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帛画《丝路风情卷·龟兹印象》。 （IC photo/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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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中国文物收藏保护部门及其负责人不得不将吐火罗语材料拱手让给日本人时，我相信他们内心应该是非常无奈和遗憾的，因为过去的中国学者并没有能力与在海外受过正规吐火罗语学术训练的人竞争。所以对中国学者而言，研究吐火罗语，不仅是个人学术发展的一种选择，更是为祖国学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尽一份力。
“眼睛：我想学；脑子：不，你学不会。”潘涛上传到B站的视频里，经常会出现这样自嘲的弹幕。在一些人看来，慕尼黑大学助理研究员潘涛所从事的学问是一门“绝学”——研究古代吐火罗语。
疫情暴发以来的这一年多，潘涛在慕尼黑的出行受到限制，授课改为线上。有一天，他忽然萌发了把自己的授课视频传回国内网站的想法，“线上授课也可以邀请国内的学生旁听”，就这样，潘涛上传了他上课的几乎所有视频，《吐火罗语与印欧语言学》《吠陀梵语与佛教混合梵语》《古希腊语与印欧语言学》……累计176个视频、近400个小时。
《吐火罗语和印欧语言学》这门课程的头三集，在B站的播放量达到了“惊人”的3万多次。潘涛完全没有料到自己小火了一把。其实，很大一部分人是看了网上一部很火的叫《镖人》的武侠漫画，而被B站推荐潘涛的课程视频的——因为《镖人》里面有“吐火罗佣兵”这样的角色。“我其实是看了大家的评论才知道有这样一部漫画。”潘涛笑道。
疫情之前，潘涛经常回国，行程马不停蹄。比如2019年3月的一次回国，他先在国内一所大学开了一门“吐火罗语入门”的课，隔天上一次，一共四次，接着还要针对更专业的受众做两次关于吐火罗语研究的演讲，中间还要抽空回一趟镇江老家。然后飞去日本学习日语，结束3月份的归国之旅。然而这样的生活已经暂停，他已经18个月没有回国了。
潘涛2019年入职慕尼黑大学，是印度日耳曼语言学系的助理研究员。他在慕尼黑大学的博论题目是《吐火罗语词汇和诗律研究》，是目前全世界为数不多的研究这门重要的古代丝绸之路上的死语言的中国学者之一。用潘涛自己的话说，当年我国唯一一位吐火罗语研究者季羡林先生很遗憾没能培养继承这一绝学的后人，“因此前往德国取经学习是惟一的出路，因为吐火罗学发源于德国，季羡林先生也是在德国得此绝学。”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吐蕃高僧鸠摩智部分取材于龟兹王子鸠摩罗什，龟兹语是吐火罗语的两大子语言之一。图为金庸2000年与季羡林(右)合影。（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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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的研究者一定要懂汉语才行” 潘涛一开始的本科专业并不是语言学，而是在外人看起来离得很远的物理学。大学二年级时他跳级去上三年级的量子力学课，那年，著名物理学家苏汝铿教授最后一次给本科生开课，潘涛在课上认识的一位学姐正在辅修古希腊语，他一看她的古希腊语课本，才发现，原来物理和数学教材里面非常多的α、β、γ、θ等等字母，组合起来竟然是一门语言，“太神奇了！”于是他就从学姐那里复印了教材，开始一边学物理，一边去旁听各种古典语言的课，拉丁语、古希腊语、梵语、巴利语，最后的本科毕业论文也是物理学和语言学的结合——《古希腊文阿基米德＜平面平衡或物体的重心＞的翻译及分析》。
这个题目的确定，也标志着潘涛学术生涯的转向。大四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舍弃物理学，跟着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的刘震研究员读研。刘震是慕尼黑大学的印度学和藏学博士，专研梵文、巴利文，喜欢在课上用上海话教梵文。
刘震带着潘涛学习了两年梵语和巴利语，萌生了把有潜质的学生送到德国“取经”的想法，“近些年国内西域和丝绸之路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语言和历史发展研究方面落后于国际学界。”刘震说。
潘涛学过印欧语系西支的代表古典语言古希腊语与拉丁语，也学过印欧语系东支的代表古典语言梵语和巴利语，这为他接下去学习吐火罗语这门古代印欧语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至今潘涛还在老家保留着当时学习梵语的课本，密密麻麻的笔记，让人几乎看不清课本上原来的字。
刘震非常清楚印欧历史语言学和吐火罗语研究对于理解西方和东方文明的重要性，也意识到这些领域迫切需要懂汉文和其他佛教语言的学生，因此刘震向慕尼黑大学的哈克施坦教授（Olav Hackstein，1962–）推荐了潘涛。从此潘涛开始了在吐火罗学的中心德国八年的“取经”历程。
哈克施坦教授的专业领域就是吐火罗学，他的导师之一是施密特（Klaus T. Schmidt，1932–2017），而施密特的导师克劳泽（Wolfgang Krause，1895–1970）正是当年破译吐火罗语同时也是吐火罗学的开山二鼻祖的西格（Emil Sieg，1866–1951）与西格灵（Wilhelm Siegling，1880–1946）的学生。季羡林是西格的弟子，如果从辈分上来说，季羡林是潘涛的师伯公。
季羡林曾经分析了西方人和中国人研究吐火罗语的优劣势。对西方人来说，从印欧比较语言学的角度来研究吐火罗语，是一大优势，而且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研究。而中国人的优势在于，汉语翻译保留了完整的佛藏，而绝大部分吐火罗语的出土文献都是佛教文献，只要找到对应的汉语佛典，对破译它的词汇就有莫大的便利。潘涛对此持同一观点，他认为今后吐火罗学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和汉语佛藏的研究有关。他历次回国，都带着自己“小小野心”，希望物色年轻的学生，吸引他们走上吐火罗学的道路，“将来的研究者一定要懂汉语才行”。事实上，在他的导师哈克施坦看来，潘涛的研究路数已经“推动了吐火罗语的研究”，他的很多新发现，正是因为利用了汉文材料。
“想不想回国任教，把这门学问传下去？”南方周末记者问潘涛时，他连说“想啊”。但是，现在他还不能回国，哈克施坦和他还有一个庞大的学术计划，“我们准备花十年左右，申请到欧盟的项目经费，做出更加完善的吐火罗语词典和语法书。和导师把这条路走完之后，我可能会回国吧。”
尽管不能回国，但通过网络，他在B站已经有了1.6万中国“弟子”，为此他组建了一个印欧语言学课程群，便于分享学习资料和讨论问题。他的课程视频有中文，也有德语授课，其中德语占多数，最近有位朋友给他留言：“听您的课，吐火罗文没学会，德语倒是学会了……”
焉耆语福力太子因缘残片，编号THT635。（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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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他们内心应该非常无奈” 南方周末：现在这个时代与季羡林1970年代末写《吐火罗语研究导论》的时代相比，吐火罗语的材料有哪些新发现？
潘涛：其实绝大部分吐火罗语材料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被发现，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是各国学者对此的细致整理和研究工作。新近材料的话，季羡林1990年代（1980年代初从新疆博物馆获得）公布的焉耆语《弥勒会见记》写本是最重要的发现。其次是近些年逐渐公开的新疆当地文物部门所收藏的木牍文书以及吐火罗语题记，这对研究当地的经济和社会历史意义重大，关于后者可参考新近由赵莉和荣新江主编的《龟兹石窟题记》。
此外近期的研究中，旅顺博物馆所收藏的吐火罗语文本也值得重视。这些目前藏于中国的吐火罗语材料是由日本学者荻原裕敏（Ogihara Hirotoshi）负责整理的，并作为日本龙谷大学的研究成果出版。众所周知，旅顺博物馆的藏品原本是日本人大谷光瑞从中国盗取和夺走的，旅顺当时也是日本的殖民地。此外新疆当地的吐火罗语材料也主要是荻原裕敏负责整理，例如他2013年的论文《新疆龟兹研究院藏龟兹语诗文木牍》和2015年在维也纳吐火罗国际会议上发表的英文版。还有上述龟兹石窟题记，也主要是荻原裕敏负责整理和翻译的，他在2013年就发表了《略论龟兹现存古代期龟兹语题记》的文章。
尽管季羡林先生是中国吐火罗语研究的开创者，也尽管学术无国界，现在却要把文物和材料交托给日本人，让日本人借助中国的宝贵材料去海外发表文章。当中国文物收藏保护部门不得不将吐火罗语材料拱手让给日本人时，我相信他们内心应该是非常无奈和遗憾的，因为过去的中国学者并没有能力与在海外受过正规吐火罗语学术训练的人竞争。所以对中国学者而言，研究吐火罗语，不仅是个人学术发展的一种选择，更是为祖国学术的发展作出贡献，为中国的物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尽一份力。
南方周末：对中国普通读者来说，最熟悉的吐火罗语学者应该是季羡林了。从专业眼光看来，他在吐火罗语研究脉络里的贡献是什么？
潘涛：季羡林在吐火罗语研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他将《弥勒会见记》的吐火罗语本公诸于世与西方学界共享，并与西方学者合作完成了文本的编辑、整理和翻译。另一项贡献是他在哥廷根学习吐火罗语的过程中，帮助西格找到了许多吐火罗语文本在汉文大藏经中的对应，帮助西方学者更好地解释吐火罗语文本，代表作是他于1943年发表在《德国东方学会杂志》上名为《吐火罗语本福力太子因缘的平行文本》的文章。因为吐火罗语本福力太子因缘的大部分内容目前没有对应的梵文本，所以很多吐火罗语词的解释需要借助对上下文的理解，而这就需要从汉文佛经中寻找答案。
南方周末：吐火罗语在印欧语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印欧比较语言学和佛教研究中，吐火罗语有着怎样的作用？
潘涛：事实上，“吐火罗”这一名称是一个历史性错误，目前中西方学者们只是依照惯例使用。其实“吐火罗语”是两种子语言的统称，它们分别流行于龟兹（今库车）和焉耆，所以也被称为库车语（或龟兹语）和焉耆语，学界也称为西吐火罗语（B）和东吐火罗语（A）。它们关系密切，但相互通话会很难，类似荷兰语和德语。根据目前主流理论，吐火罗语是阿纳托利亚语系（例如赫梯语）从原始印欧语分化出去后，首先脱离核心印欧语的语系。
吐火罗语对于重构原始印欧语的形态非常重要，例如在音韵学方面，原始印欧语的喉音（Laryngeal，理论上存在三种喉音h1、h2、h3）在吐火罗语中的变化比较特殊，而这种特点可以帮助语言学家确定未知的喉音。
另一方面，吐火罗语的重要性一直被主流佛教界所忽视，考虑到众多早期汉译佛经的译经师都与龟兹地区关系密切（例如鸠摩罗什），吐火罗语对汉传佛教尤其是汉语佛教术语的研究非常重要。例如最平常的“沙门”和“和尚”这两个梵语词汇，很可能是通过了吐火罗语才进入到汉语，中间还经过了犍陀罗语，而词汇的这种流传过程是与早期佛教流传的地理路径吻合的。关于“沙门”还有一个重要的细节，研究早期汉译佛经的著名学者那体慧（Jan Nattier 1949–）就注意到，某些汉译佛经会把梵文本里的“比丘”一词（bhikṣu）译作“沙门”，例如公元四世纪凉州竺佛念所译的《出曜经》中标题“沙门品”，梵文本皆为“比丘品”，这点是非常奇怪的，尤其是考虑到“沙门品”正文中基本都是“比丘”（梵文本也是bhikṣu）。事实上这很可能是受到了吐火罗语的影响，因为在吐火罗语翻译中梵文“比丘”都对应吐火罗语“沙门”。
库车语写本(编号THT552)透视图，里面隐藏着汉语佛经《宝梁聚会》的文字。（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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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的“胖”和吐火罗语的“胖”同源 南方周末：一百年来吐火罗学的学术脉络是怎样的？
潘涛：吐火罗学大致经历了四代学人的传承，目前主要有德国、奥地利、法国和荷兰四派。
破解吐火罗语的是德国印度学家和语言学家西格和西格灵。标志性事件为两人在1908年发表于《普鲁士科学院会议报告》上名为《吐火罗语，印度-斯基泰人的语言——关于一门目前为止还未知的印度日耳曼文学语言的初步评注》的划时代论文。西格和西格灵负责编辑整理了德国探险队从新疆带回的吐火罗语残片，并对霍恩雷藏品（Hoernle，1841–1918）即英国藏品中的吐火罗语残片做了转写和研究。
西格和西格灵的学生克劳泽对推进吐火罗语的研究居功至伟，他除了在1952年出版了《西吐火罗语语法第一卷动词》之外，还编写了直到今天为止依然是最重要的吐火罗语教材《吐火罗语基础读本第一卷语法》（1960）。
托马斯（Werner Thomas，1923–2008）是西格的学生，负责整理西格和西格灵的遗作，尤其是《库车语残片集成》（1949–1953），此外他还协助克劳泽编写《吐火罗语基础读本》，因为当时克劳泽已经双目失明。季羡林也是西格的学生，1935年至1946年在哥廷根留学期间学习多年吐火罗语。
第三代吐火罗学者中较早的是冰岛语言学家希尔玛松（Jörundur Hilmarsson，1946–1992），他毕生致力于吐火罗语研究，出版了众多影响深远的关于吐火罗语历史语法和词源学的著作，其中有一部未完成的吐火罗语词源词典《吐火罗语历史和词源学词典材料》（1996）。在1987年他还创立了世界上唯一的吐火罗语研究期刊《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研究》。
现任慕尼黑大学印欧历史语言学系系主任哈克施坦的研究重点包括吐火罗语动词，历史音韵学和词源学，他于1995年出版的博士论文《吐火罗语咝音现在时词干构成研究》是目前最权威的印欧语动词词典《印度日耳曼语动词词典》（2001）中吐火罗语动词部分的基础。
第四代吐火罗学者的划分标准是在2000年后完成吐火罗语博士论文和专著。代表人物有维也纳大学的玛尔灿（Melanie Malzahn），她著有《吐火罗语动词系统》（2010），并编辑了名为《吐火罗语工具》（2007）的辅助吐火罗语研究的手册。京都大学教授斋藤治之（Saito Haruyuki）2003年博士毕业于法兰克福大学，博论为《吐火罗语过去时分词》，同样于法兰克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的日本学者玉井达士（Tatsushi Tamai）擅长读解婆罗米文字，曾经负责转写德藏和英藏的大量吐火罗语写本，代表作为其博论《吐火罗语B的古文书学研究》（2011）。
2009年在皮诺的指导下，留学法国的日本学者荻原裕敏用英语完成了博士论文《吐火罗语A和B中的律藏文本研究》，荻原裕敏的博士论文至今没有出版，只是以单篇论文的形式见于期刊。与此同时皮诺的另一位学生，留学法国的中国台湾学者庆昭蓉于2010年用英语撰写了名为《吐火罗语世俗文书》的博士论文，并在2017年以中文本《吐火罗语世俗文献与古代龟兹历史》出版。
南方周末：你目前的学术研究现状是怎样的呢？和前人相比有什么新的学术发现？
潘涛：首先是吐火罗佛教方面，我通过比对吐火罗语律藏文本和汉文大藏经中不同部派的相应段落，发现吐火罗语戒律不仅存在“说一切有部”的内容，还有“根本说一切有部”和“大众部”里的内容，而学界长期认为吐火罗佛教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这也是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所记载“阿耆尼国……屈支国……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而佛教学界目前普遍使用“（根本）说一切有部”这一称呼）。
其次在吐火罗语言学方面，我在博士论文中更新了约20个吐火罗语词汇的含义和词源，这些词一直以来都被国际学界错误解释，其中比较重要的有库车语pitke“脂肪”一词，该词一直被学界误认为是“唾液”。库车语pitke词义的确定帮助我们进一步确定了一个重要的原始印欧语词根，即*peiH——胖的，充满的，也就是英语fat“胖的；脂肪”背后的印欧语词根。一直以来该词根末尾的喉音-H不明确，但是基于库车语pitke“脂肪”一词，末尾的喉音可以确定为第一种。关于pitke“脂肪”的论文于2019年刊登在《印度日耳曼学研究》上。
在龟兹或吐火罗音乐方面，我结合吐火罗语文本、梵文音乐文献和碑铭材料以及汉文材料，首次完整和确切地解释了《隋书·音乐志》中所记载的“龟兹七声”，此项研究已经发表在《西域研究》2018年第二期上。近期论文有一篇是关于梵语–库车语双语《大般涅槃经》残片，将刊登在2021年的《慕尼黑语言学研究》上。还有一篇与同学合作的论文刊登在日本佛学期刊《创价大学年报》（創価大学年報）上，介绍发现隐藏在吐火罗语写本纸内部的南北朝时期汉文大乘佛教写本。
潘涛近照。（受访者供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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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非功利和无实际用途的东西，本质上是对“美”的追求 南方周末：以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印欧语——英语来说的话，除了你提到的fat，吐火罗语还有哪些和英语的同源词？它们的演化规则是什么？
潘涛：吐火罗语特殊之处在于，它虽然是印欧语谱系里地理上最东边的语言，比梵语更东边，但是却与西部印欧语，例如德语、英语、希腊语更接近，这些相似性不仅体现在单个词汇上，更重要的体现在许多语音演变上。例如库车语中“神”是ñakte，与英语god和德语Gott“神”是同源的，都来自原始印欧语表示“祭祀性倾倒”的词根*gʰeu-；开头辅音*gʰ是硬腭音，这种音在吐火罗语、日耳曼语和希腊语中都变为软腭音，因此它们都被称为“centum语”，与此不同的是梵语和斯拉夫语，它们属于“satem语”。
南方周末：德国东方学研究目前的状况怎么样？
潘涛：目前德国东方学的发展状况与五十年前相比衰败很严重，主要原因之一是大学改革，向英美系统靠拢，并裁撤了很多人文学科，比如波恩大学、明斯特大学、柏林自由大学等都先后裁撤了诸如古典印度学、印欧语言学、蒙古学等人文学科和教授席位。但是即便如此，在印度日耳曼学或印欧语言学研究方面德国依然是世界第一的水平，印度学研究也是世界领先水平。德国东方学和文科学术研究继承过去传统一直遵循文献学至上原则，研究内容都是基于严谨和细致的文献学工作，这从一直以来德国所资助的大型项目可以清楚发现，例如柏林勃兰登堡科学院主持和资助的“吐鲁番研究”，已经持续超过百年，致力于整理和研究在中国新疆和中亚地区发现的古代写本，编订相应古代语言详尽的词典，其中代表性的是哥廷根科学院负责的《吐鲁番出土佛教文本梵语词典》（1994–2018）。除此之外巴伐利亚科学院目前资助的两个大项目也表明德国对东方学的大力支持，第一个是大型藏德词典《书面藏语词典》，该项目成立于1980年，至今已经大约四十年了，共出版了39个分册，约完成总体项目的一半内容，预计2030年结项。另一个大型项目“犍陀罗早期佛教写本”从2012到2032年，共约二十年时间，致力于出版犍陀罗语文本和编辑犍陀罗语词典，建立一个公开的大型犍陀罗研究数据库。
南方周末：现在网络上关于印欧历史语言学、吐火罗语的大众认知，比较常见的错误有哪些呢？
潘涛：关于吐火罗语，我觉得大众认知里一个误解可能是认为这门语言和“吐火”有什么关系吧（笑）。其实我还没有仔细关注过中文网络世界中对印欧语言学和吐火罗语的认识，目前的印象是大众对中文世界以外的研究和发展了解较少，比如国内网上很多人以为吐火罗语只有季羡林懂。在印欧语言学方面，国内对德语和法语世界的研究和成果缺乏了解。比如我曾经在豆瓣网上给一本某985大学教授的书写过短评，可以看到即便是国内顶尖大学的教授，即便曾在哈佛大学和东京访学过，在涉及梵语和印欧语专业知识方面也与目前国际学界存在不小的差距。所以我线上授课初期就建议所有听课者要学习德语和法语。
南方周末：B站那么多人跟着你学，你认为学一门古代的语言，对一个非此专业的现代人意味着什么呢？
潘涛：相比于现代（印欧）语言，古代印欧语在语法和词汇上一般更加复杂，需要花费不少时间精力去学习，但学完似乎并无用处，日常生活中也不会用到。但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人愿意每周都来听我的课或看课程视频。我在B站开设过《伊利亚特》《理想国》的古希腊文阅读，《金刚经》的梵文和于阗语版本阅读，《法句经》的梵文、巴利文、犍陀罗语和吐火罗语版本阅读，还有《新约圣经》的古希腊文、哥特语和古教会斯拉夫语版本阅读。我学习这些古代语言的初衷之一便是想阅读这些代表人类智慧和文明的传世作品，而一直坚持听课的人也抱着同样的兴趣和信念。另一方面据我自己的阅读经验，这些重要文本的现代译本都与古代原文有不同程度的差距，学习这些古代语言也是为了能够更准确地理解文本。而我认为，追求古代文本理解和翻译的准确，追求非功利和无实际用途的东西，本质上是对“美”的追求，引用柏拉图的话就是：khalepa ta kala“美的东西是困难的”。
距离西格和西格灵破译吐火罗语那篇划时代的文章已经过去了113年，但直到现在很多吐火罗语词汇的意思还不明确。事实上原始印欧语的分化也伴随着信息的丢失，我们需要通过历史语言学去重构和再现这些信息。这种信息的丢失最极端的情况，就是某种语言的消亡。希望我们都能珍惜自己的语言和方言。让一种语言消亡或许只需要几十年时间，但消亡后想再找回或许历经百年也无法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