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富过三代的华人首富家族

 

2004年9月14日，曾经的华人首富，中国台湾“国泰集团”的创始人蔡万霖去世。

根据《福布斯》的推算，他名下的资产达到45亿美元，约合1564亿新台币。按照台湾实行的50%遗产税，继承遗产的后人需要缴纳782亿新台币，但是人们发现：真正在蔡万霖名下的资产仅有3亿新台币，原来这位首富在生前就已经将大部分的资产通过“股份赠予”转到了家族成员名下，700多亿的遗产税自然也就无从收起。

 

这位被称作“聚财之神”的蔡万霖，连死后带不走的财富也早早算计得一清二楚。

 

蔡万霖，代表着一个时代。



在他之前，台湾没有一个像样的商业人物，在他之后，“代工之王”郭台铭才得以崛起，将首富的位置取而代之。

 

他更是台湾最大的地主，正是从他开始，地产商囤积地皮，台湾地价飞涨，而他在全台拥有的230栋大楼，每年光租金就有几十亿元进账。

 

秉承“只租不卖”炒地盖楼理念的蔡万霖，一直被指责为台湾地价和房价飞涨的“罪魁祸首”。1987年，他以高于市场行情数倍的价格买下台北南京东路一块1000坪的土地，导致周边地价随之上涨，租金、房价也是水涨船高，而最大的受益者，就是拥有台湾最多办公楼的蔡万霖。

 

这样的行为曾经引来了“无壳蜗牛运动”的抗议事件，5万多名群众夜宿街头，抗议房价高涨。那时的台湾刚刚“解严”，带着对政府长期的恐惧，5万多人以极大的勇气开启了台湾社会第一场都市化议题的运动。



面对指责，蔡万霖表示委屈：“台湾经济起飞，土地一定会上涨，国寿不过是在商言商而已。”

 

在指责声中生意越做越大的蔡家，在台湾已经富过了三代。

 

2020年，蔡家第二代全面退出公司董事会，蔡万霖的孙子，年仅45岁的蔡宗翰接过了家族的大旗。这位拥有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当过注册律师的富三代，回台后从助理开始做起，磨砺锻炼了十几年，被认为是台湾最年轻、最有能力的大财团接班人。



今天的“国泰”，依然是台湾最具实力、最具前景的金融集团，拥有超过1500亿新台币的资产，5万多名员工。这座财富大厦，当初，也不过是从台北的菜市场开始起步。

 

2、

从菜市场小贩到华人首富

 

1924年，蔡万霖出生于中国台湾苗栗县的一个佃农家庭。从小和哥哥蔡万春一起在台北漂泊谋生。

兄弟俩每天凌晨出门，在远离市场的地方拦住菜农，从他们手里低价收购后再运到市场倒卖。

积攒了一点本钱之后，他们开了一家杂货铺，主打产品是自家生产的酱油，此时两兄弟已经将全家接到台北，建立家庭作坊生产酱油，杂货铺也渐渐扩大规模，成为贸易商行。靠着对商行的苦心经营，到1945年，21岁的蔡万霖和29岁的哥哥蔡万春，共同积攒了近60万新台币，这成为了蔡家事业的起点资金。

 

此后，两兄弟将积蓄先后投资商场、旅社、日化、玩具、钢铁等行业，财富迅速扩张。

1957年，两兄弟拿下了“台湾第十信用社”，正式进军金融行业。当时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极度缺乏建设资金，两兄弟看准这个时机，推出了“一人一元存款救国”的营销口号，开创了“一元开户、幸福存款”运动，连蒋介石都被吸引来为他们站台，将钱存到了他们的信用社，鼓励民众节俭储蓄，然后台湾民众纷纷效仿，信用社名声大振，业务飞速发展。



第十信用社旧址

在两兄弟接手之时，“第十信用社”在台湾仅仅排名第61位，接手三年之后，就窜升到了第二名。

 

1960年，又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掉在了两兄弟的面前。

 

此前国民党政府一直限制保险行业的发展，岛内的富商们只能向外资企业投保，造成了大量外汇流失。为了收拢资金，这一年宣布开放对保险业的限制。次年 , 时任“财政部长”后来成为“副总统”的严家淦，找到与自己私交甚密的林顶立。在严的关照下，林率先取得了设立保险公司的营业执照。

但林的手里并无多少资金，通过介绍找到了蔡家兄弟。两家一拍即合 , 在蔡家兄弟的钱财资助下，1962年，“国泰”人寿保险公司开业，寓意“国泰民安”。蔡万春任常务董事兼总经理 , 蔡万霖为常务董事兼副总经理 , 林顶立为常务。

 

靠着政商合作，蔡家兄弟的事业开始真正的起飞。

 

1979年，哥哥蔡万春中风，退居二线，家族的大旗由蔡万霖接过，他也迅速窜升到了台湾首富、华人首富的位置。

 

蔡万霖成功的关键，除了有良好的政治关系，还有就是“囤积地皮、建楼收租”的战略。这个战略可谓“一石三鸟”。

 

第一，当时台湾地价还没有涨起来，蔡万霖可以大量收购地皮，这些地皮后来都带给他上百倍的利润。

 

第二，在这些地皮上建起了几百栋大楼，每栋大楼, 都是一块巨型的立体广告牌 , 向人们展示国泰雄厚的经济实力。为了抢占乡下市场，国泰保险的业务人员会开着游览车下乡，把那些一年到头不进城的乡下人分批载到国泰的大厦，让这些人在参观游览中，被国泰的实力所震撼，买保险的时候更加放心。

 

第三，不断的地皮投资，能够带动整个区域的房价、租金上涨，作为台湾最大的地主和房东，蔡万霖躺着就能日进斗金。



3、

台湾地价上涨的“罪魁祸首”

中国台湾的房地产行业，几十年来经历了大起大落，狂飙突进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有人一夜暴富，有人家破人亡，有人暗自收割，但对于更多的台湾民众来说，承受的是房价和租金的不断上涨，生活压力的日益增长。在房价暴增的速度下，再优秀、再勤奋的打工人，和地主阶级的差距越来越大。

 

曾经有人举过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努力工作和躺着收租的差别：

台北西门町的大地主林世昌，拥有23家店面，月收租3000万新台币。



而台湾上班族中最顶尖的一位，叫做郑名恺，是证券分析师，一年可以赚3000万新台币。顶尖上班族一年的收入才抵得过大地主一个月赚的钱。而且郑名恺是996，每天劳心劳力，林世昌每天躺在家里享受人生，除了每个月查一下户头的租金收齐没有，清闲自在。

 

如果说打工人是“工字不出头”，无法与地主相提并论，那么拿台湾的上市公司出来打，能不能打赢呢？

 

2017年台湾总共1679家上市公司中，能够做到月赚3000万的公司，大概排名在510位左右。那么西门町收租王的业绩，可以吊打70%的上市公司。

 

林世昌只是台北西门町的大地主而已，更不要说像蔡万霖这样以财团之力来囤地的超级地主。正是这些深谙土地价值的财团们，几十年如一日地推高着地价和房价——你花高价买地皮，然后我附近的地皮跟着长，等我再花高价买另一块地，然后你附近的楼价也跟着长，大家一荣俱荣，联合起来“赚穷鬼的钱”。



不过严格来说，台湾地价上涨的“罪魁祸首”，其实还轮不到蔡万霖，而是整个制度的设计。

 

台湾土地制度的设计，就是在鼓励财团们囤地炒房。

 

像蔡万霖们囤积土地根本就没有成本，因为他们靠着政商关系拿到了台湾保险的牌照，然后用收来的保费去买地盖楼，然后再将这些楼或租或卖给民众，让民众去他们开的银行贷款，成为给银行打工的“房奴”……而囤地基本上没啥土地闲置费。

 

因为设计制度和制定法律的人，大部分也是地主，或者是地主资助的政客，所以他们也不会去出台断自己财路的政策。

 

以蔡万霖为例，在尝到了政商合作的红利之后，他对于政治的参与度非常高。

1974年 , 蔡万霖用重金聘请多名著名画家作画10幅 , 为蒋介石祝寿。蒋介石去世后 , 他又捐了3000万元台币建中正纪念堂。他还大力吸引退休高官出任国泰企业主管 , 比如前“国防部总政战部”副主任萧政之 , 前“陆军中将”苗中英 , 前“情报局长”叶翔之之子叶潜任，退休后都成为国泰的高管，拿着高工资啥也不用干。蔡万霖甚至亲自参政，曾经当选了第一届与第二届的“直辖台北市议员”。

 

在蔡万霖去世的一年之后，在深圳开办富士康十七年的郭台铭，才终于赶超了这位前辈，成为台湾首富——这是多少年来中国台湾难得的一位搞实业的首富。

蔡万霖的时代结束了，他为子孙攒下了230栋楼，上千亿的家业，安排好的遗产税避税方案，他也为自己安排好了死后的归宿——占地6000坪的墓园。一切，都是一个中国地主最满意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