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陈志文观察（ID：chenzw_edu），作者：陈志文（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专家组成员、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原文标题：《异地办学：中国高校布局的一次市场化调节》，头图来自：视觉中国
近日媒体再次关注高校异地办分校的情况。根据媒体报道，双一流高校多数都有在异地办分校的做法，只是形态不一，有本科生、研究生都齐备的，也有只是一个研究院，并没有实际教学行为的。
广东、江苏、浙江等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是异地办学的核心地区，深圳则是这其中的领头羊。
对于异地办学，教育部一直是不支持的。2019年初，教育部相关部门再次强调，由于异地校区在办学定位、师资队伍建设、办学经费保障、办学质量和水平、校园文化传承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教育部历来不赞成高校举办异地校区，原则上不予审批。
但很显然，这种态度并没有影响异地办学的发展热情。2020年，在教育部强调不赞同异地办学的同时，浙江高调宣布，将在近期间拿出50亿吸引著名大学到浙江办学。
近年著名高校到经济发达地区异地办分校已经成为一个趋势，几乎势不可当。
异地办学之所以生生不息成燎原之势，核心还是在社会经济发展版图发生重大变化后，原来的高等教育布局结构已经无法满足对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撑，地方政府有着强烈的冲动与渴求。
改革开放40余年，广东是人口流入第一地区。最新人口普查表明，广东人口总数达到1.26亿，位居全国第一，遥遥领先全国。同时，广东GDP也长期位居全国第一，占全国GDP的1/8，同样遥遥领先。但广东的高等教育基础还停留在50年代的总体布局的基础上，显然无法适应支撑广东地方的发展，也无法满足老百姓的教育需求，这也成为广东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任务。
最近10年，广东一方面拿巨资扶持地方高校上台阶，一方面拿出巨资，支持著名高校到广东举办学校。2019年广东的教育投入高达4268.43亿，比上一年度增长10%，位居全国首位。这里面深圳尤为突出。
深圳人均GDP曾高居全国第一，但高等教育一直是深圳的短板，也是深圳急切想补上的短板。2018年，深圳在高等教育上的投入超过了北京上海高等教育投入的总和，足见深圳对高等教育需求的迫切，急切。
早在20年前，深圳就吸引北大清华在深圳举办了研究生院，北大清华陆续把一部分研究生培养转移至深圳；前两年，哈工大成为985高校中第一个在深圳设立分校并实施本科教育的著名高校；去年深圳高调宣布再建4所高校，其中一所就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与深圳合作建设。
在吸引国内高校的同时，深圳还把目标伸向了隔壁与国外。2012年深圳投入巨资，联合香港科技大学举办了南方科技大学，还引进举办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以及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近年深圳还将和香港部分大学合作建设以深圳命名的各类单科性学校。
另外一个典型就是苏州。不仅有中国人民大学、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等国内著名高校落户苏州，美国杜克大学也已经在苏州昆山落地多年。这背后，还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2020年苏州GDP超过2万亿，单独按省级单位排队，可以位列全国第20名，而苏州下属的昆山，2020年GDP达4200多亿，超过了宁夏，青海等省。正因为此，虽然江苏高校总数位居全国第一，211高校、双一流高校总数也位居全国第二，但还不够。因为江苏高校主要聚集在南京，对于苏州的社会经济发展支撑还远远不够，所以在大力支持苏州大学的同时，苏州广泛引进国内外著名高校。
从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此轮办分校完全是以经济发达地区地方政府主导、驱动的，背后实际是强大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一个是经济发展对人才与技术支撑的需要，另一方面是民生的需要，人口多了，生活水平高了，对教育的需求也就高了，这不是反对就能阻挡的。
伴随着当地巨大的投入和时间的推移，中国高校的版图也开始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以深圳为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办学刚刚6年，在很多地方录取分数线仅次于北大清华。哈工大深圳校区虽然刚刚开始招收本科生，但已经连续3年录取分数超过校本部。
南方科技大学近年取得的成绩也有目共睹，而深耕30年的深圳大学被大家一致认为是近年地方大学中发展最快的，跻身双一流是大概率事件。
我们几乎可以肯定，未来广东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新高地，而深圳，也将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版图中耀眼的明星。
异地办分校，不仅仅是经济发达地区有迫切的需求，高校也有发展的实际需要，尤其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这不仅仅是对学校直接的财力投入，还是学校吸引并留住优秀人才的一个手段。”西部某985高校负责人曾对笔者说，他们在东部建一个研究院，把一些不愿意到西北的老师以及想走的老师留在这个研究院，生活环境与收入待遇都得到了有效的保障。
有意思的是，美国也有类似的现象出现。多年前，地处偏僻之地的康奈尔大学与斯坦福大学争夺起了纽约曼哈顿中心的江心小岛，罗斯福岛。最后在优秀校友的鼎力支持下，康奈尔战胜斯坦福大学，拿下了寸土寸金的罗斯福岛，建立了自己的纽约校区—科技校区，以计算机等工科为主，同时也建立了相关的科技园，目的就是接近产业，当然，也更容易吸引人才，尤其是计算机人才。
几乎可以肯定，这次以支撑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为驱动的异地办学，最后可能从根本性上完成中国高校布局的一次调整，只是这次的调整主角不再是中央政府，而是市场，是地方政府，是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支撑下的自我修正。
目前我们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尤其是优秀高校的布局，基本上还是新中国刚成立时的格局。50年代初，为加快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国家按几个大区中心城市布局了高等教育，部分地区则是双中心布局。当时的东北作为共和国长子，尤为重视，东北三省均设置了很多著名高校。
但是伴随着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中心逐渐南移，人口结构也发生变化，这种布局显然已经完全不适应今天的社会发展结构了，因此呼吁调整高等教育布局的声音一直存在。
国家相关方面也一直在做这类布局调整，尤其是关乎民生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布局上。但因为历史的惯性，用行政手段调整起来非常艰难。当年的211计划就是为了这类平衡，在很多教育落后地区都给了一个211指标，近年也扶持了很多省部共建学校，目的还是给学校“戴帽子”。2017年双一流启动，郑州大学、云南大学、新疆大学入围一流大学，显然是希望在高等教育上“扶贫”，改变布局结构。
相比落后地区政府“扶贫”的做法，对于发达地区，我觉得不妨充分利用市场作用，适当放开相关的管制政策，鼓励地方政府通过自己的投入，改变目前经济发达地区高等教育发展不充分的问题，比如苏州、广东的类似做法，最后通过这两个轮子的驱动，促使高等教育布局更合理，更科学。
至于有人担心中西部高等教育资源与人才的流失对地方经济发展形成的制约，我觉得这是一个伪命题。人才的流失实际是地方社会经济发展落后的结果或者现象，并非因为人才的流失才导致社会经济发展的落后，不宜颠倒关系，这其中最经典的案例就是陕西与江苏，西安与苏州。
50年代国家在西北的布局中，除兰州大学外，几乎所有的部属高校与重点高校全部在陕西，在西安。上世纪80年代，从一个城市所拥有的高校数量看，西安曾高居全国第二，仅次于北京。但在这些年的发展中，陕西的人才与技术优势并没有得到太多的发挥体现，核心经济支柱还是以石油、煤为主的能源经济，而不是高科技或者高附加值的产业。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交大目前都在苏州建立了分校区，但为什么没有看到江苏的高校在陕西建立分校？原因大约只有一个：真的不需要，自己培养的都用不完，而不仅仅是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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