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希,编辑:石灿,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2021年的夏天对于何栗而言有些手忙脚乱。


她的精力不得不被拆成三份,一份用来穿过北京海淀区后厂村路汹涌的人潮,完成在某互联网大厂的暑期实习;一份用来闪回广州的校园,在时间截止之前交出毕业论文的开题报告;剩下的一份则要用来准备简历,做完无穷无尽的秋招笔试题。


现在做的这份暑期实习拿不到转正名额,早在实习进行到一个月时,何栗就接收到了上司的暗示。所以现在,秋招是她眼中的“孤注一掷”。


结束工作后,何栗需要步行到离公司最近的地铁站,搭四十分钟地铁回到住处,再开始改简历或是做笔试。


不用担心夜路危险,后厂村路一到晚上,最不缺的就是刚下班的人。


在一个盛产互联网人的专业就读,何栗也听师兄师姐说起被毁约的事情,但眼下她还顾不上这些。在众多校招生里杀出重围,收割尽可能多的offer再慢慢挑选,才是她不得不走的道路。


当被问到如果被公司毁约怎么办,何栗显得有些迟疑。“要是到明年我入职的时候,这个部门不幸被全部裁员了,那我也没办法,只能哑巴吃黄连,自己慢慢找。如果是非常规毁约,我可能会直接对线。”听起来,秋招是件需要运气的事情。


运气不好的人很多,在何栗楼上办公的陈吨吨就是其中之一。外人眼里的她,一毕业就入职互联网大厂,在喜欢的岗位发光发热。只有她自己知道,费尽力气拿到一个满意的offer,再被这家公司放弃掉,是种怎样的体验。


被放弃的那一个


互联网企业的秋天,可能是从立秋开始算起的。虽然名叫秋招,但抢夺人才的大战,早在最炎热的八月就已打响第一枪。为抢在竞争对手前开始招聘,各类提前批、专场宣讲层出不穷,疫情前的秋招季,重点高校的小礼堂几乎会提前一个月被各大公司定空。


这样的架势,让尚在象牙塔里的学生产生一种错觉:“我对公司很重要。”


说重要也是真的,花钱招人,公司都希望招到更好的。当人才无法用统一标准衡量时,一些公司会把标准简化为应聘者的学历。例如在美团,清华北大毕业的校招生来应聘,不会占用校招名额指标。华为则有自己的目标院校列表,大部分为985、211高校,双非院校中只有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南京邮电大学和重庆邮电大学入选。


但“我很重要”的错觉很快就会消失。即便满足严苛的背景要求,过五关斩六将地通过面试,也随时可能会被放弃。


从面试通过到正式入职,中间隔着若干个环节。Offer call、录用意向书、两方协议、三方协议、劳动合同,顺利走完这一趟,大厂的大门才会彻底敞开。对于校招生而言,公司每年的政策和筛选规则并不透明,在每个环节中,他们只能祈祷自己不要成为“被放弃的那一个”。


校招生的圈子里也因此产生了很多黑话。


华为每年面试通过的候选人数量高于最终录取数量,在收到面试通过的短信后,需要等待录用通知,这段时间被称作“泡池子”。一位曾经参加华为校招的毕业生称:“池子里的人都有排序,前面的人要是拒绝了,后面的人就能递补上。”


于是“在池子里泡着呢”成为这群候选人心照不宣的状态,与之相对应的另一句黑话是“被捞”。百度、腾讯、阿里等大厂都有单面轮次,由业务部门从HR初筛通过的简历里挑选合适的候选人进行面试。一旦收到单独面试通知,意味着从候选池里“被捞”了,可以获得一个宝贵的面试机会。


腾讯的校招面试可以通过公众号查询实时状态,绿色标志着还在流程中,而灰色则意味着流程终止。在校招生聚集的论坛上,“还绿着”和“灰掉了”也成为是否通过腾讯面试的黑话。


2020年,陈吨吨在这样的“厮杀”中度过整个夏天和秋天,秋招结束的时候,她拿到了几乎所有互联网一线大厂的offer。


在综合考虑了发展前景、个人兴趣和薪资待遇后,陈吨吨选择了近几年风头正劲的一家头部互联网公司。再三思量优中选优的决定,却成为了她之后半年噩梦的开始。


拿到offer后,业务方要求陈吨吨提前到公司实习。“正好熟悉一下业务,其实也挺好的。”陈吨吨没想到,公司眼中的提前实习意味着毕业前都要去实习,甚至没有给她留出写毕业论文的时间。


实习两个月后,陈吨吨接到学校通知,毕业论文从校内审核改为省内审核,要求更加严格。为了专心完成毕业论文,她向领导说明情况,希望先暂停实习回到学校,等四月份完成论文再继续实习。——这样的处理方式很常见,在进入职场前,应届生首先需要完成学业。


但HR并未理会陈吨吨的请求,而是要求她在春节结束前完成论文,随即回到实习岗位。


此时距离春节只剩下不到1个月,要求春节后立刻回公司实习,意味着让陈吨吨把一篇硕士毕业论文的完成时间压缩到短短30天。


和刺猬公社的访谈约在陈吨吨公司附近的轻食餐厅,在提到这段经历时,她停下了手中的叉子,即便已经过去大半年,愤怒的情绪依然没有消退。“他们难道没有写过论文吗?要我一个月写完毕业论文,这怎么可能啊?”


陈吨吨很不认同这个要求。和她一起秋招找工作的朋友,在拿到腾讯offer之后就出去旅行了,旅行结束回去继续准备毕业论文,等处理好毕业事宜后再去公司报到。她却因为提前到公司实习,而要为多争取两个月时间写论文和HR讨价还价。她不理解。


“三方合同里也没有写我一定要来实习,而且要实习这么久。”在选择这家公司签订三方协议后,陈吨吨很干脆地回绝了其他公司,没有像一些应届生一样保留几个offer做备胎。后来回想,陈吨吨认为这可能是HR强硬要求她长期实习的底气。“他们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但那个时候,陈吨吨没有退路,只能在HR的强硬态度下祈求一点回旋的余地。“我问他们,能不能多给点时间,哪怕让我完成一个大概的框架再回来接着实习也行。”看起来有些卑微的请求,没有得到正向回应,HR甚至让她早做选择,不要耽误部门春招。


陈吨吨想不通,自己为什么会成为被放弃的那一个。经过两个月的实习,她已经逐渐熟悉业务,觉得自己还算胜任这份工作。她不明白为什么公司宁愿花精力重新招一个应届生,花几个月时间让新人熟悉业务,也不愿意给她这个机会。


被放弃后重新开始,甚至还不如从来没有拥有过。陈吨吨不得不加入春招大军,和在秋招中失意的应届生竞争。争抢所剩无几的岗位时,没有人知道她曾经收割了几乎所有行业顶尖公司的offer。


“我那段时间极度怀疑自己。”曾经和她一起找工作的同学都已经有了去处,她从领先者变成被落下的那一个。“就我一个人孤军奋战。”


重新陷入找工作大军的陈吨吨不得不打起精神收拾烂摊子,但被放弃的经验留给她的,除了一份毁掉的三方,还有永无止尽的自我怀疑。


蚂蚁困在大厂话语里


一直到今天,陈吨吨都会觉得是自己为保障毕业选择了放弃offer。在讲到自己的论文经过重重修改有惊无险通过外审和答辩时,她说:“得亏我没有接这个offer,要不然我根本过不了,就没有硕士毕业证。”


大厂把陈吨吨放置在一个两难的选择情境下,多次重复之后,她也陷入了这场迷局里,不自知地觉得该做出选择的是自己。直到我们聊到,拿offer本不该附带着压缩毕业论文完成时间,乃至放弃毕业论文的义务,陈吨吨才再一次意识到:“对哦,我没有选择,是他们鸽了我。”


陈吨吨说,她本来就是一个习惯自我反思的人,一旦事情出现不如预期的情况,她总是习惯先从自己身上找问题。在offer被取消后,这样的状况越来越严重。


“我在那里实习几个月,走的时候居然没有任何挽留。我就在想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虽然领导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但是不是主动性还不太高。”陈吨吨给这段被放弃的经历找了很多理由,例如是不是没有取得上级信任,又例如是不是缺少创造力。所有的理由,几乎都指向她个人。


最先出发的人,眼看着要最后抵达。公司人力系统数据里,待入职人员数量减1是再简单不过的操作。落到个体身上,就是一个暗淡无光的本命年、无数从梦里惊醒的夜晚和成把掉下的头发。


难熬的日子里,陈吨吨每天晚上会出去跑步,跑累了再回去睡觉。


陈吨吨跑步时拍下的夜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br>
陈吨吨跑步时拍下的夜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可能是因为拉伸不充分,她时常在半夜抽搐。“我感觉自己要死了,又意识到自己还在梦里怎么能死呢,然后就使劲拍。”人还没醒,眼睛还没睁开,手已经在不停地拍打大腿了。等陈吨吨挣扎着醒来,意识到那是自己在梦里无意识做出的动作。


回想起来,偶尔也会觉得夸张,蚂蚁溺水的感觉,只有自己真的在水里时才能体会。


陈吨吨自尊心很强,秋招时曾经拒绝过offer的公司,她一个都没有投。这意味着她在春招没有太多选择,只能尝试一些二线公司。在整个春天,懊恼、自责、愤怒、委屈轮番困住她,在“我做得对”和“我是不是选错了”之间,陈吨吨没有头绪地绕来绕去,想要找到这场困局的出口。


身边的朋友时常骂她:“明明这是他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里觉得自己不行?”但“知道”和“做到”是两码事,一旦陷入自我怀疑的情绪里,曾经有过的蛛丝马迹和只言片语都会被论证成为负向反馈的证据。——这场论证甚至会在脑海里反复重演,让焦虑吞噬整个黑夜。


所以陈吨吨有段时间特别喜欢喝酒,大喝一场再大吐一场之后,她能睡个好觉。24岁本命年的春天,她就是这样度过的。


在焦虑中,事情的转机终于出现。一家陈吨吨秋招拒绝过的大厂,告诉她offer流程可以继续。秋招的时候,因为已经有了更好的选择,陈吨吨并没有特意为这家公司做太多准备。群面中,她甚至因为设备信号问题没说上几句话。“感觉像是全程演了个哑剧。”


收到总监面通知那天,陈吨吨已经决定接受另一份offer,想着“要不就别面了吧”。最后还是想有一个跟总监交流的机会,才最终参加了那场面试。


当时的陈吨吨并没有想到,这个阴差阳错拿到的offer,会成为在绝望中拉住她的绳索。陈吨吨时常感叹一念之间的决定对命运造成的改变:“得亏当时是硬气了一点,没有他们让我怎么样我就怎么样。”


和刺猬公社访谈时,陈吨吨刚入职这家新公司两个月。结束访谈走回去,沿途会经过好几家互联网公司的总部,这些造型各异的办公楼贴着大幅logo,从一座宏伟的大楼化身成为更抽象精致的概念——大厂。许多年轻人梦想来到的地方,许多意气风发的人第一次怀疑自我的地方,许多毕业生被困住的地方。


夏天快结束了,太阳虽然还很毒辣,吹在身上的风已经起了凉意。走回去的路上,陈吨吨给我讲很多工作上碰到的事情,要解决线上问题,要跟很多人沟通,要经常回答老板的问题,下班时间也有点晚……但显然,跟整夜失眠的春天相比,这个夏天她过得还不算糟糕。


陈吨吨说,去年大概是她不顺的巅峰。“我希望今年能够过得顺利一点,不要像去年一样不高兴。”


命运的改变往往只在一瞬之间,被放弃的人里,也有运气好的。2017年,刘敛入职某大厂的福建分部,没过多久,分部解散。就在刘敛以为自己要重新找工作时,领导和HR跟她说,帮她争取到了去北京总部的HC。


出发前一天,刘敛坐在地板上收拾行李,觉得有些恍惚:“我这就要一个人去北京工作了?”在此之前,她特意找了家乡的工作,从来没在北京生活过。


入职后,刘敛从新领导口中听到对自己的褒奖,她意识到:“应该是我之前的老板帮我说了不少好话。”


当运气成为决定校招生命运的重要砝码,意味着维权早已成为难题。


校招生的维权之路有多难?


几乎每年毕业季,都会传出校招生offer被毁的消息。像陈吨吨这样的零星案例,甚至不会引起任何波澜,即便出现成批应届生被毁约事件,最后也都不了了之。只要大厂的业务坚挺报酬丰厚,总有即将踏出校园的毕业生前赴后继递上简历,在“真香”的offer面前遗忘公司曾经的黑历史。


把对公司的制约,寄希望于后来者们的抵制,几乎是不切实际的。公司和校园应聘者之间存在巨大的权力不对等,在每年都是最难求职季的当下,公司掌握着对应聘者的“生杀大权”。


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2021年高校毕业生突破900万人,其中25.4%的毕业生期待进入IT互联网行业,位居期待行业排行榜榜首,占比接近排在其后的三个行业总和。


高额薪资和发展潜力,使百余万毕业生趋之若鹜,也制造了极度不平衡的供需关系。尤其是行业内顶尖的大厂,简历千里挑一,“表刷”(指简历不通过)的标准线一提再提,从一本大学到211,从985到C9高校。


强势的“买方市场”加深了不对等的关系。对大公司而言,失去一个应聘者没什么大不了,反正还有更多符合条件的候选人在等待着大厂递来橄榄枝。于是,“不毁校招生offer”这一项原本行业内约定俗成的规矩,变成部分业务主管和HR可以动用的私刑。


运气好的如刘敛,即使部门因为业务原因解散,领导和HR也多方运作,帮她找到另一个部门的职位;运气不好的如陈吨吨,即便拿到过多个顶级offer,也只能在被放弃后艰难重建信心和勇气。


这本不应该是由运气决定的故事,契约之所以为契约,是因为人们相信它会被如约履行。在行业迅速迭代的过程中,新的问题会一一出现,经过艰难的摸索,而后被解决。这其中当然还存在很多模糊地带,但新晋打工人们需要先尝试着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


“致诚劳动者”公益法律平台的法律研究员徐至文在访谈中提到,三方协议虽然通常不能代替劳动合同,但仍是有效的法律协议,一旦遇到违约,可以依照协议要求协议项下的权利。“但是具体到比如说赔偿多少,要看你的协议是否约定。”


互联网公司提供的三方协议,通常只会对校招生的违约行为进行赔偿约定。例如2020年,京东在三方协议中约定如果校招生违约,需要支付5000元违约金。针对公司违约行为进行赔偿协定的协议寥寥无几,这也进一步加大了校招生被违约后的索赔难度。


如果三方协议中没有相关约定,应届生的索赔将更加困难。针对这种情况,徐至文补充道:“你可以去尽力收集相关证据证明自己的损失,但最终法院会考虑各种因素酌情确定赔偿金额。”


今年7月,高途教育大量毁约已经和公司签订三方协议的毕业生,在电视台进行报道后,每位毕业生收到了1000元的违约赔偿。


1000元的违约金,远远不能覆盖掉应届生投入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21届毕业生小杨在毕业前和天津高途签署三方协议,6月7号下午四点,在原本约定入职时间的前一天,小杨突然被通知入职时间推迟一周。此后,入职时间一推再推,入职群里200多名毕业生在忐忑中等待了将近一个月。


“每次推迟后我们去问HR,那边的回答都模棱两可。”小杨也曾尝试和公司沟通,但每次都无法得到准确答复。“在等待入职的这段时间里,我们也错过了好多其他机会。”


小杨可以理解公司的处境艰难,让她愤怒的是公司用各种理由拖延,让她错失机会。“每次推迟入职时间的时候都是以不同的借口,又是放假啊又是培训师不在啊种种理由。”HR甚至暗示让应届生自己提出解约。“高途那边讲公司应届生先提出违约的话可以不用付违约金,但是我们谁也不甘心,如果提前解约就相当于这段时间的金钱和时间都浪费了。”


最终,熬过快一个月,高途赔偿1000元解约金,而小杨和同在群里的200多名应届生错过校招。


签署三方后违约,尚且可以要求企业按协议赔偿,而如果只是接到口头offer或者录用意向书,企业违约甚至没有什么成本。“如果是意向书的话,比如只是说恭喜你通过面试这类,基本上不太可能依照这个东西来维权。”徐至文补充道。


应届生遇到的很多问题具有一定共性,“致诚劳动者”公益法律平台的一些成员,会收集问题写成文章,包括劳动合同“排雷”、offer被毁约、试用期被违法辞退等等,方便校招生和更广泛的劳动者了解相关信息。这些文章被发表在一个名为“致诚劳动者”的公众号上。


文章的作者们,还有一个更为人熟悉的身份,那就是在今年5月“字节PUA北大实习生”事件中,一直战斗在与公司交锋一线的法律人。——她们是北大女生和字节HR谈判时,提到过的“律师姐姐”。


事件发酵当晚,徐至文和陈言成觉得这是一个让大家了解劳动法知识的好机会,于是连夜赶出“致诚劳动者”公众号的发刊文。徐至文回忆,当天晚上大家熬了个大夜:“陈言成写到凌晨五点,第二天早上我又接着改。”


公众号“致诚劳动者”的推送截图<br>
公众号“致诚劳动者”的推送截图


这篇发刊文的标题叫做《潦草的创刊词:字节PUA北大实习生引发的潦草上线》,称它潦草,是因为原本这个公益法律平台需要更长的筹备时间。过去十几年,致诚公益律师们主要以农民工为援助对象,常年为讨薪、工商赔偿等问题奔波,而近些年,他们发现有更多人需要法律帮助。用徐至文的话来说,新出现的劳动法问题越来越多。


但民间的法律援助因资源有限,有一定受理标准,例如考虑当事人是否家庭贫困,因此一对一受理的公益法律咨询还是以农民工群体为主。像互联网员工等更广泛的“打工人”群体,徐至文的想法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我觉得所谓维权,不是只有到法院阶段的才叫维权。前期通过法律的方式去跟企业沟通,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权方式。如果说企业依然不继续跟你沟通,你可以去考虑劳动仲裁或者致电劳动监察部门。”而用“法律的方式”跟企业沟通,前提条件是打工人们自己要具备法律意识,能分辨公司哪些行为是违法的,哪些权益是自己应该争取的。


公司普遍有法务,相较于普通员工,他们是对法律条款更熟悉的一方,因此对可能产生的纠纷具备主动权。对照自身情况,拿出相应的劳动法条款,在谈判中告诉对方哪些行为是不合法的,会减少沟通中的被动性。徐至文推荐了中国法律服务网的“智能咨询”小程序,在缺少法律知识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这个功能找到对应问题的解答。


而针对更为复杂的劳动纠纷,徐至文建议拨打司法部的12348法律服务热线,值班律师会针对具体问题进行解答。


“致诚劳动者”的下一个目标是上线微信小程序,功能包括法律咨询、法律援助和工具包。在做“全体打工人的律师朋友”的道路上,他们遇到过不少问题,除了精力有限,技术也是一大难题。“我们大家都是法律人,做这个小程序工程上确实挺为难的。”


回到后厂村的轻食店,和陈吨吨见面的那一天。


结束全部访谈,放下餐具,在离开餐厅前,陈吨吨说:“我今天来接受访谈,就是希望更多人能看到这个故事。越多人看到越好,我想告诉正在找工作的应届生,不要别人让你做什么就做什么。不要像我当时那么软弱。”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中何栗、陈吨吨、徐至文、陈言成、小杨均为化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刺猬公社(ID:ciweigongshe),作者:陈梅希,编辑:石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