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还被要求向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赔偿380多万美元——超过2400万人民币——的科研基金和律师费。
八点健闻联系到了郑颂国教授的夫人王菊华，作为当事人之一，她详细讲述了丈夫在美国被调查、起诉和判刑的经历，这是这些经历第一次对外披露。
就在郑颂国教授案件判决的2天前，5月12日，美国参议院专门委员会通过《无尽前沿法案》，禁止参与外国人才招聘项目的科学家获取联邦资助。
悲观者预测，中美学术交流的“铁幕”已经落下。
郑颂国曾经经历过中美学术交流的黄金时代。
1999年，作为一名普通医生，他获得了去美国进修的机会。在美国，他的学术生涯开始走向高峰：他拿到了最高级别的教授头衔，成为了国际免疫调节T细胞方面的权威。绿卡、数百万美元的科研基金也随之而来。
在黄金时代，一批批中美联合培养的医学生，千里迢迢送到了他所在的大学和他的实验室，2020年，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实验室的学生，全部是来自中国的博士生。现在，这些也成为了法庭上被检察官指控的罪名。
此前，已经有一系列针对与中国相关的科学家的诉讼，形势的剧烈变化，让他们十分惶恐：几年前，美国大学还在敦促他们的研究人员与中国合作。
即便出现利益冲突或是资金等问题，研究人员可能会面临纪律处分，但是，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被冠以间谍的罪名，甚至进监狱，名誉扫地，毁掉职业生涯。
午夜，阿拉斯加机场的逮捕
郑颂国被捕是在一年前，2020年5月22日，星期五，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
在美国司法部的公开文章中，这次逮捕的细节被一再提及：“乘坐包机抵达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后，郑在准备登上另一架飞往中国的包机时被捕。被捕时，郑随身携带三个大包、一个小手提箱和一个公文包。”
郑颂国的这次回国后来被美国司法部定性为试图“逃回中国”。但是据郑颂国教授的太太王菊华一方对八点健闻的讲述，“当时，我们正在接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FBI并没有明确告诉我们不可以回国。他当时有点糊涂，他要回去，其实美国早就把他放在禁飞名单上了。”
一切始于2018年12月3号。
那天，郑颂国之前工作的宾州州立大学医学院院长收到了一封邮件。发邮件的人，虽然并不知道郑颂国已经离职去了俄亥俄州立大学，但是根据他的邮件内容，他对郑颂国在中国大学和医院任职的情况一清二楚。
据王菊华一方对八点健闻的讲述，收到举报信后，FBI和司法部的秘密调查从2019年开始，持续了一年多时间。
当时，郑颂国和王菊华已经听到了一些风声。2019年11月，前美国埃默里大学终身教授李晓江被捕，最先起诉的罪名为隐瞒中国兼职，涉嫌欺诈美国政府薪资和其他补贴。
就在李晓江案判决的同期，郑颂国被正式告知，曾经给予他研究经费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后文称NIH）正在调查他。
“5月初，大学的一个研究人员说要跟我丈夫合作做课题，让他把电脑带过去。去了之后，他们就把NIH的一封信给我们，说我们正在调查你和中国机构的合作关系。”王菊华回忆，郑颂国被要求交出电脑、门卡，并被告知整个课题组不能去实验室，不能去办公室。
当时，正值新冠大流行，通过私人关系，郑颂国得到一个乘坐私人包机回国的机会。5月22日，在阿拉斯加转机时，他被 FBI 逮捕。
郑颂国被带回俄亥俄州南区，因为这次企图回国的经历，在2020年7月7日哥伦布市的首次保释听证会上，郑颂国的保释申请被拒绝，这意味着，他将在狱所里度过有可能十分漫长的诉讼期。
中美学术交流的黄金年代
郑颂国的职业生涯顶端
如果回到两年前，郑颂国和王菊华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和美国司法部、电汇欺诈、坐牢扯上什么关系。但是，两年后，他们却因此差不多葬送了自己在美国学术生涯，并面临37个月的监禁，数百万美元的赔款。
两年前，郑颂国在美国的学术前途看起来一片光明：经过多年的奋斗，他是国际免疫调节T细胞方面的权威，著名的免疫科学家；他在美国拥有一个自己的实验室，拿到 NIH 数百万美元的科研基金；账上有很多钱，这意味着他能进行更多的研究，发表更多的论文。
在异国他乡，取得这样的成就的背后，是外人难以想象的辛苦工作。美国正教授头衔的管理非常严格，宁缺勿滥。在郑颂国工作的俄亥俄大学医学院风湿免疫科，只有两个正教授，他是其中之一。
虽然美国大学的科研竞争非常激烈，但是也拥有宽松、开放学术环境。正是这样的学术环境，吸引了郑颂国一家留在美国，也是在这样的学术土壤里，他取得了在免疫调节T细胞研究方面的一系列成果。
1999年以前，郑颂国是上海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的一名普通医生。1999年，他拿到了一个奖资助他去美国进修。半年后，他在南加州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了免疫风湿领域的研究生涯。
郑颂国一家原计划进修两年，就回到中国。但是美国大学知道后，诚意挽留，并升为助理教授。
2003年，郑颂国在美国发展非常顺利，女儿已经三岁，买好房子后，就拿到了绿卡。绿卡是最高级别的，申请材料送上去以后，一个礼拜的时间，绿卡就到手了。
对郑颂国教授来说，2003年到2018年，那是他的职业生涯最辉煌的15年。从南加州大学起步的学术之路，在宾州州立大学越发成功，他做了终身教授（tenure），在国际知名期刊上发表了 300 多篇论文，这些论文已经被引用了 12000 多次。“那时候我们账上拿了好多科研基金，然后他就想拿冠名讲席教授(endowed chair )，当时我们拿到了两个高校的冠名讲席的教授offer，我们选了俄亥俄州立大学。”王菊华说。
在此期间，郑颂国教授和国内的联系开始变得频繁，被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和华中科技大学医学院聘为教授和客座教授，这在未来都将成为指控他的证据——俄亥俄州立大学后来以郑未披露在国外机构的“有偿任职”为由，解除了他的职位，并向NIH和法庭提交了一份郑颂国的调查报告。
不过在2019年，为了授予郑颂国冠名讲席教授，这一教授职业生涯中至高的荣誉，俄亥俄州立大学还特别为此举办了一个200人规模的庆祝晚会，俄亥俄州立大学的校长，教务长等一众大学领导全部到场，大家举杯相庆。
△俄亥俄州立大学授予郑颂国冠名讲席教授晚会邀请函上对他的介绍
但是仅仅一年后，也是在这所大学，郑颂国从学术生涯的顶端跌落，他走向了人生的一个拐点，一个深渊。
史上最严厉的判决之一
在阿拉斯加机场被捕后，保释失败让郑颂国一家受到了巨大的打击。“像我们这些科学家跟坐牢有什么关系啊。突然有一天你去坐牢了，不知道牢里是什么情况，我怕他活着出不来。”王菊华对八点健闻回忆，恐惧在很长时间占据了全家人的所有思绪。
在郑颂国最初被起诉的罪名中，电汇欺诈如果罪名落实，将面临最高20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虚假陈述则最高只需面临5年监禁。
世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有加州和威斯康辛州执业资格的律师梁帆对八点健闻解释，电汇欺诈罪行一般用在使用电子邮件、电子账户诈骗钱财上，“很多中国科学家遭遇的电汇欺诈的起诉，和典型的电汇欺诈其实不太一样，很多时候，检察官或许仅仅认为这个更加严重的罪名可以一试。”
电汇欺诈对犯罪意图的要求更加具体，对于检察官来说，举证难度比虚假陈述这个罪名更高。
据八点健闻梳理，此前，包括李晓江在内的多个中国科学家，公诉机关最初起诉的罪行都包括电汇欺诈，但是最终起诉的罪行往往都更轻：例如，李晓江因未如实披露个人税收被起诉；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陈刚被指控的罪名则是，未提交外国银行账户报告和在纳税申报表中作出虚假陈述。
但是，电汇欺诈高达20年刑期却吓倒了包括郑颂国在内的很多科学家。“以撤销更重的罪名为条件，换取被告认罪是检察官一种常见的策略，”梁帆说。
在庭审之前，经过艰苦漫长的谈判，2020年11月，郑颂国一方和公诉方达成认罪协议，承认在申请NIH 科研基金时做了不实且误导的陈述，掩盖他与中国的研究机构之间的关系和合作。认罪后他将免于电汇欺诈的起诉。
基于之前的一些虚假陈述案的判决，最重的也就是三个半月的监狱服刑，其他的基本都是缓刑，或者在家里服刑。因此认罪后，王菊华以为，“12月，我丈夫就可以回家。结果第一个检察官辞职了，更换新的检察官，谈判又持续了半年时间。”
最终，今年5月14号，被捕一年后，在美国俄亥俄南区联邦地区法院，郑颂国案开庭审理。
庭审一共持续了约两个小时。庭审前，王菊华询问律师早日回家的可能，"他说是90%。结果他输了一塌糊涂。”在法庭判决判以后，王菊华才终于意识到，她和丈夫所有的关于“早点回家、早日回国”的期望都落空了。
郑颂国被判在监狱里服刑 37 个月，之后再在家里服刑两年，还要向 NIH 和俄亥俄州立大学赔偿380多万美元。
“在类似案件中，这可以说是很重的判罚了，和其他案件的差别确实比较大。”梁帆说。
他的研究一钱不值？
在最后的判决中，郑颂国要向 NIH 归还约340万美元研究经费，向俄亥俄州立大学赔偿41.3万美元律师费。
多年来，郑颂国从 NIH 获得了大概四五百万美元的科研基金。
据王菊华——她也是郑颂国实验室的主管——介绍，这些基金，并没有进入郑颂国的私人账户，而是直接进入大学的账户，一部分用于研究，另一部分用于支付大学自身的行政设施、管理和其他费用。
但NIH的一个院外研究副主任指控，郑颂国没有披露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所以需要重新评估他的研究对 NIH 的价值，检察官并据此提出了郑颂国需要向 NIH 赔偿损失的诉求。
“法官需要先评估研究的价值，再来评估 NIH 的损失有多大，看起来，法官不愿意对研究的价值做出量化的判断，而是做了一个0和1的选择，那就是0。”梁帆分析。
最终，法官做出了郑颂国的科学研究一钱不值的判决，命令他赔偿 NIH 拨款给宾夕法尼亚州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300多万美元科研基金。
王菊华告诉八点健闻，多位美国免疫学界的科学家都在证词中表示，科学研究的价值基于同行评议的结果，而不是和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但是这些意见未被法官采纳。
据王菊华说，为了判轻罪，郑颂国同意在“虚假陈述”上认罪。
去年5月，俄亥俄州立大学询问郑颂国与中国大学的关联关系时，他选择了没有利益冲突，“我丈夫的理解是他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与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工作之间没有利益冲突，所以在学校要求填写的利益冲突表格中选了NO。”
美国大学教授申请基金的时候，都要汇报有无利益冲突，“但是这些大学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跟中国的合作就是利益冲突。”王菊华说。
曾经多次代理相关案件的美国著名律师彼得·蔡登博格律师也撰文表示，无论是授权机构还是大学，都完全没有对员工进行有关披露规则和要求的培训，对需要披露的内容的定义和解释也非常模糊。在没有提供有意义的培训或指导的情况下，华裔教授通常忽略了披露自己与中国的一些联系，但是其本意并不是为了欺诈。
梁帆告诉八点健闻，什么情况下，需要披露和外国机构的哪些联系，2018年前后，执法的尺度并不一样。
2018年8月23日，NIH出了一个声明，指出涉及到外国组织或政府的研究，要注意一些问题。“什么情况需要披露，什么情况下不需要，相关执法部门重新做了解释，而且趋势是大幅收紧了。但是在收紧之后，这个标准仍不明确，在一些案件中仍有争议。”
正是在2018年11月1日，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宣布启动“中国行动计划”，并在特朗普政府执政期间，成为司法部的工作重点。该计划原来旨在优先处理与经济间谍和商业秘密盗窃有关的案件，但迅速“将学术界确定为我们最脆弱的部门之一，因为其开放的传统，以及国际交流对思想自由流动的重要性，使其容易受到中国的利用。”
但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这些科学家与中国不当分享了知识产权，美国司法部过于频繁地将华裔科学家一些文书工作上的疏忽，作为指控电信欺诈和虚假陈述的依据，在美国国内，也已经受到了一些批评。批评者认为，“中国行动计划”已经荒腔走板，从关注欺诈变成了起诉过度——即使是与中国实体不起眼的学术联系，也被视为犯罪行为。
据梁帆对相关起诉案例的不完全检索，他没有发现，印度、日本或者俄罗斯的科学家近年来遭遇类似的麻烦，“我查到的此类案例，所有被提起刑事诉讼的，至少都和中国有关系。这方面，我认为检察官是受到了政治大气候的影响。而包括科学家在内的群体，对于政治大气候的变化都缺乏准备，甚至包括一些法律圈的人士。”
当然，华人科学家一些不够谨慎的做法，在中国科学家群体内部，也引发了一些反思。
一位曾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告诉八点健闻，因为他当时在政府机构任职，对于报告利益冲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比如要到外面去做报告，都要事先报告，更不用说在国外兼职了。”
但是在大学里，因为相对自由宽松的环境，一些华人科学家在中美两边高校或者机构任职的情况比较普遍，“一些行为确实属于打擦边球。我的原则是，不能拿两份工资，即使是外出做报告的劳务费，按规定也不能收取；去中国，我都会跟相关人士报告我的行程，包括PPT我都要给他们看一下；发表文章的时候，我从来不会写两个单位。”
一位科学家被毁掉的职业生涯
5月14日，郑颂国案件宣判后，美国不少媒体纷纷以公诉方——美司法部发布信息作为唯一的信息来源，报道了一名华人科学家如何向NIH申请科研基金时撒谎，骗取410万美元的赠款，用于发展中国的风湿病学和免疫学。
在这些文章里，一些指控甚至上升到了政治层面，充斥着更深层的影射：基于郑颂国对虚假陈述的认罪，他的案子被描绘成一个从美国盗窃知识产权的案子。这样的指控和影射在美国司法部发布的信息里体现尤甚：“保护美国作为全球研究和创新领导者的地位，并惩处那些企图剥削和破坏这一地位的人。”
曾经被倡导的中美联合培养机制也成为了影射的目标，“我们多年来培养了六十多个博士、博士后回到中国。”这些曾经让郑颂国和王菊华引以为傲的事，在法庭上也被指控为，“我们拿美国纳税人的钱，培养中国的学生。”
即使批评者认为，一些华人科学家应该更加谨慎的规避一些可能导致利益冲突的国内兼职，但是，“为此毁掉一个优秀的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一些处理确实太过分了。”上述曾在美国国家实验室工作的科学家告诉八点健闻。
在曾经为他举办200人庆祝大会的俄亥俄州立大学内，郑颂国和王菊华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此前，在备受关注的陈刚教授案中，麻省理工学院支付了陈刚的全部法律辩护费用，100多名教职员工签署了一封给校长的信，站在他一边，批驳了司法部对他的指控。
相反，郑颂国则需要赔偿俄亥俄州立大学为了开除他，而支付的律师费，共计41.3万美元。他自己聘请的律师费账单也已经接近50万美元。
王菊华是丈夫实验室的主管，现在，实验室关停，她丢掉了工作，除了诉讼，每天只能坐在家里看电视。因为新冠期间，监狱不准探视，除了出庭，她从没见过自己的丈夫。
实验室里的5名中国博士，每个人都经历了FBI 4到5次的讯问，在去年7月、8月，大陪审团法庭出庭后，5人陆续回国。
而郑颂国，一个优秀的、前途曾经一片光明的免疫科学家，在新冠大流行时期，只能在美国的监狱里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监狱特别冷，他只穿了一件夹克，没有棉袄，他冻得发抖，感冒了三个月之久。他当时每天衣服都是湿的，下不了床，他认为自己要死在监狱里面了。”
后来，通过联系领事馆，郑颂国拿到了一条毯子，“他后来就是靠那一条毯子活下来了。他告诉我，要再过一个冬天，他真的会自杀，但是现在，他还有两年刑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