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5点，程英终于登录上了西城区义务教育招生（小学入学）服务系统。此前，她已经不停歇地尝试了三个小时。
2021年7月2日一大早，程英接到自家房子对应的五路通小学的电话，通知她该校已无招生名额，让她下午4点登录招生系统，为即将上小学的孩子填报调剂志愿。
图|西城区义务教育招生服务系统程英并不紧张。她所在的德胜学区，即便在北京的教育高地西城区也堪称翘楚，学区内的几所小学都是“牛小”。
孩子上不了五路通小学，按照就近入学原则，调剂到片区内任何一所邻近的学校，都能满足程英对教育质量的要求。
从下午2点开始，程英一遍遍刷新招生系统的登录页面，尽管知道系统要等到4点才开放，她也希望能早点看到备选的调剂学校。
直到4点半，系统开放半小时后，程英也没挤进去，与她同时，还有许多家长挤着想登录网页。
一位同样在关注孩子入学事宜的邻居这时打来电话，对方告诉程英，自己听说在2020年7月31日后购买德胜学区房的家庭的孩子，都被踢出了德胜学区，可供调剂的学校都是相邻学区的“渣小”。
5点，程英终于进入系统。如邻居所言，德胜学区的所有小学都没有多校划片的招生计划，她发现供选择的调剂选项，都在别的学区。程英迅速浏览备选的6所小学，都是她从未关注过的不知名学校。
程英无法思考，呆呆地对着屏幕，不甘又委屈，像一台因为加载过量而宕机的电脑，显示给外界的是一片空白。
第二天一早，程英强打精神赶往西城区教委，想去打听事情是否有转圜的可能。教委门口已经聚集了五六个满面忧色的家长，程英一问，大家都是“731政策”的波及者。他们都没有料到，今年的政策执行会如此严厉。
“731政策”，是指西城区教委去年4月发布的文件，规定自2020年7月31日后法定监护人在西城区取得房屋所有权证书的家庭，适龄儿童申请入小学时，不再对应登记入学划片学校，全部以多校划片方式在学区或相邻学区内入学。程英购买的学区房是在今年5月办理完的过户手续，根据这一政策，她的房子不再对应某一所小学，而是对应多所小学。
程英去年12月动了买西城区学区房的念头，当时她反复打听，得知此前买房落户德胜学区的家庭的孩子，哪怕房子原本对应的小学无法录取，也进入了德胜学区内的其他小学。她还了解了东城区和海淀区的情况，这两个区两年前已实施类似政策，规定2019年1月1日后在本区落户的执行多校划片。
今年6月，各区小学报名结束，程英根据某公号发布的数据计算了一番，认为德胜学区的招生总量足够囊括报名人数，甚至还有富余。她更放心了。
直到那个下午之前，程英都相信自家孩子在德胜学区内上学已是板上钉钉的事情。
教委门口的家长越来越多，到上午10点，已经聚集了100多人。有家长捧着写给教委的公开信流泪，其他家长相互倾诉，彼此提供安慰和支持。在谈话中程英发现，很多家长和自己一样不是本地人，靠考大学、工作在北京立足成为“京一代”，收入也只算得上中产。过去十几二十年间，他们依靠日积跬步的毅力和繁琐的换房迭代，再背上一身债务，才买下一套学区房，只为了让孩子进入心仪学校就读。
当下，仅靠个人努力进入名校变得越来越难。2017年，北京高考状元熊轩昂接受采访时透露了自己的家庭背景：父母都是外交官，从小就为自己营造了很好的家庭氛围。状元的下一句话戳中了更多人：现在的状元都是家里又好又厉害的。这样优秀的孩子，是全家人财力与精力培养的结果。而他们获得的资源和财力，大部分同龄人的家庭无法企及。
教育变成一场接力赛，一代人的终点就是下一代人的起点。不愿让孩子落后的家长们，只能倾尽全力，尽力给孩子提供一个不错的起点。很多家庭积累的过程如燕子衔泥筑巢，缓慢而艰难，甚至血泪相和，但崩塌只在一瞬间。
始终没有工作人员出面，中午12点有家长打算转而去市政府，程英也跟在后面。她不知道会不会有用，但她必须做点什么，否则负疚感会把她淹没。
从知道孩子要被调剂到别的学区时起，负疚感就一直紧紧缠着程英。前一天晚上九点半，那位邻居接到程英的电话。那一头，程英说了一句，我对不起孩子，紧接着，邻居听到她压抑的哭声。
程英一直记得半个月多前，6月12日，她去五路通小学交孩子的报名材料那天。那是她第一次走进这所远近闻名的学校。当时她以为，儿子多半会在这里度过六年的小学生涯。
五路通小学位于西城区德外大街什坊街，有60多年的办学历史。典雅的教学楼，平整的塑胶跑道，走廊陈列着动物标本和名人画像，还有专门的棒球场和形体教室，这些画面构成了程英对未来孩子入读这所名校的想象。想象孩子在这样美好的环境中学习的情景，程英激动得流下眼泪。她甚至想到了“传承”这个词，觉得自己第一次体会到它的重量：它意味着一代比一代更好。
毕竟，这样的求学条件，是幼时的程英做梦也梦不到的。
图|五路通小学程英1981年出生在山西运城农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有1个哥哥和3个姐姐。在程英的记忆里，父亲只看重身为长女的大姐和唯一的儿子哥哥，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其他3个女儿的学习并不上心。程英上的村办小学里也没有人督促她念书，老师们上课就是照着课本念，不时还会念错字，从不留家庭作业。
到镇上读中学后，程英的成绩有了起色，但囿于学校的整体教学水平，第一次高考，她没有达到大专院校的分数线。程英不灰心，父亲告诉过她，当地从没有过一举考上大学的先例。在那种环境下，她早就做好心理准备，觉得复读是自己的必经之路。
第二次高考的前夜，一心想要考上的程英在床上翻覆到凌晨3点还不能入睡。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她中耳炎发作，右耳失聪。头晕得天旋地转的程英发挥失常，没有上本科线，入读了山西的一所大专，后来通过自考，才拿到本省一所普通高校的本科文凭。毕业后她考了研究生，三年后在山西一所财经院校获得硕士学位，进入北京某高职学校当老师。
在旁人看来，这个农村姑娘实现了人生逆袭，但程英心中始终有莫大的遗憾。她就读的本科和研究生院校都不是名校，也不在一线城市，她觉得自己从没有聆听过真正的学者、教授的指导，也遗憾在职业教育之外，自己没有接受过文学艺术类通识熏陶。因此，程英在成为母亲后，对孩子的教育格外关心，她不想让孩子经历和自己一样的缺失。
工作第三年，程英在大姐的资助下，在北京买下了一套50多平米的房子。大姐年长程英17岁，在改革开放初期泥沙俱下的经商大潮里，她和丈夫作为当时稀缺的大学生，灵敏地抓住了机遇。程英大学毕业时，大姐夫妻已经在北京拥有了自己的会计师事务所。程英感激大姐的慷慨，也从大姐身上，再次确认了经由教育改变命运、跨越阶层的可能性。而那套小房子，成为她后来一次次撬动更大梦想的支点。
2013年，程英结了婚，大她一岁的丈夫杨军同样出身农村，老家在山东。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杨军到北京工作，和程英相识。杨军家庭条件不好，无法为小两口提供任何助力，也没有为他们准备婚房。在大得能轻易淹没一切理想和努力的北京，剩下的，两个年轻人只能依靠自己去打拼。
两年后，儿子俊浩出生。程英和杨军格外喜悦，随之而来的责任感也更厚重。他们意识到，此后房子除了作为居所，还是孩子入学的敲门砖。适逢这年，教育部要求包括北京在内的19个大城市实行小学100%划片就近入学政策，为了让孩子能入读好小学，家长们纷纷抢购“牛小”附近的学区房，学区房房价快速上涨。一年内，教育资源最优异的西城、东城和海淀很多对口“牛小”的小区单价涨幅达到40%甚至50%，某小区的单价甚至被炒到每平米近30万元。
此时的程英只能望洋兴叹。毕竟她和丈夫多年奋斗下来，年收入总共不过三四十万元，那些动辄千万元的学区房，对他们而言，“远在天边。”
程英尽力给孩子能力范围内最好的条件。婚前买的那套房子对应的学校很差，她四处打听，得知朝阳区中科院附属实验学校刚调入一位曾在顶级名校任职多年的校长。程英想，等俊浩入学时，这所小学可能已经在校长的带领下成为“牛小”了，而在当时，学校相应的学区房价格正好也没有超出程英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因此，程英提前布局，在2016年卖掉了自己的小房子，贷款在朝阳区华严北里买了套60多平米的二手房。
日子平缓地往前走。2017年，女儿点点出生，只有两间小卧室的房子顿显逼仄。这套位于朝阳区的房子，“学区房”功能明显比居住舒适度更重要。因此，程英夫妇没有换房，在主卧室的大床边加了张小床，夫妻俩和两个孩子挤在主卧，另一间卧室则空了出来，安置来北京帮忙带孩子的公婆。拥挤的家中，转个身都可能撞到人。
即便如此，程英也从未想过离开北京，去房价便宜的城市生活。他们此前大部分的奋斗，为的就是让孩子站在起跑线尽可能前端的位置。
随着孩子一天天长大，会甜甜糯糯地叫妈妈，也展现出对世界的好奇心和认知能力，程英开始觉得，自己给孩子的起点不够高。
身边的同事都拥有硕士或以上学历，作为知识分子兼城市新中产，他们十分注重孩子的教育，为了让子女进入好学校，大部分都在东西城或海淀买了学区房。程英猜，他们或许倾尽了几代人的积累。她也看到，同事们的孩子大多争气，有考入南京大学这样的名校的，更不乏本科就赴英美等国留学的。见多了“别人家的孩子”，程英心中“不能让自己孩子落后”的念头越来越强烈，也动了想把学区房从朝阳区换到东、西城区或者海淀区的念头。但换房的意愿再强烈，也受制于家庭的经济能力而无法执行。
转折发生在2020年。这一年，程英的丈夫在新岗位上表现出色，得到几十万元奖金，家庭收入首次突破了百万，这一下提升了程英对未来的预期。
当时她留意到，朝阳区整体高中录取率数据仅有50%左右。由于北京实行中考锁区政策，程英觉得，如果让孩子在朝阳上小学，他们就要承受约有一半几率上不了高中的可能，程英无法接受。
于是在去年12月2日晚上，程英对杨军说了想换学区房的打算。杨军直笑她，你有钱吗。他不知道，他们这个小家庭与东西城区学区房尽管有看似天堑的距离，但此时程英已经在一步步拆解这些差距，发现虽然非常艰难，但并非完全不可抵达。
接下来的半个多月，程英几乎不眠不休，到处搜集信息，研究几个教育强区的学区划分、每个小学的综合实力、初中升学政策。随着了解的深入，她的目标从东城区，变成平均教学水平更高的西城，进而细化成西城的高地德胜学区。虽然北京最好的小学不在这里，但这个学区多的是“牛小”，孩子上好学校的概率整体最高。
12月8日，开始看房后不到一周，程英就把自家当时住的房子挂到房产中介处出售；12月24日，房子顺利卖出；27日，她签下合同，买下了西城德胜学区一套每平方米单价超过11万元的房子。
这套建于1995年的房子，建筑面积82平米，总价905万。为了凑够钱，程英掏空了家里的积蓄，还欠了不少外债。原先的房子卖了400多万，根据政策可在银行贷款180万，还有300万的缺口。程英只能找垫资公司才能借出这样规模的现金，相应的利息也十分高昂。她想尽量少付些利息，遍寻亲友借钱短期周转，因此和一直搪塞她的三姐闹得不愉快，姐妹俩现在见面仍感尴尬。
这是程英签过的成交金额最大的合同，她和她的家庭，为了一套学区房押上了自己的全部过去和一部分未来。
在各个政府机构间徒劳地奔波一周后，程英放弃了转机降临的期望。更准确地说，在为此奔波的第四天，当某机构的工作人员隔着玻璃窗对她说“政策是不会变的”时，她已经放弃了。与入学“牛校”的希望破灭同时降临的，还有家庭资产缩水。“731政策”严厉执行的消息传出后，西城几个顶级学区的房价应声而落，有卖家连夜降价80万元。但程英暂时顾不上为资产的大幅缩水扼腕，她有更迫在眉睫的困难需要解决。
原本，如果顺利入读五路通小学，家校距离仅800米，孩子步行12分钟就到。现在，程英为儿子选择的调剂学校位于什刹海学区，距离新买的房子有4公里多，且和她上班的方向相反，程英不得不重新想办法如何接送孩子。自己和丈夫早上七点多就要出门上班，肯定来不及的；公公婆婆已过七旬又都有多种疾病，很快要回老家安养，也帮不上忙。程英只好决定请个保姆，一家四口在日常消费、每月几万元的还贷支出外，又多出一笔每年七八万元的开销。
但程英说自己不后悔。为了孩子，她必须付出最大的努力。
图|程英买下的学区房所在的小区儿子俊浩被程英寄予厚望。俊浩今年6岁，是个求知欲旺盛的孩子。程英家附近有很多科研院所，带俊浩经过时她曾问儿子，长大后当科学家好不好。俊浩却问，比科学家更厉害的是什么人？程英说是科学家的领导，从此不论谁问，俊浩的梦想都是“当领导”。
程英观察过俊浩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认为儿子很有领导才能。她希望俊浩将来成为“政界、学界或商界精英”，比如“在top30的高校任教授”，或是“在宽敞明亮的大办公室里当高管。”
至于4岁的女儿点点，程英觉得她的专注力不够好，不像俊浩那么爱学习，她坚信“3岁看大7岁看老”有道理，于是放在女儿身上的精力远不及放在儿子身上的。“在俊浩身上付出80%，在点点身上付出10%-20%。”她承认。
点点喜欢画画，程英给她报了美术班，希望她将来能当个设计师。“女孩不用那么累，能养活自己就行。”她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复刻自己父辈培养孩子的思路。经济条件改善，让程英的后代不至于面临“培养”与“不培养”的极端区别对待，但如果日后不加调整，程英夫妇作为父母的精力和关注，会持续在两个幼小的孩子间不公平地分配。
俊浩被调剂到学区外，更加重了程英的教育焦虑。原本想着俊浩进入好小学，就踏上了“精英之路”的第一步，自己也能轻松一些。现在，她觉得需要花更多精力“鸡娃”，才能弥补“渣小”和“牛小”的距离。这些距离拥有具体形态，比如，原本对口的五路通小学的教师中有区级学科带头人10人，而被调剂的学校只有2人。
在西城区新买的学区房，客厅被程英设计成大书房，两排书架上放满书籍，孩子时刻在她的看顾下学习。每晚，她陪两个孩子做作业、听各类名著的有声书、读绘本。
杨军自从2019年入职某大厂，就从没在晚上10点前下过班。去年他因为在销售岗位上业绩突出，得到了丰厚奖金，使妻子换学区房的梦得以成真，但那并不是固定收入。为了保持奖金水平，支撑家庭此后的巨额开销，他必须完成愈加严苛的KPI，加班时间也越来越长。回到家，两个孩子通常已经入睡，妻子也疲倦得不想说话。夫妻俩更像一对各司其职的战友，一个负责赚钱，一个负责育儿，温情的交流、愉悦的放松都被压缩，只为让孩子踩在自己肩上，更上一层。
程英也见过心态从容的家长。她有一个同事，自己毕业于北师大，丈夫毕业于清华，夫妻俩没买好的学区房，让孩子上了“渣小”，说孩子“开心就好”。
程英羡慕这样的淡定，但她做不到。也许从她来到北京的那天起，这场不断提升家族社会层级的漫长战役就开始了，它需要一代代人前仆后继。
买下学区房后，程英一直对俊浩说，爸爸妈妈为了让你上好小学花了很多钱买房子，你可以上好学校了，俊浩很高兴。被调剂后，她没有特意告诉儿子新学校的层次，因为俊浩是个“心思很重”的孩子。但有一次她在家给公公讲两个学校的对比时，俊浩还是听到了，之后的几天，孩子一直闷闷不乐。
察觉到俊浩的情绪，程英特意跟他说，上小学后可以认识新朋友，学很多新知识。她试图用这幅热闹新鲜的图景安慰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