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往事叉烧（ID：wschashao）
作者｜叉少
1996年5月10日的下午，一场猛烈的风暴袭击了喜马拉雅山，17名登山者被困在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上。
24小时内，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的登山者共有八人罹难。造成史上单日内珠峰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官方将其命名为“1996年珠穆朗玛峰事故”。
一年之后，这场灾难被拍成电影《进入空气稀薄地带》，2015年又被英国人拍成《绝命海拔》。
攀山者们将这段历史反复咀嚼，只为提醒自己：即使在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之下，人们最应当恐惧的也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一、8848米的梦
1996年的春天，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像联合国一样热闹。新西兰队、美国队、南非队、台湾登山团等20多支登山队蜂拥在珠峰的两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世界之巅”。
因为商业登山机构的发展，珠峰开始变得拥挤，尼泊尔政府将登山许可证的价格从2300美元提升到了7万美元。但高昂的费用依然阻挡不了登山者的热情。就连卖氧气罐的都知道这年不愁卖，趁机抬价到了一瓶325美元。
这些队伍里，规模最大的是新西兰人霍尔组建的“冒险顾问队”和美国人费希尔创建的“疯狂山峰队”。
两个领队分别带了8名客人，都希望自己能带领更多人登顶。因为这个攀登季，IMAX的电影制作人在此拍摄纪录片，美国《户外》杂志也会跟踪报道。
霍尔和费希尔都想争取到《户外》杂志的跟队报道资格。《户外》杂志的读者都是有高消费能力又热爱极限运动的美国人，哪个队伍争取到报道记者，就意味着更大的曝光率和更高的预期收入。
美国人费希尔在1994年曾经不借助氧气瓶登上峰顶，这是他第一次带队商业登山团，他亟需得到外界的承认。
新西兰人霍尔四年内已经成功带领19名客户登顶，无人死亡。他收取每位顾客6.5万美元的佣金，但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成功系数。
霍尔给了《户外》杂志更优惠的条件，记者临时变卦加入到了他的队伍。费希尔从科罗拉多大峡谷打电话，愤怒地和记者交涉。两个竞争对手的关系变得更紧张了。
正式登峰之前，霍尔带着“冒险顾问”队的成员一起拍了张合照。中间的两个人是霍尔和他的助手向导哈里斯；最左边的是一位46岁的美国邮政工人道格·汉森，一年前他跟随霍尔攀登过珠峰，但没能登顶；最右边的是日本女探险队员难波康子，她已经攀登过七大洲最高峰中的六座，只差一个珠峰。
在这场山难中，霍尔、哈里斯、汉森和难波康子四人全部牺牲了。
出发之前，霍尔曾经和同伴预测：“迟早会有一场大灾难殃及许多登山客。”但从不认为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担心的是不得不去救援其他队的菜鸟，他说：“肯定是发生在更危险的北坡，西藏一侧。”
二、危机潜伏
4月12日，霍尔和费希尔开始在珠峰大本营集合队伍，准备开始一个月的登山训练计划。他们教队员使用便携钢梯跨越冰缝、正确在路绳上使用上升器，每次攀登600米，直到队伍抬升到海拔7920米的4号营地。
整个四月末到五月初，天气都很好，霍尔在一个休息处说：“这一季的路线简直像高速公路。”
他很有信心地对队员们说：“练习三次以后，你们的身体就能初步适应攀爬的状况了，这个方法已经成功39次了。”
但训练过程并不顺遂。
难波康子好几次险些跌下梯子坠入冰裂缝。虽然她之前攀登过好几座山峰，但那些山峰都不涉及真正意义的攀冰，她对如何使用冰爪一无所知。向导哈里斯临时训练了她一个上午，她才掌握了各种基本的攀冰技巧。
向导哈里斯的状况也不好，因为吃坏了肚子，他在天寒地冻的露天里严重腹泻，身体处于脱水状态。
而邮差汉森前两周接受了一次喉部手术，寒冷的狂风下，他的呼吸道再度受损。他冲着领队霍尔念叨：”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登顶是没戏了。”
另一边的费希尔队，不论是谁出了状况，都要费希尔本人去援救。
5月7日，原本是费希尔和霍尔定为两个队伍全员休息的日子，但费希尔的好朋友突发高山脑水肿，他不得不在2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来回奔波救助，自己的精力也被耗尽了。
费希尔本来嘱咐过向导布克瑞夫去照看队员，但布克瑞夫没有听从他的指示，他没有随队伍一起攀登，反而睡了一个小时的懒觉，洗了个澡，在最后一名顾客离开5个小时后才出发。
费希尔狠狠地责骂了布克瑞夫，但布克瑞夫是个强壮的技术型登山者，只想顾好自己。其他队员说：“他社交能力很差，不关心别人，不把自己看成是集体中的一员。”
霍尔和费希尔两个领队的心中都有了一丝担忧，他们决定互相协作，并与南非队、中国台湾队、英国队商量，希望大家不要同时赶在5月10日这一天登顶，以免中途有什么突发情况。
南非队的领队不肯退让：“我们将在认为适宜的任何时候攀登峰顶，大概就是5月10日，任何提出异议的都可以滚蛋。”
台湾队的队员当时已经同意了，但因为传达失误，台湾领队高铭和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他们仍然准备赶在5月10号，因为这是公认天气最好的一天。
危险真正发生之前，所有人都放下了警惕，以为这不过只是一些小事。
三、希拉里台阶
5月9日，当霍尔队准备向4号营地攀登时。来自台北的钢铁工人陈玉男正缓慢地走出他的帐篷，在他的平底高山靴里排泄起来，这是判断力严重衰退的表现。
陈玉男蹲在冰面上，突然失足沿着洛子壁跌落下去，头朝下栽入一个冰裂缝中。IMAX摄制组的人赶了过去，试图挽救陈玉男的生命，但40分钟后，他还是没有任何生还的迹象。
在中国台湾队出发之前，领队高铭和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筹集赞助费。他把登山活动的计划书印出来发给了一百家企业，最终从中油公司和维他露公司获得了五百万台币的赞助费。
这趟冒险是高铭和花费很大功夫争取来的，他也对外营造了很大的声势。台北的TVBS电视台联系到他，说希望他们明天登顶的时候，能够把声音传送给他们做现场播出。
因此，当高铭和得知陈玉男的死讯之后，他认为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继续攀登。“如果不能完成登顶的目标，回去该如何对众多赞助者与支持者交代？相信陈玉男会理解的。”
他对IMAX队的人说：“知道了，谢谢你们的消息。”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峰顶走去。
5月9日的夜里，共有33名登山者启程向山顶进发。但海拔835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人去事先固定好路绳。
霍尔嘱咐过队员去固定路绳，可原本负责拴路绳的成员在和霍尔闹别扭，他们互相推诿，正事没人做。
5月10号清晨，各个探险队的登山者被一连串巨大的、需要路绳才能越过的岩石挡住了去路。攀登者们在台阶下挤了将近一个小时，上午的时间被严重压缩。
走过了岩石后，迎接登山者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难关——“希拉里台阶”。这是海拔8790米处的一段12米高的几乎垂直的裸露山体岩石断面，被视为攻顶前最艰巨的挑战。这段路是上下峰顶的必经之路，由于太过狭窄，每年的登山旺季都会发生拥堵。
这一天，三支探险队都堵在了这里。一支新西兰人霍尔的“冒险顾问“队；一支是美国人费希尔的”疯狂山峰“队；还有一支是高铭和领队的中国台湾队。登山者们一个接一个吃力地在“希拉里台阶”攀登，用毫无新意的语言互相祝贺。
看到费希尔队的成员们都在奋力攀登，霍尔不太开心，因为他的队伍中已经有五个人因为缺氧半路返回了。他对《户外》记者哀叹道：“我真希望有更多的顾客到达山顶。”
霍尔没有底气向队员宣布确切的返回时间。在以往，攀爬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必须遵守“两点钟规则”，即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完成登顶，不然就必须回头。
费希尔队的态度也不够严谨。费希尔队的向导布克瑞夫不使用氧气，也不随身携带背包。布克瑞夫想完成无氧登顶，为此，他必须要减轻身上的重量。尽管背包里的物品对顾客来说很重要，包括一捆登山绳、急救用品和裂缝救助装备，他还是丢掉了。
四、迟来的登顶
布克瑞夫成了所有登山者中第一个登顶的，时间是5月10日的下午1点05分。在成功登顶之后，他没有履行护送其他人下山的职责，而是用最快的速度下山了。
下午2点，霍尔和难波康子等队员到达了山顶，他们通过对讲机向大本营报告了好消息。台湾领队高铭和在3点15分抵达，拿出赞助厂商的旗子、刻有后援会名字的金属板，拍了几张照片。
当其余人走下山的时候，霍尔说他要等一会儿邮差汉森。“汉森正向我走来，等他到了我就下去。”然而汉森当时还没有接近山顶，他直到下午4点钟才到达。当时的光线越来越暗，天气也变得糟糕，天空开始响起雷声。此时，雷雨云就在他们脚下，笼罩了整个山谷。
一天之前，汉森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他和同伴说自己“身上很冷，感觉不舒服”。
但对他来说放弃登顶是件困难的事。
1994年，汉森就曾经随霍尔攀登过珠峰，但因为天气原因，霍尔强迫他在距离山顶只有90米的地方下撤，汉森没能登顶。
1996年他之所以还要重返珠峰，主要是由于霍尔的极力劝说。霍尔从新西兰给汉森打了十几次电话，劝他再试一次，并且在费用上他很大的优惠。汉森同意了，在一年内打了三份工才攒够了钱。这一次他誓死都要登顶。
在大本营休息时，汉森曾给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寄了明信片。其中有一张写给一个女孩，他说：“有些人拥有宏大的梦想，有些人有着微小的梦想，无论你有怎样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未停止梦想。”
为了实现汉森的梦想，霍尔让汉森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帮助这位疲惫不堪的顾客爬完到达山顶的最后12米。他们在上面只待了一两分钟，便转身开始了漫长的下山之旅。
到了下山的时候，汉森已经支持不住了。霍尔通过对讲机呼救，说他和汉森在峰脊上遇到了麻烦，急需氧气。霍尔队的向导哈里斯听到了呼叫，他当时因为缺氧，已经意识不清，告诉了霍尔一个错误的信息：附近所有氧气瓶都是空的。
下午5:30时，霍尔又联系上了其他队友。他称：“自己一个人可以下山，但是带着汉森不行。”队友恳求霍尔放弃汉森，自己下山。霍尔不想放弃汉森的生命，他决定继续在原地等待救援。
夜幕降临时，霍尔最后一次用无线电与大本营取得联系，这时他们已经通过卫星电话接通了他远在新西兰的妻子。
霍尔从地上挖了一些雪，塞到嘴里。“我嘴都干了。我得吃点雪才能和她说话。”
“嗨，亲爱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温暖的床上了。你还好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是多么地想你！”他尽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乐观。
妻子问他：“你的脚怎么样？”“我没有脱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冻伤吧……”霍尔尽量不让她担心。
挂断电话前，霍尔对自己的妻子说：“我爱你。睡个好觉，宝贝。别太担心了！”这是所有人听到的霍尔的最后几句话。
8300米以上的珠峰，空气的含氧量还不到海平面的1/3，缺氧状态下人极易产生幻觉，人的智商仅相当于8岁儿童。如果氧气消耗光，几乎没有人能捱过一天时间。
12天之后，当其他队伍的人途经南峰时，他们发现霍尔右侧着身体躺在一个冰洞里，上半身被埋在一个雪堆下面。
五、诀别时刻
在霍尔和汉森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内，暴风雪席卷了下山的队伍，费希尔、难波康子和哈里斯分别遇难了。
难波康子是和一群人在下山过程中，因暴风雪太大迷路了。当其他人员找到她时，她已经虚弱得走不动了。救援难度过大，只能把她留在原地。
哈里斯在听完霍尔的电话后，决定自己去救助汉森和霍尔。他当时已经是神志不清的状态。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让哈里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久之后，哈里斯就失踪了。
美国领队费希尔的登顶时间和汉森一样晚，他大约在下午3：40才登上峰顶。他其实已经4次登上过顶峰，本不该在其他队员到达后继续攀登。
他还对很多同伴隐瞒了一个事实——他以前感染过一种肠道寄生虫，这种寄生虫会不定期突然发作。当费希尔这种病发作时，他会“大汗淋漓，全身发抖，剧痛持续10～15分钟。”这种剧痛几乎隔天就会发作一次。
费希尔队的成员上山去营救费希尔时，他的眼睛在眼窝里一动也不动，牙齿咬得紧紧的。人们觉得他没有希望了，便把他留在了岩脊上。
那位台湾领队高铭和，当时正与费希尔一起受困。他的情况好一些，被救下山之后，他经历了15场手术，被切除了手指、脚趾和鼻子，但保住了性命。
还有三位牺牲者，是在山的另一边。
5月10日下午4点，就在霍尔搀扶着受伤的汉森到达山顶时，来自印度北部的三名登山者通过对讲机宣告，他们从中国西藏一侧出发，沿东北山脊爬到了顶峰。
这三名登山者是印中边境警察组织的成员。原本的探险先遣队有六个人，在同样遭遇了暴风雪之后，其中三人在两点时开始返回，剩下的三个人被登顶的欲望冲昏了头，不顾渐趋恶化的天气继续向上攀登。此时的云层越积越厚，能见度不到30米。
在向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报告了登顶喜讯之后，三名印度人再也没有再和大本营进行过无线电联络，永远地长眠在海拔8500米的珠峰东北山脊。
三位印度遇难者之一的印度边境警察登山队成员策旺帕杰，当时只有28岁，因为死亡之时脚穿绿色靴子，被后来的登山者称为“绿靴子”。
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从珠峰北坡冲顶的登山者，都会看到这双亮绿色的登山靴，因为遗体运下山的成本高昂，“绿靴子”留在遇难地点，成为未来攀登者的地标。
在珠峰登山路上，像“绿靴子”这样的尸体，已经留下了二百多具。
六、重要的是活着返回
也有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比霍尔队伍早几天上山的，有一位29岁的瑞典独行者，名叫戈兰·克罗普。他曾经6次攀登喜马拉雅山脉，并单人登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
克罗普早在1995年10月就骑着自己定制的自行车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向珠峰进发。一路上，他被罗马尼亚的小学生抢劫过，在巴基斯坦遭到一群人的围殴。在伊朗，一名愤怒的摩托车手用球棒打了他的头盔。
他排除万难，在1996年5月1日，终于从珠峰大本营向峰顶进发。
大本营里的人都急切地希望他登顶成功。指挥帐挂着的标语都写道：“前进，戈兰，前进！”
但就在他到达8750米的地方，距峰顶只有百米之遥时，他认为自己太疲惫了，如果继续攀登可能无法安全下山，于是决定返回。
当克罗普下山的消息传至珠峰大本营，霍尔摇着头若有所思：“在距离峰顶那么近的地方下撤，这表明年轻的戈兰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真令我难忘，比他继续攀登并最终到达峰顶更令人难忘。”
“只要有足够的决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这座山峰，”霍尔说，“但关键是要活着返回。”但说着这句话的霍尔，却忘记遵循时间规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场悲剧并非不可避免。
假如领队费希尔和霍尔始终坚持原则，到了下午两点，不管走到什么高度都必须下撤；假如向导们全都忠于职守，将自己无氧登顶的愿望放在一边；假如费希尔没有隐瞒自己的疾病……事情将会是另一种结局。
有些人攀山是为了走回人间，有些人把欲望看得最高，无论如何也要征服神山。
可神山永远无法被征服。神山只是在那里静静伫立，看着一个个悲剧上演。
部分参考资料：
[1]《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乔恩·克拉考尔
[2]《九死一生：我登峰的经历》，高铭和
[3]《1996珠峰“南峰”的悲剧：世界之巅的诀别》，环球时报
[4] 电影《绝命海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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