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莆田突发疫情后，球鞋圈出了点微妙变化。
有网友注意到，自称“提供专业鉴定、保证全新正品”的潮流网购社区“得物”，潮鞋明显涨价，怀疑与处在疫情管控中且长期“假鞋”“高仿鞋”集中的莆田有关，因为不少圈内人以“得物货，莆田供”概括莆田和得物的关系。
得物工作人员回应时，自称“得物”是鉴别平台，卖家分布全国，商家发货之前，都需要经过得物的正品鉴别，通过之后才能发货。“如果卖家所在的区域是疫情管控区域，可能目前确实无法发货。”对此，有网友不买账：“别解释，都懂。”
围绕莆田鞋的传言，不同版本之间，只有数量上的区别：像是“国内市场上10双假鞋中就有9双从这里发货”，或者“全球每三双耐克鞋中便有一双是来自这里的仿品”，和“莆田系医院”一样，听起来并不光彩。
另一边，莆田疫情初期，累计报告了28例感染者的莆田协胜鞋厂成为焦点；同时，疫情突袭，以制鞋为支柱产业之一的莆田，鞋业受创，订单流失严重，从业者遭受打击。
据央视，莆田鞋业企业超4200家，从业人员达50多万人，年产值超千亿元人民币，年产量12.6亿双，占全国产量的9.3%。
一场疫情，两起事件，勾勒出了莆田鞋经济、仿制鞋产业的两道轮廓，构成了莆田鞋的两面形象。
一个问题同时显现：打假、疫情、产业转移的夹击下，莆田鞋，还香吗？
安能辨我是真假
在莆田，有座商城被称为“鬼市”——安福电商城。
原因有二：一是这块区域曾经是火葬场，经过改造，制鞋的商贩集中到了这里；更重要的是第二个，独特的交易方式。
这里白天冷清，可一到晚上就灯火通明，仿鞋生意趁夜悄悄进行，人头攒动，到处是来拿货的假鞋从业青年，被称为“阿冒”的一群人。
在安福电商城，有一条完整且成熟的仿鞋产业链：快递可以更改为异地发货，上海香港、美国指哪打哪，和假鞋相关的物料一应俱全。正品球鞋的包装袋、正规发票、POS机的签购单、还有能刮开涂层的防伪标志，不在话下。
从店铺招牌上，你可以看到撞脸“New Balance”的“Nev Buylane”；又或者白天显示“帕耐克丝”的店招牌，一到晚上，LED灯只亮起中间“耐克”的字样；Supreme、Vans、阿迪达斯椰子鞋是广告牌上密集打擦边球的字眼。
2019年，有记者在当地探访发现，一些店铺摆在橱窗上的运动鞋，尽管款式、颜色与正品球鞋几乎一致，但鞋上却没有品牌标志。店家热情且自信地推销着：“这是我们自家工厂产的，质量绝对不输给其他品牌。”当问及是否有“更高版本”的鞋时，店家警惕起来。
在鬼市，“更高版本”指的是印有品牌LOGO的仿鞋，为了躲避工商局检查，店家不会明面摆上架，而是悄悄藏在里屋，只对熟人和老客户展示。不过互联网提供了便利，微商看图、网购平台都是新的选品交易渠道。
在安福电商城，即便是仿鞋也有不同的品级和价位，区别多在于用料，高仿鞋可以做到和正品鞋一致，是真是假，只有店家和内行人才能从细节里看出其中门道。
社交媒体上众多鉴别球鞋真伪的视频里，真品面对高仿鞋，从颜色深浅到做工再到质感，细致到鞋内标签、防伪扣、鞋盒纸，差距仅在分毫之间，要不是提前锁定了真假，就连专门做鉴定的海外博主，也未必能辨真假，只能连连惊讶地称“我见过的最好的假鞋”。
除了高仿，莆田对新品也有超强的快速仿制响应。
曾有莆田的高仿鞋商Chan透露，只要有大牌新品发布，几周后，莆田市面上就可以买到一双高仿鞋。
他们的做法，通常是买来正品鞋，把他们切割开来，逆向分析材料做工，进行仿制，通常仿制商会买两双，一双用来切割分析，一双用来成品比对、调整细节。有趣的是，网上诸多鉴别真假的图文视频，也方便了制造商纠正和改进。
这类高仿鞋价格诱人。
Chan透露，一双白色正品匡威查克·泰勒全明星（chuck Taylor all-star hi off-white），官方零售价是1500美元（约合人民币9750元），而他的高仿鞋批发价是80美元（约合520元），零售价是140美元（约合910元）。
人们用“猖狂”形容游走在道德和法律边缘的莆田假鞋，也惊讶于其高仿能力、为性价比心动，让“仿制鞋”这一产业蒙上灰色阴影。
高仿鞋的灰
猖狂制假的表象背后，是庞大的消费需求。
近年来，球鞋文化在国内兴起，从国际大牌到国产品牌炒鞋不断，莆田高仿鞋在国内也有了庞大的市场。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莆田仿鞋的市场集中在海外，并持续至今。
整个市场有多大？
2019年，经合组织一份报告显示，2013～2016年，查获的假冒和盗版商品中，鞋类是假冒数量最多的品类。
2019年10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查获了一批14806双、估值220万美元的假耐克鞋，这批货物装在一个集装箱，以“餐巾纸”的名义走私进入美国。
此外，2018年美国检察院在一起诉讼中透露，案件的被告团伙在2016年1月至2018年3月，将38.5万双耐克鞋走私到了美国。
走私是一个复杂的欺诈网络，2019年，美国的一项假鞋走私诉讼揭开了灰色操作链条。
假鞋装在集装箱里，故意错贴与实际不符的商品标签，走私进入美国后，却没有被送到清单上列出的企业，而是送到其他地址。
它们先储存在仓库中，然后送到商店，即便被发现，但因为报关文件是虚假的，很难找到对非法生产、分销直接负责的人——因为登记的电话号码是“刻录机”电话（注：一种便宜的预付费手机，可避免将电话号码链接到个人的任何纸质记录），电子邮件帐户用虚假身份创建。
老练的进口商会运送与正品几乎一模一样的鞋子，只是没有商标，鞋子在美国准备上架时，他们将其作为“非品牌”商品出售，或贴上品牌商标出售。
除了大批量进口销售假鞋，还有不少散客。
在推特、脸书、Reddit等海外社交媒体上，不难找到卖仿鞋的商家打的广告。
9月，在Reddit上，“Repsneakers（销售运动鞋）”页面拥有超过46.8万名成员，显示出人们对买卖大牌高仿潮鞋的浓厚兴趣。
借助海淘、国际物流，这些假鞋以更小的包裹单独邮寄，更不会引起海关注意。美国海关与边境局知识产权政策部门负责人Robert Copyak曾指出，2018年，有超过 6亿个包裹从180个国家/地区运送至美国，这意味着监管的高难度。
在中国，2020年11月，上海突击检查仓库，查获了价值1.2亿元的莆田造假球鞋。这一案件同时揭露出，单双仿鞋的生产成本在50～80元之间，制假售假的灰色利润空间很大。
对造假鞋，“被侵权”的阿迪达斯和耐克都曾表示过不满。
阿迪达斯称“玷污了我们的品牌和合作者、以及参与技术创新和设计的员工的声誉”，耐克发言人表示：“积极与执法机构和海关合作，保护消费者免于购买质量低劣、却没有消费者期望的性能优势的假冒产品。”
高仿鞋生来“原罪”？
侵犯知识产权和走私揭露出莆田鞋的黑色面，但高仿鞋消费者也称有自己的“正当”理由，认为高仿鞋“原罪论”是基于价格歧视的污名。
作为消费者，Aleks在博客替自己正名，他写道：“污名化那些穿着假冒名牌服饰的人，是一种阶级歧视。”
在他看来，即便假冒伪劣产品做工拙劣，但这更多是审美评论而非道德评价。当仿冒品的品质越来越有说服力，“为了拥有品牌的官方认可印章而支付过高的价格，这真的合理吗？”他质问。
“一副仿制的Celine太阳镜，我怀疑它们的质量，我用了两年半，磨损得更糟了，但我只支付了原价零售价的三分之一，我并没有特别烦恼。”他分享着对仿品的使用体验。
Aleks承认假货与正品之间可能存在质量差异，但他进一步质疑：“如果二者都是工业流水线批量生产，那么真的假的，有什么区别？”
Aleks的不满并非没有道理。
耐克、阿迪达斯的品牌加工厂大量集中在中国和东南亚国家，充分占据着这里的廉价劳动力、借助于原材料的就近配套，极大降低了成本，在分配利润时，产业工人在价值链当中处于底端，只能拿到最低廉的薪酬。
据国际消费者联盟早年的一项调查，工厂的毛利仅占2%，人工费用更是只有零售价的0.4%。这意味着，一双标价600的耐克，莆田的正品代工鞋厂只能赚到12元，工人只能赚到2.4元。
单论生产制造这一点，使用了同样材料、同样由流水线工人加工而成的高仿鞋，其实和正品鞋并没有不同。
此外，近年来，品牌炒鞋大热，惯以联名限量版制造惜售哄抢的氛围，又借广告刺激欲望，品牌乐见将正品束之高阁，标明上万的高价，放在大多数人无法触及的地方。
从这一点来看，品牌自己造就的排他性、价格筛选，也助推了高仿鞋的繁盛，这也让一些大众消费者难以对被侵犯知识产权、但使用廉价劳动力做到利润最大化的品牌公司产生同情。
综合比较，高仿鞋胜在价格便宜，而正品赢在创新设计，但设计提供的溢价是否有所值，在法律和大众消费各自的判断里，有不同的衡量尺度。
“在消费资本主义中，我们被教导说，我们购买的东西直接反映了我们在生活中赢（或输）了多少……但这是一个由无知教唆的营销骗局，只会增加品牌银行账户里的钱。”Aleks写道。
莆田的仿鞋商Chan曾在英国留学，回国后做起了高仿鞋的生意，并无介怀。
虽然会面临监管的突击检查和潜在的诉讼，但他仍然能够维持生计。他说，支撑他的生活、让他的业务放缓的主要因素，是那群挑剔的鞋迷。“他们当中，一些是高中生，一些是大学生，这些是我们的主要人群。”Chan回答道。
在莆田还有这样一句口号：“让全世界都穿得起名牌”。
莆田的“鞋路”
美版GQ有过这样一个评估，如果按照对经济价值和知识产权侵权来算，假冒运动鞋是一个价值 4500亿美元的市场，这是极大的诱惑，莆田也从中分到了蛋糕。
但今天来看，莆田走的“鞋路”并非明智之选，从法律到监管、再到大众消费者，更多人有了“打假”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走“高仿”路线已经不合时宜，且涉违法。
莆田之所以误入“造假仿制”的歧途，源于危机下，莆田人目光并不长远的选择。
改革开放后，莆田接棒台湾，成为制造业产业转移的接受地，制鞋业便是其中之一，凭借人口红利带来的低廉劳动力成本，加上原材料优势、当地原制鞋传统，莆田积累了技术和熟练工人，制鞋业飞速发展，鞋革企业集中，相互配套建立起完整的产业链，每年产鞋超亿双，销往30个国家和地区。
但到了90年代中期，却出现了转折点，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莆田代工厂的订单量急剧收缩，本就低廉的利润再度缩水。
为了获取更大利润和生存空间，通过代工厂的便利，当地鞋厂拿到了品牌设计图纸，同样利用低廉的原料和人工成本生产仿冒品，莆田由此走上了“仿冒”之路。
品牌高附加值带来的更高利润，让他们尝到了甜头，之后借着电商、微商风口再度起飞，又因为缺乏知识产权保护意识，莆田制鞋产业，没有顾忌地偏向了仿制假鞋。
前莆田市市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其实一直以来莆田鞋质量都很好，但总有个别不法分子在做假冒鞋子，莆田一直在严厉打击。并且，莆田国际知名品牌代工业务增多，致力于推动联合创牌。
但相比之下，距离莆田100公里、同样承接了台湾制鞋业转移的晋江市，品牌创新的路走得更快。在相同的危机面前，虽然晋江也走过“仿冒”的路子，最终它把资源集中到“自主研发生产”的大路上，时运相济，晋江成功了。
如今，在晋江，安踏、特步、鸿星尔克、361度等打响了招牌，又借国货潮起飞，占据国内知名品牌的大半片江山，成为当地经济强有力的支撑；而莆田，却陷入困境，假鞋被销毁、制假鞋厂被关闭，监管和从业者打游击，且在晋江现有强势格局面前，莆田对本土品牌的扶持和投入姗姗来迟的，未见回报。
晋江向阳，莆田向暗，时移势易，显出高下。对莆田来说，形势尤其雪上加霜，因为新的风险已经成型。
新一轮产业转移已经开始，东南亚国家正成为强有力的竞争替代者，莆田的用工成本上升，劳动力优势衰退，转型困难；叠加知识产权规范，打假重拳之下，制假售假空间进一步压缩，缺乏成熟亮眼的本土品牌；更有眼下，疫情突袭，订单减少、退单增加、出货困难的意外风险。
莆田鞋，难上加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