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梁静怡，头图来自：阿布
15头大象“离家出走”，目前，除一头离群孤象被送回故乡外，还有14头仍在玉溪徘徊。外界的视线聚焦到它们离开的地方，遥远而美丽的西双版纳，那里的云总是很低，澜沧江水穿城而过，浩浩荡荡——“澜沧”一词在傣族语中，就是百万大象的意思。
在当地，人象冲突由来已久，在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面前，人们似乎无法交出一张两全其美的答卷。我们走访村庄，穿越雨林，希望寻得一个破局的答案。
生死自负
云低，犬吠，风热。远处的苞谷刚开始抽穗，和橡胶叶一起低语。 采访进行不下去了。
6月18日下午，坐在我旁边的是西双版纳勐腊县管护局副局长陈萌，他51岁，皮肤黝黑。我们本来要一起去勐腊乡下见大象地面监测员，可在一条宽不足10米、名叫“九分场”的乡间小道上，被拦了下来——前方草丛里有11头象。于是，我们就近坐在石头上聊天。
下午5点左右，陈萌的电话响了。不到一分钟，他挂掉电话，面露难色，转达领导指示，“要你们单位提供一个（带公章的）人身安全保证书。”内容是，出现生死安全问题，与当地政府无关。
我能理解他的难处，很多年前，当地曾有记者遭大象攻击而死。据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亚洲象研究专家张立统计，2019年，大象在分布区引起14人死亡。可我一时拿不到公章，场面有点尴尬。
一头大象打破了尴尬，它从草丛冲了出来。像所有人一样，陈萌和我立即撒腿就跑。那一刻，众生平等，不管你是局长、记者、村民、是男是女，面对大象，第一反应都是“跑”。
一只不明所以的黄狗汪汪直叫。陈萌怕把大象吸引过来，“嘘，哪家的狗，别让它叫！”待场面稍微缓和，我们轻踮脚步，悄悄绕进旁边一座居民平房，爬上蓄水池，近观距离不到30米的大象。树叶荫蔽之下，大象的皮肤呈灰棕色，背部宽广。另一头象，用头撞击着平房的钢铁门，“砰！砰！”。
这于我而言的惊险半小时，已然成为了西双版纳乡民与大象相处的日常。据西双版纳州国家级保护区管护局统计，当地约300多头亚洲象，已有约三分之二都走出了保护区，散落在人们生活的乡镇。西双版纳景洪市管护局副局长查伟忿忿又无奈，他管辖下的景洪市景讷乡并非在保护区内，但大象常来“做客”，“给面子的话，40多头，不给面子，80多头。”
6月25日，象群格外“不给面子”地来访了。在景讷乡600多平方公里的地界内，80多头大象徘徊。
当天零点22分，景讷乡弯山角村，月色皎洁。国有林小道静谧幽深，我正跟随无人机大象监测员蔡明飞夫妇开车前往下一个村庄监象。又是一个电话。对方寥寥几句，蔡明飞一脚刹车，降下车速。原来，就在刚刚，村里的智能广播响起，提醒大象正在靠近村庄。蔡明飞在村里的朋友听到预警，估算他正往这条路上开，提醒他别和象撞上了。
我们恰恰和象不期而遇。两头小公象刚穿过马路进入草丛，在蔡明飞妻子手电筒的照耀下，小象白得像玉，悠哉自若。我们小心地缓慢驶过，连说话的声音都变得轻柔许多。
这套预警系统从2019年11月开始建设，迄今，已有579台红外相机、181套智能广播分布在西双版纳12个乡镇、38个村委会、115个村小组。约四米高的红外相机拍到大象照片，传输到云平台服务中心，经过物种识别确定为亚洲象后，形成预警信息发布，整个过程仅需12秒。
系统虽智能，也只能起到提醒作用，无法限制大象的行踪。“我们现在累积的预警数量是5362次，影像数据是114万张照片。”6月11日，西双版纳州管护局科研所工程师谭栩吉说。这意味着，不到两年，人类生活的边界已被大象踏入5362次。
大象进村已属寻常，但这个夏天，15头大象“放飞自我”，离乡远行。这次，他们不再安心于只在保护区附近徘徊，而是离开西双版纳，一路北上。它们浩浩荡荡500公里，途径普洱、玉溪、红河州，靠近昆明。直到8月，尚未归来。
因为其中一头象的鼻子偏短，这群象被人们亲昵地称为“断鼻家族”。他们的行踪牵动人心。为了拍到大象，一家媒体的记者在山林里住了三天两夜，一出山直奔澡堂。直播博主们也闻风而动，见不到象，他们甚至沿路直播大象留下的粪便。当象群进入玉溪，几家当地媒体迫不及待地发起给大象取名的公众活动，活动页面写道：“特别强调的是，15头大象须以‘玉’为姓。”
7月7日，脱离北移象群独自活动32天的独象被麻醉送回版纳，回归山林。而其他的大象还在玉溪继续游荡。
“怎么听不到鸟叫？”
西双版纳，一座关于大象的王国。
我在西双版纳找到无数头“象”。首府景洪市的市中心，告庄西双景的大门外，两头雕塑白象盛装而立；街头的出租车上，贴着一头憨态可掬的小象；澜沧江水滚滚流淌穿城而过，而“澜沧”在傣语中，是百万大象的意思。
走在街头，总有穿着白衬衫的房产中介热情招呼，“看房吗？25万一套。”印着芭蕉叶的蓝绿色传单上，字里行间描述对美好生活的想象，“雨林度假”“神奇乐土”“旅居天堂”。一只灰色的大象也出现在传单上，成为必不可少的卖点。
刚到版纳的我，也曾为此心动，面朝雨林，四季如夏。可一位当地人泼了一盆冷水，甩出一句，“主城周围哪有什么雨林？全是橡胶林。”
从飞机上俯瞰版纳，山峦层叠，满眼葱绿。然而，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秘书长张锡炎告诉我，其实触目可见很多都是橡胶林。若在12月份前后到三月底四月初，橡胶林叶落枯黄，山上大片斑秃，和恒久常绿的雨林，形成鲜明对比。
47岁的张锡炎总是穿件印着小象的白T恤。他带着远道而来的朋友爬上村庄房顶，分享分辨雨林和橡胶林的方法。“一层一层有规则摞上去的是橡胶林，”他用手划过眼前的一大片，然后指着远处那一小撮，“一簇杂乱的是雨林”。
近年来，西双版纳橡胶林的数量不断增长，据《消费日报》报道，2021年西双版纳橡胶林面积达447万亩。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的一篇论文中引用的数据则更为严峻，中科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2007 年发表的报告显示，2000 年以来, 西双版纳新造橡胶林达300万亩，全州橡胶林面积从1988年的116万亩增加到615万亩。
橡胶林的膨胀，蚕食了雨林的面积。有数据显示，2000年到2018年，西双版纳全州亚洲象适宜栖息地（乔木林和灌木林）面积减少了40.68%，变成了农田、茶地和橡胶林。
而雨林是大象生活的家园。一头成年亚洲象身高2.5米，长6米左右，四肢粗壮，体重4到5吨。庞大的体重让一头亚洲象每天要进食160到240千克，它们喜欢吃雨林里的嫩枝、树叶和茎秆，一天消耗60千克水，还需要在森林的小水塘里吸取无机养分。
“它们最喜欢的栖息环境是900米以下的雨林山沟、原始森林”，西双版纳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所工程师王巧燕说。而900米以下，恰恰和橡胶林种植的适宜海拔重叠。橡胶林被称为“绿色荒漠”、“抽水机”，“基本没（大象的）食物”，也不适宜大象栖息。张锡炎曾经带一个朋友进入橡胶林，对方问，“怎么听不到鸟叫啊？”
上千亩森林被大火吞噬，山顶冒着浓烟。这幅发生在2005年的画面一直留在阿明脑海里，他是西双版纳基诺山巴飘寨的村民。
阿明记得，2005年后，胶价上涨，整个村寨58户没有一户不种橡胶，村干部带头放火烧山，开辟了2000多亩橡胶林。按照生长规律，橡胶本该种在海拔900米以下，可盲目扩张下，900米以上的地方也能看到大量种植的橡胶林，有的地方甚至种到了山顶。
这样的情况不止在基诺山，也发生在西双版纳各个角落。绿色和平的潘文婧当时在保护区旁的村寨走访，调查大象和人相处的情况。那里原本都是森林，等她两个月后重访，山已经变得光秃秃的，“大象也不去了”。
在这次大象出走事件中，橡胶林的扩张被认为是“赶走”大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实际上，这种人与大象竞争栖息地的情况，早已是历史的重演。
历史学家伊懋可在《大象的退却》一书中写道，4000年前，大象曾出现在北京附近。可随着人口增加，“农民和大象对栖息地直接争夺”。在冲突中，大象以每年1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中原大地消失，18世纪后，只留存在云南西南。
尽管如此，几十年前，亚洲象在云南尚有喘息之隙。西双版纳在上世纪50年代才有20万人口，地广人稀，“人和象冲突并不明显。”云南大学教授、生态人类学家尹绍亭说。可随着橡胶移民，人口增长，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整个版纳常住人口有130万人口，人口密度是上世纪50年代的6倍。
与此同时，大象数量也在增长，从1970年代的100头左右，到目前的300多头。“环境的压力和资源承载力完全不同，”尹绍亭说，“人与环境、人与地的关系，不断变迁，出现压力、紧张、失衡，不断调试，大象是被动地适应着环境。”因此，人象冲突愈演愈烈。
“我们一直是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
人象冲突之际，来自远方对版纳种橡胶破坏大象栖息地的指责，像小刀片一样飞向这座边陲小城。6月16日，我把橡胶林的问题抛给州林草局局长朱洪进，他回答：“我们一定要历史的、客观的、科学的、发展的看待这些问题。”
橡胶也被称作“流泪的树”，最初只能在赤道南北纬10度之间的热带地区生产。它和钢铁、石油、煤炭并列为现代社会四大工业原料，被民用、军用工业大量需要。“美帝国主义对我进行经济封锁，”由中国农业部农垦局编写的《中国天然橡胶五十年》记载道，1951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第100次会议中宣布，“为保证国防及工业建设的需要，必须争取橡胶自给。”
西双版纳的气候条件适宜种橡胶。在1958到1960短短两年，滇南、滇西南接收湖南支边青年和省内橡胶移民达6万多人，版纳景洪市国有橡胶林农场猛增到90个。
当地一位30岁左右的女士告诉我，她的爷爷就是其中一位“橡胶移民”。他上世纪60年代从湖南迁到版纳种橡胶，从此留在这里。她的父亲当年才十几岁，这些年来对版纳是又爱又恨。与那些留在湖南的表兄弟相比，“到这么偏远的边疆，发展是差了很多，他恨这个，”她说，“爱呢，他把自己一生、孩子的一生都献在这里了”。
“为了发展橡胶事业，我们西双版纳也是做出了贡献的。”朱洪进说。
改革开放后，为了帮助当地脱贫，政府继续发展民营种植橡胶。巴飘寨村民阿明曾经历过极度贫穷的时光，“一年吃一顿肉，1块8一包的春城烟都买不起”。“版纳是边远（少数）民族地区，又是山区，交通基础设施、信息、市场都是闭塞的，过去其实我们是落后的。”朱洪进解释。
橡胶成为了当地发展经济的抓手。西双版纳景洪市原市委员秘书长刀博文记得，80年代老百姓领橡胶苗都不用钱，“国家又鼓励，大家都热情高涨的”。
43岁的阿明也拥有一片橡胶林。种上橡胶以后，他换上了皮卡，前两年还新建了两层的木质小楼，一窝燕子在他新房的屋檐下叽叽喳喳。6月14日晚，他炖了一大块五花肉，配上鲜嫩的韭菜和刚采的鸡枞菌，香气四溢。吃肉不再是奢侈，阿明想象不到再回到十几年前没有橡胶的日子。
不过，胶价并不稳定，2005年橡胶价格开始疯涨，后来最高时期每公斤可达30多元。可2018年前后，胶价一度跌到每公斤6、7元，去年稍涨了点，但也只到9元。阿明家去年一年割胶只能收入3万元。
为了这并不稳定的收入，胶民要付出很多辛劳。6月14日，我住进阿明家，第二天跟着阿明以及他的妻子先则进山割胶。平常，夫妻俩总是9点多睡，次日凌晨2点起。凌晨3点，我们换上胶鞋，坐上皮卡，伴着阴凉的山风，出了巴飘寨门左拐，摇晃地往林子里前行。
一路寂静，我们到达山的东面，前面就是橡胶地了。虽然点着蚊香，可蚊子还是集群地往我的脸上糊，先则却像没感觉到，只是专心地割胶。
在树干距离地面1.5米高处上挂一个瓷碗，先则熟练地先抽出一条干胶，用刀顺着划痕的方向往上割一圈，白色的胶水迅速凝结，滴落在瓷碗里。她动作熟练，割一棵只要10秒，一排割完，我们扒开杂草丛，往下走割下一排。橡胶林里黑暗寂静，只听见猫头鹰的声音。
大约割了两小时，雨声渐渐逼近，先则有点懊恼，“阿明估计要怪我了”。出发前他们有过争执，阿明听到了变色龙的声音，觉得会下雨不愿上山，但先则觉得不会，“多割一天，就多一天的钱”。
山路泥泞，我们全身湿透才爬到车里，都冻得够呛。阿明发动车子，可车轮空转，烂泥横飞，只能等天亮雨停了再走。今年的雨季来得早，从5月到8月，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一场大雨，就意味着我们今晚割的所有橡胶，都会被雨水冲走，分文无收，本来熬夜一晚，“可以赚200的”。
车里，阿明点了一根烟，小火苗在黑暗中闪烁，他和先则都很沉默。雨水敲打着车窗。我问先则，种橡胶这么累，熬了一夜，一分钱都没有，会觉得委屈吗？
“不委屈，我们一直是靠这个来维持生活的。”她说。
任由外界热火朝天地讨论，当地人顾不上理会，为生活而忙碌着。我了解到，附近温泉村发生过一起因割胶而被大象伤害的命案。这是一个悲伤往复的故事，大象因橡胶失去栖息地，而胶民因大象而死。
我去温泉村走访此事的第二天，温泉村小组长杨则汉特意打来电话：“记者，你能不能到中央反映，因为大象我们大半年割不了胶，完全没有收入。”
山里白花盛开的时候
人类学学者王希言认为，动物可以成为哨兵，发出信号，“环境破坏并不仅仅意味着某一区域内栖息地的破坏或物种的灭绝，还关系到更广泛的地区和族群，这当然包括人类本身。”这次的大象也是如此，它们似乎以“出走”之姿发出警告，它们栖息地的失落，同样对人自身产生影响。
6月的西双版纳正值雨季，我出门总得备着伞，一场酣畅的雨后，我脱口而出，“版纳真的很湿润宜居啊”。可同行的当地人立刻纠正：“你能想象，版纳是一座缺水的城市吗？”
曾经的西双版纳被称为“热带雾都”，在旱季，浓雾弥漫在乡间小道，行人走过，遍身水珠，这样的浓雾来自雨林涵养的水分，滋养着大地。1954年，在版纳景洪，一年雾日能达184天，但近年来，雾日显著减少，甚至出现过水库干涸的情况。
气候的变化，橡胶林难辞其咎。“大规模毁林种胶破坏了天然林涵养水源、防风固沙、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功能，”云南大学西南环境史研究所教授周琼在论文中写道，“（这）成为西南及东南亚长期大旱的深层原因。”
缺水的征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已经凸显，当时阿明家附近有一个村寨，开始种橡胶后，“村子都没水喝了”。因此，当阿明所在的巴飘寨也想种橡胶时，村里老人们并不同意。可当胶价上涨，金钱的诱惑袭涌而来，老人们也挡不住了。
橡胶改变了当地生态环境的同时，也冲击着人们的观念。巴飘老寨本有两棵大榕树，被供奉为神树。过去，山民们信奉“山有主、树有魂”，可财富让神灵退却，年轻一代把其中一棵砍掉卖了，腾出地方种橡胶。吊诡的是，不久以后，村里就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山体滑坡，千百年来从未出现过。
“我们种橡胶把对自然崇拜最典型的东西摧毁放弃了，年轻人以后就不知道神林是什么东西，为什么要有神林，我们对自然的态度应该是怎么样。”尹绍亭说。
2013年，张锡炎问一位基诺山的小伙子，“你觉得你们最值钱的是什么？”对方答，“橡胶、茶叶，如果还能砍的话，森林里的大树砍下来卖钱。”
小伙子的父亲是基诺族文化传承人。原本山地民族的文化是在雨林中孕育的，和自然息息相关，你问山民什么时候出生，他会告诉你“山里白花盛开的时候”；打铁节、新米节都是雨林里最真实的呼吸。可小伙子却是在橡胶林长大，所有的时间被橡胶林规训，那些浪漫而富有诗意的节日，变成了何时“出胶”“割胶”。那些奶奶辈会唱的古老歌谣，到了年轻人一代，很多都不会唱了。
在版纳，我一度沉迷于当地酸酸辣辣的蘸酱“喃咪”，是傣族老妈妈用多种当地特色香料制成，黄瓜、小茄子、青涩的芒果蘸上“喃咪”一嚼，味蕾在唇齿间如烟花般迸发。但当地人告诉我，很多香料越来越难找了，因为它们只生长在雨林，而雨林已变成橡胶林了。
因为肩颈疼痛，我还去寻访了一位傣医，他用一种紫红色的药水往我肩上一喷，然后吹气念一连串我听不懂的语言。我问药水是用什么制作的，他不屑于解释，“跟你说了你也不懂，”他每个月都会进山里住一段时间采草药，可很多草药和香料也是一样的命运，“反正找不到了。”
尹绍亭非常痛心，“橡胶是外来工业化的种植园经济，我们的文化是在传统农耕的基础上建立的，跟它是不相容的。”他说，“假如几十年以后，我们不再种植橡胶，森林恢复再生，但是我们的山地文化怎么恢复？怎么再生？难了。”
从巴飘老寨的山上下来，版纳的云总是很低。沈从文1938年写《云南看云》，“尤以天时晴明的黄昏前后，光景异常动人。完全是水墨画，笔调超脱而大胆。”我觉得，自己和沈从文似乎在看同一片云。可他笔锋一转，“在这美丽天空下……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深一层的认识。”
70多年后，我们好像又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经济刺激渗入大山，人们经历不适和惶恐。早种上胶的山民成为先富起来的那一批，当地人李红军记得，当时每到晚上，那些家里富起来的小孩儿，衣服口袋塞着一沓一沓的红色钞票，开着摩托车飙车，从山上一冲而下，“夸张到你不让我买单，就是看不起我。”
“原来人与环境、社会是一个非常兼容的体系，（可现在）最根本的价值观改变了，”尹绍亭说，“现在很大程度上变成是金钱观，我们追求的是金钱，金钱多少成为我们的幸福、判断成功的指数。”
我在版纳参加酒局，对方告诉我“喜欢喝就喝，喝了就为了高兴，劝酒费酒”。他聊起，版纳原本并没有劝酒文化，但后来要谈橡胶生意，为了拿下订单总是被劝酒，慢慢劝酒文化也影响了版纳。走在告庄夜市，做生意的东北口音四起。一位当地人问：“版纳会不会变成第二个三亚？”
两难
当地也考虑过发展除了橡胶以外的其他产业，但却面临两难困境。在被大象追前，勐腊县管护局副局长陈萌正和我说起自己的无奈，“我们勐腊县土地面积 （约）1029万亩，但是森林就占到800多万亩。”他犯难，“我要招商引资搞一个开发区、工业园区是不是要土地？随便什么地一看都是国有林、都是保护区，不能动。”
因为财政没钱，整个勐腊县只有14名野象监测员，有三个乡镇没有监测员，大象来的时候只能从别的村紧急借调，因为当地没钱请更多的监测员，发不出工资。
15头大象出走后，看到共派出了600人的队伍去前方监测大象，景洪市管护局副局长查伟不理解，“我们这儿，两个人，看9群（大象）。”
大象在乡镇横冲直撞，造成损失。“版纳有老百姓就说，保护大象你拿去保护，为什么你大城市不拿走，你放在我这儿，我这庄稼损失你赔我吗？外界大家都看象，象多可爱啊，它进你家去试试？”张锡炎说道。
“不要一味指责版纳的人怎么怎么样，版纳的老百姓也想环境好，（但）他也要发展，不种这个（橡胶）他吃什么，他啃叶子去啊？”张锡炎说。尹绍亭为当地人感到委屈，不能因为大象“萌得可爱，憨态可掬”，就对当地老百姓“生存、愿望和发展毫不关心”。
版纳景洪市林草局的绿色大楼外，粘贴着几个大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张锡炎不想去批评那位说山里最值钱的就是橡胶的基诺族小伙子，他感慨，“绿水青山真的是值钱的，可光讲道理是没用的，你得想办法帮他变成钱。”
事实上，当地政府和民间力量已做出这样的尝试。2010年，在西双版纳州委州政府主导下，西双版纳州热带雨林保护基金会成立。基金会从2017年开始筹划“雨林修复”项目，引导村民退出自家不适宜种植橡胶、茶叶等单一经济作物的高海拔地块，改种其他经济性树种。为此，基金会设计了一个雨林生态财富模式，通过管理费补偿农户生计，同时发展旅游产品和农产品销售，几十年后待树成材，可申请合法砍伐，也可贷款。
阿明就是加入“退胶还林”的其中一户。他把老寨那些不出胶的橡胶林都砍了，和基金会签订了10年植树管理合同，免费领取像小叶紫檀、山桂花这样的经济性树苗，他来负责养护。每年每棵树苗阿明会收到基金会10元的管理费，第一年领到钱时，他高兴得把钱撒得满地都是。截至2020年底，基金会已推进了三年的雨林修复项目，共种植了2万余棵树，修复面积约323亩。
可这样的模式并非一帆风顺。张锡炎说，去年，基诺山么卓村的村长联系到基金会，50多户村民打算拿出600亩橡胶林退胶还林，张锡炎谈了好几次，快要谈定时，10月底，橡胶突然涨价，村民反悔了。“若是顺利，这片林子本可连上万亩的天然林。”张锡炎有点遗憾。
往年，基金会发放的树苗由西双版纳林草局免费提供。一棵苗根据品种和大小不同，少则十几二十元，多则几十上百元，每年单是树苗就耗资将近百万元。可是今年，“由于云南省为期五年的经济林木推广项目结束，进入验收阶段，版纳林草局没有了这笔预算，今年暂时没有免费树苗给我们，”张锡炎在“小象计划”公众号中写道，“基金会必须得自已想办法解决。”
在一场“各怀心事”的饭局上，州林草局局长朱洪进和张锡炎曾经深聊。朱洪进也想推进热带雨林修复示范工作，缺钱，听说对方是个基金会，“我以为从他们那里可以挖点钱。”可聊了不一会儿，张锡炎说资金不够，朱洪进才发现，原来对方也想找他要钱，“我一听说都是没钱的，”算了算了，朱洪进心凉了一半，“要靠政府拿钱、拿资金，说个老实话，我们地方政府太穷了。”
在勐腊，6月18日，我临时参加了一个上级部门组织的、几十人的媒体团，当地林草局在农家乐招待了一顿饭。
2020年，勐腊县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2777元，平均每月1064.75元。我们这顿饭由勐腊县林草局买单，六桌共计1500元左右，相当于当地人一个多月的平均工资。我有些愧疚。
朱洪进说，大象出走后，总有人问他，局长，你怎么老不去把北上的15头大象领回来？他开玩笑地回答说，“我派出去的，（它们）帮我们要项目资金去的。”
丛林的智慧
上世纪80年代以前，西双版纳州自然保护区内有100多个自然村，2000多户山民，日常生产主要是刀耕火种。人们在森林里将树木焚烧后形成肥料投入土地，种植农作物获取食粮，时而轮歇迁移。
后来，“刀耕火种”被外界认为是“原始社会的生产力”，是“落后、愚昧”的象征，逐渐被淘汰，原住民也被要求陆续迁出保护区。
几十年过去了，人们慢慢发现，传统的刀耕火种，能够促进林下草本和幼树的生长，这恰恰是大象喜欢的食物。原住民搬迁出后，保护区森林覆盖率一路狂飙，从上世纪80年代的88%，到了如今的93%。“森林郁闭度大了，林下草本禾本科长势不旺，间接导致大象食物减少。”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所工程师王巧燕说。这也是外界猜测大象不断离开保护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保护区本身也显示出局限性。人们本来以为设立保护区是给大象划定了一片“生活区”，然而，这些年来，这种想法则愈发显示出是一种一厢情愿。大象并不知道人类已经给他们的生活划定边界，他们频繁地走出保护区，踏足周边人类居住区。“具体它是怎么想的，无法跟它沟通，我们也不知道。”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学研究所所长郭贤明说。
外来者总是不自觉地以俯视的姿态来打量雨林，用所谓的“先进”标准去衡量和评判着。然而，实践却证明，不尊重丛林的智慧，总是要付出代价。“我们都需要不断地学习，适应，不断地纠正我们过去的错误，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尹绍亭说。
在云南采访的同期，我的一位同事去了安徽安庆，探访一座荒废的动物园。她看见一个特别大的露天鸟笼，挂着的牌写着“百鸟争鸣”，当年里面圈养了很多种鸟。可动物园管理混乱，鸟儿死的死伤的伤。可如今动物园废弃后，反而很多鸟儿飞了过来，在长得比笼子还高的荒草间飞舞、鸣叫，实现了真正的“百鸟争鸣”。还有不少新植物冒出来，野猪、松鼠、黄鼠狼不时出没，“动物们已经不再是被圈养在一个笼子里面让人观赏了，自然已经形成了某种新的秩序。”
版纳的六月依旧游人如织，大金塔下，穿着傣族盛装的姑娘们笑意盎然。当地有走入雨林的活动，这本是体验雨林的最好机会，可不少从一线城市来的游客却并不想真正走进过当地人的生活，而只是“打卡”式旅游。他们甚至要求，能否让山民背着桌子进山，“雨林里铺上白桌布，戴上白手套，然后在那里以雨林为背景，进行一场野奢的享受。”一位旅游从业者说。
6月26日，我跟着基诺族的猎人进入基诺山。林荫层叠，泥土松软，青苔附于石壁，我们溯溪而上。雨林重新定义了“强大”和“弱小”。几个人手拉手怀抱不住的大树，经过雷击雨蚀和藤蔓缠绕，会枯残倒下，依然倔强昂着头的，是从树缝中钻出来的菌菇，和看似弱不经风的小草。
行走久了口渴，猎人随机砍下野芭蕉，剥开芭蕉芯，溢出满腔清甜，这也是大象最爱吃的食物之一。此刻，我们和大象，都平等地受到雨林的滋养。“我们经常把丛林法则等同于弱肉强食，”张锡炎说，“可真正的丛林法则，是相互依存而共生。”
我们从大城市来，看似离文明很近，却离自然很远。下雨了，我感到寸步难行，但猎人却能独自一人在雨林待上十几天。以前他们进山打猎，打到野猪，一定会和其他猎人分食，然后彼此帮衬着走出山林。
“我们本就是林子里出来的去了毛的猴子，你所有的自大、傲慢、无知，其实都是自己给自己强加的。”张锡炎说。可山民们却对自然有着最朴素的生态观，山有灵，树有魂，要敬畏和互助。
有一次，张锡炎在河边喝酒，听到一个在版纳居住了20年的外地人感叹，版纳现在环境越来越差。张锡炎反问，“你来这儿20多年，你为这个城市变得更好，或者不让它变得更差，你做了什么？”面对外界对版纳的指责，张锡炎也想问，“你为大象和雨林做过什么？”
北上的大象还在远方。朱洪进想好了，若是归来，要给大象“表彰，记一等功”，因为是大象让大家关注到西双版纳，“要举行一个盛大的欢迎仪式，欢迎我们的同志回家。”
6月18日那天，半小时后，追我和陈萌的象群向深山行去，危机终于解除。九分场路重新畅通，附近勐满岔河小学的学生放学了，戴着红领巾，背着书包，三三两两地回家。
夜风轻柔。我和无人机监象员蔡明飞在景讷乡的黄草岭水库监象。我们在水库这头，象群在山那头。相距400多米，我们只能通过红外相机看它们。我问蔡明飞，你对大象是什么感情？他回答：“很奇妙，但我说不出来。”
那是一群从水里出浴的象，原本有十二头，可就在前几天有一头小象出生了，正在玩泥巴撒娇，是象群里的第十三头。蔡明飞想给小象起个小名，他知道我姓梁，转过头：“要不，叫梁十三吧？”
那一刻，我好像明白了蔡明飞与大象那种奇妙又说不出的感觉。我并不拥有它，但却和它产生了某种联结，我希望它健康成长。我们在这个世界共生，都对雨林怀有某种乡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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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GQ报道（ID：GQREPORT），作者：梁静怡，原文刊载于《智族GQ》八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