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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美国总统雷纳德-里根在白宫西翼召见多位参议员,民主党和共和党都包括在内。会晤期间,比尔-布拉德利对着总统开了个玩笑:

“总统先生,我们是都支持税改的。你的原因是你当演员时挨了90%的边际税率(注:即90%的收入都是超额累进的个人所得,要缴重税),我的原因是做职业篮球运动员(我的身体)本身是就是个贬值资产。我们都得承认,这个体制已经崩溃了。”

彼时比尔-布拉德利已经从NBA退役近十年,被选进了奈史密斯名人堂,成为尼克斯队史第四位得到退役球衣待遇的球星。但篮球早已经不是他人生的主题,1985年的他,作为深耕新泽西和纽约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代表,在一个共和党领导的白宫和参议院获得了极大话语权——放在今天这是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



比尔-布拉德利



布拉德利的传奇之处就在于,他在篮球世界已经走到了很高的位置(毕竟是第一位拿下NBA、欧洲、奥运会三大篮球赛事冠军的“满贯王”),但某种程度上,篮球更像是他的副业。

出身优渥的他毕业于藤校普林斯顿大学,拿到过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奖学金,是精英中的精英。早在大学之时,他就从未停止对政治的参与和关注,刚退役就成功当选州参议员,得到了左右美国立法方向的权力。

顶级学府的浸染让他从政后也颇有知识分子之风,在参议院有了“政策专家”的绰号,擅长研究复杂的改革方案。而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全身心投入到了一项毕生事业——税务改革——中去。



1983年,也就是他从NBA退役仅六年后,他与密苏里州(他出生的家乡)众议院(当时属于民主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联手推出了一项旨在降低税率、堵住漏洞的税改法案,名为《公平税收法案》。

美国立法机构要通过任何法案,都需要层层游说、拉票、修订和最终投票,一直到1985年布拉德利在白宫西翼试图说服里根总统的那一天,他的法案都还没有成为现实。

但里根几乎立刻就被布拉德利的法案吸引了。毕竟,减税至今仍是共和党人竞选的主旋律之一。只不过这税具体要怎么减,谁又将获益最多,这就是一摊烂账,除了政客、经济学家和专为富豪阶层服务的财务专家之外,其他人基本不可能掰扯透彻。

而布拉德利就是想把这个事掰扯清楚的人,1986年夏天,参议院投票通过了他的法案,仅有三票反对,两党的通力合作成为了美国重大立法的楷模,以至于多年后布拉德利还因此受到歌颂,在2018年获得了斯坦福经济政策研究奖。

而这次税改的主要内容,就是简化税制(把15个税级减到4个),降低最高税率(从50%变成28%)。降低个人和企业的边际税率,降低资本利得率,扩大减税扣除标准,提升个人免税额和所得税抵免。

里根当时宣称:“我感觉我们好像刚刚打完一场税改的‘世界大赛‘(注:MLB总决赛)。而获胜的一方是美国人民。”



的确,布拉德利的法案不但得到两党罕见的一致支持,也得到很多经济学者和民众的肯定。这是到目前美国最近的一次重大税改,近600万美国家庭得到了免除联邦税的利好,有专家表示该法案“对此后15年的强劲经济增长做出了重大贡献”,而税改的成果也被布拉德利当做了竞选总统的重要政治资本,直到35年后的2021年6月,美国国税局的机密数据被独立调查媒体ProPublica首次公之于众。

这篇报道,彻底扯下了比尔-布拉德利税改和美国税务的底裤,也彻底解释了美国(当然也是世界范围内)最富有的人如何掠夺财富的方式,更揭露了美国税收制度(甚至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自确立以来就一直存在的巨大漏洞。



多年来,人们对富豪避税手段的猜测众说纷纭,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年交750美元税金的新闻就引发过众怒,而现在,国税局的数据成了一个个实锤,向世人展示了这个制度究竟有多少千疮百孔。

就拿如今那些科技弄潮儿来说。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个人身价2079亿)在2007年、2011年都没交过一分联邦所得税。

特斯拉创始人伊隆-马斯克(个人身价1621亿)在2018年也没交过任何联邦所得税。

金融大鳄乔治-索罗斯(个人身价86亿)曾连续三年不交任何联邦所得税。

从2014年到2018年,《福布斯》财富榜里最富有的25位美国人的财富增长达到4010亿。而他们在此期间一共缴纳了136亿联邦税,真实税率为3.4%。



或许136亿乍看起来是个不小的数字,那么再看一个横向对比:

2018年,此25人的个人身价总和为1.1万亿;约等于美国1430万普通工薪阶层累积的全部财富;

而在这一年,此25人的联邦税账单为19亿。这些普通美国人需要负担的联邦税?1430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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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税收制度的发展历史并不长久。建国时的指导文件,甚至没有对征税提出设想。美国宪法第一条就明确禁止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公民“直接”征税。在很多年时间里,美国政府的资金来源主要都是间接税,即对烟草酒水等消费品的征税。

因为内战,国会在1861年才开始征收真正的国民所得税。但战后不久,富人就想方设法废除了这项税法。当时的美国大亨多则年入百万,他们可不愿因交税被迫公开财务状况。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财富不平等现象加剧,联邦政府开始扩张,资金需求增加,但最高法院在1894年依然拒绝通过征收所得税的法案。最终,国会通过1913年的修宪,才赋予了政府不论收入来源征税的权力。

而早期的所得税基本全由最富有的阶层承担。比如在1918年,美国仅15%的家庭需要纳税,1%的人负担了80%的政府税收。

但别以为这是什么均贫富的理想国,事实上,美国所得税制度从诞生之时,就因其漏洞太多而引发无数争议。



在美国,tax the rich(向富人征税)也是民心所向



首先就是关于资本利得税的争议。一个人获得了股权收益,该不该算“所得”?该怎么征税?1920年,最高法院给出了关键裁决,裁定仅有“收益”才能算进所得收入范围,也就是说,只有一个人卖掉资产(包括股票、债券和建筑)拿到收益,才应该交税。

自那以后,收益实现才算所得的概念就成了美国税收制度的根基。这一裁决留下的巨大漏洞,早就有一代代的经济学者发出警告。纳税人只要不出售资产获得收入,就不用交税,那资本家必然可以靠资本增值活得比谁都风光。

但这样的预言一直要到1970年代才逐渐成为现实。

反垄断看门人越来越接受合并,不再拆分大企业,公司股权价值越来越高,巨型企业发展壮大,等到90年代互联网普及,股市愈发繁荣,资本市场以钱生钱,1987年影片《华尔街》的台词“贪婪是个好东西”成为了人们趋之若鹜的实践准则。

到1994年,民主党人纽特-金里奇直接宣称,美国应该取消对投资的任何征税,彻底还资本以自由。

从上世纪的微软、甲骨文到现在的亚马逊、谷歌、脸书和苹果,“赢家通吃”型经济和资本创造的财富已经是洛克菲勒、安德鲁-卡内基这些old money根本无法想象的了。



股神巴菲特也曾表示过,自己看不太懂如今的虚拟经济,当然他自己也是避税大拿


包括NBA球员在内,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都是靠薪水支票维持的。每发一次薪,就要交一次税。薪水越高,交税越多。前几年ESPN统计了NBA最顶级球星的税单,看到一年收入快4000万的库里拿到手的钱还不到2000万,着实感觉肉疼。

但球员挣得都是青春血汗钱,工资再高也是打工人(用姚明的话说就是“体力劳动者,蓝领”),这就是布拉德利所说的“贬值资产”。真正的财富掠夺,还是要看那些玩得起“资本”的人。



是的,玩资本的人基本不领工资。他们真正的财富,是躺在固定资产和股票里那些还未“实现”的财富。

新闻上拿一块钱年薪的CEO比比皆是,贝佐斯本人年薪8.184万,约等于美国家庭年收入的中位数,还不及他公司的很多基层码农。

2007年,亚马逊的市值翻了一番,贝佐斯的个人身价飙升至38亿。然而,当年他与前妻的报税单上写明的收入为4600万,然而,通过各种各样的亏损、债务和减税申报,这4600万收入最终得以全部免税。

2011年,贝佐斯的个人财富已经累积到180亿。而当年他的报税单也写明,因为亏损超过收入,他还是免除了所有联邦税,而且,因为收入太少,他甚至得到了4000美元的子女免税优惠。

也比如沃伦-巴菲特(个人身价1016亿),为了最大减少收入(以及税单),他还有另一个妙招,就是让公司不支付股息,直接拿去寻找别的投资,所谓的钱能生钱。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NBA球星的豪宅是靠工资和贷款买来的(比如安东尼-戴维斯今年在洛杉矶出手拿下的价值超3000万的王室级豪宅),那收入少到不用交税的贝佐斯们的亿元豪宅游艇又是怎么来的?

想都不用想,买楼买船这种事对贝佐斯而言,当然不是什么掏空六个钱包的负担。承担他巨额开销的虽然也是银行,但富豪的债务,跟普通人的债务是两个概念。

如果你已经是最顶层的富人,但拿着极高的薪水,最高的37%联邦税率就要落到你头上。如果你决定卖掉公司股权,收益的20%都要交给国家——你还失去了对公司的相应控制权。

但如果你不拿高薪、不卖股权,开支全靠银行贷款,你只需付出个位数的利率(因为有利息减免政策),大概率还能得到税收优惠。

当你坐拥成百上千亿资产,没有银行会对你say no。

2014年,甲骨文创始人拉里-埃里森当时手上价值100亿的股权就是他的信用额度担保。去年,特斯拉公布马斯克用大约9200万股股票作为个人贷款抵押,截止2021年5月29日,这些股票的价值约为577亿。

难怪这些富豪现在都开始琢磨坐火箭游太空的乐子(一张机票至少20万),这世界上还有什么是这些钱买不到呢?



有钱人的快乐你想象不到,他们套利的玩法你更闻所未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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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经说过,共和党执政的一大主旋律就是减税。但对于工薪阶层,减税到底值不值得喜大普奔,就是个问号了。以前他们或许还有点“肉汤”喝,但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只能“捡烂菜梗”吃了。

在“华尔街之狼”式的资本狂欢下,美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基尼系数已经是发达国家最惨烈没有之一。1979年,美国最富有的1%家庭的平均收入,比如20%的中等收入家庭高出10倍左右。到2007年,这一比例变成了30倍。

属于中等收入家庭的美国成年人比例从1971年的61%下降到2019年的51%。而在新冠疫情暴发后的一年半时间里,无数美国人失去工作,财富缩水,但那25位超级富豪的资产增值超过了1.2万亿。

贫富差距是的民粹兴起的重要土壤,这也间接解释了美国政坛极化加剧,以及之前特朗普的上台(更有那四年中的无数悲剧)。



特朗普的上台虽然荒唐但也自有其必然性

有部电影描述了美国“躺平”一族自我放逐的房车流浪生活,这些人大多都曾过着体面的生活,但他们无一例外,都选择拒绝再白白沦为资本游戏的牺牲品,为此宁愿放弃自己与社会的纽带。

再回头看布拉德利的税改,不禁发觉现在还歌颂它的人非蠢即坏(当然,能说的也就是“两党还肯通力合作”云云)。

他给了底层民众蝇头小利,却进一步解放了富豪阶层的税收压力,往好了说是在资本主义巨轮面前并没能起到减速作用(或者说是螳臂当车),往坏了说就是制度的帮凶。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布拉德利曾数次公开讨论自己的税改。在一次访谈中,他曾遭遇主持人连珠炮般地质问。

“(税收制度)最大的漏洞之一就是抵押贷款利息减免。你们保留了它,甚至让它更严重,这是个错误吗?”

“看到我们社会如今有多么不平等,你不觉得你错了吗?”

布拉德利极尽淡化这种批评,甚至说自己一直想做个“屠龙者”,还说在他最初版本的草案里,是有大幅削减贷款利息减免的,“但我们做出了现实的抉择,有几件事是碰不得的:贷款利息、慈善捐赠、国家和地方资产以及养老金计划(401K plan)。”

但他心底留下的遗憾,还是在2017年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观点文章中流露了出来。

布拉德利详述了当时将法案提交国会之后经历的一系列斗争妥协。很多事情都是关起门发生的,因此外人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他的法案正如几乎所有法案一样被“注了水”,甚至一度遭遇流产危机,更别提守住所谓的公平初心。

为重写法案,参议院举行了长达33天的听证会,代表各路利益集团的说客挤满了听证会外的大厅,成为奇观。布拉德利承认,“消费税商业抵扣、木材工业利润和资本所得免税这些漏洞都因此没能堵上”。

在经历无数妥协之后,布拉德利他们敲定了最终法案,填补了每年近1000亿的漏洞,对他来说,即便无法改变趋势,但这一法案有总好过没有。

亲自上场比赛,永远好过只站在边线叫嚷。



布拉德利强调称,多年来一次又一次的立法不断蚕食他曾经带来的改变,以至于今天的税法里“到处是漏洞”,每年带来上万亿的财政损失,“纳税义务似乎是完全随机的”,连有钱就得多交税的原则都守不住了。

他问道:“我们的领导人是否能把原则和国家置于政治和党派之上,为共同利益付出共同努力呢?”

但这个问题的最合适的答案,可能是巴菲特在2011年说过的一句话:“过去二十年,阶级斗争都在继续。而赢家是我的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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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在ProPublica报道发布后,几位富豪亮点十足的回应。

贝佐斯及其前妻都拒绝回复提问。



亚马逊大佬贝佐斯和前妻,两人离婚一度因为天价分手费上了好几次热搜

巴菲特还是一惯的慈善姿态:“我依然认为税法应该进行实质性改革……巨大的世袭财富对社会而言并非好事。”他还重申自己会将99.5%的财富全部捐出。

索罗斯的声明是:“2016年至2018年期间,乔治-索罗斯的投资出现亏损,因此他在这些年间无需缴纳联邦所得税。索罗斯长期以来一直支持对美国富人增税。”

一位富豪在回应中对ProPublica提出抗议,称公布个税信息是侵犯隐私。对此ProPublica表示:“我们的结论是,在这一紧要时刻,让公众知情以捍卫公众利益,比侵犯隐私的担忧更重要。”

至于马斯克,他亲自做出了回复,内容是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