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真实故事计划（ID：zhenshigushi1），作者：孟青思，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开会越来越成为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业务繁多、分工精细的大厂尤甚。职场人从起初的不适应，到逐渐卷入会议的汪洋，再到成为会议的召集者和观察者，“进阶”的过程中有成长，也有无奈。
不在开会，就在去开会的路上
下午四点，吴均从一个会议上抽身，到会议室门口和前来洽谈的乙方碰面。刚聊了五分钟，她就不得不向对方致歉——她得马上赶去开下一个会。
相比抱着手机、笔记本电脑、纸质本子、中性笔赶场开会的同事，吴均的装备相当轻便，她只带了手机和智能办公本。因此，当在十米开外看到电梯门缓缓合上时，她可以大步流星跑过去，挤进电梯间。这样她就不用为下一班电梯等上好几分钟了。
吴均今年32岁，此前一直在传统行业工作，半年前入职这家互联网大厂担任中层。跳槽时，她对“大厂会多”的现象略有所闻，但会议的频率还是超乎她的预期。高峰时每天七八个会，闲时也有四五个。这对老大厂人来说也许已经习以为常，但对吴均而言，适应开会是她在新行业、新公司站稳脚跟的第一步。
作为部门领导，吴均要和自己带领的团队开会、和领导开会、和其它部门开会。这次会议的决议是下一次会议的讨论起点，吴均得记下每个会议的内容，才能保证工作不脱节。她尝试过很多记录方法：电脑打字记录，敲击键盘的声音会影响开会；手写记录，速度常常跟不上与会者的语速；手机打字记录，屏幕太小，并且一直看手机会给别人不够尊重的印象；用录音笔，想回听重点段落时实在难以在长达几个小时的录音里准确定位。吴均只能多管齐下，效果仍然不佳。
有一次，她记混了两个项目的交付时间，差点酿成事故，被领导好一顿斥责。吴均对好友感叹，这第一步真是不好走。
温言正在开今天的第三个会。自去年进入知春路某大厂，开会就成了她的日常。组内周会、部门周会、项目周会……繁多的名目背后，是无数需要沟通商议的工作。用大厂的黑话来说，叫“对齐”“赋能”“细化颗粒度”。
订会议室成为一个难题。温言所在的办公楼每层都有会议室，总量并不少，但在庞大的会议数量面前只是杯水车薪。她需要提前一周到一周半在系统内预定，才能保证成功。开会时提前至少5分钟到会议室门口，点击专用屏幕上的按钮确认。
如果有临时会议，就只能碰运气。系统每半小时会释放出此前被预定、但没有按时确认的会议室，供大家争抢。
此前温言在媒体工作，每周只开一次选题会。初到现在的公司时，她一度极不适应这里的会议频率。有时遇到突发情况，晚上11点也会被召集开会。刚回到家的同事们依靠视频连接，继续讨论。“没办法，大家一起卷。”
某大型电商平台的陈静也经常为订会议室发愁。公司的很多会议室提前一天才开放，抢不到是常有的事。为此，她加入了专门借会议室的微信群。大家在群里相互询问谁有空闲的会议室，用奶茶“贿赂”求借。群里无人回应的时候，她会进系统看都有谁订了会议室，然后群发几十条信息，亲呢地称呼收信方“小仙女”，问能否把不用的会议室借给自己。
有少量会议室是某些部门专用的，不进入预订系统。方法用罄也没能在系统里抢到会议室的时候，陈静和同事们会跟那些部门打招呼，借用它们空置的会议室。这时就得加快会议进度，因为随时有可能被“正主”或另一拨借用的人打断。有同事问开多久，主持人半开玩笑地说，这取决于什么时候被赶走。
开会不是新鲜事物，但会议变成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在分工越来越精细、职务层级越来越多、人们需要大量协作沟通后。在大厂，由于业务种类多、复杂度高，分工的精细化尤为显著，员工层级也格外复杂。同层级间的协作会、跨层级的汇报会……员工成为长链条上的一环，只有随时把自己嵌入链条，才能保证它的正常运转。加上在不断攀升的kpi的要求下，大厂的机构规模日益膨胀，员工越来越多，各类让大厂人彼此连结的会议应运而生。
杨涛原来在某知名大厂工作，会议多到占用了大部分上班时间，自己的活只能在下班后和休息日干。长期的过度疲劳侵蚀着健康，直到有一天，杨涛在开会时看着同事在自己面前倒下去。耳闻目睹几次这样的事件后，他决定，“不能要钱不要命。”尽管公司的股价当时正在节节攀升，杨涛还是离开了。
但跳槽到另一家大厂的杨涛依然逃不掉开会。升为中层后，他不用再操心抢会议室，会却也更多了。上周一，他开了4个会，周二7个，周三5个，其中有半数是线上会议。技术的进步，让开会不再囿于会议室内。有几个线上会议，杨涛是在出租车上参加的。他感慨：“在大厂，开会就像空气，不可避免。”
逐渐适应会议的大厂人
温言逐渐习惯开会，是在一次小小的工作摩擦后。
事件是这样的：别的部门的一个员工在微信上找温言谈工作，温言没有太在意，回复时措辞不够严谨。对方很快就拿聊天记录作为凭证，找温言的领导理论。遭遇这次微型职场“宫斗”后，温言感到，开会是有必要的，交流风险也更小。面对面开会时，彼此不会过分挑剔措辞，发言可以更直接、大胆。
部门周会曾经也令温言头疼。她所在的部门有二三十人，周会要求逐一总结自己一周的工作，有的同事爱表现，发言时事无巨细，会开下来得半天。温言觉得，太浪费时间了。轮到她的时候，她总是只拣干货简要说完。
不过很快，温言也开始提前一天整理自己的工作内容，为周会做精心细致的准备。原因是相熟的同事委婉提醒她，说平时大家各自忙碌，在周会上好好发言，能让领导和同事看到自己的工作能力与成效。果然，这么做了以后，温言负责的项目在周会上得到了领导的肯定。
陈静则学会了运筹时间，见缝插针地开会。上周她被通知参加一个需要发言的会，会议时间是下午2点到6点，这与陈静的部门会议时间重合。陈静计划，在那个会上发完言就回来开部门会。
预计的发言时间在3点半左右。当天下午3点，陈静坐班车从自己所在的1号楼到开会的4号楼等待。出乎意料的是前面的议程被拉长，轮到陈静发言时已经4点多，部门会议早已开始。她只好匆匆说完，赶紧又乘班车回来开部门会。
她寻找开会场地的能力也在提升。现在，陈静上班第一件事就是进系统抢会议室，并且摸索出一套用自己手上有的时间段和别人交换的方法。没有会议室的时候，她和同事们去园区食堂、咖啡馆开会。为了尽量缩短会议时间，有时甚至站着开。
但仍有些会议是冗长的。碰到这样的会议，尤其在进行和自己无关的议程时，陈静会在笔记本电脑上处理自己的工作。温言也是如此。比如有的项目周会，大家在平时协作时已经交流得很充分，周会上并没有新内容可说，但按惯例仍需开。这时会议室里就会出现一排低垂的头，没有人听讲，都在干自己的活或是发呆。温言形容这样的场景：“身体在开会，灵魂和思想在干别的。”有时主讲人会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吗，那排低垂的头抬起，又迅速低下躲避，害怕自己被点名发言。
杨涛的领导甚至为此发过脾气。一次会议上，领导在讲话，其他人都在埋头“干私活”。领导先是要求大家集中注意力，众人勉强听讲片刻后又故态复萌。被激怒的领导一拍桌子，吼道：“先听我讲完！”这一拍的威力，让疲惫的参会者们坚持到了会议结束。
这样的“摸鱼”行为在会议上盛行，也许并不能单纯怪责参会者。斯坦福大学和微软公司联合开展的一项研究显示：微软员工在30%的会议上写邮件，在25%的会议上写文档；会议时间越长，参会人数越多的会议，分心的可能性越大。大厂任务繁多，压力沉重，员工在会上抽空处理自己的工作，或是神游片刻，似乎都是可以被理解的。
在很多线下会议因为疫情防控等原因转到线上后，杨涛发现，与会者的注意力更分散了。发言者经常需要多次重复，才能回应此起彼伏的“刚才说什么？没听见”的询问。失去了面对面交流的场域，与会者各自身处不同的环境，更加难以进入共同关注会议的氛围。线上会议也因此变得比线下会更加长而低效。
一次参加线上会议，刚结束时温言对坐在身边的同事抱怨，这都讲了些什么啊，什么也没讲。后来一同参会的同事告诉她，她忘了关闭自己会议端的声音，所有还没退出线上会议室的人都听到了她的吐槽。虽然小小地“社会性死亡”了一把，不过温言并不觉得自己说得有什么不对：“那个会本来就什么都没讲。”
会议进阶学
温言曾经认为，开会时可以比用文字交流时更直接、大胆，不过她很快发现，直接和大胆也是有限度的，需要包裹在一套心照不宣的“话术”里。
互联网大厂的“黑话”是话术的外壳。不懂“链路”“泛化”“心智”等词语的用法，就无法在会议上听懂别人的话。自己发言时如果不用黑话，会在别人的眼光中看到质疑。好在这对曾长期从事文字工作的温言来说不算难，她很快就能熟练运用那些词汇，消除了第一道“工作壁垒”。
话术的内核，则是一个去除了情绪和个性的“工作人格”。
在媒体就职时，温言周围多是崇尚思想自由、词锋犀利的文字工作者，她习惯了开会时因为一个选题的角度、一篇稿子的优劣和领导、同事激烈交锋，事后谁也不会放在心上。进入大厂后她发现，那种会显得自己“有攻击性”的方式，在这里是不合时宜的，她需要使用被柔化过的语言和态度。
在这里的会议上，温言不会听到直接的否定。“这个方案不好”，说出来变成“这个方案如果能稍微完善一下会更好”；“你的进度太慢影响了整体”，要说成“希望你能提高一下这个项目在你那里的优先级。”温言总结：“话术一定要完善，不要给别人露出破绽，要表现出你很配合，同时还要争取自己的利益。”比如，开会时被分配到不属于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她从不会径直拒绝，而是会跟对方说“你列出需求清单，让我看看我能做什么”。“不能显得自己不nice，不是个好的合作者。”
开会就像整个职场生活的缩影，人们在其中相互试探、博弈，一面协作一面争斗，同时还要保持良好的形象。而职场的权力结构，也会渗透到会场上。
在杨涛看来，自己跳槽前的大厂比较注重平等、高效，而现在所在的大厂更在意层级、规矩。比如，沟通的双方必须层级一致。一个小组的副组长不能直接找其它小组的组长对话，得请自己的组长出面。
这样的风气也体现在开会上。杨涛参加过的很多项目会，大家都希望听项目的实际操作人多发言，但会议总是被领导们的讲话占去大量时间：大领导、部门领导、项目总监、组长……杨涛觉得：“很多人此时的观点表态更像是在讨好上级。”每个人都在这个闭环里努力转动，从来没有人敢于质疑它运转的方式和速度是否适当。
杨涛当上中层后，经常成为会议的召集者。他没有忘记自己从前对那些冗长、低效会议的反感，尽量不开自己认为不必要的会，开会时长也控制在一小时内。但有一天，他还是听见一个新入职的员工小声嘟囔：会是不是太多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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