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年轻人的婚姻，何时悄悄变了模样 - 葱头胖友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非凡油条（ID：ffyoutiao），作者：冰糖葫芦，策划：豆腐乳，编辑：养乐多，原文标题：《农村婚姻，大变样》，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离婚，跳出婚姻的围城

说起让广大城市青年在婚姻问题上备受折磨的事情，或许还要非存在于广大一二线城市内的相亲角莫属了。

有过经历和体验的读者朋友应该不会对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方感到陌生。这些相亲角大多坐落于所在城市的公园的一隅，而活跃在其中的，却大部分是人过中年的父母辈大叔与大妈。

说好的是年轻人的“相亲角”呢？这么多中年人聚在一起是想再遇第二春吗？

情况自然不是，年轻人都忙着996，显然没有时间亲自光顾相亲角。取而代之出现在相亲角现场的，就是一张张写满了个人条件的信息表。只是吊诡的地方也在这里：每一张条件表都被整齐划一地悬挂展示，以供前来替自家孩子物色合适相亲对象的大爷大妈挑选和对比。

在媒体的宣传报道下，北上广相亲角里的“相亲鄙视链”也已经广为人知。以这种形式挑选对象，与其说是相亲角，不如说是人才市场更合适。广大适婚青年只是希望通过公开信息的方式，更快地遇见合适的相亲对象，想不到自己又要接受一次来自他人的审视和比较，还是逃不掉被待价而沽的命运。

论套路，还是城市花样多。各个相亲角中暗中形成的“鄙视链”的潜规则共识，让相亲和结婚变得难上加难。在类人才市场的机制下，即使找不到较自身条件更加优渥的人，也至少要一个门当户对的对象。

无独有偶，这边有城里人在“相亲角”物色结婚对象，另一边也有苦于彩礼制度的农民群体。

和经济发展齐头并进的彩礼规格，是众多农村适婚青年心中的难言之隐。我们之前也没少为各位读者朋友们介绍关于彩礼的各种小九九，各种为彩礼折腾到心力憔悴的故事，相信每位朋友也是耳熟能详，毕竟这种事情，指不定哪一天挨刀的就是自己。

无论是明面上硬性规定标准的彩礼制度，还是在暗中设置阶层壁垒的“鄙视链”规则，哪一边都让当代青年在婚事的问题上苦不堪言。但是，和这边城市青年还在为结婚而苦恼所不同的是，一些身处婚姻关系的农村青年们，已经开始决定如何从婚姻的围城里解脱出来了。

在民政部发布的《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的数据中，2019年全国办理离婚手续404.7万对，比上年增长5.4%，粗离婚率为3.4‰，比2018年增长了0.2个千分点；而参考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城市居民的离婚人口比重为２％，镇和乡村的离婚人口比重分别为1.33%和1.07%，较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城市、镇、乡村离婚人口比重上升的幅度分别为0.59%、0.41%和0.38%。

现阶段农村离婚率虽然不及城市离婚率水平，但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农村青年离婚案例开始大量出现。比如宁夏某县2018年的诉讼离婚案件，其中的农村80后和90后年轻夫妻的离婚案件就能够占到总体诉讼离婚案件的60%，农村青年离婚数量明显增多。

在向来重视家庭关系的中国社会下，离婚行为往往会招致伦理的谴责和舆论的非难，尤其是在以人情社会为基础的农村社会中，“劝和不劝分”的传统观念更是对已经成婚的夫妻有着道德上的约束。

即使如此，年轻一代的农村青年还是选择了有悖于传统规范的离婚行为。想要理解农村青年们的实践逻辑，就不得不去了解农村青年家庭内部关系的转变，以及当代农村青年所面对的时代环境的变迁。

肉痛后，才会更加珍惜

正如城市中的谈婚论嫁少不了对年龄、职业和收入等等各式各样条件的要求和限制，在还没有发展出一众筛选规矩的农村社会中，彩礼制度就成了最简单可靠的财力证明和评判标准。

我们曾在以前的文章中为大家介绍过赣南农村地区居高不下的彩礼价格出现和存在的原因。农村外出打工的普遍化，直接带来的影响是村县范围内婚姻市场的压缩。人口的流出使得留守在本地的农村适龄青年男女不得不在有限的关系网络中展开竞争；另一方面，掌握了适婚青年信息的媒人团体则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通过共享适婚青年的信息增加了婚事成立的成功率，在提高自身所得利益的同时，也在侧面通过饥饿营销与传播不同地区彩礼文化的方式，促成了皖北农村地区彩礼规格的水涨船高。

当“拿不拿得出彩礼”成为衡量一方家庭财力水平的少有的可操作标准时，一段婚姻的命运就开始和钱的多寡交织在一起。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村子里人均小别墅的富裕样子，更多的还可能是只在东南沿海省份的农村里较为常见，“面朝黄土背朝天”和“靠天吃饭”才是我国大多数农村的真实状况。

由此一来，在经济水平有限的大多数农村，水涨船高的彩礼不仅打消了部分农村适婚男性群体的结婚积极性，遵循彩礼制度结成的婚姻形式，也在暗中改变着婚后男女双方的地位与关系。

对于从事农村离婚现象研究的学者而言，这种因彩礼而导致的婚后男女双方地位关系转变的事例并不在少数。在陕西、河南等地的实地调查中，部分男方家庭为促成婚事，结婚前期在彩礼、置办酒席等等开销上需要预备20万元以上的金额。先前投入的高婚姻成本使得男方家庭对于这一段婚姻十分看重，为了维持婚姻关系，便尽可能地满足女方的精神和物质需求；夫妻间发生争吵时，男方家庭大多也秉持着“好言相劝”、“能让则让”的态度处理矛盾争端，竭力避免因为女方的不满提出的离婚导致婚姻和小家庭的破裂。

类似这种婚后农村家庭中“男方主动示弱求和”的现象，在其他盛行彩礼制度的农村地区同样存在。这种为了促成一桩婚事而花出的钱，不管是当成婚姻支付成本还是婚姻沉没成本，对于处于经济状况较不发达的男方而言，都不是一笔小数目。

一方面，婚姻成本的上升增加了婚姻关系中男方对于关系维持的焦虑；另一方面，一直以来由男方负责婚姻支付进而主导婚后家庭规则的传统婚姻秩序，现在也伴随着成本的增加以及外出务工带来的人口外流出现了转变：在农村婚姻市场不断挤压男性的现状下，农村女性在婚后反而主导了婚姻秩序的形成过程。

在已婚的女方看来，离婚既是一个手段，又是一个可以期待的结果。男方在婚事上实际承受的高成本，使得“离婚”可以作为在夫妻关系和家庭关系中进行博弈的策略；而当婚后当真由于经济或家庭原因产生矛盾，女方更是可以通过离婚的方式，来结束当前这段不理想的婚姻关系。当彩礼制度与农村婚嫁融为一体时，决定婚姻秩序的天平就开始倒向了女性的一方。

但有时候也正所谓没掉块肉之前不会懂得珍惜，在婚姻的买卖前被宰一刀的男性们，应该也会更加体会到夫妻关系的美好了。

村庄小集体难以干涉

如果把农村离婚现象多发的原因，只单方面归结于婚后家庭基于经济利益上的博弈，可能会稍显偏颇。近些年来农村地区打工经济的繁荣带来的变化，除了肉眼可见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外，更容易被我们忽视的，就是与日常的生活早已融为一体的婚姻观念的转变。

无论是心甘情愿地希望见识世界，还是不得已的背井离乡，借由着进城务工，农民们获得了一个与城市生活方式相接触的契机。一方面，由城市经济发展而来的消费主义对初识城市生活方式的农村青年群体造成了极大的冲击；同时在另一方面，城市社会中居民的“个人主义”与“原子化”的生活特征，在刷新曾经习以为常的人情社会的观念的同时，也在逐渐改变着现代农村青年们对于婚姻的认识和态度。

改革开放后，打工经济确确实实让村民手里的钱包富了起来，尽管仍然有大部分农民的收入增速赶不上新年新花样的礼俗规格。再加之经济水平的普遍改善使得实践以往的婚俗门槛不再成为难题，如何在行动上区别于其他人，就成为了农村新晋富裕阶层的新苦恼。

有钱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一定会吸引其他群体的注意，炫耀性和模仿性的消费行为习惯，自然而然地开始在经济条件上处于弱势的农村相对贫困阶层家庭中间传播开来。满足需求的消费行为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当消费行为具备了荣誉性质的社会意义的时候，不如人的被剥夺感以及成功保住面子的优越感将随处可见。

这种又羡又妒的吃柠檬心境，正好像下面这位农村妇女在提到自家老公时候的表述一样：

“X和我是一起长大的，……她老公有本事在外打工赚了很多钱，给她买好衣服（高档衣服），买金戒指、金项链，买进口化妆品等，她缺少什么就买什么，……我娘家那边寨子上的人非常羡慕她，说她的婚姻非常幸福，很多长辈私下说嫁女儿就要像X一样，嫁个有钱人……”

人比人气死人，在对比过姐妹的幸福生活后，当事人感叹自己遇人不淑：

“……我就是命苦，嫁了个穷光蛋，不仅生活上辛苦，而且还经常吵架，日子真是没法继续过下去，我坚决要求离婚就离了。”

与畸形消费主义对一个家庭造成的冲击相对比，现代农村青年在城乡流动过程中，对于城市生活方式逐渐认可和内化的态度转变，则更像是在一段婚姻的内部主动选择了结束。

一直以来，在宗族势力、家族亲戚关系网络发挥主要的社会整合作用的家长制社会中，婚姻从来都不只是小夫妻两人的私事，而是集体社会的公共事件。发挥着传宗接代功用的婚姻关系，在一个具有集体性质的小社会看来自然是一个可以干预和调节的内部事件。

由此，类似“劝和不劝分”这样调节婚姻冲突的观念也被视为理所当然，象征着矛盾无法调和而导致婚姻关系解体的离婚行为，自然也被公共群体通过有意地污名化，从道德上进行谴责并加以回避。

但在城市生活方式逐渐被接纳的当下，在农村社会中传统的家长制社会开始走向解体。接受了新观念的农村青年们对于过往农村社会的公共性并不买账，小两口的婚姻从一个集体社会的公共事件开始向只属于两个人的私事性质转变。

在婚姻私事化的观念的影响下，不仅夫妻二人矛盾的调节交给了《婚姻法》和法庭诉讼，异化的消费主义之所以能够在农村家庭中迅速扩展开来的原因，也正是婚姻私事化导致的结果。

时代大潮滚滚来

在上个月刚刚发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中，有三个方面的数据值得关注，一个是人口平均增长率以及总人口性别比。2020年全国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总人口性别比为数据为105.07，其中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11.3；

另一个是60岁及以上人口，2020年为26402万人，占总人口的18.70%，较2010年六普数据上升了5.44%；

最后一个则是全国流动人口数据。和2010年相比，调查时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不一致的“人户分离人口”约增加了2亿3137万余人，上升了88.52%；总体流动人口约增加了1亿5439万人，增长了69.73%。

社会上对于人口老龄化以及出生人口减少的推测和讨论，相信各位读者朋友们的耳朵都已经听出茧子了。七普的数据给不出一个板上钉钉的答案，但依靠这些数字，我们多多少少能够判断出一个可能的发展趋向，那就是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也将呈现出高龄与少子的特征；与此同时全国人口的流动性将进一步增强；而结婚这件事，可能也将变得愈发困难起来。

在前面，我们为各位读者朋友们分析与农村离婚行为可能存在关系的因素时，无一不是在围绕着流动性、人口性别比例，以及婚姻市场空间挤压这些与人口流动以及人口结构相关的要素，而展开的讨论。如果我们可以认为农村人口的高度流动性促成了离婚率的上升的话，那么从反面来说，低人口流动性则有利于维持地方婚姻市场资源的稳定性，进而有利于促进结婚率提升的观点就是成立的。

但社会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中国依然在发展的道路上前进着。倘使为了维持人口增长、进而鼓励结婚生育，就试图通过限制人口流入发达经济地区的方式，来降低人口流动性的话，恐怕更多的效果还是因噎废食。

更何况城市生活方式的普遍化，也使得婚姻关系愈发私事化，集体安排婚姻的时代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小两口子闭起门来过自己的小日子，两人的婚姻关系由自己处理。离婚的选择，和结婚一样，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

不过话又说回来，假如真的希望通过提高结婚率水平来提高新生人口数量的话，也不一定要冷静30天。

在适婚青年有限的农村婚姻市场空间遭受挤压的现状下，农村妇女不仅不会因为个人的离婚行为受到道德上的谴责，再婚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像头婚妇女一样索要高额彩礼，而且还同样会举办明媒正娶的婚姻仪式和结婚酒宴。

说不定早点离，她们就能早点找到新的对象，早点再摆酒了呢。

参考资料：

殷晶晶, 班涛. 市场区位: 理解农村年轻人离婚空间分布特征的一个新视角[J]. 中国青年研究, 2021.

张雪霖. 阶层分化, 社会流动和农村离婚新秩序——以鲁西北 C 村离婚经验为例[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12.

李永萍, 杜鹏. 婚变: 农村妇女婚姻主导权与家庭转型——关中 J 村离婚调查[J]. 中国青年研究, 2016, 5: 86-92.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情况

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105/t20210510_1817176.html （2021.6.17阅览）

人民日报官微：31年国人婚姻大数据，晚婚势不可挡-结婚产业观察 http://www.hunjia520.cn/analysis/28078.html （2021.6.15阅览）

《2019 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http://www.caoss.org.cn/UploadFile/pic/20209199393572719.pdf （2021.6.19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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