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原标题《在毒品和黑帮之外，拉丁美洲还有哪些魔幻史？》，作者：潘沙（系资深媒体人），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根据安第斯史官记载，第11代印加皇帝瓦伊纳·卡帕克统治晚期，一个面色惨白的西班牙水手被押解宫中。皇帝命人端来一盘金块，向饥肠辘辘的水手问道：“你们就吃这样的金子吗？”几年以来，他不断听闻，海边漂来一群嗜金如命的白皮肤怪人。皇帝鄙夷远方来客的贪婪，但并未预见自己的儿孙会被这伙怪人的利剑征服。当年，无论是科尔特斯初遇阿兹特克君主蒙特苏马，还是皮萨罗觐见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西班牙人都对新大陆的繁荣与富庶惊叹不已。
然而，时至今日，提及拉丁美洲，最先进入世人脑海的却是腐败政客、凶残黑帮和肮脏贫民窟。这片丰饶美丽的土地，为何落得如此光景？在玛丽·阿拉纳眼里，自征服时代起，统治拉丁美洲的力量始终是银、剑、石，它们代表了此地的三重烙印，深刻影响了往昔历史与现今社会。
何谓银、剑、石？本质上，它们就是左右拉丁美洲社会的“钱袋、拳头与灵魂”。在不同历史背景之下，银、剑、石的内涵因时而变。追溯殖民时期，金银是征服者最狂热的追求，也是拉丁美洲最重要的物产；刀剑与铁蹄，是伊比利亚人耀武扬威的倚仗；石的意象则更为深邃，它象征着印第安人古老信仰，也见证了天主教对灵魂的征服。到了独立年代，金银矿山遭受战争重创，铁路成为文明标志与时代新宠；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淡出舞台中央，取而代之者是长袖善舞的英国人，他们无需挥剑，只消撬动资本，就将拉丁美洲玩弄于股掌之间；自由是彼时的普遍信仰，但它不过是一场乌托邦幻梦。直至现代社会，撑起钱袋的是毒品交易；在基层社会，拳头最硬的不是国家秩序，而是黑帮与团伙；在美国主导的世界里，全球化成了一种强加于拉丁美洲的信仰，但正如初来乍到的天主教，它与强权相伴而生，很难深入灵魂。
银、剑、石及其衍生的三重意象，或许可以描摹拉丁美洲的苦难史。
1. 银、剑、石
在秘鲁和玻利维亚等地，矿工下井之前，总会取出几片古柯叶或是一支香烟，献给一尊古怪石像。它被称为“矿坑大叔”，长着尖角、獠牙与山羊胡子，手臂缠着蛇，模样有几分恐怖。“矿坑大叔”本是印加信仰里的地下世界之神，随着征服者到来的天主教会将它丑化成“统治矿山的恶魔”。但印第安人不愿抛弃自己的神灵，传教士为了安抚民众，也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于是，矿工依然半公开地供奉“邪神”，这一信仰延续至今。
“矿坑大叔”是一个缩影，印第安人心灵深处的石像不会被轻易砸碎。但安第斯山峦之间的印加圣坛，却大多遭到毁弃，在它们的废墟之上，一座座石头垒成的教堂拔地而起，新石代替了旧石。在漫长历史中，天主教总是希望成为民众的守护者，但又经常扮演与征服者类似的角色。
印加征服，就是一场剑与石的合作。西班牙主帅皮萨罗在卡哈马卡布下陷阱，率先出场的却是一位修士。面对印加皇帝阿塔瓦尔帕，修士大声宣布，基督耶稣是此地救世主。皇帝大怒，表示印加不需要新的神祇，继而把来客呈上的祈祷书弃掷于地。轮到修士动怒了，他转身命令皮萨罗出击。西班牙人高呼着主保圣人圣雅各的名字，冲向手无寸铁的印加人：
西班牙人毫不留情、有条不紊地把他们手中由钢铁制成的武器当成切肉刀一样，砍断印第安人的胳膊、手掌，甚至砍掉他们的脑袋……很多印第安人即使被砍掉了双手，也依然还要把君主的轿子扛到肩上。不过他们的努力并没有半点益处，最后他们还是都被杀死了……一个西班牙人想要用刀子干脆刺死阿塔瓦尔帕，但是弗朗西斯科·皮萨罗不顾一切地挡住了这致命一击，甚至连自己的手都被这个西班牙人划伤了。
擒获印加皇帝之后，西班牙人毫不掩饰自己的贪欲，他们急切索求金银。相比财富，阿塔瓦尔帕更珍惜生命，他提出了那笔著名赎金：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一大屋子黄金，以及两大屋子白银。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成队的羊驼满载金银，沿着印加大道，赶往卡哈马卡广场。仅是库斯科的太阳神殿，就被剥下1.5吨黄金，用来赎买皇帝。皮萨罗指挥印加工匠，夜以继日将金银熔化，制成便于运输的金锭和银锭。
然而，一夜暴富的西班牙人，没有依约释放皇帝，反而痛下杀手。但关于如何处死阿塔瓦尔帕，皮萨罗举棋不定。残酷火刑是首选，但修士及时制止了他。在印加人的信仰里，没有尸首的灵魂无法转生，修士担心此举激发太多民怨。在劝说之下，印加皇帝同意接受天主教洗礼，取教名为弗朗西斯科，与皮萨罗同名。受洗之后，皇帝被施以绞刑，按照基督徒礼节下葬，天主教终于夺得了印加人的灵魂。
剑与石，不止有合作，也不乏较量，双方矛盾焦点是银与印第安人。在印加人的世界观里，金子是“太阳的汗水”，银子是“月亮的眼泪”，它们被视为上天的礼物，也是西班牙人征服与殖民的原动力。据统计，自1503年至1660年，有185吨黄金与1.6万吨白银运抵塞维利亚港，不过这仅是登记在册的数目。从金银矿产地到港口途中殖民地官员的层层盘剥与英国海盗的大肆劫掠，都是无法估量的数字。美洲金银输出之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美洲产银重地，首推波托西。1545年，一个印第安矿工偶然在锈红色山坡发现了银脉，波托西矿山自此闻名世界。一座繁华城市拔地而起，短短50年之后，波托西已有36座富丽堂皇的教堂、14座舞蹈学校与为数众多的赌场，巴黎礼帽、锡兰宝石、那不勒斯长筒袜、威尼斯玻璃、波斯地毯、阿拉伯香水、中国瓷器点缀着这片花花世界，恰如市徽上的铭文所言：“我是富有的波托西，为众王所慕。”
但是，繁华幕后，是印第安人的血泪。西班牙人恢复了古老的米塔制，从秘鲁到阿根廷的广袤土地上，所有18至50岁的印第安男人都被强行征调，用锁链捆住，经历长途跋涉，赶往波托西采矿。他们被迫连续数月在昏暗潮湿的矿井下工作，繁重劳动让许多人累死在地下世界。即便熬过此劫，也难保不被征调至1600多千米以外的汞矿继续受难。长期与水银为伴，令不少人牙齿脱落或是双目失明。目睹印第安人口锐减的传教士，忍不住站出来与殖民者唱起反调。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非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神父莫属。他是一位西班牙征服者之子，自青年时代就见证了数次屠杀。为了保护印第安民众，他在千里之外的西班牙宫廷掀起了一场大辩论，主题是：印第安人是否具有人性？奴役和统治印第安人是否合法？
卡萨斯神父的出发点是人道主义和宗教使命，但辩论背后是西班牙殖民体系的内在矛盾。国王不愿看到印第安人大面积死亡，因为所有人口都是国家的臣民与财富。而殖民者更为急功近利，他们只想尽快攫取金银，在有限任期里大发横财。
经过多轮辩论，国王裁定，印第安人是具备理性的人类，而非天生奴隶。殖民者不敢公开忤逆犯上，却暗自奉行“服从但不执行”原则，压榨依旧。在“矿坑大叔”石像的注视之下，波托西矿井里仍然游荡着累病而死的印第安冤魂。
2. 铁路、资本、自由
征服与殖民时代，天主教扮演了统治者帮凶与印第安保护人的双重角色，拉丁美洲独立的重要先声，也出自教堂。1810年，墨西哥神父伊达尔戈在多洛雷斯敲响教堂大钟，率领印第安人起义，反抗的火苗自此燃向各个殖民地。
独立年代，无论是天主教还是印第安神祇，都暂时让位于更世俗的信仰：自由。对自由的渴望，支撑着拉丁美洲赢下了独立战争。不过，在西班牙人殖民的三个世纪里，美洲人既无充足行政经验，又无完整经济体系。“解放者”玻利瓦尔不无担忧地说道：“一个刚刚挣脱锁链的人民在进入自由的领域时，不会像伊卡洛斯那样，翅膀烧坏，堕入深渊吗？”果不其然，几年之后，拉丁美洲又变成野心家与阴谋家的天下，随着独立而诞生的共和国四分五裂，英国人趁虚而入，填补了西班牙人留下的真空。
英国人用一把无形之剑，摧毁了自由之梦。他们撬动资本，翻云覆雨。以1824年的巴林贷款为例，亟待重建的阿根廷向英国人借了一笔100万英镑的贷款，许诺以黄金偿付。经过代理人的层层盘剥，实际到账的款项仅有57万英镑。阿根廷人没能及时偿还，这笔钱的利息滚雪球般膨胀，直至20世纪初才正式作结。此时，还款总金额已经超过了400万英镑。
其实，拉丁美洲与英国渊源已久，独立先驱米兰达一直将其视为最重要的外部援助。早在1790年，米兰达就曾向英国提交一个秘密计划。他设想，英国出资组建远征军，自己挂帅，挑起西班牙各殖民地的起义，与之里应外合。独立后的西班牙美洲，将建立起一个名为“哥伦比亚”的国家，由世袭君主“印卡”治理。但由于欧洲局势瞬息万变，尤其是英西战和不定，他的计划石沉大海。几年后，米兰达提出了更大胆的计划，只需要3000支步枪和3000把马刀，他在英属安地列斯群岛的奴隶中间招募600名勇士，进攻委内瑞拉。英国人没有同意，但给予了他一大笔活动资金以及英属美洲地区的政治庇护。
在玻利瓦尔的南征北战之中，英国雇佣军团冲锋陷阵，立下汗马功劳。他们大多经历过拿破仑战争，经验和纪律远胜美洲本土士兵。独立之初百废待兴，玻利瓦尔主动向英国示好，以求资金援助。他将与英国结盟看做“比阿亚库乔战役更为伟大的胜利”，在争取新生国家的国际认可之时，英国也确实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英国的援助，可不是出于热心，它期望借此深度介入美洲的发展道路。英国外交大臣坎宁自信地宣称：“事业已经完成，钉子已经钉下，西班牙美洲解放了；倘若我们处理得不太糟，它就属于英国了。”
冲击着拉丁美洲脆弱根基的，还有自由贸易。独立之后新生的共和国大多奉自由为圭臬，但在现实里，英国制成品的自由倾销，压垮了暂露头角的本土工业。根据一位英国官员在1837年的报告，即便是游荡在潘帕斯草原的高乔人身边，也只有皮革制品由自己生产，其余的锅碗瓢盆、刀具、马刺，无一例外是英国货。
当然，英国资本迎合了拉丁美洲对文明的想象，这是成功的一大要诀。仍以阿根廷为例，驱逐独裁者罗萨斯之后，自由主义者占据了政府要职，他们将铁路视为文明的符号和进步、荣耀和力量的象征。思想家总统萨米恩托曾说：“学校、电报和铁路是和平与秩序的代言人，与之相比，加农炮和教养所黯然失色。”
资本与政治一拍即合。恰在此时，美洲金银矿也进入了衰退期。由于水银提炼遭遇瓶颈，加之战火侵袭，波托西白银产量逐年下滑，玻利瓦尔解放此地之时，发现昔日繁华都市大半沦为废墟。既然采矿业无利可图，资本就流入了众望所归的铁路。自萨米恩托时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铁路占据了英国对阿根廷投资的35%左右。
对于自由主义政府而言，铁路极大提高国内运力，潘帕斯草原的牛羊和小麦得以大宗出口。借着全球贸易的东风，1914年前后，阿根廷GDP总量排在世界第10位，贸易总额占据全世界的7%，人均收入不但高于法国，还是意大利的2倍，是日本的5倍。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是世界最繁忙的港口之一，那里有宽阔的林荫道和宏伟的建筑，有发达商区和便捷电力，宛如“南美巴黎”。
阿根廷最大的铁路汇合处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铁路从这里延伸到内地各省，组成了一张庞大网络。尽管铁路带动了经济发展，内地人却痛恨铁路和它背后的英国资本，将其形象地比喻为“英国章鱼”，暗讽章鱼触手将阿根廷的发展窒息。的确，铁路占用了国家大部分资本，利润却流入了英国公司和统治阶层的钱袋。
英国人还控制了铁路行业的重要岗位。正如阿根廷人抱怨的那样：“国家整个铁路系统的机构都是英国人操控。英国的火车站长随处可见，机车司机几乎都是英国人，公司的办公室充斥着英国人，主要的官员也来自那个国度。票据交换所是英国人开的，几乎所有的原材料，铁轨、盆形枕甚至火车的车厢都来自英国……”况且，英国人以修筑铁路为筹码，争取到了40年进口免税权，这一特权很大程度上扼杀了阿根廷制造业。
此外，铁路也扼杀了内地人争取自由、反抗首都的希望。曾任阿根廷总统的米特雷坚信，铁路能将政府的权威像闪电一般带向边远之地。一旦内地出现反抗势力，军队就能通过沿着铁路网长驱直入，将地方争取自由的火种迅速掐灭。在铁路、资本、自由的时代，拉丁美洲仍然上演着银、剑、石的故事。
3. 毒品、黑帮、全球化
起初，阿根廷筹借巨资修筑铁路，除了繁荣经济与镇压内地，还有移民的考虑。作为美洲最白的国家之一，阿根廷向欧洲的贫穷白人抛出橄榄枝，希望他们迁居潘帕斯，助力草原开发。19世纪下半叶以来，大批意大利与西班牙家庭背井离乡，经历长途跋涉，梦想着在遥远的美洲开辟新家园。来自意大利的马里奥·何塞·贝尔戈里奥一家即是如此，他的长子豪尔赫于1958年加入耶稣会，如今更为人熟知的身份是教皇方济各。
方济各是第一位出身拉丁美洲的教皇，但他面临一个难堪的局面：天主教正在这片土地节节败退。以天主教氛围浓厚著称的巴西，过去几十年里流失了四分之一信徒。尽管激进的解放神学一度燃起了几丝希望，它却拦不住这场汹涌的退潮，无神论和基督新教紧随其后，逐渐瓜分了信徒。
在国家层面，独立之后的近两个世纪里，天主教影响力显露出来衰弱的迹象，全球化成了一种强加于身的信仰。两次世界大战后，曾经不可一世的日不落帝国在全球撤退，英国资本不再握有生杀予夺的大权，铁路里程也不再是发展的硬道理。一如旧例，拉丁美洲没能主宰自己的命运，美国跃升为全球化的引领者。
在许多学者看来，全球化浪潮里，囿于历史原因，拉丁美洲只能扮演依附者的角色。它为世界经济源源不断提供原材料，收获的仅有微薄利润与严重贫困。较之西班牙与葡萄牙人殖民的时代，拉丁美洲的大宗出口贸易仍然围绕着咖啡、蔗糖、棉花、香蕉等作物，矿产和石油也多半被外国控制。算得上利润丰厚的，唯有臭名昭著的毒品。与金银和铁路一样，毒品也是财富与暴利的化身。
某种意义上，毒品产业确实足够全球化。哥伦比亚和秘鲁的深山老林充作原料基地，加工则在警力薄弱的南美城镇完成，隐秘而漫长的运输线穿越中美洲各国，墨西哥是分销基地，最大市场毫不意外地坐落在美国。在鼎盛时期，拉丁美洲毒枭还试图打开欧洲和日本市场，他们的销赃与洗钱机构遍布全球。
疯狂的六十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后遗症，西半球的年轻人陷入激进、惶恐与颓废的境地。美国的嬉皮士一代是此中先锋，与他们朝夕相伴的是从墨西哥输入的大麻。美国政府急于与墨西哥合作，期望将大麻与海洛因挡在国门之外。自此，贩毒与禁毒，成为一场打了至少半个世纪的持久战。
尼克松上台后，提出对墨西哥喷洒农药以令大麻与罂粟减产的策略。墨西哥担心危害农田，拒绝成为“美国杀虫剂的实验田”。1977年，双方终于达成合作，美国拨款3000万美元，用来购置直升机等飞行器，在山区等地喷洒百草枯，遍及1.4万英亩罂粟与0.95万亩大麻。效果立竿见影，墨西哥大麻在美国市场的份额骤然从1974年的90%降至1979年的20%，大麻产量缩水至原来的15%，斩草除根的计策似乎大获成功。不过，与此同时，大麻种植南迁至哥伦比亚和秘鲁，转移到了美国直升机鞭长莫及的山区。从全局而言，美国人赢了一场战役，却一时赢不下禁毒战争。
近年热播的美剧《毒枭》，令世人深入了解了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和卡利两大贩毒集团。他们以暴力示人，也施加森严统治。在法治失序的国度，黑帮自然而然变成了一种秩序。软硬并施的黑帮，兼具剑与资本的特征。
埃斯科巴治下的麦德林集团是传统黑帮，暗杀、绑架、爆炸对他们来说是家常便饭。在20世纪80年代，因卷入毒品问题遭暗杀的公职人员达到数千人，其中包括3名总统候选人、1名司法部长、1名国家总检察长、1536名警察与3491名麻醉品稽查人员。至于受害平民，更是不计其数，仅1986年的麦德林市，就有千余平民因毒品贸易死亡。而在麦德林集团最猖獗的1988年，哥伦比亚全国因毒贩发起的“肮脏战争”而死的高达4523人，平均每天有12人遇害。
与喊打喊杀的麦德林集团不同，卡利集团惯于用软刀子杀人。大佬希尔伯特·罗德里格斯绰号“国际象棋大师”，公开身份是银行家，他量身打造了更为全球化和商业化的卡利体系。在卡利帝国里，希尔伯特与兄弟米盖尔坐镇中央，毒品实现生产、运输、销售一条龙，无须仰仗他人鼻息。几十个海外分部，各自半独立运作，每时每刻都与总部单线联系，汇报毒品进口、储存、交易动向。每个国际分站都要保有一定毒品存货量，以便在供应链出现问题时依然运转自如，保证市场声誉。
美国与哥伦比亚政府合力围剿多年，才翦除了这两大毒瘤。在卡利集团瓦解的1995年，美国的可卡因市场规模达到创纪录的1650亿美元，几乎同美国的农业和矿业合在一起的体量相当。
按下葫芦浮起瓢。哥伦比亚的毒品贸易，很快被墨西哥贩毒集团重新接管。比起哥伦比亚的黑帮同行，锡那罗亚、塞塔、海湾集团的残暴有过之而无不及。墨西哥人不乏经营头脑，毒贩们向南拓展，形成覆盖加勒比沿岸与安第斯山区的毒品种植、加工与运输网，真正建起了一个毒品帝国。在美国本土，他们发展墨西哥裔为下线，逐步布局了230个城市的毒品销售网络。
2006年，卡尔德龙当选墨西哥总统，上任伊始就决心发起一场令墨西哥改头换面的反毒战争，他史无前例地派出了4.5万军队与3万联邦警察，深入到16个州清查毒品犯罪。两年之间，这记重拳就斩获了不少成果，抓捕4万贩毒嫌疑人，缴获1万枪支，另有多达285架贩毒飞机。
然而，现实却是越扫越毒。种植罂粟大麻、制毒、贩毒、充当打手，是许多无业游民的生计所需。他们生来就是无产者，或者在历次全球化引发的经济危机里一贫如洗，求生本能早已压过道德伦理。端坐在办公室指挥反毒战争的官员们对此不会一无所知，但也没有良策。墨西哥贫困率长年居高不下，农业工人贫苦率曾经超过五成，人们总会梦想着一夜暴富，贩毒恰好满足了这种幻想。政府无力解决全球化时代的经济低迷问题，黑帮与毒品贸易就会愈发猖獗。在反毒战争期间，墨西哥毒品贸易的利润节节攀升，甚至超越了巅峰时代的哥伦比亚。难怪时任墨西哥经济部长赫拉尔多·鲁伊斯忧心忡忡地警告道：“若打不赢这场反毒战争，下一任总统或许就是毒枭！”
银、剑、石，铁路、资本、自由，毒品、黑帮，全球化，都是拉丁美洲难以磨灭的印迹。挥舞鞭子驱赶印第安人下矿的白人、挤坐在车厢里张望潘帕斯的意大利移民，以及穿梭于麦德林街头的毒贩，都已是如今拉丁美洲芸芸众生的祖辈和父辈。很难判断，这片土地的苦难来自于蒙昧而不驯服的民众，还是来自于贪婪而狡诈的外部力量。
1829年，玻利瓦尔曾在一封信里哀叹道：“我们试过了太阳底下的一切办法，没有一个管用。墨西哥完了。危地马拉毁了。智利出了新麻烦。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杀了总统。玻利维亚两年换了三个总统，其中两个死于谋杀。”此情此景，放在今日的拉丁美洲，似乎也不违和。独立二百年，这片土地仍在孤独的迷宫里徘徊与轮回，无人知晓，出路何在。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作者：潘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