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来说，就是指一个国家某个产品部门（特别是资源、初步产品）特别繁荣，导致其他领域衰败的情况。
比如，我们现在熟悉的委内瑞拉，因为长期依赖石油，导致国内经济大衰退，一个产油大国，却缺汽油。
但是，我们知道，荷兰现在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经济体之一。
2020年，人均GDP位居全球前10，大概是我们的5倍。
荷兰，又是怎么爬出泥潭的呢？
荷兰是典型的欧洲小国，国土面积4.1万平方公里，差不多是福建的1/3大。
而且，荷兰1/4的土地海拔不到1米，1/4的土地低于海面，境内最高的地点，海拔也只有321米。
可以说，荷兰原本的自然条件，并不算好。
但一场勘探，改变了这一切。
1947年，皇家壳牌、埃克森美孚两大石油巨头合资成立了NAM公司，在荷兰北边的北海沿岸钻探石油。
1959年，NAM到了荷兰北部的格罗宁根进行勘探。
在这里，一下就发现了当时规模最大的天然气田：储量高达9400亿立方米。
荷兰油气资源分布
起初，荷兰人并不算兴奋。
因为，二战后，石油已经成为重要的动力燃料，被誉为“工业的血液”。
但那个时候，人们还认为，天然气只能算是石油的附属品，下一个时代主要能源是核能，天然气只能烧水做饭简单使用。
可谁都没想到的是，核能因为储存和运输的问题，没能顶起大梁，天然气却因为石油价格的飞涨，成为了主要能源。
到1970年代，格罗宁根大气田已经满足欧洲50%的市场需求。
所谓时也命也，1973年和1978年先后爆发两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飞涨，带动天然气价格水涨船高。
天然气出口有多赚钱？
从1965年以来，荷兰从天然气开采中获得的总收入，高达4168亿欧元。
相比之下，2018年时，整个荷兰的国家财政收入才3370亿欧元。
国际油价变化
荷兰作为欧洲天然气的最大供给方，一时赚得盆满钵满，出口激增，国际贸易出现顺差。
人均GDP甚至一度超越当时的世界第一美国。
荷兰、美国人均GDP比较
意外之财滚滚而来。
荷兰将大把大把的金钱，投在了各项社会福利上。
荷兰也成为了最慷慨和最广泛的福利国家。
1967年，荷兰颁布《残疾法》，最初的保障对象是工人，如果工人生病，可以领取疾病补贴，之后还可以申请残疾津贴，领取收入80%的残疾金。
本来这项政策只惠及工人，但在1976年，扩大到了所有因为残疾而无法谋生的人。
问题就出在对残疾的认证非常宽泛，甚至一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也被纳入保障人群，也就引发了整个社会的“惰性危机”。
可以装傻充愣躺着挣钱，谁还会下苦力卖血汗，靠双手挣钱？
1980年时，申请残疾金的人，已经达到66万，1989年达到了顶峰的100万人，占就业者的1/6。
荷兰社会文化体育等方方面面，也一度空前繁荣。
荷兰足球队也在1974年和1978年两次杀入世界杯决赛。橙衣军团给全世界球迷留下了深刻印象。
荷兰足球领军人物——克鲁伊夫
但就在经济一片大好，人们幻想未来的时候，危机已经悄悄到来。
表面上对于残疾人的关照，体现了人文关怀和社会进步，但实际上，却引发了一系列社会危机。
政府为了保证福利支出，必然要加重税负，使得制造业企业负担加重，影响了其扩大再生产的热情。
另一方面，劳动者也失去了工作的积极性，与其工作还不如躺着赚钱。
1983年，荷兰的失业率高达10.11%，1984年荷兰失业人数达80万人，几乎占劳动力的14%。
同时，政府为了维持高福利，财政也开始入不敷出，1980年，荷兰公共部门的开支，已经占到GDP总量的70%。
1982年荷兰财政为国债还款付息的开支预算，已经占总财政预算的10.7%，远超安全边际5%的上限。
连荷兰首相都承认：“荷兰病了！”
荷兰走到这一步，貌似是被诅咒了一样。
实际上，也不难理解。
随着石油危机解除，石油价格带动天然气价格，迅速回落。
之前，依靠资源出口收获颇丰的荷兰，陷入经济停滞，面临高失业率、高财政赤字、高通货膨胀。
荷兰失业率陡增
1982年，经济学人两位学者W.M.Corden、J.PeterNeary把这种现象正式给起了个名字：荷兰病。
像矿产、石油、天然气这种自然资源的开采，来钱非常容易。
还有什么比直接开采大自然留下的东西来钱更快的么？
不需要深加工，不需要高端的技术，只要能采掘出来就能卖。
同时还能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
但企业获得这些外币后，必须兑换成本国货币去发工资，去再生产。
员工收入增加后，也需要更多的建筑业、商业、服务业等不可对外交易的行业来支持。
本国货币因为供应量减少，就自然会导致货币升值，货币升值后，本国制造业的成本优势就不再有，使得制造业出口竞争力下降。
出口激增导致荷兰盾对美元快速升值
资本逐利，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资金、政策向资源开采型企业倾斜！
荷兰最大的能源企业，同时也是世界500强的皇家壳牌公司，1979年时收入已经达到了661亿美元。
1982年时的阿姆斯特丹街头但这种能源型企业，受外部大环境影响明显，经常涝的时候涝死，旱的时候旱死。
天然气价格好的时候，大家都挣得盆满钵满，一旦价格陷入低谷，整个产业链将全部陷入漩涡，无法自拔。
本来在没有发现资源之前，大家日子过得还有条不紊，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因为产业结构合理，多条腿走路，东方不亮西方亮。
后来资源型企业一家独大，挟持经济。
日子好的时候，过得醉生梦死，当梦醒之后，却发现一地鸡毛。
“荷兰病”并不仅仅是指一个国家过度依靠资源出口，导致经济结构畸形，缺乏增长动力，还包括对于“高福利”的依赖。
中集集团总裁麦伯良曾说：“我有很多欧洲朋友，天天睡到自然醒，晚上还喝两种酒，政府给的钱不够，就示威游行，要求提高补贴，人人都这么干，社会财富谁来创造？”
因此，想要解决“荷兰病”，必须要从劳资关系入手，解决大规模的失业和好吃懒做。
于是，荷兰政府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
首先，第一刀就向自己砍去！
从宏观调控入手，实行谨慎的财政政策和稳定的货币政策，减少政府的负债率和开支。
首相吕德·吕贝尔斯提议将政府雇员的薪资减少3.5%，当时就引起了政府雇员工会的大力反对。
吕德·吕贝尔斯
请神容易送神难，工资涨上去，哪有降下来的道理？
提议随即引发了荷兰二战以来最大的一次罢工。
但政府没有妥协，1986年起，政府部门的员工薪资减少了3%！
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荷兰人是不接受减薪的，他们认为这是非常没有面子的事情。
工会一开始也是敌对态度，但没过多久，就发现过高的工资，只会进一步加剧失业，让更多人丢掉工作。
最终，经过不断调试，荷兰社会终于形成共识，做出改变。
政府官员都身先士卒，社会上各企业也开始调整工资。
工作时间的缩短
另一方面，荷兰政府意识到，必须重组国家福利体系，用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去激活那些好吃懒做的劳动者。
1994年，由维姆·科克领导的“紫色内阁”，把激活劳动力市场政策作为工作重心。
比如，鼓励企业雇佣非熟练工，政府可以减少税收和社保缴费来减少企业的用工成本。
对于那些确实不能找到工作的长期失业者，政府也安排他们从事无报酬劳动，去换取福利津贴。
杜绝不劳而获。
在1990年代中期，荷兰就业率年均增长1.6%，是当时欧共体平均水平的4倍，一度被称作“荷兰奇迹”。
就业人数不断增长
荷兰，终于从泥潭中，爬了出来。
但荷兰1980年代所经历的，哪怕是今天，很多国家仍然在重蹈覆辙。
不愿意去进行艰难的“断腕式”革新，严重依赖单一的经济部门，去维持表面的经济繁荣、发展。
但须知，好走的路，往往是下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