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地球知识局(ID:diqiuzhishiju),作者:斯文的樊学长,校稿:猫斯图 / 编辑:满福。原文标题:《上海打工人,过得怎么样?》


今日的中国,无数年轻人离开家乡,前往一线或强二线城市成为打工人,期待着改变自己的人生。而劳动节,便是属于无数打工人的节日。



这种求拼搏的精神,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早在清末,上海就已经迎来了近代历史上的第一批“打工人”。这自然是因为上海租界林立,是各国攫取在华利益的支点,拥有列强威慑下的稳定,和商品倾销积累的财富,具有供养大量“打工人”的岗位和众多传奇般改变命运的机遇。


1937年的上海外滩充满着机遇和传奇
1937年的上海外滩充满着机遇和传奇


而那时候的年轻“打工人”们,也面临着诸多与今人别无二致的烦恼与期待。


成为打工人的基础


在中国的铁路干线成型之前,海运与河运是中国货物运输绝对主流的方式。上海地处长江入海口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巨大的发展潜力。南北各地的土特产、手工业制品、舶来品汇聚于此,使它在开埠前就已是一个区域性的商品集散中心,出现了豆市街、花衣街、洋货街等行业集中的商业街。


高效的水运使得码头成为货品集散的主要节点
高效的水运使得码头成为货品集散的主要节点


清中后期形成了通往上海县城的五条航线,其中最重要的是北上山东、天津、辽东的北洋航线;南下广东、福建的南洋航线次之;内河航线沿长江、大运河、吴淞江、太湖连接富庶的江浙、汉口、重庆;偶尔还会有日本,东南亚的货物从外洋航线运输至此。在越来越大的贸易规模刺激下,上海的运输业和纺织业也都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海运路线图
海运路线图


繁忙的水路运输必然需要大量的廉价劳力支持,此时码头工和船夫是最常见的工种,其中北洋航线的运砂船工最具代表性。成规模的运砂船队会有三五十艘船,雇工上千人,最大的船队可达上百艘船。


上海开埠后,英法美租界纷纷划定,租界内不受清政府约束,洋商还可以享受种种特权,在客观上提供了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受到外国资本热捧,从事贸易的各大洋行纷纷建立于此,上海逐渐代替广州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中心。


然后逐渐逐渐做大,原有的县城显得越发弱小,沿黄浦江沿线的内河码头也多为外资所掌控
然后逐渐逐渐做大,原有的县城显得越发弱小,沿黄浦江沿线的内河码头也多为外资所掌控



客观上讲,1843年开埠是上海的历史转折点。从此上海成为中国与国外资本的关键对接点(下图)。



上海开埠与租借建立吸引来西方各国的投资人与冒险家。根据英国领事馆的记录,1844年登记的来沪英国人只有50人,1860年则上升至569人。这还只是统计在案的上流人士,更多的小商人、冒险家、小职员等并未登记的小角色,也都涌入上海,开办了开埠之初就已兴起的面包房、西餐厅、西医馆等。


比如上海的第一家面包房“埃凡馒头店”就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由一个苏格兰农民开办的。他的主要服务群体是水手、流浪汉之类的底层西方人,他们是一个数量可观的沉默群体,对于上海城市文化的塑造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上海人独特的饮食口味和生活方式
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融合,形成了上海人独特的饮食口味和生活方式


洋货冲击下,土货渐渐失去市场,传统手工业者和小农大量破产。加之小刀会、太平天国起义造成的混乱,江南一众富庶城市的人口大量涌入上海,资金与人才的大规模转移迅速提升了上海在江南的地位。


此外,破产的还有无力与洋船竞争的船夫。他们不得不成为收入更低,工作更辛苦,甚至朝不保夕的码头工。这一时期上海人口迅速从54万膨胀至70万。


尽管这一时期爆发了许多码头工人与资方的罢工冲突,但仍未改变“劳多利少”的状况,工人的生活像渡船一样漂泊不定
尽管这一时期爆发了许多码头工人与资方的罢工冲突,但仍未改变“劳多利少”的状况,工人的生活像渡船一样漂泊不定


与此同时,发达的贸易让商人与买办积累起大量财富,刺激了其他行业的兴起,银行也在上海的租界建立分行,为商贸提供金融服务。


伴随国内人口迁移和严格的华洋分隔被打破,西方的物质文明成就更激励着亲历者,带来消费习惯和思维方式的转变,上海社会风气逐渐近代化。近代工业兴起所需的资金、技术、市场、劳动力基础业已就绪,上海将迎来更多更多渴望改变命运的打工人。


华洋分隔被打破后,这种改变仿佛是在瞬间产生的
华洋分隔被打破后,这种改变仿佛是在瞬间产生的


打工阶级


上海最早的一批工业企业是国际贸易的副产品。


19世纪40-50年代之间,上海的进出口船只从几十艘迅速扩充到上千艘,旧船需要养护,新船需要制造,船坞就成了刚需。1850-1859年上海出现了12家外资船厂,1859年出现火轮厂,并逐渐拓展出炼钢、机器、工程等业务。这创造了大量技术工人岗位。


李鸿章带头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为江南造船厂前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李鸿章带头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为江南造船厂前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此外,上海靠近江南生丝产地,又能获得中原棉花的稳定供应,自19世纪50年代起,便有一些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织户前往上海,经营起了出口生意,比如是为日本市场制造原色缎子的传统手工业作坊。60年代,怡和洋行率先在上海建立起拥有100部西式织布机的纺织厂,引发投资纺织厂的风潮。


与鸦片战争、吴淞铁路等历史息息相关的怡和洋行也被称为“洋行之王”,后迁往香港发展,对香港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22年落成的怡和洋行新大楼
与鸦片战争、吴淞铁路等历史息息相关的怡和洋行也被称为“洋行之王”,后迁往香港发展,对香港发展有举足轻重的作用,1922年落成的怡和洋行新大楼


纺织厂这类轻工业占用资金相对少,技术难度相对低,而且市场前景广阔,成为民族工业最早涉足的行业。19世纪末,国人经营的纱厂开始集中出现。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了大量周边人口,上海从70万人激增至1910年的130万,其中产业工人10万。


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于1889年,在当时有工人约4000人之多
中国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工厂—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于1889年,在当时有工人约4000人之多


1912-1936年,旧上海迎来了黄金年代。恰逢此时外有列强忙于一战的好时机,内有上海经过多年的发展积淀,轻工业从22个部门拓展到涉及橡胶、制药、制盐、搪瓷、印刷、电器材料、仪器文具、化妆品等62个部门。


这一时期交通业也有所发展,上海外来“打工人”来源扩散到了安徽与浙西,人口迅速连翻几倍,膨胀到了350万之巨,繁华程度在整个东亚也绝无仅有。


不同装扮、不同乡音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时上海所呈现出的包容性在旧中国实属罕见
不同装扮、不同乡音的人聚集在一起,彼时上海所呈现出的包容性在旧中国实属罕见


上海繁荣的另一面是全国经济的畸形发展。国内自然经济解体,大量人口失业,而辛亥革命后国内长期混乱,进一步动摇了其他城市发展的基础。上海背靠租界,在西方势力的保护下社会环境稳定、资金充裕、技术先进,经过半个多世纪的积淀已经产生了产业集聚效应,是投资实业最稳妥的选择。


其城市景观在内陆农民看来恍如另一个世界
其城市景观在内陆农民看来恍如另一个世界


反观内陆地区局势未定,投资风险巨大。比如实业家穆藕初曾试图去郑州开办豫丰纱厂,恰逢军阀混战以至濒临破产。


工业化带来的不仅仅是单个行业的勃兴,更是一套成体系的近代社会生活方式。从60年代起,上海的煤气厂、自来水厂、食品厂、医院、现代学校、商场、电影院、戏院纷纷建立起来,并逐渐从曾经的英法租界区拓展到外部,为打工人的打工生涯提供了更多选择空间,也让市民生活变得空前丰富起来。


上海路边的大幅电影海报——1950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天方夜谭》
上海路边的大幅电影海报——1950年获得奥斯卡金像奖的影片《天方夜谭》


打工生涯


在种种时代大潮的冲刷下,商业雇员、产业工人、码头工人、手工业者、苦力在抗战前夕大概达到了100万人,算上家属共200万有余,是上海人口的绝对主流。


他们往往是来自外地,无亲无故,在上海没有可以继承的房产,住就成了头号问题。其中经济情况较好的可以租一间房子,更窘迫的就要在棚户区解决住房问题。


那时浦东的陆家嘴、烂泥渡,沪西的曹家渡,苏州河畔的三湾一弄、租界东区的杨树浦、平凉路都成为了著名的棚户区。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陆家嘴从棚户区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的“曼哈顿”,(图:D先森 / 图虫创意)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陆家嘴从棚户区摇身一变成为了上海的“曼哈顿”,(图:D先森 / 图虫创意)


30年代,社会学传入中国,有学者曾对这些“打工人”中占绝对主流的产业工人进行过万人规模调研,得出了如下结论——“工资率是比较很低的,工时数是很多的”。


仅凭微薄的工资,每个工人平均要养活3.42个家人,收入的53.2%为食品支出,其中又有半数花在了主食上,房租占8.5%,服装占7.5%,燃料占6.4%,杂项24.6%(烟酒又占其中的两成,而教育支出则占比极低)。


打工人是给别人剃头的,自己并买不起剃头服务
打工人是给别人剃头的,自己并买不起剃头服务


好在他们的居住条件并不是全员滚地龙。无论是享受资本家的宿舍福利,还是凭自己的工资买房,还是能有60.6%的工人住在楼房,住棚屋的只占5.6%。可见,这些产业工人远不是“打工人”中最底层生活最艰苦的。


不论什么时候,“打工人”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不论什么时候,“打工人”总能找到自己的容身之地


可是让打工人感觉愤怒的是,30-36年之间工资非但没有上涨,反而稳中有降,让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子还要过得更紧巴。当时的工人们具有高度的政治自觉性,积极参与各类劳工组织,参与罢工、示威也就不难理解了。


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斗争,广州和香港工人组织举行的省港大罢工游行
为声援上海五卅惨案的反帝斗争,广州和香港工人组织举行的省港大罢工游行


这背后的原因也很好解释。在全国多年军阀混战的乱局中,上海一家独大,人口大量涌入,形成了供过于求的劳动力市场。即使工会强大、工人团结,资本仍然有源源不断的新打工人可供选择。


码头工人可谓是其中极端贫困的典型。他们中既有工作固定的正式工人,也有实际处于失业状态偶尔挣点小钱的临时工。临时工往往被冠以“矮子工”、“野鸡工”的侮辱性名号,甚至还有“宁波野鸡工”这样明目张胆开地图炮的称呼,备受欺凌的惨状可想而知。


不被理解,不被保护,甚至不被尊重
不被理解,不被保护,甚至不被尊重


抗战前夕,上海码头工可能有5万人之多,考虑到临时工巨大的流动性,这一群体实际上更加庞大。然而码头工不但收入不稳定,还要受到半封建的帮会组织的层层盘剥,深受歧视,部分码头工人也走上了偷盗、抢劫之类的犯罪道路,带来了社会问题。


抓捕、监狱
抓捕、监狱


换句话讲,1912-1936年之间的上海在繁华背后,是过快城市化的惨痛现实。在其他城市工业发展严重滞后的情况下,上海过量吸纳了周边人口,低技能岗位出现地狱模式的内卷竞争。


不过,当这个时代过去,中国重新稳定。无数经过残酷竞争的娴熟工人,又将以上海工人的身份作为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分散到全国各地,成为中国工业化燎原的火种,我们便是他们的继承者。


参考文献:


上海近代工业史[M].,:342.2.黎霞.旧上海化工企业历史档案介绍[J].上海档案工作,1994:51-52.3.孙海泉.近代上海与苏南工业的连进和竞争[J].江海学刊,2002:146-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