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猛犸工作室（ID：MENGMASHENDU），作者：黎广，编辑：马妮，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8月是云南传统的松茸季，除了起个大早上山搜刮“头茬”松茸的采菌人，远道而来尝鲜的城市中产们同样兴奋不已。
8月10日，云南昆明，一朵900克的巨大松茸在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被标价8600元，少一分不卖；8月16日，香格里拉两朵松茸，“一王一后”以25万元的价格拍卖成功。
直到8月逐渐进入尾声，城市中产们心满意足离开云南后，当地人才懒洋洋起身，开始品尝这道美味。一位当地的美食家对时代周报记者表示：“懂的人，其实很少吃第一波菌子。“
随着城市中产们离去，松茸的价格也逐渐回落到400元左右/公斤附近。在美食家看来，这才是云南各种野生菌的正常价格——但即便是400元，也有399.9元都花在“松茸”这个名字上。
在日本中产阶级到来前，松茸在云南香格里拉地区名叫“臭鸡枞”，它生长在云川藏广袤的深山老林中，无人问津。若想吃，迈开腿往山里走走，任君采撷。还能以村头供销社的玻璃瓶汽水为交换，让同村小伙为你扛回两大箩筐。
自日本人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在中国寻找松茸后，这种菌子的外衣逐渐华丽，甚至演化成当代城市中产将其视为个人“增值”的高端食材。短短数十年，默默无闻的山中野菌，通过中间商的不断叙事，把产地信息转化成商品价值，最后由中产为整个故事付费。
与其说天价松茸是产地城市的繁荣故事，到不如说是城市中产已经成了花钱买故事的人，至于商品本身意味着什么，已经没那么重要。
一、爱听故事的中产
在事物上赋予感情色彩，日本文化将这一点发展到极致，日货也曾风靡一时。
在日本平安时代的出版物《枕草子》《紫式部日记》中，松茸被描绘成地位很高的食物，甚至传说有些日本人把干松茸装在袋子里，闻一闻便是享受。但在中国流传的故事，松茸和美味关系不大。在中国的故事里，日本人认为松茸可以抵抗核辐射——因为相传在日本被原子弹轰炸过的地区，最早出现的植物是松茸。
事实如何难以考证，但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展心理学硕士马煜曦在香格里拉做的田野调查，中国松茸的命运，的确是被日本人改变的。
2018年，马煜曦在香格里拉遇见了70岁的藏族人陈叔，陈叔是香格里拉最早做松茸的生意人之一。
根据陈叔回忆， 30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日本人在出现在他面前，并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来的日本人姓福田，为东京会社采购松茸。那个晚上，云南外贸商人请福田吃饭，而前来蹭饭的陈叔也与这位日本采购商发生了交集。
福田拿出一张照片，问陈叔香格里拉有没有“松茸”？陈叔一看，发现“松茸”就是满山遍野没人要的“臭鸡枞”。于是，陈叔开始帮福田代理松茸。在1989年，每公斤松茸已经能赚到50元。根据《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年鉴1999》，1989年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为1935元/年。陈叔一天即可赚到那时令人羡慕的“铁饭碗”们一年的收入。且当时松茸漫山遍野都是，这笔钱挣得并不辛苦。
马煜曦问陈叔，是否知道松茸在日本的零售价高得吓人。陈叔很快就说出了在香格里拉众所周知的“秘密”：无非是明治天皇时期，日本人就知道松茸抗癌；伪满时期，日本还在东三省采松茸运往本国；后来原子弹在日本爆炸，松茸是那之后最早长出来的。陈叔也知道松茸在日本很贵——单个松茸在日本料理店里甚至能卖上500美金，是自己卖给福田的100倍。很长一段时间里，松茸在日本是贵族，首相才吃得起的食品。
这个故事里有诸多中产爱听的元素：抗癌、抵御核辐射、在日本很贵可产自中国、是身份的象征。
可在果壳网的一份报告中显示，松茸的基本成分与大多数蘑菇别无二致，真菌多糖构成松茸的骨架，还有少量蛋白质和脂肪。松茸中含有大量的谷氨酸和5'-鸟苷酸，正是这两种物种让松茸有了蘑菇通用的鲜甜味儿。
至于松茸的标志性味道，则来自其中的化学物质1-辛烯-3-醇，这种挥发性成分除了具有蘑菇的气味儿之外，还有薰衣草、玫瑰和甘草的香气。但这些物质都没有抗癌和抵御辐射的神效。
但松茸被赋予的那些故事，让这种菌子成了中产阶级的宠儿。在松茸以前，牛油果也被这一类的故事完美包裹。当消费者愿意为故事买单，滞销的商品很快就被一抢而空。
这种思维方式甚至成了商业机构的兴奋剂：像松茸一样，给常见的农产品编制一个故事后，茶叶可以、威士忌没问题、一块石头要试试也能成功。至于说辞，明明是涨价，换成还有升值空间就行，明明是捂盘惜售，说成只剩最后两套就有市场。
二、“我消费，我中产”
有了愿意让中产认同的故事，剩下的问题就只剩定价。
今年5月11日，云南第一窝松茸上市，以6万元/公斤的价格卖给了深圳的一个客户。商家说，“每年第一窝松茸叫做‘神仙松茸 ’，最受欢迎。”
一位当地的公司负责人、野生菌爱好者向时代周报记者介绍：“每年第一波野生菌上市的时候，云南都要来一波关于天价野生菌的热潮，这么做有两个好处，第一是商家可以获利，第二是后面几茬野生菌的价格，会更有定价空间。”
所谓“后来长的野生菌”，指的是自第一波野生菌长出来以后，接下来一批一批一直长到8月、9月的野生菌，因为人们喜欢所谓“最好”“第一”这样的标签，所以第一波野生菌奇货可居，这也顺带让“最大”沾光。
这位以美食家自居的负责人，经常自己开车到市场里买菌子。作为云南本地人，他冷静地说，懂的人其实很少吃第一波菌子，“云南野生菌无法人工培育，都在山上长，经历了一个冬天和春天，土壤的毒素都在往外排，尤其是毒虫在春天要到处找吃的，所以第一波菌子毒性最大，这些毒素要在第二第三波菌子发完以后，才逐渐稳定，而随着雨量增加，第四到第七波，也就是6月末到8月初这段时间的菌子，品质才最好。因为第一波菌子卖了高价，给人吃菌子比较高级的感觉，所以后面的菌子即便是量起来了，但也还卖得起价。”
不过这样的分析必然无法广泛流传，第一有损经济流通，第二不符合中产阶级试图在消费中获得优越感的需求。
从牛油果自由、香椿自由、水果自由，再到如今的菌子自由，自由一词的背后，是中产阶级们为消费的优越感买单，而这种优越感需要故事来支撑。如果说商业行为像一面镜子，那它折射出的，是消费者的身份焦虑、在财富上的进步和判断力的下降的。
这个群体，大多隐藏在城市中，他们既不是腰缠万贯的财富担当，也不是几乎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前者是中产阶级的梦想，但他们大抵又无法理解财富权贵的生活方式，自认为在智力或者很多领域，比那个群体的人更精英化；虽然也不鄙夷后者，但却经常担心若不持续奋斗，终将沦为城市的无产阶级。
2019年，统计局披露数据，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50万元之间的中等收入群体在中国已经达到4亿人。但“中产阶级”和“中等收入群体”显然是两回事，前者以消费构建，后者以可支配收入为唯一标准。
中产们稳住自己阶级地位的方式，只能是一次次消费。消费带来了自由的优越，也带来了自由的负担。
三、中产焦虑
在资讯爆炸和变化无所不在的时代，中产们“必须卖力工作，才可能在缴完房贷和购买食物以后，积累一点财富。“
在研究20世纪初奥地利最著名的小说和剧作家施尼兹勒时，美国作者彼得·盖伊将研究对象视为一个典型的城市中产，进而总结出城市中产是一个靠消费获得安全感的阶级。
他说普遍的中产阶级“能够享受的奢侈寥寥无几，但这些奢侈对于高级中产来说是天经地义的。“比如到体面的餐馆吃一顿豪华晚餐、上音乐厅、每年出国旅行度假、奢侈的皮包、昂贵的高级家电，他们热衷送孩子去有身份象征的学校，不过和所有的中产一样，时机一到就孩子推向就业市场，以帮补家用。中产对失去这一切的害怕是真切的，无论如何都要当体面的人，因为他们不想沦为无产阶级。”
实际上，中产阶级从来不是纯正的褒义词，它被文明、社会规则、自律等等现代术语所胁迫。
生活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的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在20世纪那段城市飞速发展的时代里，发现神经衰弱的患者快速增多，他们大多以焦虑为表征。弗洛伊德说一切的元凶是匆匆忙忙和精神紧张。佛洛依德也把这类焦虑的群体归结为城市中产阶级。
弗洛伊德认为他们的病灶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它把人的生物本能压抑得超过人可以承受的极限。因为中产阶级比工人阶级多了一点余暇，却身负分钟的家庭与社会义务，同时又被严厉的良知驱使着卖力工作，因此最容易屈服于歇斯底里、疲倦、忧郁和胡思乱想。
关于中产阶级的道德观，弗洛伊德在1883年8月给未婚妻的一封信里做了一个反思，那起源于弗洛伊德看到一帮劳工在节日上喧闹不堪地痛饮，弗洛伊德忽然认为那些人的思维方式和自己的很不一样。这个心理学家把那些劳工称为“乌合之众”，他们的特点是随时向自己的情感屈服，只有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会知道那必须加以控制。
不过什么中产阶级不能喝醉呢，“因为宿醉的痛苦可能大于饮酒带来的快乐；为什么不能每个月换一个爱人呢？因为每一次分手，都会撕去我们一小片的心”，所以这个阶级大多以体面为由，压抑自己、抵御着来自人性的诱惑。
在心理学上，这被视为焦虑，于是中产阶级的一个特点就演化成自我防卫，拼命赚钱，这就给消费带来的红利。一个现象是当许多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在下跌时，那些中产阶级认为的不可或缺之物，从未降价。
终于，中产一词，沦为资本商人诱导人们消费的糖果，实际上吃得是普通不过的农副产品，穿的也不过是寻常的布料，但却在价格和仪式感的包围中，获得阶级身份带来的满足感。
其实城市中产阶级并没有什么不好，毕竟他们对进入政坛没有欲望。
他们更多的目光是在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只是在这个过程里，中产们假如能无视那些天价的松茸、被冠以各种名目的所谓健康食品，让自己更洒脱，更淡然一些，从“卷”的漩涡中跳脱出来，无疑会让生活变得本真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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