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多年过去了,《论持久战》还有意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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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状况?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企图用“速战速决”的战略灭亡中国。

1937年7月31日,平津地区全部沦陷。

11月8日,太原会战结束,中国军队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依旧没能守住太原城。

11月12日,淞沪会战失败,中国军队投入80余万人,死伤30万,没能阻挡日军20余万人的进攻,上海沦陷。



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兵锋所指,所向披靡。一时间,对抗战失去信心者大肆宣扬悲观失望的中国“亡国论”,认为中国根本打不过强大的日军,迟早要亡国。

“我情愿亡国”,“决不主张对日作战”等言论,应该是当时“亡国论”的极致了,而这些言论,竟然是大学者胡适说的。

著名国学大师钱穆,将历年讲授中国通史增删积成的五六厚册笔记装入衣箱底层夹缝,跟随北大南下,辗转流徙万里,最终到达云南。途中,他眼看家国沦丧,阅尽生灵涂炭,怀着沉痛的心情开始整理他的“中国通史讲义”,这本书就是后来的《国史大纲》。

他甚至是怀着“中国人写中国的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去写的,对中国的前途也做了最坏的打算:中国一旦沦陷,也要写成一本书让后世知道中国辉煌的历史。

在书中,他对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抱有无比坚定的信心,希冀“能于国家民族之内部自身,求得其独特精神之所在”,作为“国家民族永久生命之泉源”。因此他在扉页上特意写上“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



再绝望也得留个念想不是?

 



其实这是当时所有中国人面临的选择。

然而,1938年初的平型关大捷、台儿庄大捷等胜仗,似乎又让国人看到了一丝希望。

很多人逐渐从溃败的沮丧中缓过神来,但又被胜利冲昏了头脑,提出了“速胜论”的观点。甚至在中国共产党内也有人受此影响,到处发表“顶多四年就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盲目乐观论调。

《大公报》也发表社评说:“全将士注意!现在就是准决战。”“这一战当然不是最后决战,但不失为准决战,因为在日本军阀,这一战就是他们最后的挣扎。”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规模最大的外族入侵开始后,似乎没有中国人能从全局出发,对抵抗日本侵略有一个正确的认知。

“亡国”还是“速胜”,成为抗战初期人们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能不能回答好这个问题,关系着中华民族的前途是灭亡还是重生。

为了回答好这个问题,彻底驳斥“亡国论”和“速胜论”的片面观点,扭转悲观、急躁情绪对全民族抗战的干扰,把全国军民思想统一到脚踏实地、持久抗战并最终夺取胜利的正途上来,毛泽东在延安的一个窑洞中写出了《论持久战》。



为了写好这部专著,毛泽东废寝忘食,查阅了大量资料,拟定下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集中精力写作,从1938年5月上旬开始,用了9天的时间,就一气呵成地完成了5万字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



关于《论持久战》,大部分人的认知可能都来自于上学时的历史课本,但寥寥数语很难概括出全书的精髓。

那么在《论持久战》中,毛泽东到底说了些什么?

他首先全面分析了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和中日双方的基本特点,阐述了中国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总方针,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



战争的双方存在互相矛盾的基本的特点是“日本的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强的,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人力、物力又不充足,国际形势又处于不利。中国反是,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是比较地弱的,然而正处于进步的时代,其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又有大国这个条件足以支持持久战,世界的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

“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

“亡国论”者只看到敌强我弱这一个特点,“速胜论”者则根本忘记了敌强我弱这一特点。

接着,毛泽东非常有前瞻性地预见了中国持久抗战将经历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他着重分析了争取战略相持阶段到来的条件和相持阶段中敌我斗争的形势,提出:“这个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困难的时期,然而它是转变的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如能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持久战,中国将在此阶段中获得转弱为强的力量。”

这是一个极其精准的预测,因为后来的战争走势,也确实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这种神奇的预言,颇有“先知”的风范。

但《论持久战》并不仅仅是停留在了揭示方向和阶段的层面,毛泽东还阐明了抗日战争作战的形式和方针——在进行必要的阵地战的同时,必须着力开展运动战和游击战,主要是运动战,其次是游击战。可以利用地广和兵多两个长处,不作死守的阵地战,采用灵活的运动战,以几个师对他一个师,几万人对他一万几路对他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

他明确了八路军的战略方针是:“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他还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阐明人民战争思想,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军力和经济力是要人去掌握的。”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他首次提出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敌军。

他在最后说:“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论持久战》中这些闪耀着真理光芒的宝贵思想就像一座灯塔,在黑暗中为全民族的抗战照亮了前行之路。

2

那么,《论持久战》的影响到底如何?

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秘书的程思远回忆:“《论持久战》刚一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转述给蒋介石,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的战略指导思想。”

要获得常凯申的认可,还真不简单。国民党内也一直存在着“持久战”的论调,只不过没有人对此进行过探究,更没有人系统而深入地进行阐发。加上当时武汉会战刚结束,正面战场的失利,大面积国土的沦陷,此时谈论“持久战”,就像给失败找借口一样,没人有兴趣。

为此白崇禧不断地在国民党内部宣传,最终引起了老蒋的注意。白趁机送了一本过去,不出所料,蒋也对《论持久战》深以为然,这才下令通令全国。

1938年11月25日,蒋介石在湖南衡山下召开了“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各军事首脑外,共有高级将领100多人,其中包括中共和八路军的代表周恩来和叶剑英。



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详细阐述了《论持久战》的基本思想,他们的发言得到与会大多数代表的赞同。

后来,《论持久战》同蒋介石的讲话一起发到各高级将领手中,包括没有来参加会议的人,人手一册。

虽然有了理论,但到底如何积小胜为大胜,打惯了大规模会战的国民党不得要领,于是游击战成了大家讨论的话题。于是,蒋介石亲自委托八路军派出教官分期分批组织游击战术培训班,派官兵参加轮训。

为表示重视,蒋介石还亲自挂帅当了这个训练班的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汤恩伯为教育长,叶剑英为副教育长。

▲中共代表团团长叶剑英(前排中)与全团教官和工作人员合影。

我们中国人的自己事,自己当然重视,敌人日本知道不知道《论持久战》的存在?

还是有一些聪明人意识到了《论持久战》的厉害之处的,但总体对日本人的影响不大,一是因为军国主义日本肯定不会允许这种宣扬自己终究会失败的作品在本国传播,二是被洗脑严重,满脑子认为自己会胜利的日本人很难相信自己会失败。

《论持久战》刚一发表,就被日本最大的综合杂志《创造》以惊人的速度介绍到了日本,1938年在杂志10月号上全文登出。值得一提的是,《改造》是一份由日本改造社创刊于1919年的带左翼社会主义倾向的杂志。

所以《论持久战》最早的外文译本,不是英文版,而是日文版,译者是增田涉,此人还是鲁迅的好友。

但是这并没有引起几个日本人的注意。对于当时的日本国内现状,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子安宣邦总结的很准确:“作为抗战主体的中华民族并没有被战争摧垮的事实,除了少数有见识的读者外,并没有引起日本一般知识分子的关注。……而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指导的通过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已经建立起了稳固的全民的民族主义战线的,也只有少数人。”

不过,《论持久战》对日本高层的影响也是有的。武汉会战,日军伤亡25万多人,日本越来越陷入战争泥潭。在内阁官房的首肯下,大东亚省总务局以“毛泽东的天才著作”、“不可否认的重要文献”和“窥测国共统一战线抗日支那的动向的宝贵资料”的名义,印发了《毛泽东抗日言论选集》,把《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五篇毛泽东的著作收录其中,秘密地供内部“执务参考用”,也就是背地里偷着学。

这说明,日本高层已经意识到了的《论持久战》的重要性。

在电视剧《彭德怀元帅》里有这么一段。刚刚接任华北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拿着一本翻烂的《论持久战》走马上任,还被误以为是八路军。



之后他还跟手下军官探讨过,并充分肯定了《论持久战》预言的准确。



最后提出了破解持久战的方法——以华制华,并指挥日军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对华北地区的平民实行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

而至于裕仁天皇的弟弟三笠宫崇仁亲王在中国待了一年,看了《论持久战》后萌生反战思想,回国后刺杀东条英机的说法, 我没查到权威资料,是不是以讹传讹另说,但以《论持久战》的传播度之广,三笠宫还是有很大几率看到的。

除了日本高层,日军士兵中间有看过论持久战的吗?还真有。

当年有个叫斋藤邦雄的日本兵,不仅看过《论持久战》,后来还成了坚定的反战分子,回国后还净说毛泽东和八路军的好话。



他回国后以漫画的形式出了本回忆录,叫《陆军步兵漫画物语》,记录了他1941年参军后在中国的所见所闻。难得的是,书中不仅描述了中国军民机智英明的抵抗,又辛辣地表现了日军中的残暴愚昧、内部欺压等现象。这本漫画在日本销量达40万册,影响很大。

这哥们收到征兵通知的时候,21岁,在东京日比谷的东宝剧场工作。为了不被征兵入伍,斋藤想了个办法——天天喝酱油。在喝了半年酱油后,他的体重成功降到了53公斤……想想他就算只有一米六的身高,也已经瘦成了排骨男。



果不其然,在征兵体检中斋藤顺利地被认定为“第二乙种”,他开心得写到“这可真太感谢酱油君了。”

然而他还是被征召入伍,并且去的还是素以打仗勇猛著称的高崎联队。这个细节表明,1941年的日本,已经开始显现出疲态,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军队了。



斋藤先进的机枪中队,后来因为有点文化就被调到了专门负责印刷的情报室工作,也就是在这时,他接触到了《论持久战》。

“司令部大楼背面有座小仓库。这座仓库里像小山一样堆满了以前驻扎在这里的110师团遗留下的文件。当时整理这些文件的时候,发现里面居然有从敌人手里扣下来的文书。对此我觉得挺有意思,就以整理文件为借口仔细阅读起来。



这些扣留的文书都是逃离日军,或负伤被俘的日本籍士兵随身带的“日本兵反战同盟”宣传资料。此外也有敌人出版的画报、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等各式各样。关于这个反战同盟,以前攻入敌占区的时候经常看到他们散发的传单和宣传物品;但真正认识他们还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就这么着,斋藤对侵华战争、对八路军的认识逐渐地发生了转变。促使他发生这种转变的,当然还有他的所见所闻。

比如他曾跟一个伪军队长有过一番对话,他俩一边喝着白酒一边讨论中国和日本的未来。

 

于是我问:“那么谁可以治理这样一个中国呢?”

“只有八路军,毛泽东。”他立即回答。 

当时,日军势力正盛,八路军和日军打仗多数会是逃跑,所以听到这个我很惊讶。

再继续问他理由,他说:“因为八路军是‘好人当兵’。” 和目前其他中国军队完全不同,八路军纪律非常严明,哪怕拿村民一针一线都当成重罪,而且士兵和军官没有差别,给养都是一样的。因此中国人们都欢迎八路军,信赖并协助他们。虽然现在实力还很弱,但终究会夺取中国的政权。他平静地说出这么一番让日军感到刺耳的话来。…… 

不管怎样,中国人和日军比起来,政治上的认识的确领先许多。

就这么着,斋藤变成了一个“中吹”,对日军的残暴也是深恶痛绝,对《论持久战》的高明也是很佩服。

 

日军对此气急败坏,派出大批军队袭击根据地,不仅放出毒气,还把村子一家一家给焚烧殆尽。但这些举动非但没能消灭八路军组织,反而让他们像雪球一样越滚愈大。

当时日军上层无法意识到躲在中国深山中和藏在地底下不断萌动的革命趋势。到了1944年,日军军力急转直下,再也无力支持“八路军扫荡行动”。这下就该轮到八路军来进攻日军薄弱的阵地了。于是各地兵力被消弱的分遣队就在八路军的进攻中摇摇欲坠。正如毛泽东预言的那样,在进入抗日战争最终阶段“八路军全面进攻,日军全面退却”之前,日军向盟军投降了。



斋藤确实看到了“八路军全面进攻,日军全面退却”情景,这也是抗战后期的大部分侵华日军的真实处境。

关键是,《论持久战》是公开发行的,并不介意让日本人看到。你看到又如何?你就是没辙,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自己走向失败。

3

其实今天写《论持久战》,完全是因为当下我国面临的形势,跟抗战时期颇有些相似。

这几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我国是不断打压。对比当年的日本,现在的美国也是一副不把中国打趴下就誓不罢休的嘴脸。

把中国打趴下,美国好继续当世界老大,这应该是明摆着的一个事实。

如果说在这之前我们一直韬光养晦,处在战略防守阶段,那么今年起我国越来越强硬的态度,是不是说明了我们已经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你们美国没有资格从实力的角度同中国谈话!说这句话是本年度最硬气的一句话,不为过吧。

中美之争进入相持阶段,但有些中国人持悲观心态,跟当年的“亡国论”有些相似;也有些中国人狂热地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决胜负的时刻,又跟当年的“速胜论”很相似。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说过,战略相持阶段将会是最漫长也最艰难的时期。我们既不能悲观,也不能盲目乐观。

总之一句话,坚持就是胜利。

我们绝对不能倒下。如果我们倒下,我们的国运也就会断掉,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将会是一句空谈。

没人愿意重蹈苏联的覆辙吧。纵观历史,昂撒人几乎打败过所有种族,他们也曾打败过我们。但现在我们会说: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