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陈鑫，责编：徐卓君，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结果，全国人口共14.1亿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人有2.64亿，65岁及以上人口有1.9亿，占13.5%，相比1991年增加了1.22亿人。
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如果要分老龄化的程度高低，国际公认标准是，65岁以上人口占比7%~14%为轻度老龄化，14%~20%为中度老龄化，21%~40%为重度老龄化。也就是说，中国已经站在了中度老龄化的边缘。
实际上，辽宁等12个省份的65岁以上人口占比超过了14%，已经进入了中度老龄化社会。
全球没有一个国家面临过中国当下的老龄化困境：规模巨大、增长迅速、未富先老、长期持续……
在这样一个少子化与老龄化共舞的时代，日益减少的的劳动力人口，将如何应对史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一、人口老龄化高峰之后，是老龄化高原
“人口老龄化高峰”，几乎是当前人口老龄化相关研究最时髦的词汇。
具体到养老而言，其本质是年轻人供养老年人。尽管老年人口总数量达到高峰后会下降，但与此同时，供养这些老年人口的年轻人口也在下降。因此，考虑到老年人口的相对数量，人口老龄化的程度还在进一步加深。
更紧迫的是，生于上世纪50、60年代的婴儿潮的人们，如今已是60、70岁的老人。10余年后，当他们变得更加衰老，我们将迎来一个规模庞大的高龄老人群体。
无独有偶，他们的孩子又是第一代独生子女。生育意愿低迷的今天，出生人口更是逐年递减，“鸡娃”式的高要求，让育龄父母对于养娃贵精不贵多。
曾有学者估计，2015年~2050年是中国大批独生子女父母进入老年的关键时期。到2050年，每4位老年人中就有1位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
如果将目光放得更长远些，中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就会显露它的真实形态：人口老龄化高峰之后，并不是平缓的下坡路，而是进入老龄化高原。
到2040年前后，65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将超过20%，到2050年将继续提升到26%，之后老年人口数量占比依然会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保持相对的高位（33%左右），一直持续到本世纪末。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董克用在一篇论文中写道，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和高原期是具有显著差异的，高峰期是在达到峰值后开始下降，而高原期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保持高位而不下降，这一概念必须明确，它决定着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发展战略需要关注的周期长短。
医疗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或许延长了人们的寿命，但当病痛、失能、失智等各种问题袭来，当日常生活几乎离不开他人的帮助，活着，就只是在床上维持身体机能的日常运转而已。
根据中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调查，2015年，中国的失能和半失能老人的数量就已经突破了4000万。另一项非官方的数据预测，到2030年和2050年，中国失能和半失能老年人口数量分别为6290万人和9600万人。
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面临如此庞大的人口老龄化，此前我们没有过任何经验，既对老年疾病无知无解，也不曾清晰地认识到这将是怎样一场照护困境，相应的医疗养老资源和社会保障制度，也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
最新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年平均增长率为0.53%，与10年前相比下降0.04个百分点。在所有年龄结构中，0~14岁人口比重上升1.35%，15~59岁人口比重下降6.79%，60岁以上老年人口上升5.44%。
维系着社会运转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占比，成为唯一一个下降的指标。
换句话说，赚钱的人减少，花钱的人增多。
这是一个少子化与老龄化共舞的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是，日益减少的的劳动力人口，将如何应对史上最大规模的老年人口？
二、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的养老体系还没有准备好
没有一个国家的情况与中国类似：规模巨大、增长迅速、未富先老、长期持续……仅仅是中国的老年人口就已经超过了日本的总人口，很快将相当于美国的总人口。
这一系列特征将对整个社会保障体系产生巨变，包括医疗费用激增、养老设施不足、社保基金可持续性面临挑战。
在步入“超级老龄化”之前，中国将迎来两次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分别为2018—2022年、2028—2039年，年均净增8600万~1120万，第二次增长高峰将持续时间长且速度快。
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到2020年全面建成以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体系。
在老龄化程度严重的上海和北京，很早就提出了“9073”或“9064”模式，即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或6%的老人依托社区养老，剩余3%或4%的老人在机构养老。
这样的规划，不仅是因为居家便宜，更是因为相应的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服务体系并没有搭建起来。
民政部2018年数据显示，全国拥有养老机构2.9万余家，养老床位730万张，仅占全国老年人口数量的3.1%，缺口巨大。
社区养老也发展缓慢，这种称为“没有围墙的养老院”的养老模式，可以是开在家门口的老年食堂、提供暂托服务的日间照料中心，也可以在需要帮助时，一个电话呼叫护理员上门。
所以，社区养老集中了居家和机构的优势，兼顾了情感与照料需求，或许会成为最符合中国特色的未来养老模式。
然而，由于老人居住地分散，企业需要雇佣大量的专业人员，并将其有效地组织、分配到老人家中，护理员在路上奔波耗费大量时间，增加了工作时长和辛苦程度。
政府主要通过市场来推动养老。但是对于企业来说，社区的分散意味着人力成本上升，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企业愿意提供服务。就像医疗资源的最大化，必须是病人去医院，如果是医生上门，一天看不了几个病人。
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养老机构上门服务的动力在哪里？
在八点健闻了解的许多家庭中，60、70岁的低龄老人子女照顾80、90岁的高龄父母，正在越来越普遍。刚刚退休，原本计划颐养晚年的低龄子女，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精神追求，扎进繁琐的照护工作中，许多人患有慢性病，身体情况并不算好，还要照顾更加年迈的父母。
“居家、社区、机构”是三位一体的。”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曾指出，“其中，居家和社区尤其密不可分，没有社区作为依托提供老年人所需要的实实在在的养老服务，居家就变成个人家庭养老了。”
不过，养老体系的匮乏并不意味着家庭养老会持续。
传统的多代同堂的家庭规模正在瓦解。从小镇“向上流动”进入大城市，在城里“996”奋斗的“打工人”是年轻一代，留在老家的是他们老去的父母。与10年前相比，户口与常住地分离的人增加了2.3亿，增长88.52%，流动人口增加超过1.5亿人，增长69.73%。
当家庭规模结构日趋小型化和核心化，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已经难以为继。艰难在城市立足的独生子女面临多重压力，双职工家庭抽不出时间和精力照顾老人，老人也不敢指望子女承担全部生活照料。
无论哪种养老模式，而作为最核心的照料人，护理员的照护质量直接决定了老人度过怎样的晚年。
低质量服务提供方的背后，是养老服务人才的巨大缺口。根据民政部资料，全国现有200多万老人住在4万多个养老院内，但是工作人员只有37万，37万里面真正的护理员仅有20多万，持证人员仅数万人。平均算下来，一个护理员差不多要服务近10位老人。
在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养老院，因为招不到人，只好雇佣70岁的高龄护工照顾入住老人。这些高龄护工也是来自周围农村的老人，年龄大、学历低，没有接受过正规的专业培训，增加了发生意外的风险。
这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对养老院有强烈需求的老人们支付能力不足，养老院无法雇用有专业技能且足量的年轻护工，服务质量也就难以保障。
低下质量的服务质量又很难吸引老人，养老院的入住率进一步降低，随之而来的是收益降低，从而需要再考虑降低成本，减少护工工资，服务质量进一步下降。
三、未富先老，中国式养老困局
关于中国式养老困局，有一个悖论。
一方面，养老院，提供照护服务的护工，存在着巨大缺口。
另一方面，养老院的实际入住率不到一半，多数养老院处于亏损状态。
这是由中国老人的支付能力决定的。
因为支付能力低下，所以养老服务的供给数量和质量都处于较低水平。
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与老龄化基本同步，中国则是“未富先老”，可供养老年人的社会财富还没积累完成，这部分庞大的人群就已经老了。
著名经济学家、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蔡昉在论文中分析，劳动收入逐渐减少乃至消失，加上中国城乡养老保险尚处于低水平、广覆盖的阶段，老年人的消费力会有明显下降。
随之而来的还有分配难题。蔡昉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在经济增长速度减慢的情况下，做大蛋糕的速度放慢，一方面对分好蛋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分好蛋糕的难度也在加大。
悲观者认为老龄化是一颗“定时炸弹”，可能会引发“吞没全球的经济危机”，如果不采取政策干预，持续下降的生产力将难以撑起整个人口现有的生活水准。也有乐观派将之解释为人口红利的二次开发，认为老龄化促进了“银发经济”的发展。
有业内人士甚至打趣，未来除了医疗、养老、殡葬是朝阳行业，其余的都是夕阳行业。
作为人口转变的必然结果，在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延长的背景下，一种全新的、不可逆的老龄化人口形态正快速形成，并且在未来的很长时间内，中国的老龄化速度都将位列世界第一。
此外，家庭小型化带来照料人手不足，老年人收入普遍不高，再加上现代社会劳动力外出就业、流动频繁，现实迫使老年人的长期护理问题从传统社会的家庭责任演变成当代社会的重大风险。
单单是长期护理费用这一项支出，就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有学者做过测算，中国长期护理费用2030年将突破10000亿元，如果没有长期护理险分担风险，这一大笔费用将压垮无数个家庭。
更不要说老年人医疗费用的剧增，一个人在65岁以后的医疗开支可能占其一生医疗费用的70%，而18%的老年人就占用了80%的医疗费。
然而，不巧的是，长期护理险这种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保险“赶上”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转折点——2014年起，中国GDP增速开始放缓。接下来的这些年，全国的基调总体是为企业减负减税，普遍性降费成为趋势。这使得原本就令人头疼的的筹资问题变得困难重重。
截止2019年，老年抚养比为17.8%，相比1991年上升了8.8个百分点。根据中国社科院分析，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减少和老年人口加速增长，老年抚养比在2060年之前一直保持上升状态，并在2028年左右超过少儿抚养比。
到2035年，约100个劳动人口抚养36个老年人和21个少儿人口。此后的2035年~2050年，总抚养负担持续保持高速增长，约100个劳动人口抚养51个老年人和22个少儿人口，老年人将成为劳动年龄人口肩负的主要压力。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深以及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领取养老金的人数将不断增加，而缴纳养老保险费的年轻人将不断减少。
也就是说，日益减少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要供养更多的老年人口，从而导致养老负担沉重。
天平的一端，是养老金需求的膨胀，人口老龄化导致领取养老金的人数不断增加，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使得领取养老金的周期逐步增长；天平的另一端，是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制度内缴纳养老保险费的人数会不断减少，从而限制了养老金供给。
老龄化，已成为全球面临的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即便是高龄化走在前面的日本和德国，也未完全解决这一难题。
当下的中国，仅仅是站在中度老龄化边缘，就已经表现出来了诸多困境。待数十年后进入老龄化高原，我们真的能有一个安稳的老年生活吗？
*感谢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乔晓春教授、北京中民颐养养老总经理王军杰对本文的帮助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陈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