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吐温：疯狂投资人、商业帝国梦与巡演躲债的岁月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杨靖（南京师范大学教授），原文标题：《作家之外的马克·吐温：疯狂投资人、商业帝国梦与巡演躲债的岁月》，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进步与贫困》（1879）一书作者亨利·乔治曾说， “镀金时代”（the Gilded Age）不仅是一个“涂金”（gilt）的时代，也是一个充满“罪恶”（guilt）的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经济迅猛发展的时代，也是贪腐问题集中爆发的时代，诸如虚报假账、收受回扣、权钱交易等丑恶现象比比皆是，这也是马克·吐温将小说命名为《镀金时代》的初衷——小说于1873年出版，“书名迅即成为公共生活中贪污受贿、物质主义和腐败的同义词”。

小说《镀金时代》，围绕兴建城市、铺设铁路、开辟航道、议会选举、法院审判等案例，揭示出美国政商界、司法界以及新闻界的卑劣行径，并塑造出玩弄权术、假公济私的参议员迪尔沃思（Dilworthy）以及终日梦想大发横财的小市民赛勒斯（Sellers）等经典形象。作为投机家的赛勒斯与说谎成性的政客不同：政客说谎是向后看，通过语言操控术（话术）篡改过去的事实；投机家则是展望未来，“他是这个浮夸的、推销术泛滥成灾的世界里的一个梦想家”。很显然，“赛勒斯”一语双关，既是人名，亦有推销员（seller）之意。据作家本人在《自传》中的说法，这一人物原型是他的一位远房表亲。然而，文学评论家却更愿意相信：小说中这位“推销员”无乃是马克·吐温本人的化身。

《镀金时代》的土地交易与文学市场

小说的核心故事，是田纳西州参议员迪尔沃思自导自演的一出土地欺诈案。当地一位农户霍金斯（Hawkins）曾廉价购买7500英亩土地，有开发公司出价3000美元意欲收购，他迟迟不愿出手，结果错失良机（后来连500美元也卖不出去）。霍金斯去世后，他的朋友塞勒斯向参议员提议由政府出面收购。随后，参议员提出创办“士高达工业大学”的方案，建议政府出资300万美元购买上述土地——如此一来，他便可以从收购土地和建设大学的财政拨款中上下其手、中饱私囊。

为说服其他议员，迪尔沃思决定以霍金斯美艳动人的女儿劳拉为“诱饵”。他首先将劳拉包装成一位上流名媛，将她引入华府社交界，结交参众议员（及其妻女）。与此同时，他将劳拉之弟发展成为自己的助理；而后者时常对外宣称，他本人如何反对出卖自家祖传宝地。议案宣传造势结束后，参议员幕后策划，劳拉则施展魅力出面游说。她使用诱惑、欺骗、贿赂等手段，拉拢议员投票。提案在众议院率先获得通过，但紧接着被媒体曝光，引起公愤。参议员动用自家兄弟经营的报纸展开反击，赢得民众同情，于是提案被呈交给参议院。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参议员任期届满，需要重新竞选。在竞选过程中，他收买议员、操纵选举的丑闻被公之于众，名声扫地——赛勒斯精心策划的土地交易案，至此彻底流产。

据考证，马克·吐温的祖先的确拥有这样一块土地，后来在这块土地上也确实发现了石油——不过那是1895年的事（当时土地早已转售），与马克·吐温家毫无关联。作家在《自传》中曾不无遗憾地调侃：自己若能拥有那片土地（哪怕只有几英亩），日后他也就无须依靠写作谋生了。出乎意料的是，未能使得吐温一家脱贫致富的地产，却为他的小说《镀金时代》提供了绝佳的历史背景：马克·吐温因此赚到稿酬2万美元，并获得7.5万美元的戏剧（改编）版税——他因此自嘲是“田纳西地产的唯一受益者”。

马克·吐温此前在内华达州一家报馆担任记者，但童年时代的贫穷经历在他心中留下巨大的阴影。像小说中的赛勒斯一样，他无时无刻不沉浸在一夜暴富的发财梦中。当时该州流行“淘金热”，马克·吐温将自己的所有积蓄（包括全部稿酬）悉数投入股市，购买金银矿山股票。然而，这一种纸上富贵并未能持久，转眼经济危机来临，股票债券价格大幅跳水，马克·吐温豪赌式的投资血本无归，最后只得重拾手中之笔，继续文学创作。

马克·吐温记者时期的办公环境

自首部作品《傻子出国记》起，马克·吐温以粗犷而不失轻快的风格在文坛独树一帜。根据传记作家的说法，他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也归因于对于文学市场风向的把握。众所周知，马克·吐温一向十分留意读者的品味和图书市场上畅销小说的潮流：《王子与贫儿》（1882）和《亚瑟王朝庭里的康涅狄格州美国人》（1889）迎合了儿童文学和欧洲骑士传奇的时尚；《傻瓜威尔逊》（1894）从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身上汲取了侦探小说的表现手法（福尔摩斯这一文学形象最早诞生于1891年）。《圣女贞德》（1896）写作的年代，正是刘易斯·华莱士的《本·赫尔》（1880）和亨利克·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1896）作为宗教和历史传奇而风靡一时之际。甚至，《哈克·费恩历险记》里刻意运用的南方方言和边疆色彩，也是以哈里斯（Joel Chandler Harris）“雷穆斯大叔”（Uncle Remus，1881）系列故事为蓝本。

不仅于此，马克·吐温对于营销自己的图书也非常热衷。据说每一本书出版前，他会反复推敲合同条款，要求出版商大力宣传（有时甚至因此而与对方翻脸），并亲自过问书籍的生产成本及插画设计（他曾采用当时最好的纸张印制封面，不惜为之耗费1万美元），以此确保发行图书能够得到读者青睐。在一系列商业包装和市场运作机制下，马克·吐温在文坛的知名度日益攀升，被誉为美国“当世最著名的作家”。据统计，截至1880年，他的各项版税稿酬年收入高达25万美元，在当时简直是天文数字。但大作家本人并不满足，像他笔下的梦想家赛勒斯一样，他开始构建庞大的商业帝国梦——从他最为熟悉的出版业起步。

马克·吐温在家中的摆拍

疯狂投资后的躲债岁月：从格兰特《回忆录》到佩奇打字机

马克·吐温算不上明智的投资人，但毫无疑问称得上是精明的商人。从一开始，他所有的作品，便一律采用预订销售模式——这一种新兴的商业模式，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回报。

以《傻子出国记》为例，合同规定净利润由出版商和著作权人均分——当时美国出版公司（the American Publishing Company）共发行62000余册，每册售价3.5美元，总计收入218000美元。出版公司支付总代理112000美元（约合总收入的51%，总代理再将其中的一部分作为薪资和佣金支付给图书行商），获得毛利106000美元；扣除制作成本41540美元后，剩余净利润64460美元，马克·吐温获得32000美元。

眼看自家作品的出版收入大部分落入出版商/发行商的腰包，而自己只能拿到其中一个零头，马克·吐温深有感触：为什么我不能自行开设出版公司，专门出版、发行自己的作品？

此时，马克·吐温手头有六部作品即将完稿。交由出版商与自行印刷两相比较，净收入相差八倍之多。1884年，在和几位出版商相继闹翻之后，马克·吐温经过反复权衡下定决心，成立自己的出版社，并聘请外甥查尔斯·L.韦伯斯特担任公司经理。韦伯斯特出版公司计划推出的首部作品为马克·吐温新著《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像以往一样，马克·吐温对此书的出版发行极为关注。他在给韦伯斯特的一封信中写道：“让图书商贩们尽早行动起来，你要竭尽全力促使他们能够在12月10号或者15号之前确认读者的订购意向（这是一年当中趸售图书的最好时机）——如果到时候预订数达不到4万本，就要推迟这本书的发行……不过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阻止这本书（《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畅销。”——该书于次年成功推出，一时畅销全美，至今仍是美国文学当之无愧的经典之作。与之同步，另外一场史无前例的图书“销售大战”也在悄然进行。

马克·吐温和《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

1884年11月，马克·吐温偶遇《世纪》杂志编辑理查德·沃森·吉尔德（Richard Watson Gilder），后者无意中透露：前总统格兰特将军准备动手撰写《回忆录》，但合同条款尚未落实。精明的马克·吐温立即从中嗅出了“商机”。他亲自登门拜访，指出世纪出版公司（the Century Company）合同条款上的纰漏，并竭力劝说这位美国内战的英雄放弃与该公司的合作，转而与韦伯斯特公司签订合同——合同版税是前者的双倍。

在格兰特写作期间，马克·吐温安排韦伯斯特长途跋涉，在全国范围内招募代理商。韦伯斯特走遍美国，收集到大量潜在（would-be）代理商的信息——包括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财务状况。最终，马克·吐温决定将全国划分为16个营销区域，每区域设一名经销总代理（共16人，后者又雇佣总共约1万名行商，其中仅纽约布鲁克林区便多达200人）。马克·吐温下令：“让这些行商先去开拓纽约郊区，然后再将纽约中心区交给业绩最优者。”

为进一步扩大声势，马克·吐温亲自撰写书评广告，宣称“我曾将这本回忆录与《凯撒战记》进行对比……我可以发自肺腑地讲，这两本书具有同样显著的优点——明白易晓，直抒己见，语言朴实无华，丝毫不装腔作势，其言辞恳切一目了然。”大作家以自己的文学品位和阅读经验为回忆录作背书，无疑大大增强了读者的阅读期待。

该书出版前，格兰特不幸逝世，举国悲哀。三周后，《格兰特将军回忆录》正式发售。马克·吐温给每位行商准备好一份37页的销售指南，名为《如何推销格兰特将军个人回忆录》——其中既包括如何向顾客说明格兰特家族目前经济困难、亟需帮助的现状，也包括允许顾客先支付部分货款（本书仍采用订购发行方式），以及如何进行尾款追缴等事项。值得一提的是，其销售团队主要由前北方军的士兵（和水手）组成，一律身着昔日制服，很容易勾起民众的怀旧之情。马克·吐温此举，旨在以爱国精神感召数百万退伍老兵——相对于普通读者，他们更愿意为本书慷慨解囊。

该书以两卷本的形式发行，价格从3.5美元至12美元不等，具体取决于其装帧精致程度。每本书都附有格兰特的亲笔题词和签名：“谨将此卷献给美利坚士兵与水手。/U.S.格兰特/纽约/1885年5月23日。”其中，第二卷还展示了内战期间将军个人往来书信（复印件），由此进一步激发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和购买欲。

这次图书销售战役大获成功：1885年5月，图书预订量即多达12万册。到1886年年初，图书发行量更多达32万5千册。马克·吐温兑现承诺，将大部分（70%）图书利润交给格兰特遗孀（约42万美元），自己获得报酬8万美元——然而一转身，这一笔巨款便投入了技术发明和资本市场。

格兰塔与李鸿章，1879

正如传记作家彼得·克拉斯（Peter Krass）在《马克·吐温商业历险记》（2007）一书中指出的那样——“吐温既是艺术家，也是资本家”，投资逐利是资本家的本性，然而不幸的是，马克·吐温将大量资金投向了“高科技”发明，其中相当一部分根本不具备实用价值，比如日后导致他倾家荡产的佩奇排字机。

有人说，马克·吐温热衷发明是因为受到朋友特斯拉的影响——后者是一位与爱迪生齐名的“变态”发明家，累计发明专利1000 余项，包括交流电、霓虹灯。像他笔下的人物塞勒斯一样，马克·吐温终日陶醉在暴富的神话和梦幻之中，以一种无知者无畏的盲目乐观态度进行投资，导致一败涂地。新发明使他着迷，但也让他轻而易举地变成了科学发明人的牺牲品。

根据著名传记作家朗·鲍尔斯（Ron Powers）在《马克·吐温生平》（2005）一书中的考证，自1870年代起，从写作稿酬和版税中掘得“第一桶金”的马克·吐温，同时“在大约20项新业务和发明上进行了大量（近乎疯狂的）投资”——包括葡萄园、蒸汽轮、手表公司、保险公司、海上电报、普拉斯曼（Plasmon）食品添加剂、考拉泰普（Kaolatype）粉笔雕刻法，等等。

此外，他在华尔街也拥有大量股票投资组合，其中不仅包括牛奶厂、铜矿和珠宝公司等中型企业，也包括联合太平洋公司这样的巨无霸公司——据说他曾一次性投资5万美元购买墨西哥-东方铁路公司股票，堪称是“大手笔”。投资固然有赔有赚，但在19世纪末商业和金融危机来临之际，股票价格一落千丈，马克·吐温的巨额投资绝大部分都“打了水漂”。1894年，他在邮轮上对妻子奥利维亚发誓说，“船一抛锚，立即和商业说再见。这辈子再也不碰它了！”

马克·吐温与亨利·罗杰斯在百慕大，1908年

除了上述“显性”亏损，更令马克·吐温伤心绝望的是佩奇排字机这一投资的“无底洞”。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坚信这一发明必定能带来滚滚红利的作家相继投入17万美元巨资，但出于各种原因，这一高科技产品始终未能实现量产（并最终为竞争对手捷足先登）。雪上加霜的是，他旗下的出版公司由于经营不善和资金链断裂，也不得不宣告破产。

值得庆幸的唯有一点：马克·吐温恰好在此时结识美国理财专家、标准普尔公司高管亨利·罗杰斯（Henry H. Rogers）。罗杰的规划首先为马克·吐温申请破产，然后顺理成章将他的著作版权移交给他的妻子，以免债权人夺得版权；同时，建议作家出国旅行，一边写作，一边“暂避风头”，以免债主（共90余名）纠缠不清。尽管马克·吐温并未全盘接受罗杰的“商业计划”，但正是在后者的精心策划和巧妙安排下，作家才躲过一劫，由此也开启了作家与这位“理财顾问”长达15年的商业合作。

1890年代，《美国杂志》（The American Magazine）扒粪记者艾达·塔贝尔（Ida Tarbell）花费数年时间调查标准石油公司欺诈案，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调查报告完成后，记者向作家求助，马克·吐温拒绝出版。然而，这一貌似“报恩”之举，显然有悖于作家一向倡导的人道主义精神。

扒粪记者艾达·塔贝尔，1921年。她对洛克菲勒家族垄断石油行业的调查，让她成为调查记者的榜样性人物。

“推销员之死”：马克·吐温有限公司

在听取经济顾问的建议、并在妻子奥利维亚的支持下，马克·吐温踏上环球巡回演讲之旅，一方面通过演讲还债，一方面也为文学创作搜集新的素材。凭借文学声望和表演天赋，巡回演讲之旅大获成功。到1900年马克·吐温归国之际，他受到美国民众“英雄凯旋般的”热烈欢迎：他不但清偿了债务，也捍卫了个人乃至美国作家的尊严和荣誉。但这次旅行也给作家带来了终身难以愈合的创痛：在夫妇二人外出期间，因病留在国内的长女苏西（Susy）脑脊髓膜炎发作，不幸去世，令作家哀痛欲绝。紧接着，1904年，妻子奥利维亚也生病去世，马克·吐温的世界也由此坍塌。

自从结婚以来，出身富商之家的奥利维亚，不仅是马克·吐温生活的伴侣，更是他的文学“监护人”。照作家生前好友、《大西洋月刊》主编豪威尔斯的说法，马克·吐温每一部作品发表前，都要首先经过妻子的严格审查——担心其中某些词句会“冒犯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进而影响到作品的销路。（《小妇人》作者、女作家奥尔科特曾正告马克·吐温必须停止此类创作，因为“有害于道德人心”。）

美国文学批评家范威克·布鲁克斯在名著《马克·吐温的严峻考验》（1920）一书中对此也大加嘲讽。他一方面承认马克·吐温的艺术天才，另一方面却惋惜这位天才未能经受加尔文教、金钱诱惑和高雅文学趣味的考验，最终走向失败。布鲁克斯将作家的失败归咎于两个人物：一个是作家的妻子奥利维亚——马克·吐温的“第二个母亲”——她以自己平庸的文学趣味替作家把关，居然认为《王子与贫儿》比《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成就更高！另一个则是豪威尔斯——马克·吐温的“告解神父”——他崇奉欧洲的“斯文传统”（genteel tradition），主张描写“生活温和的一面……力求避免使自己和读者痛苦的题材”。布鲁克斯断言：“正是在他们二人的影响之下，马克·吐温日渐走向平庸。”

布鲁克斯的论断尽管不乏一定道理，但流于简单粗暴，难以令人信服。一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作家封存百年的《自传》公开出版以来，随着对这一问题研究的逐步深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承认，马克·吐温的“平庸”是不争的事实，也无须他人来“背锅”——作家本人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方式，才是导致“日渐走向平庸”的真正根源。

马克·吐温和他的女儿在纽约第五大道，他自称是“地球上最受关注的人物”

以理查德·扎克斯（Richard Zacks）近著《追逐最后的笑声：马克·吐温的环球喜剧之旅》（2017）为例：该书讲述晚年马克·吐温花费五年时间挽回投资损失的故事（其中三年旅行演讲，另外两年蛰居英国写书）。围绕作家遭遇的经济危机和被迫开启的环球之旅，作者在书中披露了若干鲜为人知的史实。根据作者的看法，虽然巡回演讲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但旅途的舟车劳顿以及为抵御疲劳而纵酒吸烟（每日抽雪茄不少于20根），极大地毁损了作家的身体健康。

此外，爱慕虚荣的马克·吐温所过之处皆有宴请，往来酬酢络绎不绝——作为名满天下的公众人物，他极其乐意享受签证人员的恭维以及各国王公贵族的款待。他本人乐此不疲，但也因此浪费了许多宝贵时间。正如扎克斯在本书结尾的感慨，“这位本可与伏尔泰齐名的大作家，却沦落为世界一流的餐后演说家……相比于伏尔泰、左拉，吐温更易于向社会投降：这源自他与生俱来的缺陷，即无法抵挡成功的诱惑。”——此即鲁迅所言，他（马克·吐温）的“成了幽默家，是为了生活”。

事实上，为了获取世俗意义上的“成功”，马克·吐温的确可谓不择手段。作为现代传媒背景下诞生的首位美国文学名人，他知道如何利用夸张和机智来猎取名声，更知道如何用这种名声来推动生意不断发展。他苦心经营这个生意的就是“马克·吐温有限公司”——跟其他作家的笔名不同，“马克·吐温”更像充斥宣传、广告和包装产品的商业世界里的商标名称，自然也极富商业价值。公司成立之日，《纽约时报》头版头条以醒目的标题“马克·吐温变为一家公司”对此加以报道，虽然语言平实，但言下之意不无微讽。

为了营造公司的商业形象，马克·吐温投入巨资将他居住的哈特福德住宅打造为设施豪华的公司总部。这座被称为“红房子”的豪宅是结婚之日岳父赠送的礼物，后来又根据奥利维亚的构想，延请纽约首席建筑设计师精心设计修建而成。直至1891年为抵债被迫出售之前，作家在此生活长达17年，包括《密西西比河上生活》（1883）在内的中后期杰作大多诞生于此。同时，它也是作家大摆筵席招待各路宾朋的理想场所。在所有这些公共场合，马克·吐温始终以一袭白色西装、口衔烟斗的经典形象示人——据说这一身标志性的“行头”，最初也是出于商业目的：他第一次身着这套西装出现在国会面前，为个人著作权大声疾呼，坚持认为他视为专利的版权应该“永久延期”。

版权问题，是当时的敏感话题。19世纪中期，英国作家狄更斯访美，每与总统州长等名流会晤，必定借机探讨其作品在美国发行的版税问题。与之相似，马克·吐温被推向知识产权争论的最前沿也绝非偶然：因为他的作品发行量巨大，版税高低直接关乎其切身利益。在他看来，科技发明运用于商业可以带来永久的专利收入，作家苦心孤诣创作的作品也应该享受同等待遇——科学家的实验不乏以身试毒的事例，正如文学家的自传以本人为解剖对象。

《马克·吐温的另一个女人》

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特朗布利（Laura Skandera Trombley）博士在新作《马克·吐温的另一个女人》（2011）一书中爆料：妻子奥利维亚死后，作家和自己的秘书伊莎贝尔·里昂关系暧昧。令人费解的是，到了1909年，即作家去世的前一年，他突然宣布解雇这位关系“亲密”的女秘书，并声称后者对他施行了“催眠术”，让他“一度考虑转让自己的全部房产”。在一封私人书信中，他怒斥里昂小姐为“骗子、小偷、阴谋家和肮脏、色情的荡妇”。

同时，他更将满腔怒火抛向里昂小姐的丈夫拉尔夫·阿什克罗夫特——作家昔日的另一名“商业顾问”。更令人吃惊的是，陷入狂怒状态的马克·吐温不惜花费大量时间精力写作《阿什克罗夫特-里昂手稿》，以此对二人大加谴责。很显然，正如评论家所说，“马克·吐温对商业和物质财富的痴迷阻碍他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也注定他很难跻身于古往今来最伟大的作家行列。

1910年4月21日，孑然一身的马克·吐温因心脏病发作在家中辞世。像一个世纪前的富兰克林一样，作为美国人的典型，他的形象在欧洲乃至世界各地都得到普遍认同：极度自信自恋，惯于自我推销，将商业价值视为高于一切。无论其为政治家、文学家，抑或是科学家、发明家，说到底其本质无非是商人。就马克·吐温而言，身为作家，他对宣传和推广“马克·吐温”这一商业品牌的直觉把握，远远超前于他所处的时代——如同他热切投身于19世纪的新媒体事业一样，他先后设计出风靡一时的棋盘游戏，以及拥有个人专利的自动剪贴簿，这一系列衍生品也同步提升了其品牌的知名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吐温是他所处的时代当之无愧的“推销员”。

然而，正如帕灵顿在《美国思想史》中指出的那样：马克·吐温也是“一名伟大艺术家向镀金时代理想妥协”的范例：他喜欢炫耀，喜欢社交，喜欢被人谈论，喜欢成为公众人物；“他接受世界的准则并心甘情愿任其摆布……他从未以可能招致麻烦的方式抨击既定信仰。他也无法摆脱那种认为‘成功即美德’的观念，这种观念或许是美国人所独有的。”——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90年代末，在欧洲游历的马克·吐温曾在笔记本中写道：“你是美国人吗？不，我不是美国人。我是美国的化身。”

正如他笔下人物赛勒斯的暴富梦最终化为泡影，马克·吐温这位“镀金时代的推销员”之死，很大程度上也象征了“美国梦”的幻灭。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杨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