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底，在华中科技大学一路读完本硕博的赵可心在直播中宣称，“像我们这种有关系的，哪怕你的分数不够华科的线，你就上一个二本学校，后面都可以转学转过来的。”
靠着一场效仿演员仝卓的“自曝”，赵可心迅速将母校和自己卷入舆情。
华中科大本科生院在7月30日发布声明表示，赵可心言论不实，赵于2008年报考该校并被录取，录取符合高考政策，其父母非该校教职工。但华中科大未回应是否有教职工子女转学。
2015年5月发布的《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收紧大学生转学范围，规定了10种不得转学的情形。这份通知到了2018年1月宣告废止。 （视觉中国/图）
事件引发了舆论对大学生转学的关注。实际上，这一制度很早就有，1990年国家教委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中，就允许确有专长、入学后发现某种疾病或生理缺陷和确有某种特殊困难的学生转学。日后，转学制度经历了多次调整，在松紧之间摇摆。
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缺少公开和监督，转学制度中滋生出影响教育公平的现象。赵可心之前，最大的争议事件发生在2015年，17名从外校转入湖南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被撤销转学，随后，教育部迅速收紧大学生转学政策。
女博士“自曝”之后
对于自己在直播间的行为，赵可心对南方周末记者解释为“刻意为了引起关注”。前述“自曝”前，她已和华中科大就大学生转学一事有过几回合“较量”。
事情的起点，赵可心称是一次招聘。她在深圳成立的公司，在2021年5月招聘时，发现有应聘者的高考录取学校是其他一本高校，毕业学校却是华中科大。
赵可心说，在她本科期间，身边就有同学是通过转学入读，且是从比华中科大录取分数低的学校转入，她怀疑背后有“暗箱操作”，因此一直关注转学问题。
随后，赵可心以企业法定代表人的身份，向华中科大和湖北省教育厅分别申请了信息公开，申请公开内容为该校2010-2014年五年间所有转入、转出的本科生、研究生名单。
赵可心展示的邮件截图显示，5月26日，华中科大信息公开办公室向她的公司拒绝了申请，回复为“因涉及个人隐私，该信息不属于应公开范围”。
7月5日，湖北省教育厅也拒绝了，理由同样是“涉及个人隐私”，且“经审查，该政府信息公开后会损害第三方合法权益”。
为何是申请信息公开而不是举报，赵可心解释，按照当时施行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如果确有特殊困难，从分数低的学校转到分数高的同批次学校是合规操作”。
这份出台于2005年的文件规定，学生如患病或者确有特殊困难，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的，可以申请转学。同时规定了几种不得转学的情形，其中包括“由招生时所在地的下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
转学的始终是少数人。以湖北为例，湖北省教育厅2008年出台的《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学生转学工作的意见》提出，对每年转出转入学生实行总量控制，中央部委高校、省属本科学校原则上不突破上年录取学生总数的3‰。
花五万就“钻了空子”
尽管受关注度不算高，但大学生转学其实一直在进行。
比如四川省教育厅2021年7-8月分5次公布了共14名大学生的转学情况，当中有10人是因“身体原因”转学，另4人因“个人原因”。14人的高考分数，都高于转入学校生源地当年的最低分。
其中有一人原为清华大学2019级高分子材料与工程系学生，因身体原因，他转入电子科技大学软件工程系就读，并“留级”一年。
按照规定，大学生转学要经所在学校和拟转入学校同意。正常流程是：学生联系打算转入的高校，提出申请、说明理由，拟转入学校负责审核转学条件及相关证明，认为符合培养要求且学校有培养能力的，经学校校长办公会或专题会议决定，便可转入。转入学校在公示通过后，报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
跨省转学的，还要由两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商定。
转学流程运转多年，但赵可心对转学存在“暗箱操作”的质疑，确有现实案例作为基础。教育系统内，有多名落马官员的违纪违法情节中就包括为他人在大学转学上提供帮助。
曾担任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党委书记的张立奎2014年落马，经法院查实，张立奎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他人贿赂共计191万余元，被判受贿罪，处以有期徒刑八年。
裁判文书显示，在张立奎的受贿款项中，有一笔5万元的款项就是在帮人转学中收取的。2012年下半年，张立奎利用担任郑州航院党委书记的职务之便，向时任教务处处长“打了个招呼”，帮助内蒙古赤峰学院的一名学生转到郑州航院。
甚至教育系统内的一个处长也能帮人解决转学问题。2005年，时任浙江省教育厅高等教育处处长方永平，接受浙江理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院长助理沈某的请托，为其朋友的小孩从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转学到浙江大学城市学院提供了帮助。
一些腐败官员则是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读更好的大学”。
陕西省委统战部原副部长唐勇于2020年6月落马，他曾担任陕西省略阳县县长、县委书记。根据唐勇自己的说法，2008年6月，其子参加高考后，录取到了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但之后其子想转去别的学校。2008年下半年，唐勇和略阳县商人邓伟朝吃饭时，提起此事，邓提出帮忙。
邓伟朝通过运作，找到四川师范大学时任校长周介铭，2008年9月，邓伟朝等人宴请周介铭，席间悄悄送出10万元现金。5个月后，在周介铭帮助下，唐勇的儿子转入四川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就读，该校是川师大对口的“专升本”院校。之后在2011年5月，唐勇儿子成功通过“专升本”，进入川师大航空港校区读本科。同年8月，邓伟朝以答谢为由，又送周介铭2万元现金。
也就是说，一共花了12万元，邓伟朝成功帮唐勇的儿子完成了转学并就读本科高校的愿望。
操作大学生转学时，相比转入学校，转出校的审核要宽松很多。裁判文书显示，2015年，四川井研县高考生陈某被录取到了攀枝花医学院（编者注：裁判文书原文如此，攀枝花医学院应为攀枝花学院医学院），她的母亲托人找到一名叫李雪琼的女子，托其帮助陈某转到成都医学院就读。
办理转出手续时，李雪琼伪造了一份写有陈某名字的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门诊部的虚假病情证明书，让陈某家长以此找学校办理转学手续。“经不住陈某家长的执拗”，攀枝花医学院为陈某办理了转学手续，还作了转学公示。
但陈某的转学事项在成都医学院却不太顺利，该校多个部门拒绝了陈某的转学。事情没办成，李雪琼却收受了12万元“好处费”，后来李雪琼被判诈骗罪，被处以有期徒刑三年。
哪些大学生能转学
四川井研县的陈某想操作转学时，教育部门对转学的规定已经比之前严格了许多。
哪些大学生可以转学？
最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于2017年修订，其中规定，因患病或者有特殊困难、特别需要，无法继续在本校学习或不适应本校学习要求的，可以申请转学。同时也规定，有六类学生明确不能转学，其中就包含了高考成绩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同一生源地相应年份录取成绩，以及由低学历层次转为高学历层次的学生。
回顾历年转学政策的修订，允许转学的学生范围经历了先宽松后限制再放宽的过程。这一变化背后，存在着几个关键时间节点。
2015年前，转学政策相对宽松，当时施行的是2005年出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中对转学的限制条件是“不能下一批次录取学校转入上一批次学校”，也就是说不能从二本转入一本，但一本高校之间可以互相转学。同时，该规定也未要求公示转学信息。
2015年1月的湖大事件是一个转折点。当时，湖南大学被曝一次性接受17名外校研究生转入，转学理由有“饭菜太辣”“油画过敏”“不适应气候”等，公众质疑转学环节或存在腐败。事件发酵后，教育部派出专项督查组进行调查，取消了17名学生的转学资格，并对湖大领导作出处分。
短短三个多月后，教育部办公厅就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普通高等学校转学工作的通知》（下称《通知》），相比已执行十年的规定，新的文件将不得申请转学的学生类别由原来的五类扩大到十类，增加了“高考分数低于拟转入学校相关专业相应年份录取分数的”，不允许同城转学、跨学科转学等。此外，以患病理由转学的还需提供指定医院的检查证明。
此后，大学生转学流程需要经过更多行政层级同意、签字。最关键的是，这份通知增加了过往没有的公示环节，要求高校公示拟转学学生信息，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示转学结果。
这一通知的出台，收紧了转学渠道，也引起了一些反弹。
曾参与2005年版规定研究和修订工作的北京大学教务部原副部长卢晓东就撰文质疑，新规让学生几乎无法开展正常的学籍选择，因为实际中愿意从高往低转学的学生几乎为零。此外，接受转学学生本来就是件麻烦的事，高校并不愿意，现在限制更多，责任更大，高校不接受转学是最简单的回答。
卢晓东认为“转学对于人才成长十分重要”。他举例称，语言学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保亚，1977年参加高考进入华西医科大学，就读期间阅读了很多分析哲学、科学哲学以及语言学的书籍，对理论语言学产生兴趣，后转学到西南大学中文系。“陈保亚是跨学科转学，如果放在现在，不会再有‘陈保亚们’了。”
2015年11月，教育部办公厅对《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进行修订，并向各高校征求修改意见。这次修订稿中，不予转学的学生类别缩减为八种，转学申请的行政审核步骤也有所减少。
修订在2017年通过并沿用至今，不予转学的学生最终缩减到六种，只比2005版多一种，即要求研究生拟转入学校、专业的录取控制标准不得高于其所在学校、专业，从政策层面上堵死了“由低转高”的渠道。
与2015年下发的《通知》相比，2017年版规定允许同城转学、跨学科转学、非高考方式录取的学生转学，是一个显著的放松信号。在公示环节方面，保留了对学校的转学情况公示要求，而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只需备案，无需公示。
不过，与2017年版规定有所矛盾的《通知》，到了2018年才宣告废止。2018年1月，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宣布一批不利于“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规范性文件失效，其中就包含了上述《通知》。
通过考试插班转学
2015年湖大事件后出台更严格的转学规定，目的应是为了填补可能滋生腐败的漏洞。而之后的政策放松，又为大学生流动重新放开了“口子”。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程方平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从行政流程和政策规定上来说，转学的难度比较大，这些年高校转学学生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因此，他认为以非常规手段操作转学不能视为普遍问题，转学制度规避权力寻租，最重要的还是信息公开化，公示转学的正当理由。
“从这些修订过程来看，大家还是希望有转校机制来修补高考的制度、大学的招生制度，”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熊丙奇认为，“我们应该鼓励转学，而不是说严控转学，要建立起自由申请入学制度和自由转学制度。”
2014年辽宁文科状元从香港大学退学复读再考北大，曾引发关注。高校学生退学复读再考的例子不时传出，反映出高校间转学流动的困难。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储朝晖看来，中国与其他国家不同，涉及招生方面的指标都是严格限定的，“高校本身没有独立的招生权，也没有完整的学籍管理权，招生人数还必须跟毕业生学位能够对应得上，所以转学起来比较难”。他提到，哪怕是由高转低的学生，也会遭到重重阻碍。
“所以说现在陷入一个困境，”熊丙奇谈道，“严格执行转学制度，一群人的转学需求就无法实现，而一旦放宽，又担心有人利用漏洞，运作到更高的学校。”他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仍然在于高校去行政化。“转学是行政操作，就可能受到行政和利益的影响。”
有意思的是，“转学难”虽是大背景，但有的地方早已常规化开展高校公开招考式转学尝试。早在2000年，教育部就同意上海开展普通高校插班生工作试点，至今已推行21年。这一试点的初衷是“发挥高等教育立交桥的功能”，给部分高考发挥欠佳、志愿填报不当的考生重新选择的机会。
这一制度允许包括复旦、上交在内的上海12所院校在部分专业中招收“插班生”，上海所有高校的大一年级新生只要成绩合格都可以报考，甚至民办院校的学生也能参加。
多所上海“插班生”试点高校的相关负责人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如被录取，“插班生”可以办理转学手续，学籍也能转入被录取高校，并能在被录取高校获得毕业证和学位证。2020年，上海被允许转学的插班生为257名，2019年是264名。
部分高校对插班生的条件有所要求，如同济大学要求考生高考分数须达到一本投档分数线，华东理工大学则要求必须是相近专业才能报考。
南方周末记者 张笛扬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刘岍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