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世界说（ID：globusnews），作者：信叉，原文标题：《对军队说不的以色列年轻人》，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随着以色列政府和哈马斯组织先后宣布无条件停火，因以方驱逐西岸城市谢赫贾拉房屋居民引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在经历11天的导弹互射后落下了帷幕。
四次大选后依然无法组阁的以色列政客们开始就冲突责任问题互相攻讦。中间派拉皮德认为内塔尼亚胡外交失误牺牲了民众利益，内塔尼亚胡则一直指责拉皮德危害国家安全。不过无论是哪派政客，都认为在军事意义上以方大获全胜，对战争中把以方战损比降到最低的以色列军队褒奖有加，尽管在加沙丧生的巴人中有约四成为妇孺，而以军粗暴对待境内阿拉伯平民的视频也不时在网上出现。
军人在政治面前不可撼动的地位，源自以色列立国以来的安全优先政策。以政坛精英很大程度上由国防军（IDF）出身的人构成，过去五任总理全部出自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国防军因此被公众称作“圣牛”(以色列的圣牛典故源自印度，指触犯不得的至高无上之物)。
不过与政坛相反，近年来，以色列民间一股反对兵役、敌视军队的左派暗流正在年轻人中涌动。军队在以色列民众眼中作为立国之本和安全支柱的正面形象，慢慢出现了裂痕。
“参军就是支持犯罪”
2020年，年满18岁的以色列姑娘Hallel做了一个并不轻松的决定：拒服兵役。她清楚，这样做的后果大概率是会把自己送进牢房。
作为全球为数不多的全民服兵役的国家，每一个以色列人都需要在18岁进入以色列国防军（IDF）受训，女性服役2年，男性3年是规定动作。按照以色列军事法第94条的规定，未经允许未按时服兵役的应判处3年监禁。而拒服兵役，则要判处15年监禁。
不过，Hallel在亲眼目睹了自己村中的阿拉伯邻居被以色列国防军剥夺自由后，就再也没法说服自己去服役。
Hallel是东欧犹太移民的后代，从小生活在以色列北部一个叫Harduf的基布兹农庄，与周围的阿拉伯人“是很好的邻居”。但后来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时，国防军为了防止巴人发动袭击，开始设路障，去城里务工的阿拉伯人上下班要接受一系列检查；宗教节日的时候，以军出于安全考虑，也会阻止阿拉伯邻居去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祈祷。
“慢慢地，整个村子都在国防军的控制下了，士兵甚至可以随意闯入阿拉伯家庭进行搜查。”Hallel回忆道。
据她介绍，国防军对左翼犹太人也毫不客气。“有一次我们在海法组织游行，抗议犹太人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继续建立定居点，警察居然对我们用了特种弹药。但另一边一群右翼犹太青少年也在游行，他们的标语上写着<阿拉伯人去死>，却没有警察去管。我是个反战主义者，但当时我真想把手里的瓶子朝警察扔过去。”
在她看来，服役就是支持这些暴力行为。
在以色列，逃兵役案件不归民事法庭处理，而是交给军事委员会。以色列也成了当今世界上，唯二将此类案件交给军方相关机构裁决的国家——另一个是厄瓜多尔。不过，按照规定，如果军事委员会判定拒服兵役者是“反战主义者”，也可依法免除兵役。当然，在她之前，没人用这一点打赢过官司。
军事委员会上，检控官针对Hallel是不是真的“反战主义者”提出各种假设性问题。而这些问题在Hallel看来，与其说是在检验她是否“反战”，不如说她是否“佛系不抵抗”。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是，“如果有人攻击你的家人，你会反抗吗？”
“我回答会，他们就裁定我不是反战主义。但这些问题根本和我是不是反战无关。”
不出所料，一审的结果是Hallel败诉，法庭要求她3天后去军事基地报到。
3天后，她确实去了军事基地，却只是告诉军官她没准备好，也不准备去当个军人。至此，她开始了4进4出牢房的两个月。
起初她被判7天监禁，期满释放后被勒令继续服役，她自然拒绝，紧接着又是14天的监禁， Hallel的生活成为监禁——释放——拒服兵役——监禁的循环。
第二次刑满释放后，她开始寻找媒体声援，她的故事被大量报道。与此同时，随着以色列境内新冠爆发，以及总理内塔尼亚胡贪腐案开审在即，右翼阵营出现舆论危机。
律师判断这些舆论会给军事委员会施加压力，并由此认为上诉良机已到。他建议Hallel不再用“反战主义者”标签，而改用心理健康出现问题为由，提出上诉。按照规定，除正统犹太教徒和以色列籍阿拉伯人外，有特殊健康问题的以色列犹太人也无需入伍。
但Hallel拒绝了律师的提议。她认为，那些在加沙遭受战争创伤的人更需要心理医生。
二审在她第四次被监禁时开始了。与一审不同，这次军事委员会不再向她提假设性问题，而是针对她在媒体上的言论进行提问。比如，一次她在接受电视访问时提到，如果生在她父母那个年代，她会选择服兵役。委员会问她：这话是不是支持对阿拉伯国家宣战？这次她有备而来，回答说“不，因为那个时候人们普遍觉得战争是改变现状的唯一方式。但是现在30年过去了，情况没怎么得到改善，冲突还是不断。或许以色列人不应该去服役，而应该在其它领域投入更多人力和财力。”
二审结束，在经历了总计56天的监禁后，Hallel等来了军事委员会的点头。
Hallel的案件之所以在以色列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她是第一个用“反战主义者”这个理由获得批准，免除兵役的以色列人。她告诉我，据她所知2021年以来以国先后有5名青少年因拒服兵役而入狱，其中又已有两人以“反战主义者”理由胜诉并获释。
值得注意的是，眼下以色列国内拒服兵役的年轻人并不都来自左翼。也有一些右翼年轻人，认为服兵役是在浪费时间，他们想利用这2-3年去找工作或者赚钱。
显然，最近几年以色列境内安全形势的大幅改善，让年轻人渐渐失去了危机感，也丧失了服兵役的动力。
从良心到意识形态站队
翻看以色列“拒服兵役”的历史，其实早在2000年就出现了一次小范围的运动，那一年170人因不同理由拒服兵役，被送进监牢。
到了2002年，约有500名IDF官员和士兵联名拒绝上级发出的越过绿线（1967年前的巴以边境线）去建立定居点的指令时，有500个适龄青少年加入抵抗运动，拒服兵役。他们声称“出于对以色列的爱，我们选择拒绝服兵役，拒绝侵占巴勒斯人的土地，拒绝支持这个国家道德的沦丧。”
这些千禧年的抵抗者是伴随着犹太复国主义意识形态长大的，他们依然“愿意为了国家和以色列人民的利益，自我牺牲，愿意为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而去前线”。前《巴以期刊》执行主编Dan Leon分析说，“他们是出于道德的抵抗，而并非政治倾向和意识形态上的抵抗。”
20年后，如今鼓吹拒服兵役的人更多的是在炫耀自己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左翼意识形态立场。他们认为，犹太复国主义是建立在剥夺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和公民权利的基础上的。他们甚至在犹太大屠杀纪念日和以色列独立日组织纪念仪式，邀请为争取巴勒斯坦人权力做出贡献的巴人和犹太人做演讲，把犹太民族主义纪念日，变成了一个巴勒斯坦抵抗运动纪念日。
不过，与Hallel的“军队是万恶之源”、“军队无法保护以色列”的极端反军队立场不同，这些大多数在中右翼中产家庭成长起来的左翼人士也承认，能够发起拒服兵役运动的前提，是确信整个以色列社会的主流是愿意参军服役的。在绝大多数以色列民众愿意服兵役确保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左翼人士才会用拒服兵役来反对军队在巴勒斯坦人的土地上建立更多定居点。
毕竟，以色列这个人口小国，发生任何战争都必须要全民动员才能确保国家生存。拿四次中东战争来说，第一次中东战争全国87万人口，3万被调用参战；第二次中东战争，全国178万人口，17万被调用参战；第三次中东战争，全国260万人口，26万被调用参战；第四次中东战争，全国320万人口，41万被调用参战。超过10%的人口被调去参战，这是什么概念？一战时德国总人口6700万，190万参战，参战比例不到3%。
所以，这些抵抗兵役者虽然希望通过和平来解决所有冲突，喊着“结束占领和侵略才能实现和平”的口号，但也深知在强敌环伺的中东，以色列一旦真的无兵可用、战力下滑，即使是现在已经跟以色列签了和平协议的阿拉伯国家，也会毫不留情地对以色列发动战争。
“到那时，我们曾经帮助过的朋友，也可能成为敌人。”一位“和平战士”反兵役组织成员坦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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