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八点健闻（ID：HealthInsight），作者：方澍晨、于焕焕，责编：徐卓君、陈思，陈鑫对此文亦有贡献，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万众瞩目的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终于出炉。此前，有舆论推测中国的人口开始负增长，加之数据的推迟公布，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和焦虑。
最终数据显示，2020年人口总量依旧保持了增长——14.1178亿，比起2010年时第六次人口普查时的13.3972亿相比，增加了7204万人。但2020年低至1.3的总和生育率，还有1200万的年出生人口新低，也昭示了中国人口发展的严峻挑战。
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后称生育率）一度超过6，而本次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这一数据已经跌至1.3——进入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行列。
“低生育率陷阱（Low fertility trap）”理论认为，当总和生育率降到1.5时，会进一步降低，再次提高生育率将会变得更加困难。生育率从6到1.3，中国到底经历了什么？
消失30年的生育潮
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全面放开二孩……自2011年始，中国的生育政策开始掉头，从限制生育到鼓励生育，但女性的生育意愿一去不复返，预期中的生育潮一次又一次落空。根据最新的人口普查数据，2020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是1.3。
一位育龄女性，平均生育2.1个小孩，也就是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保证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也就是下一代的人口总数不增不减。
要知道，在1963年，在新中国的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间，中国的生育率高达7.5。在60年代的多数年份里，中国的生育率都保持在6以上。
新中国的历史上，有过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第一次出生人口高峰出现在新中国刚成立后，10年间累计出生人口2.3亿；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从1962年开始，持续到1972年，又一次，为中国带来了2.8亿的出生人口；这两次生育潮，让中国的人口总量从建国时的1.5亿人口直接跳涨到8.5亿。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经济近40年的强劲增长和韧性，都受惠于这两次人口高峰带来的人口红利。
不过在当时，生育潮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趋势。全社会的舆论风向和政策风向，都认为出生高峰是“严峻挑战”和“考验”，是需要被“平缓”的。于是在第二次人口高峰的末尾，中国开始了影响深远的计划生育政策。
1973年，中国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的成立。整个70年代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以“晚，稀，少”为主——“晚”是指男25周岁、女23周岁才结婚；“稀”指拉长生育间隔，两胎要间隔4年左右；“少”是指只生两个孩子。
严格的生育政策，开始抑制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到中国的第三次人口高峰期，无论是强度，还是持续时间，都无法和第一次、第二次相提并论。从1985年开始的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持续时间只有5年左右，累计出生人口1.17亿。
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次的出生人口高峰，并不是由于女性的高生育率带来的，而是当时育龄女性的庞大数量带来的。
实际上，中国的生育率和女性的生育意愿自80年代开始大幅下降——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期，中国的生育率的平均值是2.432，还不到第二次出生人口高峰期平均生育率平均值（6.07）的一半。
和迅速下降的生育率和生育意愿相比，中国的生育政策越发严格。到80年代以后，中国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一对夫妻生育超过一个孩子，被定义为超生，并受到经济和行政处罚。这一政策延续了30多年，直到2016年废止。
在2007年的时候，原国家人口计生委预计，中国将迎来为期五年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必须下最大力气做好稳定低生育水平工作”。然而，中国的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迟迟没有到来。实际上，自第三次生育高峰1991年结束至今，已经整整30年，中国再没有出现过一个出生人口高峰期。
与此相对应的，中国的生育率从6跌至1.3，进入国际公认的低生育陷阱——一旦生育率跌至警戒线以内，扭转下降趋势将变得极其困难甚至不可能；而每年的出生人口数也从最高峰时期的2900万，降至2020年的1200万。
越发达越不爱生孩子，受伤的却是不发达地区
生育政策之外，经济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抑制了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不独中国，全球人口的出生率都在经历断崖式的下跌，全球人口平均出生率从上世纪60年代的30‰以上降至2019年的18‰，降幅近一半。
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自1960年以来，出生率最低的十国绝大多数为高收入国家。德国作为低出生率国家的时间最长。美国2020年人口增速降至近100年来的最低水平，仅次于大萧条时期。少子化一直是日本的“头号难题”。韩国已成为全球出生率最低的国家。
有学者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与理想子女数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人均GDP高时理想子女数少，人均GDP低时理想子女数多。也就是说，随着人均GDP的增加，理想子女数在减少。
研究还对上海、北京、天津、浙江、江苏和贵州、广西、云南、甘肃、四川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经济发达地区理想子女数显著少于欠发达地区，二者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分别为1.55人和2.01人，前者比后者少0.46人。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区理想子女数少，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地区理想子女数多。
这一研究结果与近10年中国人口的增长趋势吻合。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10年到2020年十年间中国人口增长出现放缓趋势，过去十年间人口年均增长率是0.53%，较前一个十年下降了0.04个百分点。
“这种趋势的出现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是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工业化、城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结果，也是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 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在今天的发布会上说。
经济发达地区虽然倾向于少生孩子，但多样化的发展机会却对欠发达地区的人口有着无法抵御的吸引力。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人口进一步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集聚。东部地区人口最多，比重继续上升。东北和中部地区人口占比分别下降了1.20和0.79个百分点。
同样的人口流动路线也在世界范围内上演。
联合国移民署《世界移民报告2020》显示，美国是国际移民的主要目的地国。2019年前十大移民目的国中，发达国家占六席，移民来源国前十均为发展中国家。美国、德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仍然是近几年主要的移民目的国，一半以上国际移民（1.41亿）居住在欧洲和北美洲。
过去10年人口占比下跌了1.20个百分比的东北，人口总量减少了1101万人，老龄化程度也同步加深，65岁以上人口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早在20年前，素有“共和国长子”之称的东北地区就已提前陷入“生育陷阱”。历史原因导致的低出生率和年轻人流向沿海地区的“东南飞”，拉响了当地的人口警报。
2014年东北三省养老金当期“入不敷出”，2016年黑龙江养老金当期收不抵支320亿元，成为全国首个养老金“穿底”的省份。
一个生育不友好型的社会，怎样扼杀了年轻人的生育意愿？
“辅导作业班、舞蹈班、课余兴趣班很多，1个孩子最少1个月光上课要花1000块钱。”一位有两个孩子的育龄女性说。
“宝宝出生，爸爸一直进入不了角色……在体检门诊，检查结束要帮宝宝换尿不湿，爸爸第一句话就是妈妈来，我不会。这已经是满月了还不会，这1个月里几乎就只是妈妈在忙。”妇幼保健服务提供者说。
“原来想过（生二孩），我现在不打算生，因为没人看孩子，上班或多或少有点影响。“一位有一个孩子的育龄女性说。
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上海市妇幼保健中心等机构的数位学者访谈了多名育龄女性和相关工作人员，于2021年4月发表了论文《上海地区生育决策决定因素的定性研究》。
住房和养育经济成本高、教育竞争激烈、工作时间长、因工作和观念导致的父亲缺席、女性职业生涯受影响等，是当前中国许多女性不愿生育或少生育的理由。
住房和教育开支成为了影响生育意愿最重要的两大经济因素。
统计数据显示，中国住房支出在居民所有的消费支出中所占比重最高。从2012年年底全部金融机构消费信贷情况来看，个人住房贷款占全部消费信贷余额的比重约为76.3%，信用卡贷款占11.1%，汽车贷款余额占比约为1.5%，其他各类消费信贷占比约为10%。
《2017中国家庭教育消费白皮书》显示,学前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6%，义务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1%，大学阶段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收入的29%。
在生育友好型社会，鼓励生育的政策框架已较为完善，包括：经济支持政策（津贴或减税）、时间政策（产假或育儿假、弹性工作时间等）、托育服务供给和职场权益保障（保留工作岗位、提供培训等）。此外，“生育友好”还应当对男女两性都友好，不把生养责任推给一方独自承担。
而在目前的中国，大部分地区产假仍只有3~4个月。产假结束后，年轻母亲就面临着孩子谁来带的问题。中国的学前托育、教育资源仍然供给不足。0~3岁儿童主要由母亲或祖辈照顾，2019 年全国0~3 岁儿童入托率仅为 4.3%，现有资源远远无法充分满足家庭的需求。
此外，许多女性“不生、少生”的原因是担心影响职业发展、遭遇“母职惩罚”。生育后的女性晋升机会减少、地位被边缘化等情况，并不罕见。还有研究者计算出，中国女性每生育一个子女，工资收入就减少7%。而同时，男性法定陪产假只有15天，育儿责任仍然更多在女性身上。
因此，要想生育政策的政策效用充分释放，全社会必须转变生育的价值理念，明确生育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同时也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事。
止住生育率下滑，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人口问题一旦出现，意味着解决人口问题的最佳时机已经过去了”。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茅倬彦曾发表文章对比了欧洲和东亚的人口惯性与生育政策后，得出了以上结论。因为各国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给出并实施方案，都需要时间。
文章介绍到，作为工业革命源头的欧洲，早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出现了低生育率危机，当时超过半数的欧洲国家总和生育率已经低于2.1的更替水平。二战后的婴儿热一度扭转了新生人口不断下降的颓势。但70年代末，欧洲生育率再次降到了更替水平之下。
但当时生育水平的降低并未引起各国政府的重视，在1990年就率先到达最低生育率的意大利，直到2005年才出台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延迟的人口政策为欧洲积累了巨大的人口负惯性。应对生育率下滑，越早进行干预越容易扭转形势。
欧洲各国中，法国是较早意识到低生育率问题并采取应对措施的国家之一。法国政府提供了包括育儿补贴、学年补贴、住房补贴在内的30余种家庭补贴。除了产假及产假补贴外，父母可选择完全休业或部分休业来养育孩子，政府会提供育儿家庭补贴。其他还有保育机构、学龄前教育、大家庭卡制度等支持政策。
这些福利政策为家庭育儿提供了足够的财政，提供了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环境。自1993年以来，法国生育率从1.73回升到了2010年的2.03。
将更多精力放在老龄化问题上的日本政府，1994年才推出鼓励生育政策，已经错过了最佳调整时期——26年后，2020年日本新生人口约87.2万，继续下滑，比上年减少近2.9％。
瑞典在上世纪为提高生育率作出的努力，或可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70年代末期，该国的出生率降低到1.60左右。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保障孕妇权益，比如提供免费医疗保健、较高的育儿补贴，立法禁止解雇孕妇等。随后，政府大力推广托育服务，并鼓励男性共同做家务、带孩子，还继续延长产假。经过近10多年的努力，到1989年，瑞典生育率回升到2.1。
不过20世纪90年代，一场经济衰退让这些福利缩水了。或许还出于对经济不确定性的担忧，瑞典家庭又一次减少了生育。90年代末，生育率降至1.5。经济衰退结束之后，政府将育儿假延长到480天，并提高育儿津贴的金额。近几年，瑞典的生育率保持在1.8~1.9之间，高于绝大部分发达国家。
瑞典的故事告诉我们，将接近1.5的生育率提高到世代更替水平，需要付出怎样大的努力。这努力的结果，又是多么脆弱、容易反复。
近年，中国多个地区都在酝酿出台更多鼓励生育的措施。
2013 年，我国开始启动“单独两孩”政策。截至2014年 8月，在全国符合“单独二孩”政策的1100 万家庭中，只有 70 万对申请生育二胎。2016 年，我国开始实施全面两孩政策。政策放开的第一年，人口出生率出现了大幅增长并达到了近十年来的最高点，但是，接下来的 3 年却连续下跌。
迟滞的政策、不那么友好的生育环境，匮乏的育儿支持，都意味着，在未来的中国，提高生育率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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