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问答神州》专访香港励进教育中心理事会主席、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 范徐丽泰
她，经历过香港回归前后的社会变化，在香港教育领域内工作过，对香港的教育体系和行政体系都非常了解，更始终关注着香港的教育事业。
2005年，香港教育统筹局决定于2009年推行新高中学制，规定“通识教育科”成为新高中课程的核心科目。
2012年，“通识教育科”成为香港学生上大学必考的四门功课之一。但通识教育并没有统一的教材，教师采用的各种版本教材也没有送审制度。
在2019年的“修例风波”中，有超过一万人因涉嫌违法被捕，其中四成是学生，更有接近两千名是中小学生。面对香港年轻人越来越激进的思想和行为，香港前特首董建华曾表示：是自己任内开始推行的通识教育的失败，令年轻一代变得“有问题”。
吴小莉：2005年，您推动通识教育的初心是什么？
范徐丽泰：当时我所理解的通识教育与大众的普遍理解一致：通识教育可以让我们的学生视野比较广阔，文中有理、理中有文，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当时是香港立法会的主席，而立法会主席通常会有意识地避开任何可能在立法会辩论的题目，这件事在立法会中普遍也没有人反对。当时可能也想不到，一个科目如果只有课程大纲，没有教材的话，实际上是很难把握住教学标准的。
吴小莉：通识教育课程里面有六个单元，大家普遍认为问题出得比较多的，是在《今日香港》、《现代中国》两个单元。不知道您有没有看过这类课程或教材，或者是香港“教协”出的教材？
范徐丽泰：我看过一些，可是我看了一点点之后，已经没办法再看下去了，因为我自己的火气一路升上来了，再看下去就太愤怒了。这些教材污名化、妖魔化我们国家，将中国共产党讲的是一钱不值。正是因为没有统一的教材，那些反中乱港的教师就趁着这个机会对年轻人“洗脑”，这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通识教育能够将这些学生的思想变得这么厉害呢？原来是因为这个课程是进大学要算分数的学科。所以老师教学生的知识可能会出现在考试里，他们是一定会记在脑子里的。
其实“反对派”，或者说“揽炒派”、外国势力是非常聪明的。他们不单隐藏在学校老师团队里，甚至在考试局里也有人，通识教育科目的出题主任也是他们的人，所以出的相关考题都是有倾向性的。而老师如果按照香港“教协”给的资料去教。
吴小莉：学生会考得比较好。
范徐丽泰：对，学生考得比较好，对校长来说也能够向校董会交代，这对家长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所以这样一来，就令学生们很容易受到反对派的影响。
吴小莉：这是个系统工程。
范徐丽泰：对，可是不能觉得全是“反对派”、海外势力的错，我们自己有错。为什么我们回归了之后，从来没有要求任何一个学校，无论是幼儿园、小学、中学，都应该要升国旗、唱国歌呢？我们在英治的时代，要挂女王画面、唱英国国歌就要站起来等等，但是现在你去看，我们什么都没有进行。至少香港的校长办公室里面应该有一面国旗、一面区旗吧。
范徐丽泰：我还记得香港回归之后，我当时是希望学校可以升国旗的。一位政府官员开会的时候，就跟我说，“他们没有旗杆怎么升国旗啊”，其实装个旗杆很难吗？
香港回归的第九年，我实在是忍不住了。我虽然是立法会主席，可是我私人身份还有个小小的基金会，我们就去到学校里，送旗座给他们，让他们升国旗、唱国歌。可是做了几年之后，基金会的钱用完了，就没有再做下去。现在回想起来，是当初没有考虑到意识形态和国家观念在教育里面的重要性。
2021年7月3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教育局宣布：全面终止与“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的工作关系。两天后，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回应：香港“教协”近些年将政治立场凌驾于教育，骑劫整个教育界。8月10日，成立48年的香港“教协”召开记者会，宣布解散。
吴小莉：过去，香港教育局和香港“教协”的合作关系是怎样的？
范徐丽泰：专业方面，它是用工会来保障教师权益的。所以在这方面，教育局跟他们是有合作关系。一些教育专业的发展方向也会去咨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也在一些委员会上面有香港“教协”的代表。
可问题是，后来香港“教协”变得越来越政治化，而且是往反对中央的方向变化。还有些香港“教协”的会员比较激进，他们在许多课堂上传播了对香港以及对国家不利的一些资讯。
吴小莉：什么时候您觉得一些教师开始变得激进？
范徐丽泰：回归的前十年还不觉得，可是后来越来越觉得他们的一些想法、做法，比如说反对国民教育都变得比较激进。而香港“教协”里面有一些领头人物、理事也用绝食，逼特区政府要在通识教育上做出让步。自此以后，大家就看到它变得越来越政治化了。那么香港“教协”的代表也是跟反对派、“揽炒派”走得很近。我说一句坦率的话，2019年的“黑暴”其实就是一场“颜色革命”，美国在香港做“颜色革命”的目的就是要为难中央。中央是不忍心看着香港跌下去的，可是如果中央出手的话，那他们就有很好的理由在国际上来污名化我们。所以香港“教协”是不是他们统战的一部分呢？我不知道实际的情况，可是我有这样的怀疑。
吴小莉：香港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专业的教育协会，那么为什么特首会提到，香港“教协”能够挟持整个香港教育界呢？
范徐丽泰：香港“教协”有十万个会员，五万是教师，其余的则是教育界工作者，比如校务方面的文员等等。那么这些人如果不是教育界的话，他为什么会去参与呢？因为香港“教协”提供的福利实在是太好了。一部分商品的价钱比外边的便宜、齐全。有一年，我记得香港的天气非常热，全香港的空调都售罄了。到空调的公司总代理咨询时，他们也说没货，但是香港“教协”有货。
这五万个教师，我相信他们也不是核心人物。核心的人物，来来去去就是那几十个到一百多个理事，他们可以左右大局。
那么最近，你能在电视上看到香港“教协”的主席和理事说，要解散香港“教协”。我一些教育界的朋友就指出，按照香港“教协”的章程，必须要三分之二的会员同意才能解散。那么现在这个理事会可以独行独断吗？到底这个解散是“真解散”还是一个“烟雾弹”呢？我们还要下回分解。
范徐丽泰出生在1945年的上海，四岁随家迁居香港，在香港接受教育。1964年她于香港圣士提反女校毕业后，入读香港大学理学院，并在1967年以理学士身份毕业。此后又陆续获得香港大学人事管理文凭和香港大学社会科学硕士学位。1983年获任立法局议员前，范太一直在高校担任行政工作。
左：小学时期的范徐丽泰（右二）
右：中学时期的范徐丽泰（左一）
吴小莉：您是在港英政府时期长大的，为什么在那个时期，您有这么强烈的国家认同感？这一代在孩子回归之后长大，反而没有国家认同感？
范徐丽泰：因为凡是当年的中国籍教师，他们都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受过欺凌，他们知道国家要强，他们是爱国的。可是你看今天的老师，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乱，他们也没有受过外国的歧视、欺凌。不像我们当年，在英国人的统治之下，中国人是二等公民。可是在1980年代、香港即将回归，就没有这个现象了，教师们没有因为自己是中国人而被欺负、侮辱，他们也没有感觉到要爱国，就不会跟学生讲。可是香港没有回归的话，那我相信今天的立法会，全部都还是港督委任的。
2016年，香港励进教育中心成立。由范徐丽泰发起并担任理事会主席，前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梁爱诗、香港特区政府民政事务局前局长曾德成等担任理事，旨在为香港青少年提供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资讯。
范徐丽泰
曾德成
梁爱诗
范徐丽泰：创立香港励进教育中心之后的主要的工作有三方面：第一，宣扬中国文化。想让小孩了解中国文化，该怎么做呢？我们就将剪纸文化普及到幼儿园去，他们从小就了解中国文化。小学的又怎么办呢？我们就讲故事。请一些名人来讲故事、做有声故事书，这些爸爸妈妈也可以跟小孩一块听。第二，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国民教育。该怎么做呢？我们再三考虑之后，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教师。如果能够让教师明白，我们今日的国情到底如何，他在课堂中就会将这个信息传递给学生了，因此我们就带教师到内地去。开始的时候，我们很高兴有两个国企支持我们，所以到了内地之后，就由他们来安排。一个国企是做能源、煤矿方面的，另一个是做船务、海上工程的。后来，我们就再带他们去参观科技公司，比如去浙江看阿里巴巴，去看吉利汽车，去看潮水发电。教师们看完了之后，他们都觉得太惊奇了，原来我们国家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
吴小莉：教师报名踊跃吗？
范徐丽泰：开头不大踊跃，就是35个左右，后来就不同了。因为那些去过内地的教师来过之后回去学校里面一讲，这个就是最好的宣传。
第三方面，我们会到不同的学校里，去跟同学对话。我们请一些讲者到学校里面去讲“国家发展知多少”。
吴小莉：学校愿意接受吗？
范徐丽泰：一部分不是很踊跃。有的学校有点担心：一方面，他的教师里边，可能有一些是反中抗共的人，而我们几个香港励进教育中心的人，看上去也是非常爱国爱港，所以就怕我们去洗他们的脑。有的学校就很乐意，有的学校就不大感冒。我们发现，他们比较喜欢一些政治性没那么强烈的课题。比如说在新冠肺炎的时候，他们就对全国的医疗系统非常有兴趣。所以我们在去学校前会拟定大概八到十个题目，会请校方选题目，我们再来安排。一般来说我们不会告诉校方谁来讲。比如说谈到基本法和“一国两制”的课题时，等到开讲前的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我就告诉校方来的是谭惠珠，或许来的是梁爱诗，那他们很高兴啊，讲者比较有名气。我不提前告诉校方宣讲者，是因为我不是要宣传讲者，而是要宣传这个题目。
2021年4月，香港教育局宣布：优化高中四个核心科目的课程，通识科改名为“公民与社会发展科”，仍属必修必考，但成绩只设合格与不合格，课时减半，同时为学生提供前往内地学习的机会。
2021年8月，香港教育局再就“‘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主题发送三份教材，其中一份名为“国家情况与国民身份认同”，通过介绍近年来国家在高新科技、医疗卫生、基础建设等领域取得的成就，增加学生的国民身份认同感。
吴小莉：您觉得除了做国安教育、国民教育、通识教育的课本改良之外，香港的教育还需要做些什么？
范徐丽泰：说起香港的教育问题，我有责任。在香港回归之前，我是香港教育统筹委员会的主席。当时有个说法，香港年轻人自信心不足，要想办法让他们提高自信。当时，英国有一套学说：教学生的时候，必须尽量支持他、培育他的自信心，比如学生作业没完成好，老师就跟他说“你不错，下次可以做得更好”，这套理论就用到了教学中。
到现在，我们发觉这些年轻人的自信心非常强，但他们基础的知识不够，很多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不会反省，总将错误归因到别人身上，他们认为都是社会的错、政府的错、爸爸妈妈的错，我没错！如果保持这种思想的话，年轻人就永远没有进步。如果会反省，知道自己可能可以做得更好，才会有进步。所以，我的观念当初是错的，我要对这个事情负责。
吴小莉：因为您当时支持了这个想法和做法？
范徐丽泰：对，我支持了这个做法，其实这个做法对教师们来说也不好，整天哄这些小孩，明知道他有很多不足，却不告诉他。因为老师害怕伤害他们的自尊心、自信心。真正的教育之道是要告诉学生的，这并不是责备，而是在爱护他。所以我们要改，当然，不要矫枉过正。什么事情都要有度，“度”就是中庸之道，不要做得太过分。
吴小莉：在过去的20年，有人觉得香港“失去”了一代人，您怎么看？
范徐丽泰：我们的确“失去”了不少年轻人，但不是整代人，应该还有不少的年轻人，因为他们不出来发声，所以我们还不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们工作有很多方面，每一方面都要让年轻人看到事实，而非“洗脑”。给年轻人们看事实、提供各方面资料和机会，让他们慢慢了解国家、国情和特区政府，让他们慢慢地接受，这有一个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