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随着用工合规成本的不断提高以及大学生实习经历“内卷”的加剧，在金融等行业大量使用“廉价”甚至免费的实习生已不是什么秘密。实习生的实习期通常在三到六个月，而如此高频的流动之下，工作效率和公司“传统”是如何维持稳定的？他们在这个职场中习得了什么、又是如何自发地开始认同这份忙碌却无薪的工作的？本文作者在一家券商进行了一段行业研究的实习，并尝试像人类学家一样，在这个场域中，以“他者”的目光进行参与式观察，写下了这份笔记。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人类学（ID：fudananthro），作者：Vera，原文标题：《从象牙塔到格子间：实习生的文化濡化》，头图来自：美剧《实习生》
引言：职场文化的濡化
在A证券公司研发中心的格子间里，员工们全神贯注地在电脑上操弄着数据与图表，职场人的气息扑面而来。很难想象，这里有一大半的员工是带有学生身份的实习生。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个缺乏科层管理且人员流动性较高的年轻团队，却始终能保持较高的工作效率。即使是刚刚来的、毫无经验的实习生也会很快进入角色，迅速适应职场文化。
拥有过校园生活与工作经历的人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感受：职场文化和校园文化存在不少本质上的不同。当尚且带着学生气的实习生走出象牙塔，初入格子间时，面对截然不同的职场文化，他们是如何融入的？
人类学家倾向于将文化动态地理解为一个过程，认为文化是一个学习过程。代际间的文化传递和延续，通过“濡化”（enculturation）来实现，即在同一文化群体中，通过部分有意识、部分无意识的学习，年轻一代在老一辈指示、引导或强制下接受传统思想和行为方式的过程（杨小微，2011）。
当实习生进入格子间，他们便开始接受职场文化的濡化，以符合企业对他们的要求。但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职场的文化濡化具体是如何实现的？其机制与过程是怎样的？
老板幻想：寻求濡化的动力
一切起始于，实习生拥有强烈的主动寻求文化濡化的动力。
与一般认知不同，这种动力并非来源于直接的经济报酬。事实上，尽管需要承受较高的工作强度，但公司内像笔者这样的实习生通常没有工资。即便如此，这样的实习岗位仍然倍受青睐。原因更多在于，未来的经济回报与身份地位为实习生们提供了刺激，这种美好的“远景”使得他们内心渴望被职场文化濡化。
“做这行一开始钱不多，但是熬几年就可以赚很多钱，比如咱们首席现在的佣金池就特别大，很厉害。”（小玥）
这群通过了层层笔试、面试的名校实习生，在白天分析着巨额的数字与金额，在傍晚俯视着CBD的车水马龙。他们带着年轻人特有的志气与自信，近距离接触着业界大佬的故事。“人人当老板、个个来管理”（郑广怀等，2015）是这个主要以小团队进行工作的行业的常态。
这使得实习生们愿意相信，他们在未来某一天也会成为领导团队、独当一面的首席研究员（以下简称“首席”），乃至达到更高的位置。于是，在这样一种“老板幻想”中，为了将来的身份流动（郑广怀等，2015），实习生们开始主动寻求职场文化的濡化。
可是，“老板”的光鲜背后是有代价的。实习生们深知首席工作的忙碌。一方面，笔者观察到，首席会有意或无意地向实习生们透露自己的忙碌，例如展示自己满满的工作日程记录。另一方面，实习生们有时还需要负责报销之类的工作，因此也能从他的机票与住宿中窥见端倪。
“我待了这么久之后发现老师真的挺辛苦的。他经常需要在外面出差，跑上市公司，不着家。”（静怡）
然而，这种辛劳并没有吓退大部分实习生。相反，“老板幻想”中强烈的渴望使得他们欣然接受这些成为“老板”所必须的职场要求，带着崇拜向他们学习，用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首席都这样了，我又怎么敢太轻松？”（琪琪）
职场文化的濡化自此开始。
赶工游戏：效率导向的形塑
职场文化的一个重要要素在于，非常强调以高效率为公司创造更大的价值。在笔者的田野中，这种职场文化通过一个最简单的过程直接灌输给了实习生——在工作群中“抢答”首席的问题与要求。具体而言，当首席在群里提出找一个数据或做一份会议纪要等简单要求时，实习生们会停下手上的事情，做到“秒回”，好似是一场比拼谁回复快、找信息快的“速度竞赛”。
“刚开始实习的时候，我非常不适应大家的这种状态，我都有点害怕……大家好像随时都在线，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秒回。不过两天后我就跟大家一样了，我在吃饭的时候都密切注意有没有群里的新消息。主要就是担心自己落下吧，怕其他人参与了而你没参与，显得你好像不够努力。”（阿盛）
这里提到的“随时”并非夸张。这种自发参与的速度竞赛不仅限于工作时间，在周末、深夜等非工作时间都太常见了。
“我不止一次主动熬夜写晚上的会议纪要，只为了以最快的速度交出来。”（琪琪）
“我有一次在外面和朋友打桌游，然后看到群里的一个小任务，只能赶紧掏出电脑开始赶。看着太奇怪了，但没办法啊。”（小玥）
然而，面对这种看似无奈的工作状态，一些实习生们实际上却引以为傲。曾经华尔街和其他世界工商业中心有一类“A型男”（type A males），他们以少睡为荣，似乎多睡一两小时就会显得懒散无用，缺乏上进心和苦干精神。与此类似，一些实习生会在朋友圈提及工作的繁忙，语气看似抱怨，实则带有一定的炫耀成分。
一些学者将这种行为称为“自嘲式吹嘘”，忙碌的人被视为拥有期望的人力资本特征，如能力、抱负等，这在就业市场上是稀缺和有需求的。相应地，长时间工作和缺乏休闲也就成为一种身份象征（Bellezza et al.，2017）。因此，在一场场速度竞赛中，初入职场的实习生们找到了自己被认可、被需要的价值感。
社会学家布洛维也早就注意到了类似的现象，他将这称为“赶工游戏”，即劳工致力于在工作中寻找应对严酷工作条件的方式，在枯燥的工作中添加游戏的成分，从而使得被掏空了意义的工作被重新注入了主体性意义，也实质性地造成超额生产的盛行（Burawoy，1979）。
人类学家认为，游戏是人类学习规则的一种方式（Chick，2015）。而游戏化得以成功的秘诀，无外乎就是对正向或负向反馈的强化和金钱、名誉所带来的情绪动机，即在于其渴望产出的不断重复。从这个意义上讲，赶工游戏成功的关键便在于可计数的劳动产品和劳工同侪所形成的名誉压力（王程韡、杨坤韵，2019）。
而在这场速度竞赛的赶工游戏中，实习生们以速度的测量代替了可计数的劳动产品，以对留用机会的竞争与让首席留下好印象的需求代替了劳工同侪所形成的名誉压力。正因如此，他们成功接受了这一职场文化的濡化，快速适应并主动强化了效率至上的逻辑。
仪式阈限：愉快合作的构建
在工作中，仅有竞争是不够的，团队内的实习生常常还需要合作以完成一些工作。而在这个人员流动性颇高的团队中，顺畅愉快的合作是如何一直保持的？笔者发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关键在于每个工作日的午餐。
每天中午，团队内的实习生会一起在附近用餐。在等待与用餐的过程中，实习生们会进行热烈的讨论。有的时候，他们会讨论各自最近的工作与任务，但多数时候，他们会聊各种八卦。这些八卦不仅有娱乐八卦，还包括很多行业内以及办公室内部的八卦。比如，有时候实习生们会讨论与其他团队的冲突矛盾，在一种对立的形成中，同一组的实习生感受到了一种团结。对于实习生们来说，每天共同进食午餐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仪式”。
人类学家特纳认为，仪式可以分为阈限前（pre-liminal）、阈限（liminal）、阈限后（post-liminal）三阶段，同时他将人类社会分为结构（structure）和反结构（anti-structure）两种状态。结构指日常生活的状态，这种状态下人们的社会等级差异显著，具有异质、世俗、复杂、等级分明的特征；反结构是对日常生活的逆转，人与人之间平等，其特征为同质、信仰、简单、一视同仁。
以此来看，仪式过程又是一种“结构-反结构-结构”的过程。在阈限前阶段，社会结构规定着社会关系及地位；进入阈限阶段后，人们之间形成特殊的关系，社会结构被消解出现一时空白，主体间获得平等相待、毫无芥蒂的伙伴情感与息息相通的认同感；返回阈限后阶段时，社会结构重新恢复（Turner，1969；王志文等，2016）。
原本在实习生团队中，秋招实习生的地位有时会比短期实习生高一点，但进入用餐这一阈限阶段后，在集体欢腾中这种地位结构消失了，实习生们获得了一种亲密的朋友感，而非冷冰冰、公事公办的同事感，尽管当午餐结束回到办公室，返回阈限后阶段时，那种地位结构又会重新恢复。
“每次和大家一起吃饭，我都很开心。我感觉我们更像姐妹，而不是同事。”（静怡）
特纳认为，通过阈限阶段的差异消除及超常体验，人们会对社会结构进行反思，使社会结构得到重组或强化，整个社会也即是结构和反结构的一个辩证的动态运作过程（王志文等，2016）。随着午餐仪式的进行，一种归属感和团体意识在实习生内部与日俱增，他们不再只关注到竞争的那一面。因此，当需要合作的时候，实习生们会非常乐意并愉悦地完成合作，以完成各个流程的接洽与互补。在这种充满情感的互帮互助中，职场复杂工作的要求被轻易消化。
结语与余论
从象牙塔到格子间，实习生们接受着职场文化的濡化。在“老板幻想”的激励下，实习生们拥有了主动寻求濡化的动力。于是，在“赶工游戏”中，他们通过速度竞赛适应了效率导向的要求；又在“仪式阈限”中，借助午餐仪式适应了带有愉快情感的合作流程。最终，通过这些竞争与合作，他们为公司创造出了更大的利润与价值。
与此同时，一套全新的符号系统也在不断提醒着实习生身份的转变，并强化了职场文化的濡化。当教室变为办公室，休闲服变为正装，校园卡变为大厦的门禁卡，奶茶变为人手一杯的咖啡，计算工具从计算器变为计算机中的Excel……在这些符号的包围中，实习生们不断意识到自己已然告别象牙塔，落座格子间。
职场文化在实习生身上的濡化，就此不断循环，直至彻底完成。
参考文献
1.王程韡、杨坤韵，2019，《进取与迷失：程序员实习生的职业生活》，《社会》第3期。
2.王志文、卫银栋、樊友猛，2016，《象牙塔与生活世界的阈限呈现——一个对生产实习日记的质性分析》，《高教探索》第3期。
3.杨小微，2011，《“濡化”与“涵化”：中国教育学内涵更新的机制探寻》，《南京社会科学》第9期。
4.郑广怀、孙慧、万向东，2015，《从“赶工游戏”到“老板游戏”——非正式就业中的劳动控制》，《社会学研究》第3期。
5. Bellezza, S., N.Paharia & A. Keinan 2017,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of Time: When Busyness and Lack of Leisure Time Become a Status Symbol.”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4(1).
6. Burawoy, M. 1979, ManufacturingConsent Changes in the Labor Process under Monopoly Capitalism.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7. Chick, G. 2015,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Play.” In The Handbook of the Study of Play, edited by J. E. Johnson, S., G. Eberle & T. S. Henricks, et al. Lanham: Rowman& Littlefield.
8. Turner, V. 1969, TheRitual Process: Structure and Anti structure. Chicago: Aldine Pub Co.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复旦人类学（ID：fudananthro），作者：Ve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