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靳锦，头图来自：GQ报道
徐浩峰是中国重要的作者导演之一，也是个多产的导演。即便仍然不断创作，距离他作品最近一次在电影院上映，已经过去了六年。六年，中国电影界天翻地覆。热钱退潮，昔日风光的大公司如门派更迭一样洗牌，疫情重创影院，影院内的爆款也换了天地。变化之剧烈，有点像他电影中的武侠世界。
为学艺，徐浩峰抗争过父辈、教育和时代潮流，他赶上过产业狂飙突进的红利，也在资本与不可抗力的压力下彷徨。“时代”这个词被用得太多，成为俗套，但我们似乎并未经历过“小时代”，重大的变故总在发生，无处可避。
成为作者，既需要在时代中寻找位置，也是建立、完善自我体系的过程。作者与时代，内部与外部，如何在其中取得平衡？一个作者在大时代中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导演的功课，也是一个有所追求的普通人如何自处的故事。
贾宝玉和甄宝玉
凌晨1、2点的时候，徐皓峰起床开始写作。窗外有一棵距离很近的树，树枝能够打到窗户，起风时，像抽象画的线条。他一直写到天亮。
进入写作周期，需要远离诱惑。吃一顿饭，肠胃活动很久，影响思考，就尽量少吃。食物主要是面或粥，食而不知其味，一定不能让人喜欢吃这件事。营养不够，补充点维生素C。大量喝茶。
最具创造力的时刻就是深夜。40岁之后，身体不能熬夜，写作时就早睡早起，凌晨就写，如此八年。去年疫情，不少工作暂缓，徐皓峰新写了五个短篇小说，重写了过往的三部长篇小说。写作一般要改四遍，初稿面面俱到，然后删掉大量描述性语言，终稿字数减半。他最初以文笔华丽著称，做导演多年，影像训练让他在写作中逐渐倾向“现场感”，信息越少，引起的思想共鸣就越大。
“这个世界其实就是这么点事儿”，他说。用什么语言、多少句式、怎样的角度去写，那就千差万别，只有追求这个事情的人才知道里边的辛苦。
徐皓峰是徐浩峰写作时的笔名，对应着十几本书，包括纪实文学、影评和小说，徐浩峰是本名，名下有五部电影长片，全部改编自自己的小说。他的作品非常好辨认，故事发生在乱世，比如明末、民国，武林人士试图保留行业的规矩和尊严。
过去十年，徐浩峰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2011年执导首部电影《倭寇的踪迹》，2013年以《一代宗师》编剧的身份为大众所知，此后以每两年一部的频率拍片。电影是一门依赖多工种配合的综合艺术，徐浩峰不可思议地兼任了多重身份：原著作者、编剧、导演、武术指导、剪辑等等，即便许多观众不能清晰地总结他作品的特点，也能一眼看出，“这是徐浩峰的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从文人到武者，他都是绝对的作者。
徐浩峰精力充沛。“我觉得他就是个超人，就不睡觉的那种”，《师父》的剪辑师何思思说。他们合作期间，徐浩峰上午9点到剪辑室工作，晚上去教课——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何思思经常早上收到徐浩峰夜里两三点发的微信，告诉她昨天剪辑的哪部分需要改动。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徐浩峰说，我昨晚又看了一遍《教父2》，真是精彩。
剪辑《师父》期间，徐浩峰居然还能找到时间写书，出版了“可能是影史上首部武术指导的自著”《坐看重围》。他自谦又傲气地写道，“前辈们有访谈无写作，我占了本是作家的便宜。电影百年，还有第一次的事可做。确是小人得志。”
《师父》之后，徐浩峰拍了《刀背藏身》《诗眼倦天涯》，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有上映。除却2016年上映的旧作《箭士柳白猿》，距离观众上一次在电影院里看到他的作品，已经过去了六年。他很少出现在公共视野。六年，中国电影界天翻地覆。热钱退潮，昔日风光的大公司如门派更迭一样洗牌，疫情重创影院，影院内的爆款也换了天地。变化之剧烈，有点像他电影中的世界。
今年年初，他因疫情被困在昌平。疫情一年，电影业受到诸多冲击，但写书只需要一张书桌。他依然反复耕耘武林题材，书内刀光剑影，书外的世界兵荒马乱，这些全无影响，他每天的生活规律、清净，乃至“你的采访对我来说是一个惊涛骇浪到来了”。
每次见面，他摆上数样水果、小食，冬天上茶，夏天冷饮。他端坐着，语调平缓，驶进这惊涛骇浪。
重写小说，源于改变了对旧故事的认知。12年前首写《国术馆》，他写一个练就绝世武功的少年在世间历经奇遇，最终顿悟飞天。当时受王小波影响大，喜欢以性和段子表达一个时代，如今想剔除掉这些技巧，就重新写了一遍。
这一次，他把近年来重读《红楼梦》的体悟放了进来。“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你肯定会对贾宝玉有非常深的认同感，”他说，一个青少年时并非生活受益者的人，才会去当文艺青年，你对自身携带的人生系统不满意，你觉得生活不止于此，所以你才要搞艺术。
《红楼梦》里有一出真假宝玉相见的桥段，见面之后，甄宝玉性情大变，以文章经济和功名仕途为念，做合格的官二代——中年之后，你是做甄宝玉还是贾宝玉？
徐浩峰今年48岁，当然已是中年人。中年不止艺术，还需要在世俗生活中安顿自己。如果青春时反对的东西在心中仍然强大，就安顿不了，“你必须对反对的东西有一个更透彻的了解，在精神上、理解上战胜这种东西，然后才能安顿。”
他的声音平静，听不出起伏，“我肯定是战胜了呀。”
“人等不了，作品可以等。艺术就是用来等人的。”
——《坐看重围》
享福的孩子，叛逆的孩子
去年夏天，徐浩峰在《十三邀》重逢了自己的初中同学郭豫、张毅。他们走在葱郁的玉渊潭公园里，蝉声如鸣，小时候常在这里练武。张毅拿出一张当年旧照，上面三人清秀消瘦，证明徐浩峰曾经“风度翩翩”，如今头发花白的徐浩峰抱着手，看着大家笑。
郭豫跟徐浩峰比划过。初中时，他们在教室里打闹，郭豫快速出了一拳，偷袭徐浩峰，动手打了他的牙。郭豫的手被划伤，反而生了气，到头来还是徐浩峰主动和解，说是我对不起你，我让你付出了血的代价。
北京老城外，复兴门往西这一条线上的孩子，都是享福的孩子。徐浩峰父亲是空军，母亲祖上曾做过北京城的督司，收过几个“爱民如子”的匾。至母亲一代，祖上荫蔽反而成为负累，不得不很早参加工作。但依然有家传，徐浩峰小时候住在姥姥家，冬天烧炉子，炉子底下一直垫着一块砖。多年后搬家，家人才告诉他，那是前清赐给家里的金砖。金砖无金，是皇宫大殿铺地的砖，可用来赏赐科举状元或阵亡将领家属，只给一块。
徐浩峰在空军大院长大，住苏联式的房子，从小有齐全的福利设施。郭豫也是大院子弟。上世纪70年代末，他们度过了一个安稳的青少年时期，胡同是安静的，人们彬彬有礼，心理健康，年少的徐浩峰并未感受到，胡同之外的世界正在经历一个转变。他的父亲是部队的五好战士，虽然母亲家族是“封建官僚破落户”，但父亲的身份对母亲有一种无形的保护。
郭豫常去徐浩峰家做客，对他父亲的书房印象深刻。一整面墙全是书柜，台面上、桌面上也全是书，有两个铺着网格布的沙发，徐浩峰就坐在那里看书。“那面墙其实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徐浩峰说，双面、实木的苏联式书柜，是组织上分配的，上面除了有市面上能见到的书，还有很多内部发行的书。凯鲁亚克写完《在路上》，北京部队系统的小孩就能看到，“等于说我们和世界是同步的”。大院隔开了两个世界，但“天道不独秘”。
父亲作为军人，每年必须要看中短篇小说选。依照当时流行的文学理念，小说是研究社会的资料。徐浩峰当时还不懂，就跟着大人一起看。这种理念最终反过来影响了徐浩峰的创作，他擅长在小说中设置不同阶层的人物，将他们置于一个特定的历史舞台，故事由此发生。
大院子弟中有许多人进入文化界，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风靡的京圈文化作品重要的背后力量，比如王朔、叶京。他们很早接触到外来文化的第一手材料，在崇尚文化的80年代，这不仅是文化资本，还是男性地位的象征。有导演曾说，当年城里的小年轻们看一盘《英雄本色》录像带都难，他已经去美国成箱成箱地背美国奥斯卡获奖电影回来了。小年轻们管大院子弟叫大哥，因为他们“啪”往电视机里一放，就是《美国往事》，谁都服得一塌糊涂。
徐浩峰比他们小十几岁，成名又晚，与他们相比，像错开了一代人，很少有人意识到他也是大院子弟。到了20世纪90年代，风潮又变，“文化已经不时髦了，整个社会向经济转型，所以我们这一代大院的人，好多有才干的都进入商界、政界。”京圈文化失去了后备军。
按照父亲的想法，徐浩峰最好进入部队，做个高级参谋。“郭豫是既得利益者，我也是既得利益者，”徐浩峰说。如果不去反抗，那也是很好的生活。不过，徐浩峰很早就喜欢画画，打算考美院附中。父亲并不支持，在他眼中，这属于宣传人员，以后在街头画宣传画。读完美院附中，徐浩峰又想学电影，这是父亲更不理解的前途。但父亲并没有强行干涉他的选择，仍然支付了考学的报名费。
徐浩峰从艺之路并不顺利，毕业后拍了几年专题片，就退回书斋看书写字。在电影学院读书时，他曾和黄磊一起演舞台剧，的确风度翩翩。书斋岁月，晨昏颠倒，他烟瘾又大，牙齿变黄，身体也开始发胖。后来再回学校，老师看到他毫无棱角的样子，捶胸顿足：“你是在自己放弃自己啊！”38岁，他才拍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
“没有人给他去指一条路，”郭豫说。他自己则选择了一条安稳的路，“我没有特别大的主见，从小被家里人照顾的特别好”。郭豫按照父母的意愿填了大学，后来在一家公司工作了20年。
郭豫和我见过的徐浩峰的其他朋友，包括他的弟弟，都有一种温柔、稳定的气质，说话从不急躁，对人生选择有顺其自然的归因。
徐浩峰更叛逆，但他却一直扮演着倾听者、照顾者的角色，无论是在初中，还是在往后困顿的书斋生活阶段，他都是接住别人情绪的人。遇到那些关于青春的、情感的、生活的困扰，郭豫以朋友间的昵称说，徐浩，你过来给我做心理按摩。但徐浩峰并不会倾吐自己的情绪。郭豫现在回想，徐浩峰当年心里也有苦闷，但他自己消化了。
2013年，郭豫在新闻上看到，徐浩峰参与编剧的《一代宗师》获得了金马奖的多项提名。他给徐浩峰发了个恭喜的短信，徐浩峰回，我现在就在颁奖室，谢谢你。那一年徐浩峰40岁，开始走入大众视野。
拍《刀背藏身》时，徐浩峰邀请儿时伙伴郭豫、张毅出演角色。尽管郭豫疑惑，明明说自己是十大高手之一，怎么这么轻易被干掉了？他拍了三周，体会到拍电影的不易，无尽的等待、重复，在酷热中挥拳。但他还是非常高兴，这个初中时偷袭过徐浩峰的男生，后来在他的电影中成了大侠，圆了自己的武侠梦。
徐浩峰一直给人情绪稳定的印象，很少向旁人吐露自己的个人感受。他能讲述的喜与悲都和电影有关。最高兴的事是考上了电影学院。那个时候他不知道电影是什么，但认识新的人、新的生活，这是巨大的诱惑。他还记得美院附中最后一门考试是体育，好像预知到人生将发生巨大改变，他抱着操场上的水龙头喝了很长时间的水。他觉得非常渴。
《一代宗师》之后，徐浩峰凭借《师父》再度入围金马奖。父亲在电影院看了他的电影，后来电影上了网，就让徐浩峰的母亲放给他看，电影频道播了好多次，父亲每次都看，津津有味。但他没和儿子交流过观后感。
几年前，父亲去世了。徐浩峰一下子想起父亲送自己去大学那天，一直送到公主坟地铁站，那里有个巨大的圆盘，马路非常宽，父亲在马路这边，高高举起手臂，向他挥了挥，显得非常高兴。
徐浩峰走到了马路另一边的世界。之后是毕业、迷茫、忙碌，二十几年过去。在父亲的葬礼上，他突然觉得，父亲内心应该很希望自己给他讲讲另一个世界的事儿，因为他没有这样的人生，但徐浩峰从来没讲过，无论是美术，还是电影。
天啊，我错了。他想，“如果当时能跟他说，他会多好。”
你就别跟他们那么玩
教室里坐满了人，走廊也是满的。来听课的人太多了，学院先是把课挪到了最大的阶梯教室，后来又给前面的桌子上编了学号，以免真正选课的学生没座位。
徐浩峰在北京电影学院开设两门课，导演基础和视听语言。未因《一代宗师》成名前，他就是深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他的课信息量很大，善于打通不同的艺术领域。比如讲电影《午夜守门人》，他会从演员的骨骼运动形态分析其独特性。2011级的学生张景涵说，一节课听下来，记录得很累，脑子也累。
在徐浩峰的学艺经历中，接受的是另一种教育。80年代的艺术院校，深受苏联现实主义艺术观的影响，创作者要了解创作对象的生活。美院附中的许多老师一辈子画习作，不着急表达，要慢慢了解这个世界。在电影学院读书时，徐浩峰去农村采风，观察农民、工厂，一周后老师来了，非常生气，光观察怎么行？你们应该和农民一块下地干活。
他自认在美院附中过了三年梵高式的生活，每天除了琢磨画画没有别的事，并全然相信当时的理念——艺术家先把自己的世界创造好，自然会扭转外面的世界。但外面的世界变化速度太快了，西方的产品进来了，潮流也进来了。八十年代末，在一个讲座上，他听到平时尊敬的师长讲，营销更重要，可以把一张画变得更值钱。
图/徐浩峰
“感觉是一个人不用下太多功夫，你只要有一个想法，就可以胜利。所以其实是一种高度的投机取巧。”对十几岁的徐浩峰而言，这颠覆了他原本的信念。
他渴望去新的艺术领域，考去了电影学院。老师是江世雄、郑洞天，学的是法国新浪潮。“作者电影”的理论在新浪潮中影响深远，认为导演应当以摄影机做笔，去创作表达明确美学风格和思想意图的作品。
成为作者，首先要面对极为残酷的价值体系。无论是学美术还是电影，老师们常讲，一个时代也就出四、五个画家、导演，你一定要争取当这四、五个人之一。二十几岁的年轻人，直接被置于历史的评价维度之内。大学毕业两三年后，大部分人就把自己从那四、五个人里排除掉了。先解决生活问题。接着是经济积累，后来有另一半，30多岁时有钱养孩子。那也是很好的生活。
徐浩峰拍了几年专题片，同时写了六七个剧本，连续受挫。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电影处于衰败期，工作机会多光顾于仿港产片的类型，强调性和暴力。“电影突然从一个超常的所在，变成媚俗的东西”，徐浩峰受的是作者电影教育，也有作者的脾气，“你在艺术院校里学了那么多年，别人就可以极其放肆地拿一些蠢话把艺术一笔勾销，哇，这是个什么世界啊。”
当他对外部世界无能为力的时候，转向建设内部世界。二十六七岁，徐浩峰辞去工作，退回书斋。郭豫去过他在西单的那间小房子，四四方方，到处堆满了书，东西方哲学、绘画、电影、小说、围棋。阳面一间是书房，徐浩峰就在这里写字、吃饭。也不规律，邻居善做鱼、猪肉粉条，徐浩峰常买来吃，一天只一两顿，吃很多米饭。
在郭豫眼里，徐浩峰最困难的时候，也保持从容，是一个“特别讲究的文人”。朋友聚餐，他会抢着把单买了，“其实他那时候饭钱都成问题”。郭豫依然会去找徐浩峰做“心理按摩”，徐浩峰放下书，继续做聆听者。
徐浩峰当时并未和朋友讲过，经济的窘迫曾让他深感挫败。对年轻人而言，眼前的时光太重要了，毕业几年后境况的差异，足以形成强烈的刺激。去参加美院同学的聚会，徐浩峰发现，同学已经开上了Polo车。那是九十年代中期，Polo10多万一辆，“他们一人一辆啊。”
只有徐浩峰和另一个同学没车，同学对他说，哎呀，还好你也没有。
“他不是个势利的人，”徐浩峰回忆那位同学，就是一种本能反应。可你真的得用很长时间去想，自己是不是落后了？不看眼前，这是一道关卡，你得过了。
在漫长的书斋时光中，徐浩峰想起了自己的二姥爷，形意拳大师李仲轩。形意拳与太极、八卦并列中国三大内家拳。李仲轩生于1915年，34岁自武林隐退，晚年在北京西单一家电器商店看门为生。徐浩峰将李仲轩的口述史整理成书，2006年出版《逝去的武林》。
站在后来者的视角，这本书改变了徐浩峰的命运。他逐渐受到关注，开始是武林中人，后来是影视圈。他的写作也全面转向武侠小说。早年前，他还写过青春小说和剧本，但从此他不再依赖生命经验创作，而是找到了“术”，写武林，他可以写任何事情。某些导演用尽经验而导致创作匮乏的危机，他并未遇到——当然，这也是后来者的视角。
回到千禧年上下，徐浩峰的生活里只剩下两位老人，一位是二姥爷，一位是他跟随学习的道家老师。他看电影《洛基》，落魄的拳手买了一只乌龟，因为太孤单，他也买了一只乌龟陪着自己。平时他会跟乌龟说话，但发现乌龟完全没有兴趣，“它活它的，我活我的”。就像《重庆森林》里，梁朝伟对拖鞋说话。有个亲戚住在附近，隔一段时间来看看他，然后向他母亲汇报，“告诉说我还活着”。
对时间的感受也完全变了，书没看两页天就黑了。他想过去咖啡馆读书写作，像萨特那样，外界的刺激也许能让人提高效率，但算了一下花销，还是放弃。
他当时唯一的想法，就是写小说，成为作家，确立一个让投资方信任的身份，“这是世俗方面的一个奋斗目标”。
2013年，我第一次见到徐浩峰。他因参与编剧《一代宗师》备受瞩目，被各种活动邀请。我们的采访只能约在晚上，商铺不断打烊，我们就一直换地方。他礼貌地迁就我，同时也难掩初尝大名的新奇，以及尚未被开采殆尽的倾诉欲。他谈到了《倭寇的踪迹》标新立异的风格，这样才可以让一个新手导演“先声夺人”，也难得透露了一点私人情绪，说自己现在看到街面上推着婴儿车的妇人，总是颇多感慨，别人以为他一朝成名，只有自己知道代价究竟如何。
世俗层面，他达成所愿。2011年，他执导首作《倭寇的踪迹》，投资方是他的书粉。王家卫筹备《一代宗师》，也首先通过文字了解到他。
那段书斋时光如果不以“成了”的结果来论，是看不到尽头的孤独，当时电影环境又清冷，就像郭豫后来所说，“这选择到底对不对？他能不能走出来？”徐浩峰说，如果在剧组混上十年，也许和现在所达成的结果差不多，但中途所耗，会损伤根本。他选择以创作积累资本，实现目的。
寇奕是徐浩峰在美院时的同学，在他看来，修炼内功是他们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自2005年搬到密云，寇奕在郊区独自生活了16年。每天画画，油画堆满了房间，后来篆刻、书法，不觉得孤单，也不急于将作品标价。为采访，他单独抽了一天时间，坐2小时公交车赶到市区。
不过，80年代末那次宣传艺术营销的讲座，真的影响过徐浩峰某位画画的老师，他在世俗层面也成功了。后来在一个餐厅，徐浩峰偶遇了这位老师，“他的气质，包括说话方式完全感觉和一个画廊的经理没有任何区别”。对方说，徐浩峰，你拍电影多好啊，画什么画啊。
“学美术、学画画的人不爱这个东西，而是想借着这个东西改变自己的原有阶层，”徐浩峰说，这样人对时代潮流没有任何抵抗力。
前段时间，一个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同学和他聊天，说这辈子最遗憾的事是未能拍上电影，没想到，你熬了十多年，最后能当上导演。他明白老同学的意思，学电影的学生很容易怵了拍电影这回事，三个天问始终敲打他们：才华够不够？能不能混圈子？有没有钱？
今年我们的对话从冬天持续到了夏天，在一间有落地窗的房间内，看光影从一头移到另一头。徐浩峰大部分时间都非常平静，声音像稳定有节奏的时钟一样回响。
我之前理解，他主动选择回到书斋，是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守姿态。最后一次采访，重复讲到那段时光的时候，他表现出难得的、希望表达感受而非只是陈述事实的情绪起伏：
“我拿我活到48岁的这个经历，我就验证了，最初的、最古老的艺术院校教给学生的东西是对的，绝对可以实现的。我没有任何操作，纯粹是因为有些东西我做到了，现实就转了。有跟我同时代的人，他处事啊操盘能力都比我强，但是永远操持不出来自己。我在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弱，最后我能成……我用了30年的时间，最后说我青少年时候的反感是对的。你就别跟他们那么玩。”
角落里的老旧空调有规律地发出类似叹息的声响，在空调喘息的几秒间隔里，徐浩峰声量略微高了点：“其实不是为了自我保护。我觉得我要是那么大胆的话，对不起我自己。”
最初植入徐浩峰心里的教育理念赢了，他证明了改变自己的内心，就可以扭转外在世界。但现在，他不会跟学生讲这些他老师曾经告诉过他的话。刚当老师的头几年也讲过，有学生反映听不懂，“不但不听，后来还到系里的那个教学委员会告状”。徐浩峰不再讲“心法”，他明白自己的课受欢迎是因为信息量大，技法多，“博览群书地给你们讲”。
“干货，这是一个干货的时代。”他感慨。
魔幻的时代
穿格子衫的互联网高管坐在中央，左右两排是电影、电视领域的著名从业者，包括导演、编剧、制片人。这是2015年，某互联网平台举办的第一次讨论IP的沙龙。
众人并没有顾及主办方的面子，开始声讨流行的IP概念。一位制片人说，什么IP，跟电影没半毛钱关系。一位编剧说，编剧的成长周期长，非一朝一夕可以完成。一位导演说，互联网主要做产品电影，别开编剧会了，开产品会更合适。
高管困惑，我们做网络文学，让一批作家登上富豪榜，做游戏，一年上千亿产值。做影视却时灵时不灵，大导演大卡司也经常扑街。也希望和各位老师探讨，互联网怎样才能帮影视产业做得更好？
一位老板耸耸肩，说我公司七十多个编剧，让他们保持手机开机都很难。
徐浩峰坐在右排尾侧。主持人介绍他的身份是“影评人”。他仿佛并不置身于这个时代热词搅起的金钱、野心、迎合与对抗的种种焦虑之中，以惯常平静的声音讲了许久自己学画画的经历，最后总结，专业的创作者是不表达，要留下读者解读的空间。
他的发言并未出现在后来的通稿里。
当时我以调侃的心态旁观了这场每方都在自说自话的沙龙，如今回望，那是某互联网平台在影视业上重要布局的开始，固然嘈杂、无序，但资本在追逐每一个人，似乎到处都是商机。
2015年是上个十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的高潮，票房440.69亿元，同比增长达到了48.7%。电影市场烈火烹油，谁也没想到此后五年，油温骤降，仅2017年的票房同比增长数字为两位数。在2015年400多亿票房里，有5000余万属于徐浩峰的《师父》。这也是他目前票房最高的电影。
自2011年《倭寇的踪迹》，徐浩峰选择了一条作者风格明确的道路，有一定的观影门槛，但他同时赶上了中国电影狂飙突进的大时代。他以“魔幻”来形容自己的投资方们。第一部资方是书粉，第二部资方要给他一个亿，他说自己只需要300万，后来超支，又追加了300万，共600万，“完全就是匪夷所思，竟然他们还同意”。第三部资方突然而至。第四部资方在自己定了许晴做女主角的情况下，同意让在电影圈名不见经传的张傲月做男主角。
“时代好，热钱多，相对没那么冷静。很多人投徐浩峰的片子，资本是影迷和书迷给的。那到现在，整个资本冷静之后趋于专业性，那它就有了更多的诉求，它是需要回报的。”曾任《师父》副导演的任捷说。
自《师父》，徐浩峰进入中高成本电影阶段，也经历过资方的干涉。有人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开会讨论改动剧本，制片人张黎保护了他，说你们把徐浩峰做过的事做一遍，再改他的东西。《师父》成功，此后基本不再有人动徐浩峰的剧本。
徐浩峰收获一种相对理想的创作环境，拍电影基于自己的小说，拍武侠题材，有二姥爷的口述史做背书，“你还和我争什么？”他的领域有很高的专业门槛，而他自己是唯一的缔造者，不必陷入辩论。在他并未积极参与讨论的那个沙龙上，他本人或许会被互联网文化也命名为：IP。
今年年初，围棋手江铸久收到徐浩峰重写过的小说《大日坛城》，希望他校对一下书中关于围棋的描写。江铸久回复，文中所述日本棋盘不止三、五公斤，而是13到23公斤之间。然后寄了一个棋盘给他。
他们相识于2004年，一起筹备一个关于吴清源的电视剧。电视剧流产，但他们成为莫逆之交，徐浩峰若有围棋上的问题，必定来问。江铸久是围棋九段，见不得影视产品中的常识错误，他曾问一个商业大片的制片人，你们电影里的下棋镜头，为何要把棋子搁在格子里？制片人惊叹一声，那个棋馆我们搭了1.6个亿，怎么就没人提。
他只要多问一句就行，江铸久说，高涨的电影制作费花在置景、明星上，事实细节无人在意。浩峰呢，则细推一招一式。
专业棋手一般不和业余棋手过招，要下，坚持让两个。江铸久有专业的荣誉感和尊严。但电影所涉领域众多，专业的个人难以独善其身。做《刀背藏身》后期剪辑时，有位大导演来机房探班徐浩峰，向他倒苦水，说自己还要和干宣发一两年的人聊改剧本。“我已经是这种经验的导演”，宣发告诉他去年什么片子成功了，剧本要往那个方向改。
大导演随后给老板打了个电话，说，我承认人人平等，但在专业上面是有尊卑的。
徐浩峰总觉得这句话在哪儿听过。他想起来了。《古惑仔》第一集，黑帮辩论的时候说，关老爷面前无大小，但有尊卑。
“天啊，这么大的一个导演，最后被气得要用古惑仔的话来保护自己。”
2017年4月27日晚，徐浩峰打开博客，写了一篇文章，说《刀背藏身》“面目全非”，“它原本不是这样，别怪它，不是它的错，是我没办法，没保护好它”。他宣布放弃《刀背藏身》的导演署名。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日后痛骂》。
很难将激烈的用词和徐浩峰联系在一起。他日常与人微信，语言也古典优雅。这场风波后，徐浩峰还是带着剧组参加了当年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随后他继续拍了《诗眼倦天涯》，两部电影至今没有上映。2015年《师父》达成他职业生涯的高峰，无人能想到，那居然是一位高产的创作者上个十年中最后一部上映的电影。
徐浩峰的朋友们对他有一种保护欲，不愿多聊其中因果。在数次谈话中，每每触及这个话题，徐浩峰巧妙回避，像流水从鹅卵石旁绕过。“有些事是秘则成，其实你们很同情我，”他说。他并不需要同情。“如果是我在玩儿一个你们不知道的游戏呢？”
他习惯将世间困难归结于心念，化解的办法也是心念。是不可抗力吗，我问。他最终点点头，“那是我最后一次反抗。”一个学作者电影出身的导演，最大的反抗，是宣布放弃自己的名字。
《刀背藏身》的主投方是个练家子，平时喜欢练日本剑道。当年找到徐浩峰，非常直接，“我要投资你的电影”。今年徐浩峰和他见了一面，他依然每天练习，挥剑五百下。《师父》里，陈识双手挥动八斩刀，说，“十五岁开始，每日挥刀五百下，这个数管住了我不会胡思乱想。”
“片子没公映，但我手上有茧了。”这位老板告诉他。
“维护大多数人竞争的公平”
陈坤拍《诗眼倦天涯》前，徐浩峰给他布置了武术训练的功课，每天早上4点起来站桩，每天完成2000下固定动作。他准备充分，开机后，却没有一个镜头可以一条过，一拍就是十几二十条。那是天气最热的7、8月，他穿着盔甲每天来回打近百条。
同组的宋佳充当了导演和演员之间沟通的桥梁，她对不理解的演员们说，你们相信我，我拍过《师父》，那个电影就是这样拍出来的，“徐导电影讲的是规矩。”
2015年，宋佳参演《师父》，和廖凡找徐浩峰去聊剧本，廖凡话少，徐导话也少，那是一次非常安静的谈话。徐浩峰说，他对表演的要求是“法式低调表演”。
两人互看了一眼，没说话。宋佳心想，假装知道这个词，在导演面前别跌份儿。她理解这是一种优雅、含蓄、克制的表演方式，并且这么演了。可后来她琢磨，这根本就是徐浩峰的一个谎言，他瞎编了一个词，让演员印在脑子里。“我觉得这个导演是一个很厉害的心理学家，”宋佳说，“他是我合作的导演里面最会跟演员打交道的人。”
徐浩峰私下很少与演员来往，演员见他，总有一种紧张感。他懂得多，给的指令却并不具体，“人对自己没有办法完全琢磨透的东西会有一些敬畏，和莫名的服从，”任捷说，有时候工作人员也需要猜他是怎么想的。
在徐浩峰这里，一切有另外的解释。“法式低调表演”虽不是严格的表演理论，但它来自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日本影评。
与他相识的人相信，即便无法完全理解，但徐浩峰有一套自洽的体系。在他所创造的故事中，语言、招式、人物和情节，解释权都只属于他。他输出内容，并不与人讨论。
徐浩峰的镜头大多是设定好的。《师父》中，宋佳演一场抽烟的戏，机位确定，景别就框住了，导演的指令往往是“左边再来一点”“视线再高一点”。有的演员会不舒服，觉得导演不信任自己的表演。他像“要求一个道具一样”，需要演员去配合机器。宋佳觉得，电影早就在他脑子里完全成型，演员只是把它打印出来，但“你既然选择了他，就一定要信任他。”
拍久了，陈坤琢磨，无数次的重复，削减掉了创作简单的新鲜感。徐浩峰会告诉他击打的原理，为何刀柄轻轻触碰对方膝盖头，你要打他上肩？侠客刀尖舔血的人生，没有飞檐走壁、上天入地，只有深思熟虑后的刀、掌、拳，一言一行都带着礼节和规矩的江湖。后期剪辑时，徐浩峰要求看清楚动作原理，哪怕因此放缓了节奏，“一定要是有道理的打，不是好看的打”，何思思说。
徐浩峰的电影里，练习管住了侠客，镜头管住了演员，规矩管住了江湖。人在受限的画框内，最终凝练成高密度的、仪式化的日常。
2012年出版的影评集《刀与星辰》里，他写道，武侠片处理的焦虑是“礼崩乐坏”，文明的消亡。此书是他之前影评的合集，之后他做导演，不再写同辈导演的影评。这是他的规矩。
徐浩峰以影评人的口吻，称自己前几部作品为“社会结构电影”，故事至少涵盖几个阶层，不同群体在时代舞台上进退角力。习武之人不推崇暴政，他们是社会的仲裁力量，遇事先讲理，且有一个完备的人情体系去支持他们解决问题。一旦要打，功夫不再是单纯的视觉奇观，而是精神、情感和道义的载体。《一代宗师》开头，“功夫两个字，一横，一竖”，这是章法。
“那个时候我相信人情世故，人的哲学观是从你社会基本结构里生发出来的，”徐浩峰说，“一个时代的人他的思想有多么的巧妙，他的社会结构一定也相应的巧妙。当人的思考能力都很弱的时候，社会结构一定很粗糙，这是我讲的故事。”
一个作者终其一生在讲述一个故事，找到却并不易。看到的事再多，那也不是故事。“故事就是，我完全知道这个时代是怎么回事，”徐浩峰说，故事背后是世界观和哲学，“编不成故事是我这一代人的焦虑。”
父辈那一代人可以讲好故事。父亲是部队基层的五好战士，做过机场的飞机维护师、空军报社的记者、编辑，年轻时坚信的理念指导了他的实践，也取得了良好结果。虽然中年以后，父亲一下子看不懂了，但他人生大部分时间是清楚的，有主旨、有判断，所以有故事。那也是很好的生活。
徐浩峰的人生有一个故事的开头。艺术教育让他相信巴尔扎克的现实主义，认为有明确的因果，明确的善恶。可上世纪80年代社会变革太快，新鲜的思想进来，还未被充分吸收成为养分，随之而来的物质主义彻底转移了时代重心，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变化。故事失去了逻辑，“人在时代里面其实反应不出来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他以写小说锻炼自己讲故事的能力，第一篇小说《流氓家史》写于1995年，大学三年级。故事开始于清末民初，是他姥爷父亲的年代，也是他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历史节点。徐浩峰以此为时间起点，在小说里一步步写到当代，写姥爷父亲怎么变成姥爷那一代人，姥爷这一代怎么变成母亲这一代，而母亲这一代怎么变成他这一代。他记忆中的童年是小说的语境，在时代交棒的节点上，上一代的好人尚在，道德尚在。
小时候的北京胡同非常安静，人们以礼待人，“小学、初中没听过人说脏话。”夏天天气炎热，公共场合有空调，市民也少有去贪便宜的，太姥姥带徐浩峰去电报大楼避暑，很不好意思，还要找补一下自尊，说，这片地方其实是我们曾经的家。二姥爷李仲轩尊师命不收徒，就给徐浩峰讲江湖的故事，武馆的人不在街头打架，只在武馆内部处理纠纷，混混打架要封街，拿大车把胡同口一堵，不让人看见。这都是体面。
“中国真正的市民阶层，起码要在表面上表示自己不是市侩。”徐浩峰说。曾给他造成巨大思想混乱的80年代，之后成为了他作品最深的背景，幻化成不同的历史时期，政治、经济的动荡让社会走向失序。童年时平静度过的时光，让他故事中的人物葆有高贵的底色。
规矩是《倭寇的踪迹》里，武林人士不会占弱女子的便宜；《箭士柳白猿》里，仲裁人在职业与私仇中寻找公道的位置；《师父》里，武馆为生意要徒弟踢馆，师父为徒弟报仇可以挑战武馆。徐浩峰说，他电影里的规矩就是 “维护大多数人竞争的公平”。
影评人梅雪风写道，徐浩峰电影中的武人，不是被生存本能驱使的人，他们“比中国任何一部电影更贵族”。但他也不乏犀利地批评，徐浩峰把民国武林写成了理想国，“他喜欢的只是秩序本身”。
徐浩峰觉得自己大致明白了自己这一代何以至此，“我们这代人出不来有思想性的作品，对年轻人完全没有影响力，帮不上年轻人，就是因为80年代初那次文化洗涤，太肤浅了。”
《十三邀》里有一个场景，徐浩峰和主持人许知远坐在车里，路过北京的美术馆大街。他回忆起小时候在这里度过的时光，那时“人们脸上没有急躁的神情，到了90年代就变了”。许知远以他在节目中惯常的批判性逻辑说，现在年轻人的心态多着急，好像到了二十多岁就无处安放。
徐浩峰拍了拍他，“是我们这代把生活搞坏了”“我们制造了紧张，然后我们还埋怨他们。”
我已人到中年，过年看望老师，还被提醒“别太相信灵感。要啃下一个时代”。
——《武林琴音》
另一个故事
前段时间，徐浩峰读到一条新闻，张艺谋导演打算加快拍片频率，且一直要拍到80岁。这给了他很大的激励。经历过高低起伏的十年后，他感受到时间的紧迫。一个导演一生中能拍的电影有限，而一位他非常想再合作的武人，叶问的徒弟梁绍鸿，已经79岁。艺术可以等人，作品和人都等不了了。
接下来的作品会有些不一样。他不想一直拍强调逻辑和因果的“社会结构电影”。他的认识近些年发生了改变。一件事情由另一件事情发展而来的思维，是一种对历史现象的概述，在他的生命经验中，很多事情是突然变化的。
“我小时候，（中国）非常保守，妇女穿鲜艳的衣服都是不允许的。但是忽然有一天，中国有一部电影叫《街上流行红裙子》，女的开始穿鲜艳的（衣服），而且这个红裙子不仅是红了，（还）露脖子、露肩膀、露一点前胸……”一夜之间，全北京的女孩开始穿短裤了。巨大的、突然的转变屡次发生，毫无征兆，新的理念替换了旧的，而人们仿佛从未经历过旧的时代。
“你必须得放弃掉你的思辨意识，不能相信它。你要超越它。”相比来自头脑的判断，徐浩峰现在更相信心灵。如果说之前积累艺术资本，最终达成所愿是艺术家自身的修炼，他现在也会以心灵来解释一些外在的遭遇。比如《师父》的监制张黎，保护了他的剧本，就是他“心灵的呈现”。
“人生有种种问题，这个世界的混乱，其实都是由给你造成安全的思维能力造成的。”徐浩峰说，如果你对这一套体系产生了怀疑，放弃了它，才能有新的哲学。
我不确定自己完全理解了他的哲学，也不确定这是否和他对宗教的研究日深有关。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在他那间有巨大落地窗的工作室聊天，这让我想起《大佛普拉斯》里肚财那间隐秘的小屋，屋外是尘土飞扬的现实，屋内是独属于内心的色彩。
一个反抗过家庭传统、教育和时代的电影作者徐浩峰，只是一种叙事方式。在他的头脑中，关于自己的故事，很可能有另一个版本。
徐浩峰的朋友们对他的好奇大多关于个人生活。一个人不苦闷吗，他们问。徐浩峰似乎永远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好像也没什么特别亲近的人。宋佳去徐浩峰家里聊剧本那次，出于一个演员的敏锐，观察了一下他的房间，发现牙缸是个一次性的纸杯，“这个人真的除了电影没别的。”
除了世俗的、日常的和私人的关心，在艺术上，朋友们没什么能够替他分忧的。他建造了自己的世界，并完整地拥有它。寇奕看他的电影，觉得所有主角都有徐浩峰的影子，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徐浩峰的，他也只能通过电影解决这些问题。
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徐浩峰送了我两册佛经，依旧是微笑着，语调平缓，祝我有很好的生活。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靳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