴的时代，鹤岗只能期盼着依人而兴。
在新时代发展新产业，鹤岗还有许多功课要做。已经因为短视频卖房成为当地小网红的小智，对于鹤岗的电商行业发展充满信心。“有几个鹤岗的网红，前一阵被隔壁伊春市挖走了，带货卖蓝莓，卖得可好了。伊春能卖我们鹤岗也能卖成。”
鹤岗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有与俄罗斯的互贸口岸，还坐拥共青农场出品的大量优质农产品，都是电商行业发展的有利条件。
但新行业的发展并没有那么简单。台前的电商人才，幕后的供应链、销售链，各个环节交错复杂，不比过去按国家政策盖起保障楼房简单。
最近联系小智的粉丝，除了来找他买房的，也有找他打听当地对外来企业政策的。“有一个葡萄酒品牌的老板，找我打听这边的情况。他想把葡萄酒的营销中心放到这里来。”小智是鹤岗当地人，除了卖房做生意养家糊口，也乐见得有外地企业落户鹤岗带动家乡经济，当即邀请他来鹤岗转转。
当地政府则在创业环境保障方面陆续发力。引进人才保障住房家电齐全，符合条件的人才可以拎包入住；直播电商基地已经落成，等待着新主播的到来。
一座城市的发展，终会把来自民间和官方的力量汇聚到同一股浪潮中。
五点后的鹤岗，运煤的火车依然不时鸣笛，穿过整座城市，也勾连起过去与未来。这座城市里，运煤的火车早在近百年前就拉响了第一声鸣笛，时至今日，尽管鸣笛依旧响亮，但所有人都知道，依靠煤矿的日子要过去了。
更多产业需要被发展，更多产品需要像这些煤矿一样被拉出这座城市，延续过去的荣光。它可能是优质农作物，可能是石墨烯，可能是被从这里发掘出的任何形态的产品。
那是鹤岗的煤矿时代接近终点时，一座小城经历的故事，也是无数在历史的潮水中浮浮沉沉、寻找归宿的小城缩影。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