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贵圈-腾讯新闻（ID：entguiquan），作者：杨溪，原文标题：《<奇葩说>亚军小鹿：好像红了，又好像没那么红｜贵圈》，头图来自：《奇葩说》截图
笑声在30秒的段子中间回荡了3次。
这是小鹿当晚第二场演出，她已经稳稳控制住现场的情绪。前一场，在她讲到“不知道我妈哪来的自信可以帮我带孩子”时，台下一位热情的观众喊出小鹿在《奇葩说》上的名言——“自己给自己的信就是自信”。
4月2日是脱口秀演员小鹿的30岁生日，她用办专场演出《女儿红》的方式来庆祝。原本只有175个红色阶梯座椅的剧场，临时加了225个黑色折叠椅，凑足400个坐席。当天晚上要演两场，800张票，开票1分钟内就抢没了。
开场前，主持人问，“有多少人是第一次来线下看单口喜剧？”观众席里一半人举手。“有谁是看完《奇葩说》来到现场看小鹿的？”那些举起的手刚准备落下，又停在了空中。
灯光打在小鹿身上——她穿着砖红色的西装，袖子撸至手肘，短发被吹得蓬松。
台下齐刷刷举起手机。小鹿配合地变换各种姿势供大家拍照，调侃自己仿佛在代言一个西装品牌，“我演了7年了，第一次有这种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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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奇葩说》成名前，小鹿人生的每一步，都是她自己的选择。成名之后，这种掌控感正在消失。
《女儿红》是小鹿的第四个单口喜剧专场，2021年只演过一场，“不是不想演，是真的腾不出时间。”
她肉眼可见地忙碌起来——3月下旬，她在北京三里屯一家照相馆拍形象照。年初至今，她只在春节休息了两三天，其中一天拿来思考前途，发现能计划的只有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星期要跑两三座城市，别说没空见朋友，就连睡眠都没办法保证，如果哪天能睡上5小时，那就是快乐的一天。
脱去外套，换上拖鞋，小鹿坐到了化妆台前，一脸没睡醒的样子。冷白色的灯光下，能看到她耳后的一撮白发。
“本来是黑树林，现在快变成白树林了。”从初中起，小鹿就开始染发，“最近规模有点扩大”。她侧过头照了照镜子，对《贵圈》说，“他们以为是比赛给我忙的，其实我主要的精力还是在《听姐说》这个项目上。”
这档与芒果TV合作的女性脱口秀挑战节目，是单立人喜剧成立4年来第一次发力综艺，全公司参与，小鹿的职责是主编剧。项目启动时，她刚通过《奇葩说》海选，没料到一路杀进总决赛。有一次，两档节目的时间撞车，实在没法兼顾，她就请公司创始人石老板和周奇墨帮忙去《听姐说》顶了好几天。
小鹿是不怕累的人。来北京这些年，她的生活基本上都是围绕喜剧展开的。真正的疲惫是精神上的。今年春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小鹿下午6点结束工作，欣喜地发现“距离睡觉居然还有6小时”。那天北京很冷，街上也没什么人，她突然觉得有点孤独，问自己，“我在忙些什么啊？”
借着过生日“搞仪式感”，她提前向《听姐说》节目组请了假，在生日前两天赶回北京。这一趟，她既要帮节目嘉宾调整表演，又要抽空准备生日当晚的两场演出。飞机落地时，她突然感慨，自己活得像个陀螺。
2020年是小鹿来北京说脱口秀的第六年。在线下，她是单立人最具票房号召力的演员之一。但出了剧场，没人认识她是谁。
她策划过一档喜剧微综艺节目《女性超车指南》，公司能拿出来的预算，摊到每期节目上只有3000块。她出去拉投资，“写了很多策划案，听到的都是嘲讽和批评”。她和团队一样，没有名气，没有经验，对方一句“你们凭什么觉得会有人投钱”，就把她问得哑口无言。
2020年还发生了两件事：全球疫情爆发，《脱口秀大会》第三季爆火。前者让线下演出停摆了大半年，后者捧红了好几名女性脱口秀演员。等到小鹿重新踏上《真娘们》专场的全国巡演之路，她突然成了别人眼中的“模仿者”。
每次演出结束，总有热情的观众找她合影，说在她身上看到了思文的影子、李雪琴的影子、杨笠的影子……小鹿不喜欢这种“赞美”，“我只是不出名而已，不代表我跟别人像，不是所有的女性喜剧演员都很像。”后来，她把苦闷写成段子吐槽：“总说我身上有别人的影子，我是块地板吗？”
正赶上《奇葩说》第七季招募选手，小鹿想着，干脆去试试。
她确实“挺好笑的”。赛程过半，她的金句频频被挂在微博热搜上。谈论“网恋奔现遇照骗”，她说“没有人用身份证照片网恋，因为那是用来网上抓捕的”；谈论“妈妈疯狂应援男明星”，她问“既然有烛光里的妈妈，为什么不能有灯牌里的妈妈”；谈论“家长群跟风吹捧老师”，她鼓励大家“反季节夸”——“教师节按兵不动，植树节大张旗鼓”；谈论“真爱怕狗”，为了强调一个“怕”字，她模仿了一条游动的眼镜蛇——下半身保持半蹲，上半身前后左右来回扭。
母亲看了她的节目片段，发来一串“哈哈哈哈哈”和一个呲牙笑的表情。在小鹿的记忆里，母亲内敛，很少发表情，也很少发“哈哈哈哈哈”。“她的每一个哈都是要用手写的，不是我们这样打一串h就发出来了。”小鹿很开心，看来自己的表现“真的好笑”。
这是她参加《奇葩说》唯一的目标——站在辩论场上的每一次都要好笑。成名前，总有人跟小鹿说，谁谁谁比你好笑啊，你要像谁谁谁学习，这让她难以接受。
在节目里，马东说没法儿定义小鹿，她很感动。“我觉得我的目的实现了。我不想是任何人的影子。”
朋友玛莎说，小鹿早就应该出头了。这几年脱口秀行业火了，很多嘴皮子溜的年轻人都想尽快出名，哪怕只有5分钟的好段子。但她熟悉的小鹿、周奇墨等人，都是台下十年功的人，“作为新人，他们太老了。”
录制晋级12强的比赛时，小鹿在后台听到有人提起“接商务”，一脸疑惑：“啥叫商务？”那一次的辩题是“同龄人过得都比我好，该不该追”。小鹿持正方。她说起在北京做脱口秀演员这些年，从没意识到自己和同龄人有什么差距，直到2020年，才发现有些同行的收入和名气已经是自己的几十万倍、几百万倍，“心态崩了”。
在那之前，她自认为过得“挺好的”，没钱，但喜剧能力得到同行和观众的认可。每天骑着电动车赶开放麦的日子，辛苦归辛苦，但很知足。
只有一个瞬间，小鹿重新审视了一下自己选的这条路。2018年，哥哥结婚，母亲要她准备个厚点的红包。她咬着牙转了两万块过去，没敢说自己的存款总共只有21000元。“我当时就坐在马桶上看着银行卡的余额，嚎啕大哭。”她在北京这些年，几乎没攒下什么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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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网友在她的微博下留言，问是不是得罪了《奇葩说》化妆师。小鹿心想，“你们是没看过我自己化妆什么样子。”上节目之后，有人说她长得像杨迪，她不介意，但想到之前有人说她像孟美岐，她调侃：“杨迪和孟美岐在我这里实现了奇怪的和谐。”
演出之外的时间，小鹿很少化妆。她说自己化妆之后“人格都有点不一样”——带妆人格和素颜人格，“我在做幕后编剧和艺人之间，隔着的就是化妆，幕就是妆。”
她身兼台前幕后双重身份，被戏称为“永动机”。同事蛋蛋认识她时，她就已经是个工作狂了——头一天聊完的段子，第二天就能拿出很好笑的初稿来。早几年，她还在写字楼里上班，会在忙开放麦时突然说，还有一个案子要处理。单立人的喜剧演员兼编剧潘越透露，即便这样，她还能抠出时间来看书。
潘越第一次看小鹿的开放麦，对她的印象是“都市丽人”，“我觉得她就是玩票，脱口秀不过是给她生活加分的一件事情。”
2014年，小鹿在西南政法大学读研二，在网上看到美国脱口秀节目《艾伦秀》，就着迷了。她开始搜索相关信息，发现北京有培训课程，两天学费1500元。提交完硕士论文提纲之后，小鹿跳上了一列火车，晃荡了40多个小时，来到北京，在同学的宿舍租了个床位住下。
培训班藏在三里屯SOHO的一家小酒吧里。一共有4名学员，另外三人，一个是做编辑的，一个是搞金融的，“头发快没了”，还有一个是电台主持人，想来学习幽默，结果被老师说了两句不够幽默，第二天就没再来。
老师是北京最早一拨地下脱口秀演员，教的都是些基本方法，其余的得靠自己多看多体会。小鹿第一次看周奇墨讲脱口秀就是那时候。她观望了几天，开始试着写段子。第一次讲开放麦，她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上去照着念，“都是些自嘲，黑啊，胖啊，单身啊”，也能把台下的人逗笑。
后来，小鹿在北京找了一份法律相关的工作，开始了白天上班、晚上跑开放麦的生活。每星期有两天，她会在下班后稍微化化妆，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到北二环讲上5分钟段子，之后再坐一个半小时地铁回家。
当时她留着长发，800度的近视镜片后面，是一张写满了“勤奋”的脸。从小到大，她都是一个努力的人，司法考试分数线360，她考了413分；考研那年，她高分从四川一所二本院校考进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不是我有多聪明，就是很认真。”
无论做什么，她都认真。认真地看书，认真地放松，认真地写段子。累了，就认真地睡一会儿。她哭的时候会说，我现在没事，你等我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她就好了。忙的时候，她一上出租车就在蛋蛋的肩头靠一靠，该下车了就能满血复活。
没人见过她颓废。“我从来没有见过她躺在床上‘我好悲伤’。”蛋蛋说。虽然小鹿有时也会肿着眼睛出现在公司，但她从来没有在深夜崩溃时给经纪人打电话哭诉。“她分得很清楚，同事就是同事，朋友就是朋友，亲人就是亲人。”小鹿的经纪人Eating告诉《贵圈》。
玛莎第一次在开放麦见到小鹿，还以为她是被“骗”来的。“那会儿她淳朴的样子，见谁都是缩着的，就是一个特别乖的小姑娘。”等到上了台，“气场一下子蹿到两米八”。玛莎回忆，几分钟之后下了台，“她的气场又缩回一米四”。
她不爱逛街——也没钱逛。说脱口秀不挣钱，时间、精力却都花在这上面，正常的工作收入只能保证基本生活。商场里的东西，她舍不得买，有时站在橱窗面前，好像也没什么尊严。
来三里屯拍照那天，小鹿背了一只菱形格纹的红色双肩包。有同事问她“是真的吗”。“我说真的什么东西，她们说‘三宅一生’。”小鹿直愣愣地问，“什么叫‘三宅一生’？我这个包270块钱。”
“她们不相信，我是搜‘红色书包’搜出来的，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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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说》第七季刚播出两期，三里屯这家照相馆的老板就跟市场部建议，“趁小鹿还没大红，快去找她拍照。”那之后，不断有人说“小鹿红了”。连房东都问她，“你不搬大房子吗？”
来北京这些年，小鹿搬过几次家，好不容易从六环挪到三环。前两年房租涨得太猛，她索性住进二环附近的胡同里，三十多平方米，离公司也近。和同事相比，小鹿的家不算小，但和更早出名的辩手相比，“只是人家一个房间的大小”。
北方的冬天严酷又漫长，小鹿经常舍不得开暖气，“她家一进去就特别冷”。潘越记得，有次小鹿去录《奇葩说》，家里有两天没人住，回来之前，她特意拜托同事去帮她开一下暖气。
拿到《奇葩说》亚军后，小鹿的知名度高了一些，身价提了一些，工作机会也多了一些。不过到目前为止，她的收入并没有明显的跃升。
生日专场的观众席里，除了她的粉丝，还有几位明星朋友：罗辑思维创始人罗振宇、《奇葩说》辩手张彩玲、刺猬乐队鼓手石璐、papi酱。罗振宇和石老板打招呼，还不忘补上一句：“你们的票可难买了！”有人买了黄牛票——小鹿的票价没涨，但原价180~380元的专场演出票，被炒到999元。
小鹿红了吗？好像红了，又好像没那么红。她的微博粉丝刚刚涨到13万，两个粉丝群，一个叫做“小鹿总这么不红咱得想想办法群”，另一个叫做“小鹿好像有点红了竟然有第二个群”。
多年没有联系的发小发来信息，“办公室有个大姐，一家三口都很喜欢你”，说着就要把她的微信推给大姐。有亲戚去年还在给小鹿的表演提意见，看了《奇葩说》之后对她一顿夸。还有人托小鹿的嫂子带话，回云南一定要约着吃饭。很多人也会主动向小鹿的父亲提起，“我看过你家闺女的视频”。
在父母眼中，《奇葩说》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节目。父亲问她，“那相当于啥，《同一首歌》还是《正大综艺》？”比起在一档网络综艺节目里拿亚军，父亲更关心女儿“什么时候能上春晚”。
来北京的头几年，家人总劝小鹿回昆明，“房价低，可以买个房，好好生活。”他们甚至连小鹿男朋友的工作都想好了，“在昆明当个英语老师，一个月轻轻松松挣个两三万。”
后来父母知道她一直在北京说脱口秀，还一个劲儿叮嘱她“本职工作不能丢”， “练练口才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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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完形象照已经接近下午两点。这天小鹿只喝了一杯咖啡，吃了两块巧克力。她之后的安排是吃饭、改稿子，给工作伙伴买礼物，傍晚前赶到机场。晚上她要飞去杭州，第二天还有一场直播在等着她。
她脱下西装和高跟鞋，收到行李箱里，换上舒服的卫衣和运动鞋——整个人气场矮了一截，拖着箱子没入人群。
那天北京天气很好，摆脱了沙尘暴和雾霾的连日侵袭，天空久违地放晴。气温还没有完全变暖，春风拂面。小鹿看上去心情不错，轻轻哼着歌，在人群中快速穿行。
“现在这样走在街上，不担心被认出来？”
“就这？”小鹿指了指遮住大半张脸的粉色口罩，“这咋认得出来？”
脸上的妆还整齐，一双眼睛露在外面，眼线勾得细细长长，睫毛一根一根向上支棱着。几个小时前，她顶着这张脸去洗手间，有个人多看了她两眼。
现在，越来越多的陌生人认识小鹿，潘越和蛋蛋却越来越少见到她。有时候她抽空回北京待两天，去公司开会、审稿、改稿、给艺人调表演，接受媒体采访，时间排得满满当当。
《奇葩说》第七季刚开始播出时，他们几个经常凑在一起看节目。小鹿特意打开弹幕——这是她以前不会做的事。
“十条里有一条骂她，她就只看那一条。”潘越觉得，“她好像坐在那儿专门看谁在骂她。”直到有一天，小鹿回看了一下《奇葩说》第五季，有一期嘉宾是林志玲。屏幕上飘过一条弹幕说“林志玲好丑”。那个瞬间她一下子就释怀了，安慰自己“真的不必在意”。
拍摄形象照的前一晚，朋友给小鹿黏上了假指甲。她之前从没做过美甲，上完厕所不知道要用哪个手指头按冲水按钮，最后用指关节按了下去，对着马桶念叨“我给你跪了”。
“我今天早上在想，做假指甲的人到底要怎么挖鼻屎啊？我试了一下，一铲子差点把我鼻子铲破。”小鹿将诸如此类会造成不便的东西，统统视为“人类的枷锁”，“很多女孩子每天都要做，就是毕（必）加索。”
后来她去洗澡，洗完出来指甲就剩一个了，“大意了”。小鹿觉得有点可惜，又如释重负，“的确不太适合我，提个秋裤都很困难。”
说起这些生活趣事，她突然想到要发条微博——掏出手机，打出一行字，又删掉其中几个，反复斟酌措辞。化妆师在她脸上忙活了好一会儿，小鹿才按下发送键。
走出总决赛那个漫天金粉的镜头之后，小鹿“活得愈发战战兢兢了”。
她做过一个梦，梦里跟别人说了几句话，第二天早上醒来一直反省：我有没有说错话？得没得罪人？态度够不够友好？
有了名气之后，她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尽量把每一件事处理周全，“不能说错话，说错一句，影响的不止是我自己。就算只影响自己，也不是一星半点的影响。”
她当初选择喜剧，是存了微妙的逃避心理，“像医生、律师，都是那种需要为别人的人生负责的工作。我不想给自己那么强的心理负担。讲笑话就好很多了，顶多是不笑。你今晚来了，在我这儿没笑，你在别人那儿会笑，那我就轻松很多。（脱口秀）就是让世界更好，让别人更快乐的一件事情，它没有损失。”
但出名之后她发现，有些事必须要想清楚，有些事必须解决，无处逃避。她有点怀念以前“只需要考虑段子”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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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5点，小鹿再次钻进出租车。这一趟的目的地是机场。她扭头看向窗外，车辆、树木和远处的楼宇都被甩向身后。她试图解释此刻的处境：“哪怕我现在这个成名速度，要解决的问题都很多，需要我以特别强的心力去接受和接纳。”
她身子向后一倒，叹了口气：“我以前觉得红不红无所谓。如果我是那种特别想红的人，也不至于这么多年都不碰线上演出。”她顿了顿，继续说道：“我纯粹是因为想做自己的节目做不了，想着可能我出名一点，能有人来投我这个节目。但是出名之后的这些东西，是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做喜剧最快乐的就是，同事都是可爱单纯又好笑的人。外面的世界再残酷，跟这帮人待在一起是很温暖的；外面的世界再怎么功利，跟他们在一起还是觉得安全，随便讲点什么大家笑得不行。“把你从很痛苦的泥泞中拔出来一下，虽然你待会儿还是得扎进去，但是拔出来那一下很重要。”
“你把这帮人推到外面去，就特别像一帮幼儿园的小朋友被塞进了一个写字楼。”小鹿算是这帮人里相对“社会”一点的，得担起保护大家的责任。“要是够社会就不用那么小心，因为你擅长这套规则，知道尺度在哪。但问题是我也不太知道，所以现在需要努力，让自己变得擅长一点。”
短短几个月里，她被更多人看到，也在过程中看到了人性的更多面向；她收获了一些名利，同时也在失去一些自由；她原本是想为自己争取更多的话语权，却也受到前所未有的种种约束。
“现在确实挺失控的。所有的事情，你说了已经不算了，努力试着说了算。”出租车在高速公路上飞驰，夕阳穿过风声和车流声，打在小鹿的脸颊上。她感到有些刺眼，伸手遮住额头，“我现在的境遇特别像我刚上大学的时候，我们家没有任何人上过大学，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大学应该怎么读，每一步都需要我自己去探索。”
刚上大学时，小鹿天天在学校里哭，她不知道怎么才能把大学读好，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该成为什么样的人。她为一些具体的问题而烦恼，比如要不要广泛加入社团，要不要参加各种协会，要不要去学着请学生会干部喝酒、吃饭……
“以前的目标都是高考要考好，感觉这个目标一结束，下一个目标突然就变成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了。”小鹿觉得，“天呐，何至于此啊，不应该吧，就这？人生就这？”
眼下，她也在为另一些具体的问题苦恼，那似乎是一些更加难以言说的困境。偶尔，她会主动向身边的人寻求经验，“但别人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我，哪怕境遇相似，目标也不一致。哎，说着说着我又要哭了。”小鹿接过纸巾，低头沾了沾留下来的泪珠。
无论愿不愿意，她都要准备去做另一个自己了。“我以前老躲在我们这个小喜剧乌托邦里，现在要往外走。我也不知道这个转变，到底是变成了更好的自己还是……可能变成一个更适合这个社会的自己吧。”
她仍然乐观，相信可以扛过去，“我知道这个阶段很难，但是很多事情早来比晚来好，人会迅速成长。成长必然会很痛苦，不痛苦的话，说明成长得不是很快。”
进入安检通道前，她又忍不住抛了个梗，“成长嘛，有些时候是成长快乐，有些时候是成长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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