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凤凰网（ID：ifeng-news），作者：凤凰网《风向》栏目，对话嘉宾：李婷（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原文标题：《放开三孩能扭转生育颓势？如何看待配套措施？人口专家李婷解读》，头图来自：《家有儿女》剧照
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召开会议，决定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作为第一人口大国我们为什么需要继续鼓励生育？“三孩”政策能否解决中国当下的人口发展问题？目前提高生育率的难点是什么？配套措施能够给予实质性的帮助吗？凤凰网《风向》栏目特邀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李婷教授深度解读。以下为对话内容：
一、我们不怕人口减少本身，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结构
凤凰网《风向》：5月31日“三孩政策”刷屏，引发网民热烈讨论。为什么中国作为全世界人口最多国家，要选择鼓励生育？背后的逻辑是什么？
李婷教授：首先，我们的人口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个是人口规模。你刚才说到中国是人口最多的，然后我们的人口规模的确是世界最多的国家之一，我们现在看到接近14亿。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其实是，在人口的另外一个侧面，就是人口结构上。
现在中国人口的结构，也就是指不同年龄段的人占人口的比重，最大的问题一个是人口老龄化，就是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非常高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老龄社会的标准了，而且现在我们老龄化的速度还非常快，比同等的那些国家，比如说一些发达国家，我们现在在老龄化的速度上非常快。而且这个就造成我们的老年账户的负担比例高。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所谓劳动年龄段的人口相应的是，它的比重就比之前少，这个就是你经常听到的人口红利消减，或者人口红利的窗口关闭的说法。我们的人口结构变成了老年人多，能干活的人少，整个社会发展就不平衡了。
本来它是一个供养机制，就是劳动年龄段的人供养小孩和老人，但是这个供养机制现在不平衡了，就涉及到比如说社会保障，社保基金你可能就很难维持了，然后再加上老年人多，你的社会创新力可能在某种意义上会下降。
然后还有，老年人多了，大家会假设老年人的消费水平相对会比较低，整个社会的消费力、消费水平也会下降，也会不利于所谓的经济发展和经济的活力。
我们不是怕人口减少本身，其实我们这么大规模的人口，下降一两亿，我们的基础还是非常好的，从规模来说并不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最大的问题就在于结构，所以说鼓励生育，它其实就是从一个长远的视角，试图要去扭转中国现在的人口结构问题。
凤凰网《风向》：所以说这个政策出台，其实从长远来讲，还是就像您所说的：是要慢慢去改变这种结构，优化这种结构？
李婷教授：对。
二、中国人口政策演变的7个关键时间节点
凤凰网《风向》：中国的人口政策走过了怎样的历程？
李婷教授：好。其实从人口，我们每次说到计划生育政策，大家第一个反应就是觉得是一孩政策，然后大家也会经常说从1980年开始的一孩政策，但实际上这个是误解。计划生育政策其实从70年代初就开始了，但是它的政策是分各个阶段的，就是真正的、严格的一孩政策，其实只占整个人口计划生育政策史中非常短的一段。
我们大概从70年代开始生育政策就提出一个口号，就是晚稀少。就是说晚生孩子，推迟生育年龄，然后“稀”就是拉开生育间隔，当然你可以生二孩，但是你不要接着生，需要中间间隔时间长一点再生。
少就是说大家总的数量上减少，所以这个是整个70年代的一个所谓的生育政策，然后进入到80年代开始就实行了严格的一孩制，就是一个夫妇只生一个孩子，但是这个政策开始实施几年之后，各地还是有反弹，因为那个时候对我们的传统文化或者生育文化冲击很大。
所以其实到1984年的时候，我们国家就进行了一次修正，就是更多样化的计划生育政策。首先就是，大多数的城市地区以及六个省市的农村地区，大概占整个人口37%左右的，这部分人坚持一胎政策；但剩下的农村地区，就其他19个省市的农村实行一孩半政策。一孩半政策就是说，如果农村地区的头胎是女儿，那么就可以再生一个。
凤凰网《风向》：对。
李婷教授：从它的政策上来说，不管是男孩还是女孩，你就只能生两个。但很多地区实际上也会出现一直生，直到生到男孩，或者说二胎有极高的性别选择，就专门选男孩，如果一胎是女儿的话。
除了一胎半以外，还有一些是二孩或者以上的，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比如说在新疆、西藏。少数民族地区是选择生二孩或者以上的，有些地方甚至三孩。当时那个政策非常细，包括你生活的地方是山地还是平地等等，它都有政策划分。当时还包括个别的试点地区，所以说从1984年开始，这个政策其实不是简单地规定所有人只能生一孩。
其实到90年代末，或者是2000年之后，虽然国家没有发布统一的政策，但实际上不同的省份逐渐有了自主权，比如说不同的省份开始放开，所谓双独二孩，就是说如果父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是可以生两个孩子的。这个是以各个省市自己来制定的。所以不同省市有早和晚。我记得最后一个实行双独二孩的应该是河南。
下一次政策调整就是2014年的单独二孩。单独二孩从国务院的政策来说，全国是统一的。也就是说所有的，不管哪个省市，如果有一方父母是独生子女的话，就可以放开生两个孩子了。但是单独二孩看起来效果不明显，所以很快，到2016年就实行了全面两孩，就所有人都可以生两个孩子了。然后再到今年2021年，是可以全面三孩，目前就是这样一个进度。
三、低生育率与个体主义兴起和内卷现象有关
凤凰网《风向》：提高生育率的难点在哪里？
李婷教授：首先，让人生孩子和让人不生孩子，本身难度就不一样。因为不生孩子，可以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去强制执行，但是让人生孩子是强制不出来的。但实际，还有另外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现在生育不是单纯的人口问题，不是一个家庭想不想生孩子的问题，而是一系列社会发展的一种副产品。
比如说我们这种低生育率，不是中国独有的，它其实是世界范围内的，特别是在发达国家。所有的发达国家中，其实只有以色列除外，因为以色列有特殊的国情，它有民族危机感和宗教问题。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生育率基本上都比较低，它是一个发展的共性。
简单来说，现在生孩子是赔钱的。而以前生孩子，孩子是可以作为劳动力来给你挣钱的，对家庭是有益的。现在的孩子，更多的是把你的收益投入给他，所以生孩子不是一个经济上划算的事情。
凤凰网《风向》：是的。
李婷教授：第二个转变，比如社会发展使得个体主义兴起，以前在传统文化中，认为生儿育女，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就是她的责任和义务，但是现在个体主义的兴起，特别是女性的社会地位提高，对于女性而言，有更多的选择。这也是女性的一个进步。这是正面的因素，是发展的好处。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年轻人所普遍面临的，第一，我们经常说的内卷，内卷就是我们处在一个高竞争、高分化的社会。为什么要卷呢？因为我怕自己被甩下去了，得努力赚钱、努力工作。
要成家就得买房，而现实又是高房价。所以为了生存下来，内卷压力就会很大。当真正生了孩子以后，要让孩子继续巩固这个阶层，保持好的生活，那就需要优良的教育。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环境里，这种恐慌使得年轻人也不愿意生孩子，也就是低生育欲望。
凤凰网《风向》：是的。
李婷教授：还有，我们说女性地位的提升，也就是可以进入职场，特别是在现在职场，有很多干得很好的女性。但是在中国，在公共领域，女性的地位已经在某种意义上有很大的提升了；但是在私人领域，不管女性在事业上多成功，回家之后，还是得做饭带孩子。
这样的一种现实使得一个成功的女性，当她在没结婚或者没生孩子的时候，好像给她造成一个巨大的遗憾。这就是主流的对女性的评价。这样就反而使得更多的女性不愿意踏入婚姻，不愿意生孩子。因为她感受到，她既要在事业上成功，另一方面又需要承担起家庭的责任，是照顾孩子的主力。大家认为，如果她不好好在家看孩子，就不是称职的母亲。所以这就造成了女性受到过多的压力，就会选择不婚不育或者少生孩子来对抗。
四、放开三孩不能挽回颓势，但有助于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
凤凰网《风向》：有网民觉得二孩政策效果并不那么理想，您认为放开三孩能挽回颓势吗？
李婷教授：我们先说二孩吧。实际二孩起到的效果体现在哪儿？你发现放开的那几年，生二孩的比率非常高，甚至二孩的比率大大超过了一孩。在那段时间，很多能生育的都赶着生二孩了。
那为什么看到整体的效果不好呢？也就是生育率没有显著提升，却还在往下走。特别是我们看到去年说的人口断崖式下滑。其实重点是在一孩。也就是这几年，生二孩的人数上去了，但是生一孩的人的生育率反而大幅度下降。
凤凰网《风向》：是的。
李婷教授：是什么意思呢？当然不是说，中国的年轻人以后都不生孩子了。而是说，这部分年轻人，首先他们有低生育的欲望。更重要的是，他们生育年龄推迟非常严重。
可能在以前，我们说25岁或26岁是差不多的生孩子的年龄。但是现在看，有些大城市已经推迟到30多岁了。如果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年龄则更要往后推。
原来我们说，结婚生育是人的一个基石。是什么意思？就是先成家后立业，先成了家。生了孩子，再去成事业。但是现在对年轻人来说，结婚生孩子成为了一个顶石。就是说必须要有很好的工作、必须要有足够的成功，才能买房子、存够钱去结婚，才能有钱去生孩子，给孩子买个学区房。
凤凰网《风向》：对。
李婷教授：所以这就使得生育一孩大大推迟，就会引起我们现在看到的生育率低。简单来说就是，本来这帮人是25、26岁应该生孩子，但突然25、26岁这帮人全部都不生了，因为他们觉得在这个年龄段生不起，他们就都要推迟几年生了。
你就看到该生的25、26岁的人全部都不生了，一孩生育率就会极大下滑。当然这种推迟生育的话，我们也不能保证他们以后一定会生，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再叠加上他们的低生育欲望、低恋爱结婚欲望，所以我们就看到一孩生育率下降非常大。
那么为什么还要放开三孩，它的意义是在哪儿？第一，我们会有一个判断，放开三孩肯定不会挽回颓势。因为基础的一孩生育已经推迟，愿意生二孩的人的欲望也都没有那么高了。但是我觉得放开的意义在于，一个是让真正想生的人能生，你不可否认，肯定还是有一部分人愿意生三孩的，不管数量有多少。所以他们一定还是会生的。
所以这个政策的意义就是说，我们要帮助那些愿意生、继续生的人，让他有机会再生。就像我们刚才说的二孩，二孩能够让一部分愿意生二孩的人释放出来，当然不管多少。这个也是政府在构建生育友好型社会，或者说提出包容型生育政策。我们会希望去满足各种人的需求。
另外一个，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释放了一种积极的生育信号，就是要建立生育友好型社会。今天的说法不是简单说我们就放开三孩，其实提出了很多要建立配套的支持措施，我们可能着眼点都在三孩。实际上更应该关注的还是它的配套措施：比如说这种配套措施能够营造出一种生育友好型社会的氛围。
扭转生育现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人口是个长期的事情、长期的问题。
五、生育配套政策的完善是一个长期过程，政府加大公共服务投入不只为刺激生育
凤凰网《风向》：您如何看发布的“三孩”配套支持措施？
李婷教授：我觉得国家现在是在定调，关于具体生育的配套措施，据我了解其实各个部门都在有序进行了。我觉得比较关键的，第一，它不是一个马上能扭转的事情，比如说梁总说的，每人发100万，这事肯定是不可靠的。它是一个很难的，长期的，建设的过程。我觉得可以说，从政府角度，能做的其实在公共服务上的投入。公共服务上，一个重要的就是托育，就是普惠的托育服务体系。
我们原来没有托育的，也就是0～3岁的孩子没人看管，只有隔代照料等，或者是请保姆照料，这样个人的负担就很重。现在大力发展普惠的托育体系，使得3岁以下的孩子能够以普惠的价格入园，提高托育的质量。目前在不同地方都有试点，有各种不同的模式，有跟企业办的，也有购买公共服务的，还有一些民营但是国家给补贴的。
当然这还是在进行中，我觉得这是国家能够做的一个公共服务，而且这个公共服务，不光是为了刺激生育。提供这样的公共服务，也能够帮助女性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本身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凤凰网《风向》：是的。
李婷教授：所以我觉得，发展普惠的托育体系，其实是重要的，也是现在实实在在能做的。然后其他的，就是说要提高优生优育服务水平。还有就是推进教育的公平。这其实也是一个痛点。现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减负，家长教育减负，国家也在做很多事情。
比如我小孩，刚好一年级。原来是3点半放学，现在突然都变成强制4点半放学，最后还说可以托管到5点半。然后就是努力劝你不要报课外班等等，有各种手段。可以看出国家慢慢在重视，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打击线上教育。
虽然我很怀疑这个事情到底有没有效，但是至少从国家的层面，他们是在做这种事情。这也是我们生养孩子的一个痛点，就是说教育的投资、教育的焦虑。
比如说还有，完善生育休假、保险制度，可能对我们城市的女性来说，可能没有那么焦虑。但是其实对于那些普通的女性，或者打工的女性，她的生育保险，或者保障她的生育和就业的权利，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事情。
比如，工厂女工的生育保险，如果老板、公司不给购买，不能保证她们去生孩子，同时还能给工资。但是生育保险，还是可以一定程度上补充在工作中去生孩子的一些所需。我觉得对这些人而言，这些还是挺重要的。我觉得不能说这些东西完全是虚的，我只能说这些东西是国家现阶段能做的一些事情。
还有一个大家需要认识到，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生育人口问题，它是一个发展的副产品。它是一个果，而不是因。
如果你的社会进入良性循环，比如说所有的青年都能有很好的就业和稳定的工作，有较好的生活、工作、经济的话，他们自然会愿意多生孩子。当这个社会变动比较大，年轻人没有很好的就业机会，对未来社会的风险预期很高的话，他自然就没有生孩子的意愿。
所以生育的最终问题，还是全面的问题。我们刚才虽然说到一些，就是国家针对痛点，做了很多设计。但是实际上你会理解到，真正的生育还是建立在一个整体性的，也就是国家平稳发展，更加公平的状态下。
比如财富的分配，保障青年人的工作和就业的稳定性等等。所以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后自然而然就有更多的人愿意生孩子。最后就是，再加上一些正向的生育文化的回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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