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的申请季比起往年，是肉眼可见严峻了许多，例如哈佛大学的申请总数增加43%，录取率却从去年的5%跌至3.4%。
而即使在毕业后，国内整体的就业形式也不能说是明朗。根据58同城最新发布的《2021高校毕业生就业报告》，仅34%的2021届毕业生找到工作，他们的实际薪资也要比期望薪资低上一截。
这样的不确定性，加上日益内卷的教育赛道，也使得焦灼的家长开始把目光投向玄学。为教育前来占卜问卦的家长，也正在急增。
傍晚，鲍卿把前来的家长约在住所附近的一家茶馆包间。命理咨询已经持续了一个小时，家长紧缩的眉头渐渐舒展，但仍有持续不断的问题与疑惑，仿佛要得到关于孩子一生发展最确凿的答案。
鲍卿是一位70后的八字老师，他的姨公姨婆是盲人，也曾是地方上知名的盲派命理师。他从小对传统文化及八字命理耳濡目染，能把盲派口诀唱戏一般唱诵出来。
前来咨询的家长有本地的、外地的，孩子年龄从四五岁跨越到大学。
以往，他们问的都是单向型的考学问题：是否是读书的料？孩子高考能上一本吗？
现在，人均受教育水平经年增长，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每七人中就有一位大学生，学历红利在消退，除了学业以外，家长更是会连带问孩子的事业发展及动迁问题。
沈先生太太自己经营生意，儿子读书时好时坏，有时还忤逆父母的想法。心焦的他们来到鲍卿这里，说是要规划孩子的未来。鲍卿叫他们不要担心，孩子有自己的想法，16-26岁“印星临驿马大运”时，必定会去往五千公里外的西方游学，但等“印星驿马”消退后又会回到国内。“孩子的一生不以学业为长，应以手作技能为生。”
几年后，儿子果然前往英国留学。今天，他在本地开了爿手作模型的店，拥有不少粉丝，专心致志打造自己的事业。
现在，算命也“内卷”，家长们问的问题巨细无遗。(鲍卿提供)
“命理规划人生是古已有之。民国时，有春算命、夏郎中、秋道士、冬裁缝的说法，现在是家长有事就来问卜”，鲍卿说。
与此同时，教育低龄化、教育“抢跑”的趋势也在命理圈蔓延。越来越多的家庭会从命理角度从小为孩子做学业规划，“孩子的教育关系到整个家庭的计划，例如是否要买学区房，一方是否要陪读，这些对整个家庭的经济状况都会有影响。”
虽然一次的咨询价格不菲(四位数及以上)，但除中产及以上阶层以外，工薪阶层家庭前来为孩子做教育规划的也在逐年增加。家长们发现孩子学业上表现优异，好奇孩子以后是否会出国，“如果驿马星发动去了外乡，那么一整个家庭有限的经济分配就会变得很不一样。他们会从长计议，预留一笔教育基金。”
对西洋占星师吴琨来说，测命的家长多了，也是因为大家对命理的认同在上升：家长们意识到有一部分因素是不可控的，比如升学的结果，并不是百分百取决于孩子有多努力、家长有多鸡血。
“孩子的成长途中，有那一部分家长控制不了却又影响他们的东西。在意识层面，家长把这些归因给了命运和运气。所以想向内探索更多”，吴琨说。
荷兰心理学家保罗·范·朗伊的研究也证实，当比赛的不确定性和重要性越高，运动员就越加愿意相信“迷信仪式”的作用，因为这样的仪式，能够帮助人们强化控制感并增强自信心。 ——当教育带来的收益越来越不确定时，鸡娃的家长们也开始求助算命。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无论是公校老师、留学顾问或是命理行业从业者，都留意到孩子的心理问题与原生家庭问题正在变得突出，在专业心理咨询师不能解决孩子的心理与行为问题时，越来越多的家长抱着死马当活马医或者两头并进的心态，正在求助玄学。
“自古以来，中国家庭里对于原生家庭的求索是最多的，原生家庭是我们最多问题的核心来源”，David表示，“相信第一线的从业人员都可以感受到，当今，学生在申请季面临的心理问题越来越大，原生家庭和父母与对小孩的申请结果影响很大。父母的操控是非常恐怖的。”
今年发布的《2019-2020国民心理健康报告》也显示，初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高达三成，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约7.6%－8.6%；高中阶段的抑郁检出率高达四成，其中重度抑郁检出率约10.9%－12.5%。
这几年，八字命理师鮑卿也观察到，“小孩行为荒诞，或厌学或已被劝退，父母已找过心理医生开了处方药却还未见效，继而找上命理师”的案例，正在逐年递增。
来找他的出问题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这其中关键原因，系因通过心理咨询试图解决的有关当下的心理问题，并非家长所焦虑的全部。他们的心结不仅仅在于“孩子不听话”，而是他现在读书平平、家庭条件也不算突出，当自己老了以后，孩子又该怎么办呢？
“他们希望借助命理，看得更全面、长远。” 鲍卿说，“或者在无计可施之下，承认孩子学业无太大作为确实是“命”，对他们也是一种释然。”
人高马大、一表人材的小A被学校劝退，他的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老师。两人“走投无路”，来向鮑卿作命理咨询。鮑卿认为从八字来看，孩子的学业希望寥寥，八字确实也有一定的暴力倾向，放任社会并不是好现象，建议孩子去诸如军校一样有纪律且需要抒发体能的地方，“这样反而适得其所。”——小A的父母听后，仿佛看到了一条新的出路，也开始思考这样的教育规划。
在西洋占星师吴琨看来，辍学、逃学、厌学等，追本溯源还是与个人的心理处境有关。当一个家庭与心理咨询师沟通无效转而求助吴琨时，他会试图给出一个更完整的解读，“我会分析孩子的星图，告诉他现在他遇到的是什么样的问题，由怎样的运势导致，会给他带来怎样的心理挑战，其中的目的与意义又是什么，这些在哪个阶段会结束。”
“我们都经历过青春期，也遇到过很多问题，有些问题当年看起来很大，但回头看根本不是问题。我会试着为他们提供一个更大更远的时空，让他们看清楚这个时刻的自己，知道一切都会过去。”
星盘示例
而之所以以星盘解读心理处境的方式来透析个人问题，吴琨介绍，是因为要感谢现代心理学大师卡尔·荣格的贡献，他让西方的神秘学有了能够容纳与接入现代心理学的接口，“大部分现代心理学的内容，都可以结合西方的神秘学。现代占星更是在谈一个人的内在处境与心理体验。”
荣格十二原型图事实上，不止是荣格，许多心理学家对占星学均有涉猎，心理学家拉尔夫．梅兹纳博士曾在著书《意识的地图》(Maps ofConsciousness)中提到：“占星学中存在着一种心理学的类型学以及诊断评估的方法论，无论是在综合性还是复杂性上，都远胜于现有的任何一种系统。”
吴琨自己也是心理学本科学士毕业，曾经在马来西亚接受了系统化与科学化的正统心理学的教育。他的占星咨询，也同样借鉴了心理咨询的模式与保密性。
在吴琨看来，另外一个在教育咨询中常见的问题是，新手爸妈对于父母这个角色本身的认同错位，“你并不是想要做什么样的父母都可以，你只能成为这样的爸爸妈妈。”
“根据我的观察体会，为人父母刚开始几年的心理困境在于，他认为他应该成为怎样的父母与他不是这两者所带来的心理困境。正视自己意识观念内的一些偏差，才能改变对孩子的问题”，吴琨说。
在西方占星学中，孩子盘里的太阳与月亮分别代表父亲与母亲的原型。通常，通过对太阳与月亮星座长势的判断，可以看出父母在孩子眼中的形象、其亲子关系所存在的课题、父母对孩子的影响以及父母的“鸡娃”是否有正向的效果。
大部分家长认为，即使在学业红利递减的当下，一份优质学历也能在职场上获得更高的回报。但是在接触了成千上万真实案例的命理师看来，学业与事业的因果律，多多少少要打上些折扣。
鮑卿认为，有些人的学业确实并非他整个人生光辉灿烂的篇章之一，但并不代表在其他方面没有很好的作为。从命理上的“大数据”来看，有些人早得志，有些人晚成名，有些研究学术，有些年少成为运动员，有些走艺术路线，有些则走仕途，“此生各有个的任务”。
而如果承认“运”这件事，那么社会结构、发展趋势及大环境，都与一个人本身“大运”的好坏有相应的联系。
鮑卿表示，好的大运，容易让人踏入蓬勃发展的行业，或者创作出来的内容与产品，恰好是市场所需要、能承认与正在流行的。平运或者不好的大运，人就容易处在不良的思维之中，受到的际遇平平。这时，应该防微杜渐，不要有过激的行为与冲动的情绪。
薛宝钗曾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也在期望好的大运或时机的托举。
吴琨则认为，一个人在高校中所学的专业并不一定会对事业有所贡献，“如果象征高等教育的星体在一个非常不活跃的宫位，那么意味着他所学的东西就犹如‘冬眠’一般，与日后所从事的事业是完全独立的。”
但他也表示，在大学的经历对人生总体仍有贡献。因为在西方现代占星学中，事业高度由星图上最高的三个“宫位”决定：即第九宫，高等教育与国际视野，第十宫，事业志向，以及第十一宫，人脉资源与福报。
吴琨有一个还在读幼儿园的儿子，他坦言，自身家庭中的许多讨论与决定都依据了玄学的基础。
当他发现儿子的星图中高等教育的表现差强人意时，他与太太都没有刻意地强求，“我们自己也只是本科学历，不期望他通过教育来突破阶层。作为父母，我们自己也不是事业上有强烈上进心的榜样，也不需要强人所难。”
不过，吴琨儿子的星图显示他的手工艺及动手技能很强，而虽然象征海外与高等教育的星体有着类似“休眠”的状态，但星盘上又显示，孩子会拥有非常国际化的体验。
基于这样的配置，吴琨及其妻子目前对孩子做出的规划是：让他上一个有着宽松环境的国际化的小学，并试图在特定领域培养他手工及才艺方面的能力，以求这一一技之长能在今后生存立足。
《纽约时报》曾在某篇报道中指出，中国的社交网络中有数以百万计的粉丝关注着和占星相关的大V，以此了解每周的运势等。
而每逢高考、中考日，考场外也不乏“各出奇招”的迷信家长，例如身穿旗袍寓意旗开得胜的老母亲(甚至是老父亲)，以及手捧向日葵花束象征“一举夺葵”的家长。转发锦鲤、去寺庙求签，也是求运求势的必备项目。
考场外的旗袍妈妈
有关这些祈福行为，鮑卿援引了易中天的话，“因为我们中国人信的，其实是实用主义”，但他也提醒，玄学界鱼龙混杂，确实也存在高额的“智商税”。
“凡是一件事情，玄学上的“大师”未能从因上帮你解决，都是智商税。”他说，“比如孩子学习不好，是由于长期的学习习惯造成的，不是说做一个道场、画个符就能解决。”
西方占星师吴琨也表示，不相信能够改运与提升命运的产品。当然，不排除当事人在使用产品以后积极的心理暗示所产生的作用，“正如‘安慰剂’效应一样，有时候假药也能产生真的效果。”
那么，如果真的存在命运，且很多事已经注定，还有没有去努力的意义呢？
David已经创办自己的留学咨询公司十年，在接触命理之前，他说自己对命理持“300%的怀疑态度”， 但在慢慢接触、甚至自己也能推算一二后，他发现命盘中有着十分详尽、复杂又神秘的运算公式，是古代的算法，“就像在申请季按照学生手上的牌去进行教育规划一样，命理也在指导人去调节与配置他手上的牌与资源。”
他最大的变化是更坦然了，在办公室的冰箱里会随时放着香槟，遇到糟糕或百思不解的事情，就“砰”地开上一瓶，“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阻挡流年的力量，但命理使得我更广泛地进行了自我探索，而非自我放弃，他使我更多地认识了我原本没有认识到的部分，了解与打开了更多的可能性。”
抖音“网红”、复旦哲学系前教授王德峰曾有言：“人到40岁还不信命，是悟性不够。”
对于鮑卿以及吴琨来说，命理的积极作用在于帮助家长们以及他们自己认清命中的有无，更好地规划人生，“需在有上努力十分，勿在无中执着半点。”
或者，用占星的语言来说，“星盘上的太阳是我们在心理学上所说的自由意志，它鼓励我们在成长过程中逾越障碍，主动解决问题。月亮则代表我们如何对待与接受那些不可改变的事物。”
“要有勇气改变我们能改变的，耐心接受不能改变的，然后学会区分两者。”——或许，这才是家长们学会规划孩子人生并掌握自身命运的真正意义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