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往事叉烧(ID:wschashao)

作者|叉少


1996年5月10日的下午,一场猛烈的风暴袭击了喜马拉雅山,17名登山者被困在了世界上最高的山峰上。


24小时内,美国、新西兰、日本等国的登山者共有八人罹难。造成史上单日内珠峰死亡人数最多的悲剧,官方将其命名为“1996年珠穆朗玛峰事故”。


一年之后,这场灾难被拍成电影《进入空气稀薄地带》,2015年又被英国人拍成《绝命海拔》。


攀山者们将这段历史反复咀嚼,只为提醒自己:即使在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之下,人们最应当恐惧的也不是天灾,而是人祸。


一、8848米的梦


1996年的春天,海拔5364米的珠峰大本营像联合国一样热闹。新西兰队、美国队、南非队、台湾登山团等20多支登山队蜂拥在珠峰的两侧,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世界之巅”。


因为商业登山机构的发展,珠峰开始变得拥挤,尼泊尔政府将登山许可证的价格从2300美元提升到了7万美元。但高昂的费用依然阻挡不了登山者的热情。就连卖氧气罐的都知道这年不愁卖,趁机抬价到了一瓶325美元。


《绝命海拔》中的珠峰大本营,拥挤的人和帐篷
《绝命海拔》中的珠峰大本营,拥挤的人和帐篷


这些队伍里,规模最大的是新西兰人霍尔组建的“冒险顾问队”和美国人费希尔创建的“疯狂山峰队”。


两个领队分别带了8名客人,都希望自己能带领更多人登顶。因为这个攀登季,IMAX的电影制作人在此拍摄纪录片,美国《户外》杂志也会跟踪报道。


霍尔和费希尔都想争取到《户外》杂志的跟队报道资格。《户外》杂志的读者都是有高消费能力又热爱极限运动的美国人,哪个队伍争取到报道记者,就意味着更大的曝光率和更高的预期收入。


美国人费希尔在1994年曾经不借助氧气瓶登上峰顶,这是他第一次带队商业登山团,他亟需得到外界的承认。


新西兰人霍尔四年内已经成功带领19名客户登顶,无人死亡。他收取每位顾客6.5万美元的佣金,但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成功系数。


霍尔给了《户外》杂志更优惠的条件,记者临时变卦加入到了他的队伍。费希尔从科罗拉多大峡谷打电话,愤怒地和记者交涉。两个竞争对手的关系变得更紧张了。


1996年,冒险顾问队全体成员登珠峰前的大合照<br>
1996年,冒险顾问队全体成员登珠峰前的大合照


正式登峰之前,霍尔带着“冒险顾问”队的成员一起拍了张合照。中间的两个人是霍尔和他的助手向导哈里斯;最左边的是一位46岁的美国邮政工人道格·汉森,一年前他跟随霍尔攀登过珠峰,但没能登顶;最右边的是日本女探险队员难波康子,她已经攀登过七大洲最高峰中的六座,只差一个珠峰。


在这场山难中,霍尔、哈里斯、汉森和难波康子四人全部牺牲了。


出发之前,霍尔曾经和同伴预测:“迟早会有一场大灾难殃及许多登山客。”但从不认为灾难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他担心的是不得不去救援其他队的菜鸟,他说:“肯定是发生在更危险的北坡,西藏一侧。”


二、危机潜伏


4月12日,霍尔和费希尔开始在珠峰大本营集合队伍,准备开始一个月的登山训练计划。他们教队员使用便携钢梯跨越冰缝、正确在路绳上使用上升器,每次攀登600米,直到队伍抬升到海拔7920米的4号营地。



整个四月末到五月初,天气都很好,霍尔在一个休息处说:“这一季的路线简直像高速公路。”


他很有信心地对队员们说:“练习三次以后,你们的身体就能初步适应攀爬的状况了,这个方法已经成功39次了。”


但训练过程并不顺遂。


难波康子好几次险些跌下梯子坠入冰裂缝。虽然她之前攀登过好几座山峰,但那些山峰都不涉及真正意义的攀冰,她对如何使用冰爪一无所知。向导哈里斯临时训练了她一个上午,她才掌握了各种基本的攀冰技巧。


日本女探险队员难波康子<br>
日本女探险队员难波康子


向导哈里斯的状况也不好,因为吃坏了肚子,他在天寒地冻的露天里严重腹泻,身体处于脱水状态。


而邮差汉森前两周接受了一次喉部手术,寒冷的狂风下,他的呼吸道再度受损。他冲着领队霍尔念叨:”我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登顶是没戏了。”


另一边的费希尔队,不论是谁出了状况,都要费希尔本人去援救。


5月7日,原本是费希尔和霍尔定为两个队伍全员休息的日子,但费希尔的好朋友突发高山脑水肿,他不得不在2号营地和大本营之间来回奔波救助,自己的精力也被耗尽了。


费希尔本来嘱咐过向导布克瑞夫去照看队员,但布克瑞夫没有听从他的指示,他没有随队伍一起攀登,反而睡了一个小时的懒觉,洗了个澡,在最后一名顾客离开5个小时后才出发。


费希尔狠狠地责骂了布克瑞夫,但布克瑞夫是个强壮的技术型登山者,只想顾好自己。其他队员说:“他社交能力很差,不关心别人,不把自己看成是集体中的一员。”


霍尔和费希尔两个领队的心中都有了一丝担忧,他们决定互相协作,并与南非队、中国台湾队、英国队商量,希望大家不要同时赶在5月10日这一天登顶,以免中途有什么突发情况。


南非队的领队不肯退让:“我们将在认为适宜的任何时候攀登峰顶,大概就是5月10日,任何提出异议的都可以滚蛋。”


台湾队的队员当时已经同意了,但因为传达失误,台湾领队高铭和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他们仍然准备赶在5月10号,因为这是公认天气最好的一天。


危险真正发生之前,所有人都放下了警惕,以为这不过只是一些小事。


三、希拉里台阶


5月9日,当霍尔队准备向4号营地攀登时。来自台北的钢铁工人陈玉男正缓慢地走出他的帐篷,在他的平底高山靴里排泄起来,这是判断力严重衰退的表现。


陈玉男蹲在冰面上,突然失足沿着洛子壁跌落下去,头朝下栽入一个冰裂缝中。IMAX摄制组的人赶了过去,试图挽救陈玉男的生命,但40分钟后,他还是没有任何生还的迹象。


在中国台湾队出发之前,领队高铭和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筹集赞助费。他把登山活动的计划书印出来发给了一百家企业,最终从中油公司和维他露公司获得了五百万台币的赞助费。


这趟冒险是高铭和花费很大功夫争取来的,他也对外营造了很大的声势。台北的TVBS电视台联系到他,说希望他们明天登顶的时候,能够把声音传送给他们做现场播出。


因此,当高铭和得知陈玉男的死讯之后,他认为最好的纪念方式就是继续攀登。“如果不能完成登顶的目标,回去该如何对众多赞助者与支持者交代?相信陈玉男会理解的。”


高铭和在用无线电询问陈玉男的情况<br>
高铭和在用无线电询问陈玉男的情况


他对IMAX队的人说:“知道了,谢谢你们的消息。”然后头也不回地继续向峰顶走去。


5月9日的夜里,共有33名登山者启程向山顶进发。但海拔8350米以上的地方,没有人去事先固定好路绳。


霍尔嘱咐过队员去固定路绳,可原本负责拴路绳的成员在和霍尔闹别扭,他们互相推诿,正事没人做。


5月10号清晨,各个探险队的登山者被一连串巨大的、需要路绳才能越过的岩石挡住了去路。攀登者们在台阶下挤了将近一个小时,上午的时间被严重压缩。


走过了岩石后,迎接登山者们的是一个更大的难关——“希拉里台阶”。这是海拔8790米处的一段12米高的几乎垂直的裸露山体岩石断面,被视为攻顶前最艰巨的挑战。这段路是上下峰顶的必经之路,由于太过狭窄,每年的登山旺季都会发生拥堵。


著名的“希拉里台阶”<br>
著名的“希拉里台阶”


这一天,三支探险队都堵在了这里。一支新西兰人霍尔的“冒险顾问“队;一支是美国人费希尔的”疯狂山峰“队;还有一支是高铭和领队的中国台湾队。登山者们一个接一个吃力地在“希拉里台阶”攀登,用毫无新意的语言互相祝贺。


看到费希尔队的成员们都在奋力攀登,霍尔不太开心,因为他的队伍中已经有五个人因为缺氧半路返回了。他对《户外》记者哀叹道:“我真希望有更多的顾客到达山顶。”


霍尔没有底气向队员宣布确切的返回时间。在以往,攀爬喜马拉雅山珠穆朗玛峰必须遵守“两点钟规则”,即一定要在下午两点前完成登顶,不然就必须回头。


费希尔队的态度也不够严谨。费希尔队的向导布克瑞夫不使用氧气,也不随身携带背包。布克瑞夫想完成无氧登顶,为此,他必须要减轻身上的重量。尽管背包里的物品对顾客来说很重要,包括一捆登山绳、急救用品和裂缝救助装备,他还是丢掉了。


四、迟来的登顶


布克瑞夫成了所有登山者中第一个登顶的,时间是5月10日的下午1点05分。在成功登顶之后,他没有履行护送其他人下山的职责,而是用最快的速度下山了。


下午2点,霍尔和难波康子等队员到达了山顶,他们通过对讲机向大本营报告了好消息。台湾领队高铭和在3点15分抵达,拿出赞助厂商的旗子、刻有后援会名字的金属板,拍了几张照片。


当其余人走下山的时候,霍尔说他要等一会儿邮差汉森。“汉森正向我走来,等他到了我就下去。”然而汉森当时还没有接近山顶,他直到下午4点钟才到达。当时的光线越来越暗,天气也变得糟糕,天空开始响起雷声。此时,雷雨云就在他们脚下,笼罩了整个山谷。


一天之前,汉森的身体状况就已经很不好了,他和同伴说自己“身上很冷,感觉不舒服”。


但对他来说放弃登顶是件困难的事。


1994年,汉森就曾经随霍尔攀登过珠峰,但因为天气原因,霍尔强迫他在距离山顶只有90米的地方下撤,汉森没能登顶。 


1996年他之所以还要重返珠峰,主要是由于霍尔的极力劝说。霍尔从新西兰给汉森打了十几次电话,劝他再试一次,并且在费用上他很大的优惠。汉森同意了,在一年内打了三份工才攒够了钱。这一次他誓死都要登顶。


在大本营休息时,汉森曾给一所小学的学生们寄了明信片。其中有一张写给一个女孩,他说:“有些人拥有宏大的梦想,有些人有着微小的梦想,无论你有怎样的梦想,最重要的是你从未停止梦想。”


为了实现汉森的梦想,霍尔让汉森用胳膊搂着他的脖子,帮助这位疲惫不堪的顾客爬完到达山顶的最后12米。他们在上面只待了一两分钟,便转身开始了漫长的下山之旅。


《绝命海拔》里,即将到达山顶的霍尔和汉森<br>
《绝命海拔》里,即将到达山顶的霍尔和汉森


到了下山的时候,汉森已经支持不住了。霍尔通过对讲机呼救,说他和汉森在峰脊上遇到了麻烦,急需氧气。霍尔队的向导哈里斯听到了呼叫,他当时因为缺氧,已经意识不清,告诉了霍尔一个错误的信息:附近所有氧气瓶都是空的。


下午5:30时,霍尔又联系上了其他队友。他称:“自己一个人可以下山,但是带着汉森不行。”队友恳求霍尔放弃汉森,自己下山。霍尔不想放弃汉森的生命,他决定继续在原地等待救援。


夜幕降临时,霍尔最后一次用无线电与大本营取得联系,这时他们已经通过卫星电话接通了他远在新西兰的妻子。


霍尔从地上挖了一些雪,塞到嘴里。“我嘴都干了。我得吃点雪才能和她说话。”


“嗨,亲爱的。我希望你已躺在温暖的床上了。你还好吗?我不知道该怎么对你说,我是多么地想你!”他尽力让自己的语气显得乐观。


妻子问他:“你的脚怎么样?”“我没有脱鞋看,但我想可能有些冻伤吧……”霍尔尽量不让她担心。


挂断电话前,霍尔对自己的妻子说:“我爱你。睡个好觉,宝贝。别太担心了!”这是所有人听到的霍尔的最后几句话。


8300米以上的珠峰,空气的含氧量还不到海平面的1/3,缺氧状态下人极易产生幻觉,人的智商仅相当于8岁儿童。如果氧气消耗光,几乎没有人能捱过一天时间。



12天之后,当其他队伍的人途经南峰时,他们发现霍尔右侧着身体躺在一个冰洞里,上半身被埋在一个雪堆下面。


五、诀别时刻


在霍尔和汉森等待救援的那段时间内,暴风雪席卷了下山的队伍,费希尔、难波康子和哈里斯分别遇难了。


难波康子是和一群人在下山过程中,因暴风雪太大迷路了。当其他人员找到她时,她已经虚弱得走不动了。救援难度过大,只能把她留在原地。


哈里斯在听完霍尔的电话后,决定自己去救助汉森和霍尔。他当时已经是神志不清的状态。正是这种英雄主义的行为让哈里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不久之后,哈里斯就失踪了。


安迪·哈里斯,新西兰人,霍尔队向导<br>
安迪·哈里斯,新西兰人,霍尔队向导


美国领队费希尔的登顶时间和汉森一样晚,他大约在下午3:40才登上峰顶。他其实已经4次登上过顶峰,本不该在其他队员到达后继续攀登。


他还对很多同伴隐瞒了一个事实——他以前感染过一种肠道寄生虫,这种寄生虫会不定期突然发作。当费希尔这种病发作时,他会“大汗淋漓,全身发抖,剧痛持续10~15分钟。”这种剧痛几乎隔天就会发作一次。 


费希尔队的成员上山去营救费希尔时,他的眼睛在眼窝里一动也不动,牙齿咬得紧紧的。人们觉得他没有希望了,便把他留在了岩脊上。


那位台湾领队高铭和,当时正与费希尔一起受困。他的情况好一些,被救下山之后,他经历了15场手术,被切除了手指、脚趾和鼻子,但保住了性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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冻伤的高铭和


还有三位牺牲者,是在山的另一边。


5月10日下午4点,就在霍尔搀扶着受伤的汉森到达山顶时,来自印度北部的三名登山者通过对讲机宣告,他们从中国西藏一侧出发,沿东北山脊爬到了顶峰。


这三名登山者是印中边境警察组织的成员。原本的探险先遣队有六个人,在同样遭遇了暴风雪之后,其中三人在两点时开始返回,剩下的三个人被登顶的欲望冲昏了头,不顾渐趋恶化的天气继续向上攀登。此时的云层越积越厚,能见度不到30米。


在向印度总理纳拉辛哈·拉奥报告了登顶喜讯之后,三名印度人再也没有再和大本营进行过无线电联络,永远地长眠在海拔8500米的珠峰东北山脊。


三位印度遇难者之一的印度边境警察登山队成员策旺帕杰,当时只有28岁,因为死亡之时脚穿绿色靴子,被后来的登山者称为“绿靴子”。



之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从珠峰北坡冲顶的登山者,都会看到这双亮绿色的登山靴,因为遗体运下山的成本高昂,“绿靴子”留在遇难地点,成为未来攀登者的地标。


在珠峰登山路上,像“绿靴子”这样的尸体,已经留下了二百多具。


六、重要的是活着返回


也有人做出了不同的选择。


比霍尔队伍早几天上山的,有一位29岁的瑞典独行者,名叫戈兰·克罗普。他曾经6次攀登喜马拉雅山脉,并单人登上世界第二高峰乔戈里峰。


克罗普早在1995年10月就骑着自己定制的自行车离开了斯德哥尔摩,向珠峰进发。一路上,他被罗马尼亚的小学生抢劫过,在巴基斯坦遭到一群人的围殴。在伊朗,一名愤怒的摩托车手用球棒打了他的头盔。


他排除万难,在1996年5月1日,终于从珠峰大本营向峰顶进发。


大本营里的人都急切地希望他登顶成功。指挥帐挂着的标语都写道:“前进,戈兰,前进!”


但就在他到达8750米的地方,距峰顶只有百米之遥时,他认为自己太疲惫了,如果继续攀登可能无法安全下山,于是决定返回。


当克罗普下山的消息传至珠峰大本营,霍尔摇着头若有所思:“在距离峰顶那么近的地方下撤,这表明年轻的戈兰具有非凡的判断力。这真令我难忘,比他继续攀登并最终到达峰顶更令人难忘。”


“只要有足够的决心,任何傻瓜都能爬上这座山峰,”霍尔说,“但关键是要活着返回。”但说着这句话的霍尔,却忘记遵循时间规定,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场悲剧并非不可避免。


假如领队费希尔和霍尔始终坚持原则,到了下午两点,不管走到什么高度都必须下撤;假如向导们全都忠于职守,将自己无氧登顶的愿望放在一边;假如费希尔没有隐瞒自己的疾病……事情将会是另一种结局。


有些人攀山是为了走回人间,有些人把欲望看得最高,无论如何也要征服神山。


可神山永远无法被征服。神山只是在那里静静伫立,看着一个个悲剧上演。


部分参考资料:


[1]《进入空气稀薄地带》,乔恩·克拉考尔

[2]《九死一生:我登峰的经历》,高铭和

[3]《1996珠峰“南峰”的悲剧:世界之巅的诀别》,环球时报

[4] 电影《绝命海拔》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往事叉烧(ID:wschashao),作者:叉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