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者正在老去，破烂江湖和暴富神话，也终将远去。
这个世界的魔幻程度是正常人脑洞难以企及的。
最近，裁判文书网的一份判决书显示，三只松鼠内部出现“两只硕鼠”，两名前高管因为盗卖公司废纸箱牟利超68万被判刑。
没错，不是金纸箱，也不是银纸箱，而是让公司高管都心动眼馋的废纸箱。
难道是三只松鼠的零食和高薪不够香吗？为什么要盗卖废纸箱？
事实上，卖废纸箱真的比做高管赚得多了。光是凭借着偷卖公司的垃圾废纸，这位高管赚的钱比自己的工资收入还多出一截。
但他格局还是小了，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因为偷卖废纸而“出名”的不止他一个，光明正大捡废纸卖钱的，也有很多。而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有一个共同点：有钱。
在臭烘烘的垃圾堆里翻废纸到底有多挣钱？破烂王的快乐，你根本想象不到。
01高管“偷垃圾”
松鼠喜欢捡松果，三只松鼠的高管却喜欢偷纸皮。
2016年，从基层员工开始做起，已经做到三只松鼠物流部总参谋的蒋总开始偷公司纸皮去卖了。
蒋总也许是春风得意马蹄疾，心思一动，就去偷纸皮。
利用职务之便，他伙同公司另一位运营经理童经理，利用销售不入账或调整过磅表等手段盗卖公司废纸箱，牟利68.4万元。
此外，蒋总还收了近28万现金和一辆价值近43万的宝马轿车。
最终，蒋总被抓了，判刑22个月。
近些年大公司反腐揪出“硕鼠”的情况并不罕见，但是，拿着高薪、开着宝马的高管，却偷公司废纸箱的，这还是第一次听。
是当高管当腻了？还是有更大的利益吸引着他，愿意放下身段去偷废品？
那一年的下半年，由于原料库存下降到历史最低点、供给侧改革等原因，全国纸张供应紧张、纸板利润和价格都暴涨。2016年10月-12月三个月里，包装纸纸价暴涨40%，废纸高峰时涨45%。
蒋总作为三只松鼠元老级别的员工，物流部总参谋也只是算管理层中级职级，媒体发现他的年薪大约在14万左右，而且父亲常年有病，母亲拿着2000元的洗碗工资。
在蒋某盗卖纸箱的2018年，统计公报数据显示，月收入5000（年薪6万）就能碾压90%的中国人。而且，这个5000的月收入，可能打工人996、007换来的。
这样对比下，卖废品的收入水平完全吊打90%的人，包括很多光鲜亮丽在CBD上班的白领。
对于这个话题，小A大有感触：“我们小区有个大妈经常带着孙子捡纸皮，她自己自曝捡垃圾一年就能赚二十多万。整个新城都知道这个“网红”大妈，只是她不问自取顺走别人家的纸皮，比较讨人厌。”
小A所说的大妈，其实也活跃在城市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社区，在你我身边。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在垃圾桶旁边翻来翻去的大爷大妈，千万不要嘲笑谁，他们分分钟收入都比你高。
废纸箱背后的利润，不仅吸引大爷大妈围绕，还让年轻高管不惜铤而走险盗卖公司纸箱。
魔幻的背后，破烂行业究竟有什么魔力？
回首到千年前，你会发现，这门古老生意有多吸引人。
02延续千年生意：名臣也热衷卖废纸
庆历四年秋，一场本可影响王朝命运的改革“庆历新政”正顺利推进着。
但是范仲淹等改革派的小船，即将撞向命运的暗礁。
这颗暗礁，是一件最微不足道的小事——卖废品。
庆历三年(1043)，范仲淹上书《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整顿冗官，任用贤能等改革措施，杜衍、富弼、韩琦、欧阳修等改革派名臣跟范仲淹一起推动“庆历新政”。
第二年秋天，范仲淹提拔起来的苏舜钦主持完秋季祭赛日后，邀请同僚参加活动后的聚餐。就跟现在老板说，“各位加了四天三夜的班辛苦了，今晚我请大家吃饭喝酒”一样平常。
苏舜钦顺手就让人把活动后留下的废纸卖了换钱，并且把这钱用到请官员喝酒上。在古代，“卖废纸”一直是官员灰色收入之一，而且十分普遍。
保守派王拱辰等人抓住了苏舜钦“卖废纸换钱”的把柄攻击改革派。按照北宋的律法，官衙废纸卖了属于国家公有财产，王拱辰把这件事上升为改革派私自拿国库的钱请客吃饭，一纸奏折把这件事递到了宋仁宗案头上。
“卖废品”换钱请官员喝酒，成为导火索，并最终导致“进奏院狱”案发，范仲淹、欧阳修、梅尧臣等主持庆历新政的一大批名士被贬黜，庆历新政失败。王拱辰幸灾乐祸地说：“吾一举网尽之矣”，这也是“一网打尽”成语的来源。
从此，苏州园林的沧浪亭多了一位新主人吟着“余以罪废，无所归……”，范仲淹写下千古流传的《岳阳楼记》，说着“庆历四年春”的壮志未酬。
可见，不要小看“卖废品”这个上不了大雅之堂的行为，大辄改变历史走向，小辄可以让一个人实现财富自由，或者断送一个公司高管的前途。
其实，废纸箱从来都不仅仅是废纸箱，背后有一盘大生意，也站立一个“破烂”江湖。
不扒不知道，中国的垃圾堆，不仅养活了数千万的穷人，更造就了不少千万富豪。捡破烂这份脏兮兮臭烘烘的工作，在过去也有其特殊的产业价值。
03“破烂江湖”和暴富神话
“军火、毒品、破烂，谁做谁赚钱。”
通过军火和毒品发家，那是极少数人的危险游戏，依靠翻垃圾堆和收破烂养家糊口，才是更贴近生活的现实。
1987年，四川人杜茂洲找到国营垃圾场的管理部门，表示“想进垃圾场捡垃圾”，并且不要工资。
要知道，此前垃圾场是国营的，垃圾的回收和分拣工作，需要国家财政雇佣一批员工专门负责。这部分的人力成本拉高了清理垃圾的整体成本，收集、运输、处理等整个流程下来，清理一吨垃圾的成本需要157元。
当时，主管垃圾场的王维平算了一下人力账之后，立即开了批条：“你们捡得越多越好，我们就省事儿了。”
拾荒者们告别到处翻垃圾桶、“打游击”的日子，开始进垃圾场“奉旨拾荒”。
1997年，从各省涌入北京的拾荒者规模达到了8.2万人。2011年的时候，达到17万人。这还只是可以进垃圾场的“拾荒正规军”，而其他没有纳入统计的拾荒者，规模更加庞大。
这一开放，不仅节省了人力，还形成了更大的经济效应：拾荒者取代每月领固定工资的国营垃圾场工人成为垃圾场废品分拣回收的“主力部队”。
当时，这些拾荒者每年可以为北京回收处理700多万吨垃圾，为财政节省37亿元垃圾处理费。
在某些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拾荒”成为最主要的就业方向。例如，当时只有47万户籍人口的四川巴中市，其中25万人散布在全国各个城市以捡垃圾为生。北京的垃圾场，几乎养活了半 座城。此外，还有来自河南、河北、安徽、内蒙古、江苏等省份的人，拖家带口地驻进垃圾场。
说到破烂，很难绕开“破烂大王”乔保峰的发家神话。
15岁从河南来北京时，乔保峰只是一个在工地筛沙、勉强能吃饱饭的穷苦少年。
一次卖废品的经历，让乔保峰零成本赚了20元，那是他在工地辛苦小半个月的工资。于是，他从工地辞职，开始了捡破烂之路。到了19岁，乔保峰已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把母亲从河南接到北京，并和同乡结了婚。
上世纪90年代，30岁的乔保峰已经成为身家千万的“破烂大王”。
在称霸破烂界的过程中，乔保峰为了维护破烂生意的垄断地位，所用的一些手段成为后来破烂行业模仿的对象，交份子、上供、划地盘、养打手……
发展到后来，乔保峰不再满足于废纸、废塑料这些生意，盯上了利润更丰厚的废旧钢铁，甚至井盖儿、护栏、变压器、电缆这些城市公共设施都成了“回收对象”。
乔保峰成为行业效仿的对象，后来破烂行业的各种乱象，基本可以在乔保峰的发家过程找到源头。
杜茂洲敲开了国营垃圾场的大门后，也开启了一段属于拾荒者的“黄金岁月”。
杜茂洲带着四川巴中的老乡们涌进了北京的垃圾场，并且为了方便捡垃圾，500多人干脆住进了垃圾场旁边的低矮窝棚里。这种垃圾场旁边的窝棚，后来被其他进京的拾荒者效仿。
虽然这些拾荒者白天弯下腰和垃圾打交道，晚上住在臭气熏天的垃圾场旁边，但是，那时候这些巴中人每月人均能“捡出”1500元。在当时，这属于高收入阶层，要知道管理着国营垃圾场和城管队伍的王维平，当时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200多元。
原来在家乡当小学教师的时候，杜茂洲每年的工资才400元左右，可当他成了这500多人的“把头”后，每个月每个进垃圾场的老乡，都要向他交500的份子钱。
暴富的诱惑，让散发着恶臭的垃圾场成为了香饽饽，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开始加入拾荒队伍中。
随着涌入的拾荒者人数增加，竞争开始变得激烈。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拾荒者抱团形成了“帮派”。人数最多的是“川帮”，仅来自巴中市的就有4万人，然后是有1.7万人的“河南帮”，临近北京的“河北帮”也有1万人，即便是被认为是江南富庶之地的江苏，也有1700人左右的“江苏帮”。
军火和毒品的暴利，通常伴随着黑社会的暴力冲突，在电影中我们也领略过不少社团帮派火拼的场面。破烂行业，其实也有不少这种场面。
上世纪90年代的某一天，为了争抢首钢附近垃圾场的“肥猪肉”，几个拾荒帮派各自摇人，王维平记得当时“来了几卡车人，武器都用上了”。
“从前，打架、械斗几乎是家常便饭。就这么大的地盘，四川人、河南人、河北人都想多占点，互相挤压。”
恶性竞争到了最极致的时候，这些拾荒者按照籍贯分了13个大的帮派，他们聚集在北京四环外，大概分为82个“营盘”，每个营盘2000多户人。每个来北京拾荒的帮派都选出最能打的一批年轻人，设立了“飞虎队”，抢地盘，争资源。在其他城市，也发生过类似案例，1998年初，山东也发生多起抢夺垃圾场，群殴致死的案件。
后来，这些拾荒的帮派甚至成为北京治安最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媒体报道称，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北京市刑事案件，其中七成以上是拾荒者犯下的。
那段垃圾堆上的淘金岁月，精彩程度不亚于香港铜锣湾的“友情岁月”。老王每当回想，总会嗟叹。
“那时在家做生意欠了27万元，到北京捡4年破烂就还清了”，来自河南固始的老秦坐在自己的回收站里，指着身后两层楼高的废品回收仓库，晃着二郎腿悠悠地说。
反观现在不少年轻人，上班4年，只有花呗白条信用卡可以“继承”。
但是，年轻人也不要着急辞职去捡破烂。现在想靠捡垃圾卖钱，可能要先当个上市公司高管。
04垃圾分类全面推广，破烂江湖远去
2016年8月，郝景芳的小说《北京折叠》获得第74届雨果奖。小说的主角老刀，就是北京城里的垃圾工，每天的工作就是对垃圾进行分类。
小说里，未来的城市依然要靠人手进行垃圾分类，工作环境依然恶臭，但是再没能从垃圾堆里诞生暴富的神话。
垃圾堆，是大部分资源的利用价值被榨干后的归宿。但是，垃圾也是错位的资源。而拾荒者的存在，是技术不发达以及垃圾分类不完善的时期，资源回收利用的主力军。
为拾荒者打开了垃圾场大门的王维平在1998年发布了一份实地调研拾荒大军后得出来的报告。他发现：拾荒者游离于政府之外，是一个利弊共存的无序蔓延，利是它可以回收资源，这样就可以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减少垃圾。全国经国务院批准的城市664个，干这行的有230万人，还不算后续的加工。
其实，这个群体大概有300万人左右，也就是，捡破烂，至少撑起了300万家庭的一日三餐的生计。
废品回收行业是很多制造业的原料来源之一。拾荒者，这个被视作社会最底层的群体之一，在工业文明中，也有独特的产业价值和意义。
从捡瓶盖开始做起，做了15年拾荒者的老王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型回收站。现在他看一下，用手摸一摸，就能把塑料分出几十种，聚酯的、聚乙的、单色的、双色的……这样精细分类，是因为不同的塑料相差几十倍，这可以让老王赚更多钱。
其实，回收环节的分类也加快了后续资源回收加工的效率，让整个回收系统在市场化下平稳运转着。
王维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拾荒这个行业，社会得以更清晰地认知这个过去不入流的行业。
2015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发布的《我国城市生活垃圾管理状况评估》报告。这份报告描绘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中国有些大城市的资源回收率比日本还高。
报告显示，中国人均垃圾清运量1.12公斤/日，仅次于统计中的中国香港和美国，日本2020年的目标不过才0.89公斤/日。而在回收率方面，垃圾分类最为严格的日本2010年资源回收率也只有20.8%，甚至还不如我们很多大城市。
这些，都是在垃圾分类还没有大面积推广前取得的成绩。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在2001年至2011年间，“破烂江湖”中人，弯下腰回收了中国30%的铝制品被回收，60%-80%的电子废弃物，90%以上的家庭废品。
金属回收再利用为中国节省了1.1亿吨煤炭资源，并减少了90亿矿产资源的开采。这十年里回收的铝废料，为中国减少释放5.52亿吨二氧化碳。
然而，破烂江湖也正在走向末路。
2019年，垃圾分类制度开始在全国46个城市全面推广，“你是什么垃圾”的灵魂拷问蔓延开来。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46个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2020年底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要达35%以上。
随着垃圾分类的推进，这种依靠大量人力、低端、混乱的收破烂行当将逐渐被机械化，原来散兵游勇回收废品的生产方式也会逐渐被淘汰，也再不会诞生大规模的捡破烂帮派。
加之人口红利的消逝，捡破烂行业逐渐只剩下中老年人。
拾荒者正在老去，破烂江湖和暴富神话，也终将远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