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生魏则西因患有滑膜肉瘤晚期，通过百度搜索找到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后，接受了所谓生物免疫疗法进行治疗。
可惜家里前前后后花了20多万治疗了一年，魏则西还是不幸病逝。
原本这只是个普通的社会新闻，可因为魏则西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求医过程，其中关于武警二院和百度搜索的内容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因为有人查出，给魏则西治疗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某科室居然承包给了莆田人，而百度的搜索大部分重症病跳出的全都是有莆田系背景的医院。
这瞬间戳到了国内患者长期的疑惑和痛点：为何正规医院里的科室会由如此多的莆田人承包？
又为何重症患者只要上百度搜医院，十有八九跳出的都是有莆田人背景的医院？甚至百度重症疾病方面的贴吧几乎都是由莆田系医院把控？
老百姓吃的、住的、用的都可以凑合，可看病实在不敢凑合，尤其是重症疾病，这是关乎每个家庭，更是关乎生死的大事。
事后，百度表示对魏则西的去世非常同情，同时解释说涉事的武警北京总队第二医院某科室“医院资质齐全”，自己的广告搜索并无问题。
百度这种行为实在让人无力吐槽，有人索性以谷歌的“不作恶（Do not be evil）”口号予以回击。
因为谁都知道，自从百度开始“竞价排名”的盈利模式后，莆田系就是百度的“金主爸爸”。
2013年，莆田市委书记梁建勇就曾公开表示：“百度当年广告总量260亿元，莆田民营医院就做了120亿元”。
通过此事，百度和莆田系“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才被人所揭晓。
虽说是自己的超级“金主爸爸”，可百度对莆田系的收费毫不手软，每年都会上调医疗竞价，直至封顶的999元/条。
百度肯定想：谁叫你们九成以上的业务都得靠互联网搜索，还赚的是暴利，分你点钱怎么了？
看着自己每年数百亿砸给百度，人家居然还“宰客”宰上瘾。整个莆田系也不开心了，曾在2015年以行业内部通报形式给所有莆田系医院发了份停止有偿网络推广的通知，试图逼迫百度降价。
百度毫不在乎，表示自己只是加大整治违规医疗推广，你们莆田系爱投不投。
最终，此事不了了之，反正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谁也离不开谁。
随着“魏则西事件”的曝光，也随着有关部门的“再次”介入，那些掌握千亿资产，完全不懂医术却控制着国内80%以上民营医疗市场的福建莆田系，又一次曝光在世人面前。
为什么说“又一次”呢？
因为早在上世纪末，由于职业打假人王海的举报，躲在暗处的莆田系“游医”逐渐为世人所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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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王海和团队在市场发现了一种名为“淋必治”的药品。这款药没有任何包装，只在一家正规医院的皮肤科能开。
为了拿到此药，王海等人冒充病人到这家医院就诊，结果一个个被查出来不是梅毒就是淋病。吓得他们都忘记打假的事情，赶紧去其他公立医院复查，结果都没有问题。
王海醒过神，好家伙，这不仅是假药问题了，这还涉及医疗诈骗，是条“大鱼”啊。
他们跑遍合肥、长沙、武汉、北京等多个大城市的几十所医院，形成材料后向药监等部门进行举报。
随后，一个来自福建莆田，以“陈、詹、林、黄”四大家族联手操控医疗产业的黑幕被媒体揭露出来，被称为“莆田游医”家族。
这些莆田游医已在全国各大医院驻足了十多年，套路也很简单：一方面通过网络和电视广告将患者直接骗到自己的民营医院；另一方面通过承包正规医院的皮肤科、美容科等科室，以假冒的医护人员身份忽悠患者，卖高价药。
只要进了他们的医院，没病的看成有病，有病的过度治疗，而且花样百出，巧立名目来骗钱。
只要进了这些莆田人控制的医院或者承包科室，总会有位所谓的“医导”上前热情搭讪。
他的任务就是分析患者的经济状况，不断夸大病情，加大患者心理负担，为后续抬高治疗费用做铺垫。
哪怕几块钱的药，经过他们的手，可能就是成百上千元的价格卖给患者。
比如之前王海买的假药，其实就是一种普通消炎药。可因为公开售卖的药价大家都知晓，于是莆田系就把这些药拆掉包装盒，换上自己印制的包装，伪装成医院研发的制剂，价格瞬间就翻几番。
还有些纯属故意欺诈，比如所谓的“微创手术”，其实就是在皮肤上划开个小创口，然后缝合下，可能什么手术也没做，手术费却直接收几千到上万元不等。
这种操作的背后不仅仅骗了患者的金钱，还延误了治疗时间，甚至直接导致患者病情加重和死亡。
这让人很不解：如此性质恶劣的医疗欺诈在我们的医疗市场公开存在了十多年的时间，这其中固然是利欲熏心的莆田系无孔不入，可那些合作的医院，负有监管责任的医政部门难道一点都不知情吗？
事件被曝光后，在媒体和公众密集关注下，有关部门终于开始介入调查，见势不妙的莆田系医疗大佬纷纷选择了跑路。
这些人当中，祖师爷陈德良和“帮主”詹国团最受人关注。
二人据说是叔侄关系，同为莆田东庄镇人。一个最早以“游医”身份行走江湖，一个是莆田系医疗大军里的“领头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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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29岁的陈德良在莆田靠着卖治疗“疥疮”的偏方赚了一些钱。
“疥疮”是南方沿海很多人的顽固疾症，发作起来又痒又疼。陈德良靠着在电线杆上贴小广告，招揽了不少此类病人。
他将成本1毛钱的药水卖到2元一瓶，在月工资只有几十元的时代，收入好的时候一天就能赚好几百。
此时医疗人才匮乏，莆田卫生部门就响应国家号召办了个为期数月的函授培训班。
苦于改变身份的陈德良听说后当即去报了名，简单培训后终于拿到了一份《莆田爱国卫生学会许可证》。
有了这个证，意味着陈德良具备了基本从医资格，可以不只在莆田一个地方行医，于是便动起了闯荡江湖赚钱的念头。
正因如此，得知叔叔陈德良想外出挣钱，15岁的詹国团和陈金秀、林志忠等好友共同拜在陈德良门下，希望能带他们混口饭吃。
不久，陈德良带着手下的“陈家班”出门跑江湖当游医。
几年时间，游医团队逐渐越来越壮大，从几个人逐渐变成十几个人，最北去过佳木斯，最南去到三亚。
“陈家班”看病基本租在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一方面是人流多，另一方面也是因为除了陈德良，其他人压根没啥行医资质，方便“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早年在招待所租房看病的“陈家班”，还曾遇上住在隔壁房间卖饲料的刘永好。
他们起初治疗的都是以“疥疮”为主的皮肤病，碰见不懂的皮肤病，一人忽悠病人，其他人赶紧翻书，现学现卖。
因为没钱做报纸广告，“陈家班”就采用老办法：在各地电线杆上贴小广告。
这种独创的广告形式后来被新东方的俞敏洪学去，为抢北大附近的电线杆和人打过好几次架。
这样“打游击”熬了许多年，詹国团等人觉得叔叔陈德良这里也没啥教的了，纷纷“自立门户”，各自寻找出路。
时间逐渐到了80年代中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上各种娱乐业逐渐普及，曾经销声匿迹的性病开始死灰复燃。
性病属于皮肤病，可这种病让许多患者难以启齿，更不敢去公立医院看病，怕被熟人看见。
这就被一直想寻找机会的莆田游医们发现了巨大的“商机”：既然性病是皮肤病，那我们也能看。而且看这种病的人本来就不好意思，钱要多点也没问题。
就这样，全国大街小巷的电线杆，曾经的“疥疮”广告一转眼变成各种“老军医专治花柳病”“性病一针灵”之类的牛皮癣小广告。
早先，莆田系治疗皮肤病的药膏治不好，可也治不坏。
但是治疗性病就不一样了，莆田系基本就是超剂量打青霉素针。一针不行就两针，两针不行三针……几块钱一支的青霉素在他们手里还变成了神乎其神的“神药”，卖到上千元一针。
运气好的能药到病除，运气不好的可能会产生过敏性休克，导致死亡。
可以说凭着治疗性病，莆田系的游医们算是真正赚了第一桶金，而这正是莆田系在中国医疗市场作恶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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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莆田系真正“发扬光大”的是詹国团，这个脑子活、胆子大的莆田人后来的运作颇有代表性，也带出了一大批徒弟。
单干后的詹国团感觉靠贴电线杆广告招揽来的患者实在太少，况且找来的也不是什么有钱人，赚他们点钱实在太费力。
詹国团心里盘算着为啥不能投电视和广播广告，贵是贵了点，可覆盖面广，而且更有权威性，带来的患者也会更多。
1988年，说干就干的詹国团来到江苏连云港。
他先是租了个门面，然后花了一千多元钱在电视台做了个电视剧的插播广告，这笔钱相当于他近一个月的收入。
广告投放后的开始几天，门可罗雀，没啥人登门。
“大不了就当白做一个月”，詹国团当时心想。
谁知没几天，从第一个偷偷摸摸找过来的患者开始，后面登门的人越来越多，忙到詹国团不得不把附近的同乡喊过来帮忙。
最后算算，扣除广告和药品的成本，几天功夫就赚了数万元。
詹国团的“成功”震撼了同乡，吸引其他同行们纷纷从“电线杆广告”转到了“电视广告”。
进入九十年代后，在别的莆田系游医还在砸钱上电视广告时，詹国团又领先一步，揣着大把现金开始和公立医院谈科室承包的事情。
詹国团的想法很简单，总是做游医到处跑，既辛苦又没有积累，远不如换个身份，成为“正规军”的一员。
他觉得到处谈改革搞承包，反正也没人说医院的科室不能承包。
此时的公立医院也正好缺钱，见有人愿意花几十万甚至上百万来承包业务不多的皮肤科，个个宛如见到了“财神爷”一般开心。
那么，根本没上过医学院的詹国团花了这么多钱承包，又是怎么把钱赚回来呢？
对于大部分的皮肤病，他和团伙直接用炉甘石、氧化锌混上凡士林制成所谓“内部专用”药膏，然后起个数字或字母代号的药名，翻几十倍卖给患者。
遇到严重点的患者，就口服扑尔敏+地塞米松针，或者建议患者使用进口的曲安缩松，基本都能控制住病情。
所有成本几元或者几十元的药全看患者经济实力报价，按几百元到数千元一疗程卖给患者，简直是暴利中的暴利。
至于科室里原单位医生，承包后也成了詹国团的员工，工资不从医院拿，只凭开药拿提成。
为了广告效果更好，詹国团还花高薪从其他地方聘来退休的老医生，为自己承包的科室树品牌打广告。
公立医院+知名老医生，再加上詹国团在当地电视、广播、报纸拼命花钱砸广告，吸引了源源不断的患者，为詹国团赚了数不尽的“黑心钱”。
1990年，由于长期泡在医院，詹国团发现很多医院的设备实在有限，连做基本检查的CT和彩超机都没有。
原因很简单，国家此时也不富裕，集中采购的医疗设备只能先满足各地三甲和重点专科医院，其他的只好再等等。
但是，CT等先进的检查设备又是每家医院都想拥有的，有这些设备不仅看上去更加专业，也确实能提高医疗诊断的效率。
此时手上已经有了不少资金的詹国团意识到新的“发财机会”又来了，他提出由自己采购CT等设备，然后和医院分红。
这其中，八年为期限，前面4年二八分成，后面4年是四六；大头是詹国团，小头是医院，八年后机器直接送给医院。
这种看上去“无本万利”还能凭空得到设备的合作模式深得医院方面欢心，詹国团也再次从中赚得盆满钵满。
詹国团慢慢发现这个投资设备赚钱的模式赚钱更快更多，便主动与各类医院以投资检查、治疗及美容类设备模式合作。不同的设备，采取不同的合作分红方法，但是他都占大头。
甚至合作的医院在利益驱使下也成了他的“帮凶”，医院只要能多推荐病人来做CT等项目，都可以从中得到一定比例提成。
哪怕这些看上去很昂贵的检查设备一样有利润可赚。
詹国团是集中采购，也不需要回扣，总能以低于市场价许多的价格买下设备，然后再以市场价报给医院，一进一出又是笔不菲的收益。
1993年，29岁的詹国团买了凌志400，3万多块钱的大哥大，4000多块钱的BP机，身价早过千万的他买这些眼都不眨下。
整个九十年代，詹国团和他的莆田老乡们已经与数百家的公立医院合作，来自莆田的从业人员达到十多万。
1998年，随着王海打假莆田系的事情爆发，感觉情况不妙的詹国团悄悄跑路到了海外躲避风头。
很多跟在詹国团屁股后面的“莆田系”也纷纷撤出，要么转型，要么等待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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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的几年，詹国团时刻关心着国内的局势，总觉得自己的事业远没到结束的时候，他也在等机会。
2002年，国内进行医疗事业改革，不再允许“院中院”的承包模式，改为支持民营医院发展。
同年5月，莆田人翁国亮创办一年的华夏医疗在香港联交所创业板上市。
詹国团看到国内新出台的政策很激动，再看见自己带出的老乡都已上市，他彻底坐不住了。
在此之前，他曾在欧美考察了一圈各国公立和私立医院的发展过程，意识到中国医疗产业距离国际水平还很远，国际化道路是早晚的事情。
2003年，39岁的詹国团以华侨的身份回国，投资10亿在嘉兴开办了一家名为新安国际的民营医院，再次开启了发展之路。
不过，许多莆田系大佬即便重归江湖开办民营医院，也是小心翼翼，不再像以往行事那么高调。
但是卷土重来的莆田系，能量依旧巨大到令人难以相信。
2005年，上海电视台有档著名的财经类节目《财经郎闲评》，财经评论家郎咸平本想发一期有关莆田系游医黑幕的揭露内容。
结果，就在即将播出的当晚，这档节目被突如其来的一个电话叫停。
这背后到底牵涉了多少利益方，又是什么人在保护着莆田系，至今没人敢说。
从游医到承包医院可以说是莆田系的1.0时代，跨入资本市场开办民营医院后，莆田系升级为2.0版本，配置高了，玩法也就多了。
2.0版的莆田系医院又有多赚钱呢？
在一家莆田系的民营医院，财务、人事、后勤都是莆田人。他们表面工资并不高，只有3000-5000元。但是他们大多享有一定的股份，年底拿到的分红几乎都能超过百万。
一个普通的莆田工作人员都能拿到上百万的分红，可想而知幕后的莆田系老板每年利润得有多丰厚。
在各类VC/PE等投资机构介入之后，莆田系的民营医院更是风声水起，继续在医疗甚至多个行业兴风作浪。
前面提到的翁国亮在莆田系并不算“带头大哥”，却非常有名。因为他是莆田系资本运作的鼻祖，旗下有两家上市公司，分别是“卖医”的华夏医疗和“卖药”的万嘉集团。
因此，翁国亮还作为优秀企业家成为各级政府和机构的“座上宾”。
看到资本入场后能够赚到更多的钱还能洗白身份，莆田系迫不及待地开启与资本的联姻之路。
2008年，鼎晖投资通过旗下基金投资了林玉明的和美医疗。
林玉明是莆田系四大家族林氏第二代，身为“后浪”的他对医学其实没啥兴趣，热衷的是资本和产业化。
2013年11月6日，华韩整形在新三板挂牌，被称为国内整形美容第一股。
华韩整形的创始人是林国良，也是最早开启国内医美产业的莆田人。
这些人以手里的各类医院资源进入资本市场套现后，或退居幕后，或直接转到其他产业，慢慢洗白自己的过往，套取更多的社会资源。
随着莆田系的逐渐壮大，医疗产业的大好前景也吸引了其他资本大佬的加入。
2014年，翁国亮联手新希望集团的刘永好、万通地产的冯仑以及泰康人寿的陈东升搞起了大健康产业，成立了中国医疗健康产业发展联盟。
第二年，华夏医疗的股东名单出现了刘永好家族和冯仑的名字，持股比例达到20.6%，仅次于董事长翁国亮。
冯仑曾夸赞翁国亮：“福建莆田一个村的小伙子，16 岁出来在电线杆上贴性病广告，现在带出 8000 人，在全国开出 8000 家民营医院”。
冯仑简简单单一句话就道出整个莆田系早期“发家致富”的秘诀和套路。
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全国80%以上的民营医院市场由莆田人创办和控制，如果加上相关产业，每年营业额超过3000亿。
甚至属于医疗高科技领域的遗传基因检测、试管婴儿艺术及智慧医院建设等领域都有莆田系的身影。
2018年11月，因为国内外122位科学家对深圳科学家贺建奎所宣称的“基因编辑婴儿”一事产生质疑和谴责，结果被人挖出涉事的深圳和美妇幼儿科医院正是莆田系的和美医疗旗下机构。
莆田系也再次被网友揪出来一顿臭骂，却让人发现“莆田系”三个字在中国早已不简单。
人们这才发现，“莆田系”已不仅指民营医疗产业，而是涵盖了鞋业、民营加油站、木材以及黄金珠宝等多个行业，有些正是之前一波“莆田游医”转型后所为。
事实上，在讲究宗族关系和投资的莆田，他们或多或少和从事医疗产业的莆田系都有着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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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除了“游医”，最著名的还有号称“让全世界穿上名牌”的莆田鞋业。
在90年代，由于耐克和阿迪达斯等运动品牌在莆田设有代工厂，这里出现了多家鞋业研发和出口商家，激发了当地运动鞋产业的发展。
从最早所谓“尾单”到明目张胆生产仿制名牌运动鞋，莆田成为国内最著名的“假鞋之都”。
“尾单”是指工厂代工时超出订单数的鞋，一般由厂家自行处理。电商出现后，有头脑的莆田人就把“尾单”挂在网上便宜卖，很快就供不应求。
于是有厂家或偷或贿赂品牌厂工人，拿到进口鞋的设计图样后直接仿制生产，大量高仿运动鞋假货应运而生。
整个莆田的制鞋人员高峰时超过20万，每年生产10亿双鞋。
莆田鞋造假厉害到一双最新款的运动鞋经过拆解仿制，数千万双仿款鞋一个月内就能出现在世界各地的每个角落。
网上有人戏称，10双假冒运动鞋，9双都是莆田鞋。
此话真假暂且不说，可这话说得没毛病。
“价廉物美”的莆田鞋风靡全世界，自然遭到了品牌和有关部门的联合打击。
只是面对庞大的需求市场，莆田鞋依旧是“野火烧不尽”的状态。
相比人尽皆知的“莆田鞋”，莆田系还有几项产业也做到了全国，却低调到少有人知，堪称“闷声发大财”。
九十年代末，部分因打假而被迫转型的莆田游医开始了一项新的投资——民营加油站。
此时恰好国内成品油零售市场开始放开，“双轨制”带来的高额利润吸引了众多莆田资本的加入。
中国商业联合会石油流通委员会曾有个统计，全国共有加油站10万家，其中民营加油站4万多家，约占总数的近一半。
这4万多家加油站中，有80%以上的加油站被莆田仙游人控制，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四川、河北和东北三省等地区。
要知道，开设一家最普通的加油站最少是500万，由此可见莆田系“油老板”的实力之强。
莆田还有两个镇，皆是因早年传统产业逐渐做到了行业霸主地位。
一个叫忠门镇，这里的木材帮几乎垄断了全国九成的木材行业。
忠门人早年做蒸笼，福建沙县小吃的蒸笼许多就是忠门镇出的。
因为做蒸笼，忠门人接触到了木材生意，并在改革开放后转入到需求量更大的建材和家具市场。看到木材贸易利润更大，忠门人纷纷投身到其中。
国内通过与当地林业相关部门合作购买砍伐和交易指标，国外则组队去亚洲、非洲以及澳洲等地开展伐木业务，然后再进口到国内贩卖。
忠门人以家族为单位渗透进国内的木材交易产业链达30多年，掌控着上游伐木和下游木材销售，控制了国内90%的木材贸易。
2020年，人口只有287万的莆田GDP达到了2643亿，增长率3.3%，远超许多内陆城市。
这还没算上走出去的莆田人所创造的财富。
此时，在之前一轮的扫黑风暴中，全国超过三分之一莆田系医院宣布倒闭，存活下来的也不再敢肆意妄为，相对谨慎了许多。
从人人喊打的“莆田游医”到资本运作的民营医院，如果说莆田系的出现一无是处，或许也不尽然。
莆田系旗下的民营医院，冲击了以往只能政府办医院的体制，加速了医疗产业的深化改革方向。
虽然是以盈利为目的，但是民营医院开创的导诊、微笑服务等人性化措施确实改善了公立医院原本僵硬、机械的医疗服务体系。
但是，莆田系的本质是为了赚钱，而且是不择手段地赚患者的钱，这与以救死扶伤为宗旨的医学事业完全背道而驰。
英国诗人罗·赫里克说过：罪恶本身并没有生命力，是丧失天良的人给了它蔓延的机会。
早期医疗市场的不规范和唯利是图的“帮凶”给了莆田系可趁之机，即便被资本洗白无数遍，他们依旧难逃自己的“原罪”。
那些开创了莆田系辉煌时代，也给无数患者家庭带去灾难的莆田系游商至今要么颐养天年，要么摇身一变成为高谈阔论的企业家，没一个被追责，更没有一个站出来反省过。
通过各种资本运作，曾经的莆田系已隐居在幕后。
但是，整个医疗产业至今有他们的影子，他们不是不见了，而是藏得更深了。
资本有底线，商业有道德，希望今天的莆田系真正能懂得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