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陈志文观察(ID:chenzw_edu),作者: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专注于青少年成长与教育治理研究,著有《中国高等教育变革40人谈》),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财政拨款仅占清华收入的20%,著名高校经费差异悬殊,并非国家主管部门或财政部门拨款差异造成的,在很大程度上,是各高校“筹资”能力的差距。


教育部公布了直属高校年度预算,清华再次蝉联第一,达到了317.28亿,也是全国高校中唯一一个超过300亿的高校。位居第二第三的浙大与北大也超过了200亿,分别达到了228.16亿和221.34亿。中山大学则以198.55亿逼近200亿俱乐部。另外,还有9所高校也超过了100亿,分别是上海交大,复旦大学、山东大学、华中科大、西安交大、东南大学、同济大学、武汉大学和四川大学。


与2020年相比,大部分高校的总经费出现增长,少数出现减少。清华大学相比去年增加6.57亿,但远远低于北大增长的30.26亿以及浙大的11.96亿。北京邮电大学更是增长34%。在目前的经济形势下,各高校经费还能保持增长是很不容易的。



简单从数字看,收支差距悬殊是较为明显的。高校高额的经费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不平衡、差距悬殊更引起社会各界的质疑与批评,尤其是由此引出对教育公平的质疑与批评。但这些批评与质疑,存在很多的误解、误读。


其实高校之间的预算经费差异,并非主管部门或者财政部门拨款不同造成的,如果进一步分析高校预算经费的构成,可以看出,高校的预算结构还是存在较大差异。


我们就以第一名清华大学为例,对其2021年的收入构成做一个简单的结构分析。


根据清华大学公布的预算,其当年取得的收入是228.81亿,来源主要是四项收入,再加上上年结转的经费88.47亿(跨年度预算),共计317.28亿。上年结转是一个常规跨年经费安排,高校普遍存在,为了更清晰地分析收入构成,我们剔除上年结转,仅分析228亿怎么来的。


四项收入分别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事业收入;其他收入。这四个收入项目与其他高校一致。其中第二项,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都比较少,可以忽略,我们主要分析其余三项。


其中第一项,就是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2021年是43.6亿,这笔钱实际就是我们理解的财政的直接拨款,这笔经费占清华当年预算收入228亿的近20%。


第三项才是收入的主要来源,为126.5亿,远远超过了第一项。在预算中写的项目是事业收入。这笔收入占到了清华本年预算收入228亿的55%。那么,这一项到底是什么收入?


事业收入,对于一般人比较生僻模糊,我尽量用大家熟悉,但可能不完全准确的话语体系再拆解一下。这笔钱实际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学费及培训收入,一个是科研收入。


在学费收入上,大家不要误解,对于普通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这笔学费是很低的,占比并不高,占比较高的是各种非学历教育的社会培训。20年前清华第一个取消了继续教育中的学历教育,主要是面向社会的各种非学历培训,没有学历的加持,就更需要实际水平与能力了,实际也是学校社会服务能力的体现。在这方面,业内公认清华大学应该是全国高校做得最好的,这笔钱没有细目,收入估算约在十几亿。


另外一笔重要来源就是科研。科研收入上有国家相关部门的,比如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等各部门的,也有企业委托的,比如华为、腾讯、搜狗等出资与清华相关院系共建实验室或者相关的项目。


事业收入,是清华收入的核心,也是其他著名高校收入的核心。而这部分收入则全部来自高校,是高校自己挣出来的,不是谁拨付的。各著名大学经费的差异,在这个方面体现出来了。


第四项,也是最后一项收入,清华的预算中写的是“其他收入”,2021年为57.8亿,也超过了财政拨款。这笔收入一般主要包括校友和社会捐赠收入、科研成果转化收入、相关附属企业上交的收入等。


对比其他著名高校,清华在这笔营收上的吸金能力是非常强的,远远超过了其他高校。


也就是说,在清华2021年所有的经费中,国家财政直接拨款43.6亿,占比近20%,其他两项主要收入都是靠清华自己“挣”来的,占到了80%。事实上,第一项财政直接拨款上,清华近年还出现了略微下降,而不是增长。


其他著名高校也类似,国家财政直接拨款占比并不高,主要还是学校自筹的经费。


高校经费差异,甚至悬殊是客观的,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高校的贫富差距,是学校自主筹措资金能力的差距,也是所处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在著名大学中,除了清华北大国家直接拨款的“皇粮”在40多亿这个级别外,其他著名高校基本都在20~30亿,比较平均,并没有我们想象的差距那么大。以2019年为例,总收入在前十名的高校中,国家的这笔拨款最高的为北大,58.3亿,最低的是中山大学的27.7亿。即便是纯文科的中国人民大学,当年也有22.2亿。



显然,收入多少,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各个学校的“经营”能力,也就是自己挣钱的能力,并非“皇粮”,即直接的财政拨款。


学校的“经营”能力直接决定和影响了各高校经费的多少,至于这个“经营”能力是如何形成和提高的,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也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离不开客观条件与主观能力两个方面。这里简单说几个客观特点,或者说客观优劣势。


比如学科的影响是很大的。理工科学校一般比文科学校强,工科有优势的学校则比理科的高校强。比如中国人民大学虽然非常优秀,但其经费根本无法和一流高校相比,排名基本在15名之后。再比如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层次的学校,一般都是工科强的学校领先。在北京,清华的收入就远远高于北大,同样,上海交大也高于复旦,东南大学高于南京大学,华科则高于武大。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也就是说,当地政府对高校的支持也是一大块。这里面最突出的就是中山大学,虽然中央财政直接拨款并不算多,但其总体财政收入也逼近200亿,高居第四位,超过了上海的复旦与交大。这与近年广东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大规模增加高等教育投入有关,即便是中央高校,广东地方也给了巨额资金支持。与之相反,东北高校则排名都比较靠后,地方财力有限便是一个因素。


多方筹措经费的“经营”能力是高校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一流大学基本能力与水平的体现,是应该褒奖的,不应该被妖魔化,污名化。


高校的发展建设,离不开充足的资金支持,无论是在哪个国家,哪种教育制度与理念下,都是一样的。世界上最著名的高校,一定要有强大的资金投入支撑。但是,多数著名高校的资金不是依靠政府的拨款,而是自我的筹资能力,因此,一所高校在经费上的“筹资”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著名高校突出的特点,我们需要对高校这方面的能力有一个正确而全面的认识。


1996年,时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的田长霖到访内地,田校长也是第一个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的华人。在回答记者“从教授学者到校长的角色转换上有什么变化”时,田校长思考良久,回答说:money!田校长坦诚地表示,过去他只管治学、科研,现在作为校长摆在第一位的就是钱。他仔细算了一笔账,平均下来每一天他需要给学校争取100万美元的捐赠或者拨款,这也成为他的第一任务。


在这方面,哈佛大学是典型的高手,是很多学校学习的榜样。2017~2018财年,哈佛大学收入共计52亿美元,同比上升4个百分点,盈余1.9亿美元,捐赠基金规模接近400亿美元,上年投资收益率10%。据说哈佛大学有着上千人庞大的经营团队,有着非常复杂和成熟的操作,和我们不同,社会捐赠与基金的经营是其核心收入。正是在其庞大的筹资能力的支撑下,也才确保了哈佛的稳定发展。


在英国,名义上的校长往往只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核心是负责出席一些重大仪式性活动,当年复旦大学校长杨福家曾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的校长,就是扮演这个角色。而学校真正负责人是CEO,是执行校长,也可以称为总经理,原因也在于此,是需要全面负责学校治理与经费筹措的,需要一个多面手。


在国拨经费仅有43.6亿元,占学校总收入20%的情况下,清华大学为代表的一批著名高校多种渠道筹措发展经费,并没有完全依赖政府拨款办学,实际上是中国高校发展水平与能力的体现,我们应该给与积极的肯定,而不是在误解的基础上,污名化、妖魔化,甚至简单的仇富。


本应该被褒奖的能力,在这种误解下,很容易营造一个负面的舆论环境与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影响高校在筹措经费上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当然,这其中很多批评的出发点也是一种鞭策、期望,这是我们高校应该理解和敬畏的。


近年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一批中国高校,已经开始迈入世界一流高校的行列,但和世界最著名大学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这其中就包括了经费的差距。但是我相信,伴随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伴随高校质量与治理水平的提高,这个差距会越来越小,不仅仅是经费的差距,也有质量的差距。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陈志文观察(ID:chenzw_edu),作者:陈志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