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房方面，打压虚高学区房，设定二手房指导价、限制房贷，力度不断升级；
教育方面，整顿校外培训机构，公办学校停招复读生，职业教育的角色日益突出；
养老方面，提出渐进性延迟退休、放开“三孩”政策剑指人口老龄化。
还有反垄断的重锤落下，共同富裕上升为新时期的大战略。
如果上述一切能大致实现……突然，一个国家猛然从脑海中跳了出来，那就是德国。
德国楼市长期稳定、职业教育世界闻名，在养老制度、鼓励生育方面颇有一套。更重要的是，德国人重视劳动和创造，有惠及无数人的科技创新，很少诞生世界首富，但国民富裕程度令人羡慕。
难道，中国把德国当作了新的学习对象？
不过，有意思的是，当我们关注中国可能“德国化”的迹象之时，德国似乎某些方面开始“中国化”。两个大国经历了一次不期而遇。
德国人出现了中国最熟悉的烦恼，房价暴涨，人们买不起房也租不起房；人口老龄化加剧，十年来首次出现人口零增长。
中国正在向德国靠拢，但是否坚定选择德国模式，还有待观察。
为什么说中国正在“德国化”？
先从房子说起。
当代西方，两种房地产制度居主打地位。
一种突出资产属性，以英美为代表，强调市场调节，政府管控较少，价格起伏大。
另一种以居住为导向，德法为代表，房产首先是基础设施，受到更多的政府管控，因此价格起伏较小，相对更加稳定。
德国绝对是“房住不炒”的先行者，曾先后出台四部法律为其保驾护航：
《住房建设法》《私有住房补助金法》《住房补助金法》《住房租赁法》
前两部法律保证了二战之后德国的住房供给一直处于平稳状态，目前已经被废止。
德国对买房、放租管控之细，会让中国人质疑它还是资本主义吗？例如：
开发商制定的房价如果超过合理的20%，可以被起诉，超过50%直接被视为犯罪；对于长期租约，新租房合同租金不得上涨超过10%；还有各类房地产税制，包括未满10年出售的房屋，需要缴纳25%的资本利得税，超过10年的盈利部分，需要缴纳15%的差价盈利税。
一系列做法的核心，说白了就是让炒房者无利可图，增加“炒房”的摩擦成本，降低人们的“炒房”欲望。
回归居住本质——理解了这点，来看中国楼市最近的一些做法，就会有恍然大悟之感。
今年以来，高层打击虚高学区房，大城市建立二手房指导价格，探索优化摇号细节，还有悬在买房人头顶的房地产税，通通都在体现一个主题：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也就是我们团队早在2018年就提到的，中国选择了欧陆模式，加强政府的管控，突出居住的属性。
然后再来说说教育。
中国越来越多的地方开始禁止公办高中复读，鼓励毕业生进入职业教育，这本身也是德国教育的特色之一。
2021年高考放榜前重庆，禁止公办高中复读；2020年4月四川，省级示范性普通高中不得举办复读班；2019年云南，公办普通高中不得招收复读生……
不仅高中复读的通道在收缩，初中复读之路也开始收窄。
复读热逐渐退潮，更多的孩子去读职业技术学校，而不是大学。
过半的孩子选择职业教育，中国的尝试，却已经是德国的现实。德国职业教育，最大特色体现在课堂学习和工作实践紧密结合的“双元制”。
其实也就是校企合作，学生每周3到4天在工厂接受实践教育，在职业学校里接受1到2天的理论教育。跟楼市一样，“双元制”也是由政府来进行宏观管理。
在学校是学生，在企业是学徒工，而且是带薪实习。这样的教育模式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就业门槛，而且同样受到法律保护和社会尊重。
1969年，联邦德国颁布《职业教育法》。1970年，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成立。这一变革从法律和机构层面，为双元制职业教育建立了规范。
中国正在打造自己的“双元制”。
去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针对“校中校”独立学院（没有社会合作方，仅由高校举办），提出“可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并转设”。
独立学院与高等职业院校合并后，将组建为职业技术大学。虽然类型上属于职业教育，但是层次上属于本科教育，学生毕业后其实是拿本科学历的。
希望借此消除民间对职业学校的偏见，让技能型人才变得跟德国的技工一样，有着良好的社会地位和美誉度。
在德国职业培训网站（www.ausbildung.de），我发现有各类型职业培训，比如培训3年成为一名办公室文员，条件是拿到中学的MittlereReife毕业证书，培训结束后平均工资在2000~2800欧元/月（约合人民币1.56万元~2.2万元），培训期间学徒获得的工资大约一年是1000欧元。
在经合组织国家中，德国本科生的毛入学率大约30%，排名倒数第二，但发达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了德国青年的就业。据统计，德国青年失业率为6.8%，远低于欧盟16.8%的平均水平。双元制职业教育因此被誉为“德国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最后是养老。
事实上，中国现行的社保制度，就充分参考了德国社保体系。德国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社会保险制度的国家。
不过，德国人口也出现了零增长。
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德国人口总数为8320万人，自2011年来首次出现人口零增长。
联邦统计局分析指出，德国人口基本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的移民净流入。历史数据显示，自1972年起德国死亡率就已经高于出生率，如果没有持续的移民输入，德国早就开始负增长。
面对着人口减少和养老的压力，已经是全球退休年龄最晚的德国，今年6月初居然再次传出延迟退休年龄的消息。
6月初，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能源部咨询委员会发布一份养老金现状报告，并建议将退休年龄延长至68岁。此前的规定是2012年起执行的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逐步将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
今年初，中国作为全球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表示未来五年内“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再配合之后推出的放开“三孩”政策，试图解决人口老龄化问题、提高出生率、增加劳动力和缓解养老金耗尽的危机。
然而，政策在趋同，连民众反应也是一致的分化。
在中国逐渐“德国化”的时候，德国也出现了中国人熟悉的社会问题。
发达国家楼市里最后一片价值洼地，消失了。
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年第一季度德国住宅平均价格同比上涨9.4%，创下十多年以来的最强劲涨幅。
德国七大城市——柏林、汉堡、慕尼黑、科隆、法兰克福、斯图加特和杜塞尔多夫的平均房价在去年第四季度的涨幅甚至达到了12.1%。
这对于稳字当头的德国楼市来说，简直是破天荒的现象！
注：天蓝色线为德国央行数据；橙色线为德国Pfandbrief银行协会自住房价数据（季度）；绿色线为Hypoport信贷集团数据；紫色线为德国统计局房价指数，2010年数据为基准100，来源：欧盟统计局德国办事处
如今的德国楼市，比中国火爆多了。
我看到微博上有博主说，德国的朋友今年初拿着钱去看房，嫌价格太贵，结果就被别人买走了。等到上个月终于下定决心想要买房，结果一问，价格早就涨破心理预期了……
有钱也抢不到房，这就是疫情大放水之后的“资产荒”，在美国和日本都出现过。
德国这一轮上涨，也是由大放水、低利率和疫情拉动的。
2018年德国房价就开始大幅上涨，疫情爆发后，庞大的经济刺激使得便宜钱淹没了社会，同时居家隔离和补贴计划则使得投资者的储蓄膨胀。
尤其是德国去年为了保住就业，给被迫失业呆在家里的打工人发钱，避免这些人换工作，间接增加了不少的潜在投资者。
刺激德国房地产需求另一个主要因素是房贷利率下降，还贷压力大幅下降，租房不如买房，需求自然就增加了。
注：深色线为名义房贷增长，浅色线为经通胀调整后的房贷增长，来源：德国央行
08金融危机后，全球都进入大宽松时代，德国的房贷利率也是一路下滑。到了2014年的负利率时代，房贷利率更是跌到了历史低位。没想到还有一轮疫情大放水，利率继续往下跌。
注：四种利率的走势，其中最上面深蓝色线为5到10年期抵押贷款利率，来源：德国央行德国的利率于2009年正式进入下坡路，恰好就是德国房价起飞的开端，并在后来的日子里，利率每一次处于历史低位，房价就会有新一波拉升。
注：德国房价指数，深色为经通胀调整指数，浅色为名义指数，来源：德国央行不过说到底，德国人很少一家好几套的情况，短缺的住房供应才是造成德国这片价值洼地最终消失的核心逻辑。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德国政府无法实现到2021年底建造150万套新房的目标，相反，德国央行预计，至少在2024年前，房屋供应不足都将推高房价。
注：德国126座城市房地产市场供需情况，数值为正，供过于求；数据为负，供不应求，2023年为转折点，深色为数量，浅色为人数，来源：德国央行
数据冷冰冰，现实更加令人揪心。
因为房屋紧缺和租金封顶政策，别说买房了，德国人差点连租房都租不起。
按照政策初衷，限制涨租是为了让更多人租房住，但现实是房东要么提高选择租客的标准，要么干脆不租了，一空置就把房子卖掉。
租客面对着比以往大得多的非货币成本：你要么让房东看你顺眼，要么祈祷还有房东把房子拿出来租给你。
根据 bulwiengesa 的最新数据，德国租金在2020年继续上涨，在监测的126个城市中，租金同比上涨约2%，大大超过了物价通胀的0.5%。但尽管如此，因为物业价格在2020年也上涨了，126个城市当中有113个城市的租金回报率也下降了，大约在4.3%的水平。
因此，德国吸引了大量投资机构的注意。机构们不差钱，买走了大批存量房屋，引发了租客们的愤怒。比如，瑞典企业Heimstaden Bostad和英国的威廉皮尔斯集团，都拥有至少6000套柏林的公寓。机构会以更高的租金出售来获利，却进一步压缩了住房存量。
注：走势平稳的浅灰色线为现有公寓租金回报率，大致在4%左右，远高于房贷利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说明在德国做出租房有利可图，来源：德国央行
注：德国名义房价指数未来增长，来源：德国央行
我们团队的最新研究认为，中国“德国化”，可能是一次重大的方向调整。
中国的经济模式，在前几年都还朝着大财团为首的日韩模式来走，但是随着反垄断的巨锤落下，共同富裕成为新时期的大战略，强调实体产业，重视高端制造，即逐步选择德国模式。
在德国模式下，首先遏制财团，打击巨富，然后注重培养制造业人才，激发社会的实干精神，最后用政府福利进一步减少人才奋斗的成本。这实际上是中国高层希望看到的理想状态。
在福布斯富豪榜单上，你几乎找不到德国富豪。在德国，你也看不到像三菱、三星这样垄断国家经济地位的财团。
有一个指标很有意思，过去十年，包括中国在内，大部分国家金融业在其GDP所占的比重都在上升，唯独德国是在下降的。
中国房地产业占比从1998年的4%提升到2017年的6.5%，德国房地产业占比同期仅提高了0.8%；中国金融保险业占比从1.8%攀升至8.4%，而德国不仅比二十多年前低，还是逐年下跌。
当然，还有我们熟悉的“德国制造”。这块金字招牌能够闻名全球，靠的就是源源不断输送制造业人才的职业教育体系。
从国产大飞机到量子科技，从新冠疫苗到人工智能，大国对垒到最后就是拼科研和制造的硬实力。这些都需要燃烧自我的高端人才，而不是人人躺平的社会思潮。
值得一提的是，新冠疫情加速了中德两国的互相转变，尤其是在社会微观层面，具体就不展开了。如果说新冠病毒改变了当下的世界，那么中德的趋同也将成为一个新时代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