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品牌你以为是中国的，其实却是外国的；有些品牌你以为是外国的，但却是中国的。”
比如双汇集团，打着河南农产品的旗号，实际上已经被美国高盛收购，变成了美国全资控股企业。
哈尔滨啤酒，虽然名字里有省会城市哈尔滨，但在2004年就已经被百威的母公司AB（安海斯-布希）收购，所占股权高逾99%。
最有趣的是中国平安。
把“中国”两个字直接明晃晃写进了名字，大股东却是个外资品牌。
中国平安可谓是金融界的“金字招牌”，有着令人羡慕的金融全牌照。
要知道，金融圈的牌照资质极难申请，在金融圈里能够拿下全牌照的公司可谓是凤毛麟角。
同为拥有全金融支付牌照的国家电网，光大集团和明天系等企业，无一不是背靠国资大树，核心管理层更是清一色光鲜亮丽的高学历背景。
然而作为一家以“中国”二字冠名的企业，中国平安的背后却有着不少的外资资本，创始人马明哲的发家史更是扑朔迷离。
中国平安到底是谁的平安？马明哲又如何从“一穷二白”到超级富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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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三马”企业家之一，和马化腾、马云齐名的马明哲行事颇为低调，对自己的发家史更是鲜少提及。
坐拥万亿商业帝国的马明哲，创业起点其实并不高，是一个初中学历的“打工仔”。
1955年年底出生在广东湛江一个普通家庭的马明哲，年幼丧父，为了家中生计，不得不在初中辍学早早打工养家。
为了生存，年纪轻轻的马明哲先后打了很多份杂工。
他先是成为水电厂的一名普通工人，随后又转行当了一名通讯联络员。
接着，从通讯部门调任到深圳蛇口工业区的劳动人事部门，也是在这里，心思活络的马明哲遇到了自己的命中贵人——招商局集团的常务副董事袁庚。
后者同时也是招商银行和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的创始人，“百年招商局第二次辉煌”的主要缔造者。
由于“会开车”，马明哲被选中担任袁庚的专职司机，同时兼任蛇口工业区劳动人事处车队的队长。
也正是这段劳务部门的工作经历，开启了马明哲的“保险大王”之路。
在劳务部门工作期间，马明哲发现工人的意外事故不仅带来身体伤害，也给工人产生了极大的经济负担。
马明哲想要成立一个专门负责员工伤病问题的类似工会的组织，让员工每个月交一笔工伤基金，通过均摊风险的方式让每个人都负担得少，却看得起病。
一方面能够为员工的伤病提供保障，无形之中吸引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另一方面工伤作为一种新的商业保险模式，能够将雇主责任险转变为工伤保险，避免雇主原来缴纳的保险金贬值，也帮助企业节约了一大笔费用。
马明哲关于工伤保险的商业雏形，获得了“伯乐”袁庚的支持。
1988年，中国平安在深圳蛇口应运而生，年仅33岁的马明哲“升任”平安的总经理一职。
在马明哲已经迈出财富自由之路的第一步时，24岁的马云刚刚从杭州师范学院外国语系英语专业毕业，马化腾则刚刚随家人从海南迁居到深圳。
两厢对比，可见马明哲的商业帝国的底盘之稳与攻势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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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虽然迈出了创业的第一步，但剩下的路并不好走。
与马云率领十八罗汉在湖畔花园创立阿里巴巴时的艰苦处境相同，中国平安创立初期，公司运营环境也是十分艰苦。
虽然顶着总经理的头衔，但实际上此时的中国平安只有十三位员工，由于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员工们只能缩在一间小房间里办公。
背负着商业化保险市场竞争的生存压力，平安早期的十三位员工通过“扫楼”进行保险地推可谓是家常便饭，因为公司名气较小，被嫌弃甚至质疑是骗子的情况更是时有发生。
而在外部环境上，外币保险业务、国际再保险业务、法定保险业务等均受限于政策，被排除在业务范围之外，困难重重。
好在马明哲早早获得了袁庚的支持。
在袁庚的推荐下，马明哲不仅获得了工商银行和招商局集团的全资注资，更是敲开保障基金的大门，成功拿下金融行业最重要的牌照。
背靠大树好乘凉。
凭借着央企背景，中国平安成立第一年的营业收入就高达418万元，营业利润更是达到了190万元。
不过，马明哲并不甘心只做一个背靠大树乘凉的人。
国资背景虽稳，但也有其弊端：一般来说，国有股东往往会向企业派驻董事，而此时市场化经济刚刚兴起，这一类董事的战略决策往往更多是出于政治仕途而非利润增长的目标。
此外，国资的管理层选任机制也相对非市场化，而这必然会导致决策者较为保守，这实质上制约着平安的长远发展。
意识到发展紧迫性的中国平安，加快了摆脱“国有”的步伐。
1992年，中国平安获得了全国性保险牌照，马明哲看到了平安转型的绝佳良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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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摘掉”中国平安基因里的国有资方，马明哲开始进行改革，为中国平安引入大量投资者，通过资方力量撬动更多的资源。
先是创立员工持股模式，成立员工风险基金，平安职工合股基金持股比例高达10%，成功将公司利益与员工利益绑定在一起。
然后又提出股权分散制，引入中国远洋集团和深圳财政局，在稀释工商银行和招商局股份的同时，更是获得了中国远洋旗下600多条船只的保单，每年增加18亿的保费收入。
要知道，平安保险在1989年的净资产也才不到1个亿，中国远洋的投资分量可见一斑。
营收涨上来了，下一步就是如何在扩大手中资金流的同时，进一步扩大盈利性。
马明哲把目光瞄向了经验丰富的国际资方。
在中国保险业起步阶段，同一时期美国等国家的保险公司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引入国际资方既能够以较少的股权换取大量的现金流，又可以借机学习国外公司的管理流程。
1993年，马明哲决定引入摩根士丹利和高盛作为战略投资者，而外资也确实为平安带来了新的战略变革。
在国内保险刚起步的时期，平安与产险界的很多公司一样，都秉承着承保亏损也没有关系，可以通过后期的投资弥补的观点。
然而外资方却指出根据国外保险业的经验，承保即亏损的保险公司往往“续航”能力堪忧，基本过十年左右就不见了。
也是借助外资方的启发，中国平安明确承保即应赚钱，在快速发展的同时盈利性也有所保障，夯实了企业的前期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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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02年，在高盛和摩根士丹利身上获益良多的平安即将上市。
在国际前沿投资方处受益匪浅的平安决定引入百年外资方汇丰，以10%的股权换来了6个亿美金的资本注入。
如果说摩根士丹利和高盛教会了平安如何“卖好保险”，那汇丰在某种意义上则是教会了平安如何“做好金融”。
汇丰入股之后开始指导平安规避内控等操作风险，建立寿、产、信托和证券的统一系统。
这奠定了平安在中国领先的金融地位，相比于国寿和太保，平安足足领先十年。
有趣的是，在外资纷纷看重中国平安这块香饽饽的同时，早已入股中国平安的招商局、工商银行和中国远洋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无奈”退场。
先是2000年，工商银行受限于国家禁止混业经营的政策，无奈将手中持有的全部中国平安股份，转让给深圳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到2002年，中国远洋由于航运市场低迷的原因，选择转让中国平安的股权。
而在中国平安的上市前夕，招商局的当家人秦晓也将手中持有的14.3%的中国平安的股权，以18亿人民币的价格转让给了北京宝华和北京源信行这两家自然人拥有的投资公司。
有趣的是，即使按照汇丰6个亿美金换10%股权的收购价格，秦晓转让出去的股份也价值逾70亿人民币，更遑论中国平安上市之后的增值收入。
工行受限于国家政策退出，远洋和招商局也纷纷退出平安，而随着平安的上市，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在平安的股权也被稀释摊薄至仅8%，而汇丰则是或接盘或增持股权提升至20%。
中国平安的资方终于不再“中国”，而是改由外资方接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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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生意场上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伴随着平安大赌注投资的房地产市场的下跌，外资们也是纷纷抛售手中的平安股份。
到今年年中，中国平安的市值仅7000余亿元，相较于2020年的高光时刻，中国平安的市值蒸发了近一万亿。
一万个“小目标”就这样没了。
深挖平安市值急剧蒸发的原因，平安市值腰斩与股东大规模套现的时间轴高度重合。
2020年开始，接盘汇丰手中股份的泰国企业卜蜂集团开始陆续减持，这也是中国平安市值从上涨到顶峰再到下跌的转折点。
大股东卜蜂集团忙着跑路，其他外资股东也紧随其后，摩根大通，贝莱德……都纷纷减持，就连持续13年投资中国平安的“老粉”李驰也进行了清仓。
中国平安可谓是被房地产市场坑得最惨的“地产金主”。
根据公开资料，中国平安持有中国金茂约14%的股份，碧桂园近8%的股份。
平安资管持有着旭辉地产6%的股份，平安人寿则是持有华夏幸福的25%的股份，加起来，平安集团算是半个房地产圈的“金主爸爸”。
单是一个华夏幸福，就坑了中国平安近400个“小目标”。
平安先是在2018年中斥资138亿跻身华夏幸福第二大股东，随后又投资243亿，然而却基本都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
中国平安的2021年财报显示，其与房地产相关的投资中，投资资产亏损了248亿，亏损幅度同比扩大高达7629%。
76倍的亏损幅度，也是没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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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的困境不止于房地产，保险等主营业务也受经济大环境和同业竞争的影响，惨遭滑铁卢。
公司没钱了，中国平安的保险代理人也和近段时间的互联网大厂、房企等员工一样“毕业”了。
仅2020年一年，平安“毕业”了近12万的寿险代理人。
到2021年，情况进一步恶化，近42万平安代理人离开公司，然而即使“毕业”了众多员工，归母净利润仍大幅下降，可见处境之艰。
在主营业务萎缩，地产投资蒸发的背景下，曾经视平安为“香饽饽”的外资方们如今纷纷抛售平安也就不足为奇。
业绩下滑，市值缩水。
外忧内患之下，脱离了“中国”的平安，外资们也是纷纷“反水”。
即使是经历了过去10年最差的2021年，“毕业”了59万保险代理人，2022年的中国平安也依然未能扭转其颓势。
今年上半年，平安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均再次下降。
中国平安已然到了调整经营策略的岔路口。
是坚持继续引入外资，学习“国际化”的经营策略，还是回归中国资方的怀抱，让中国平安重返“中国”？
2022年跌落万亿市值的“神坛”之后，中国平安仍在原地徘徊，但留给马明哲的时间已然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