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智本社（ID：zhibenshe0-1），作者：清和社长，原文标题：《经济学谈“天价彩礼”》，题图来自：视觉中国
彩礼，隔三差五被舆论讨论。近期，“高价彩礼”、“江西彩礼”、“彩礼贷”冲上热搜，给社会焦虑再添一把火，也给一些正步入适婚年龄的青年增添了一些忧虑。
有人说，中国早已禁止买卖婚姻，彩礼是一种涉及金钱交易的婚姻陋习，包含对女性的婚姻歧视。也有人说，彩礼是一种礼节，是中国婚姻文化传承的礼仪。还有人说，天价彩礼是一种通胀现象。
本文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彩礼与婚姻。
本文逻辑：
1. 婚姻与风险
2. 彩礼与投资
3. 行为与价格
一、婚姻与风险
婚姻，是一种抗风险制度。
不管是原始族群、农耕社会，还是现代社会，人到了一定年龄都会做出一种共同的选择，那就是结婚。不管是欧美人，还是东方人，到了适婚年龄也会走入婚姻的殿堂。
这是为什么？
是生理驱动，还是一种经济行为？经济学家认为，婚姻是一种经济行为。经济行为考虑的因素包括收益、成本与风险。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定然存在一定的风险，有繁衍的风险，也有经济的风险，还有生存的风险。人类对抗风险的一个共同路径是集体行动，形成具有效率的组织，比如原始族群、宗族氏族、城邦联盟、宗教团体、现代国家、企业组织等等。这些组织能够对抗经济与生存的风险，但是无法解决繁衍问题。繁衍，需要两性共同合作、共同行动，于是就有了婚姻制度，在婚姻制度上形成家庭组织。
我曾在《家，会消失吗？》一文中提出过这个问题：为什么采用婚姻制度，而不是类似于公司的雇佣制度或合伙制度？主要考虑的是对抗繁衍的风险，婚姻会诞生一种副产品（收益），那就是孩子。婚姻制度之上的家庭组织是养育孩子的最优组织。
人类历史上存在不同的婚姻制度，但目的都是为了对抗风险。原始族群采用过群婚制度，一个族群与另一个族群集体通婚。这种婚姻制度没有形成家庭组织，但可以避免滥交和乱伦导致族群灭绝。在当时，交配是一项高风险的工作。为了防止敌人偷袭，两族交配的工作受军事化管制，地点尽可能隐蔽，争取快速解决战斗。在自然界中，战斗力越弱的动物，交配时间与频率越低。
农耕社会普遍采用一夫一妻多妾制度，而且有一整套婚姻制度来控制风险。多妾是男权社会保持多生育的不平等制度，降低适婚年龄、提早生育是为了更快繁衍后代。
家庭，还是农耕时代农业生产的最重要的经济组织。成家立业的经济学含义就是建立一个经济组织来提高产出效率。首先是劳动数量增加（妻子）；然后家庭是一个有效的组织，计划管理和男女分工产生效率；最后是繁衍后代的代价模式拓展了投资预期和周期。
进入现代社会，婚姻变成了一个自由市场，恋爱、结婚与离婚都是个人的自由权。自由婚姻比传统婚姻的配置风险更大，但效率也更高，整体来说是更有效率的。不过，随着科技与制度持续进步，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人的经济独立性越来越强，家庭不再是最有效的经济组织，取而代之的是企业组织。经济独立性越强的人越不急于结婚，他们在企业组织中可以获得足够的经济保障。结婚年龄不断往后推移，晚婚、不婚的群体在扩大。
婚姻对抗风险的作用越来越弱，似乎只剩下繁衍后代的功能。考虑到生育的成本、结婚的成本，很多人选择不婚或不生、少生。如此，在现代社会，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逐渐失去了经济效率与社会竞争力。这就是当前婚姻萧条、出轨繁荣，生育断崖、单身繁荣的主要原因。
所以，现代社会的生存风险、经济风险，被国家组织、企业组织等化解，婚姻制度和家庭组织抗风险的作用下降，婚姻似乎变成了最大的风险。正如当企业经营遇到风险，你希望引入投资人来共同抵抗风险。但是，引入投资人也是有风险的。你不知道哪个投资人是合适的，投入多少资金适合，你需要让出多少股权和决策权，等等。
结婚也存在风险，概括起来有三部分：一是信息不对称的风险；二是结婚的经济成本与机会成本；三是违约的风险，包括经济损失、情感伤害等等。
大千世界，茫茫人海，不知道哪一位才是你一生的挚爱。每个人在寻觅对象时，信息都是有限的。要扩大搜寻范围和力度，就需要支付更多的信息成本，即交易费用。古代的信息费用更高，门当户对、媒妁之言和包办婚姻都是为了降低交易费用和结婚风险。在现代自由的婚姻市场中，人也是在有限的信息下、有限的交易费用下做边际选择的。找对象找的是当时边际成本最低、边际效用最高的那个人。
当找另一半时，热恋的情侣都会跟对方说，你是我一生最爱的女人/男人。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至少在当时大概率是真实的，在当时有限信息、有限交易费用的约束下，你是边际成本最低、边际效用最高的哪一个。过些年，活动范围扩大，生活阅历增加，信息来源更加广泛，同时经济收入提升，能够支付的交易费用更高，这时可能会遇到了第二个“一生最爱的人”，说的还是同样的话，送得还是同款Tiffany项链。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曾经边际成本最低、边际效用最高的那个你换成了另一个人。这人渣不渣？所以，经济收入越高，出差频度越高，出轨率、离婚率越大。
这就是结婚的不确定性风险，这个风险来自信息不对称约束下的边际决策。边际成本与边际效用因时间而变化，如果技术水平（夫妻相处之道）不变，边际情感会随着时间的迁移而递减。所以，婚姻最大的考验是时间，我们要做“时间的朋友”。
如果离婚，即违约，婚姻的成本可能非常高。夫妻双方走到离婚路口都会计算各自的得失，尽力挽回在这桩失败婚姻上的投资损失。夫妻散伙的经济账要比公司散伙更难计算，如果妻子是全职家庭主妇，十年如一日地抚养小孩、照顾公婆，没有创造一分钱货币收入，这就容易产生纠纷。比经济账更难计算的是情感账，孩子的抚养权和双方付出的机会成本。
相比来说，女性的机会成本要大于男性。女性的最高效用年龄在20多岁，主要在颜值、身材与生育条件上；男性的最高效用年龄在30到40多岁，主要在学识、阅历与经济条件上。在20多岁时，同龄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要强于同龄男性。虽然现代独立女性越来越多，女性在经济上的卓越表现不断地替代颜值衰减引发的边际递减，但是，价格曲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年轻女性往往会选择比自己年龄大几岁的男性，以增加匹配度。同龄及相仿年龄的夫妻，男性的家庭地位在年轻时容易被女性压制，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男性后来居上的可能性更大。如果在35岁以后离婚，同龄女性在婚恋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要弱于同龄男性。所以，欧美国家的婚姻法往往对女性有所照顾。
婚前与婚后都有成本，如今讨论的彩礼，是结婚的直接成本。这项成本的高企，正在成为年轻人婚姻的难题。
二、彩礼与投资
彩礼，也叫聘礼、财礼、礼金，在婚姻约定初步达成时，一般是男方家赠送给女方家的聘金、聘礼。
彩礼是结婚行为的直接成本，但它也是一笔投资。
根据上面的分析，婚姻是一种抗风险的制度。抗击风险除了出人（男女双方），还得出钱（彩礼等）。这好比两个人为了降低风险合伙成立企业。两个人共同出资，每个人出100万。这是合伙的直接费用，也是一笔投资，即原始启动资金。这笔原始资金可能用于购买设备、租赁办公室、雇佣员工、请客招待，等等。
男女双方结婚，形成新的家庭，就像合伙开个新公司，需要一笔投入。这笔资金用于婚礼宴请、购买婚房、购买日用家具、置办嫁妆、女方出嫁婚宴、提前支付女方父母的养老金，等等。
在农耕时代，婚礼宴请、购置家具日用是消费，也是投资。在古代封闭的环境中，人生活在差序格局中，家庭信用是生存之本。古代农村不是货币经济，物资又匮乏，交换难度大，拆借与信用担保是主要的交换方式，比如借工。信用关系到这个人在当地的生存处境。
如何增强信用？一般有三种方式：一是成年束发、成家立业和金榜题名。首先得成年，男子冠礼，女子笄礼，个人信用开始产生。成人礼过后就有婚姻资格，结婚成家意味着个人信用过渡到家庭信用上。金榜题名则是官方给定的信用。
结婚成家为什么可以提高信用？一、结婚成家意味着男女双方、宗亲好友对个人能力与信用的初步认可；二、新的家庭有资产兜底，资产规模越大，家庭信用越高；三、家庭组织有效率，男女双方分工合作，可以增加抗风险能力；四、家庭是一项约束性组织，每个角色都有责任与任务，使人更有担当，更加努力；五、家庭有沉没成本，沉没成本不仅包括资本，还包括孩子，沉没成本越高，可靠性越强。
所以，购置的家庭资产越多，比如房产、家具、日用品等，家庭的信用就越高。婚礼宴请是新家庭增加信用值的重要途径。一般，宴请规模越大，赏脸的人越多，代表着这个家庭在当地越有地位。以前农村的婚丧嫁娶都尽量大办，越大越有面子，给人感觉越可信。这好比公司开张、乔迁时，在豪华酒店宴请亲朋、客户与供应商，给外界释放更强的信用信号。婚礼宴请会促使家庭信用的代际继承，一般是父母及宗亲的家庭信用传递到新人组成的新家庭。
所以，在婚宴、房产、家具等一次性投入成本越高，沉没成本越大，约束性越强；父母及宗亲的信用担保越大，新人的家庭信用就越强，有助于提高新家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用。
还有一笔重要的信用投资是彩礼。彩礼一般用于置办嫁妆、女方出嫁婚宴和提前支付女方父母的养老金。
彩礼规模大说明男方家经济实力强大，在当地和女方家都能够建立一定的信用。与彩礼相辅相成的是嫁妆。女方家收到彩礼后，会拿出一定的财物给予回赠。古代的嫁妆有着严格的品类规定与寓意。现在的嫁妆可能是衣服、家具、日用品、饰品、黄金、车辆、房产等。
嫁妆都有两种作用：一是礼仪，嫁妆越多，仪式越丰富，寓意越好；二是资产信用，嫁妆越多越值钱，代表着新人家庭的信用资产越多，抵抗风险的能力越强。
问题是，回赠多少嫁妆才合适？这困扰了很多新人，尤其是新娘。一般根据当地习俗双方协商确定。现在有些地方、有些家庭的嫁妆比彩礼多，但在古代，嫁妆一般不会超过彩礼，女方家不会全部回赠，会留一些彩礼。为什么？
古代的女方家留一部分彩礼，主要用于女方出嫁婚宴和提前支付女方父母的养老金。女方家也需要维持家庭信用。在古代女儿出嫁，意味着劳动力流失，家庭资产在减值。为了尽量维持家庭在本地的信用，女方家一般会留一些彩礼。用其中的一部分办一个出嫁婚宴，以彰显自家实力尚存，也显示女儿嫁给了有实力的家庭。当然，古代大多数普通家庭的彩礼和嫁妆微薄，女方家只能简单操办或不会操办婚礼，“偷偷”地出嫁。
女方家还会留一部分彩礼作为养老金。按照古代的习俗，女儿出嫁后不能继承家庭的遗产，也不再承担抚养父母的义务，负责侍奉夫家的父母。女方父母选择在女儿出嫁时一次性收取女儿的养老金，这笔养老金由男方家以彩礼的方式支付。如果女方父母有儿子，这笔养老金会转化为儿子娶媳妇的彩礼。这相当于用女儿换取了一笔养老金，然后用这笔养老金娶一个儿媳来养老。这样听起来有些别扭与令人难受。
如果男方给出了大量彩礼，但女方父母“截留”了大部分作为养老金，回赠的嫁妆很少，男方家会感到“吃亏”。所以，在这种婚姻制度中，男方家承担了所有的货币风险。当彩礼价格上涨时，男性结婚的压力就会增加。而女性又成为了“被交易”的受害者。
在这种婚姻制度中，婚姻的直接费用，不是男女双方共同出资，至少不是共同出货币资金。在农耕时代，婚姻的合伙模式是，男方家出钱，女方家出人。它好比两个人合伙开公司，一人出钱，按资本入股；一人出力，按技术入股。为什么是男方出钱？古代农耕社会的男性是财富创造的主力，女性在生育方面的贡献与牺牲要更大一些。男性通过支付彩礼来参与竞争，女性通过美貌、身材与生育能力来参与竞争。在当时，男方出钱，女方出人，是普遍的合作模式。
但是，这种合伙模式如果不加以约束可能会出问题。出资的股东投钱买设备、租赁办公室，支付了大量的沉没成本。但是，出力的股东没有这方面的约束。出资股东担心出力的股东不干活、不努力干活，导致投入去的钱打水漂。当然，出力的股东也会担心出资的股东半途而废。
这时，他们会一起协商、达成共识，建立一些约束性的制度和激励性的政策。比如，合作期内，出力的股东不能退出，出资的股东不能抽资。但是，总体来说，对出力股东的约束要更多一些。因为出资的股东投入了大量的沉没成本，沉没成本本身就是一种信用与约束。
这就是资方对劳动的雇佣逻辑。古代的婚姻关系更像这种雇佣关系。在古代社会，男方家来承担结婚的所有经济费用，一次性支付彩礼，相当于单方面承担了所有的沉没成本和货币风险。为了降低风险，提高收益率，男性比女性更有动力建立约束性的婚姻制度。与合伙开公司类似，出资方对出力方的约束会更多一些，男性对女性的约束要大得多。
由于男性掌握了社会规则的制定权，他们对女性的约束远远超出了经济范畴。比如，女方不能经常回娘家，不能把大量的钱财拿回娘家，在夫家孝顺老人、生儿育女。男人有休妻的权力，女方通奸“浸猪笼”。女人在夫家干的活越多，生得男丁越多，男方家这笔投资收益就越高。如此，婚姻制度将原本的雇佣关系沦为不平等的残酷的附庸关系。
所以，彩礼，是新人结婚的一项成本，也是新人家庭的一笔投资。古代社会有一整套制度与习俗来管理这笔投资的风险与收益。
但是，进入现代社会，这套制度与习俗分崩离析，结婚的风险“四溢”。当彩礼的价格攀升，男方的风险放大。
三、行为与价格
在现代婚姻制度下，夫妻双方是平等关系，男方不能只约束女方而放任自己。女方也需承担自己父母的养老义务。婚礼是一种获得快乐与祝福的仪式。婚姻规则改变了，但婚姻的经济行为没有发生改变。
中国很多地方依然延承了彩礼与嫁妆的习俗，彩礼还是男方出，嫁妆还是女方出。彩礼多少没有了标准，嫁妆也是五花八门。彩礼多，还是嫁妆多，因人而异，因家而异。在今天，一百户人家的彩礼，可能有一百种不同的仪式、规则与价格。如此就产生各种不同的情况，有些人的结婚风险降低了，而有些人的风险则难以控制。
有些地方、有些家庭的嫁妆比彩礼多。女方家会拿出一部分财物与彩礼一起回赠。一些女方家给女儿置办大量黄金首饰，购买汽车、房产作为“陪嫁”。这相当于男女双方共同出人，也共同出资，共担货币风险。这种出资模式与现代婚姻制度是相匹配的。货币风险共担在经济上是公平的，对应的是现代婚姻制度上的男女人格是平等的。
有些地方、有些家庭延承了过去的习惯，嫁妆比彩礼少，男方承担所有货币风险。在现代婚姻制度下，男方不能单方面约束女方。这就相当于出资的股东，不能约束出力的股东。如果出力的股东不卖力，甚至在外面开小灶，出资的股东风险就很大。
但是，这不能说男方的货币风险不可控。如果彩礼金额不大，回赠的嫁妆比例高，男方的风险比较小。如果女方的收入高，双方组成新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更强，男方的投资回报率上升。但是，相比农耕时代的女性，现代女性在文化知识、财富创造和实际能力都要强得多。如果彩礼价格高，回赠的嫁妆又少，男方的风险会放大。这时男方可能会倾向于经济收入高、家庭条件好的女性。
但是，往往是经济收入高的女方家庭、经济发达地区的家庭，要求的彩礼更少，亦或者是回赠的嫁妆更多。这是为什么？
经济落后地区，家庭经济实力弱，观念相对保守，更多地继承农耕时代这套婚姻习俗。有些女方父母收入少，没有社保，如果女儿出嫁，养老可能是一个问题。虽然现代婚姻制度要求女儿也有抚养父母的义务，但有些父母内心上只接受儿子养老，不愿意在女婿家养老，也不愿意向女儿要生活费。现在很多是独生女家庭，“养儿防老”落空，持有这种心态的父母更加焦虑，更渴望有一笔养老金。同时，在这种家庭中，男权色彩浓厚，女儿通常没有发言权。因此，他们的做法倾向于农耕时代，一次性收取女儿的养老金。
一些落后地区还存在这种现象，双方父母第一次见面达成婚约，男方一次性支付几十万彩礼，或打个欠条，当天就可把女方接走。女方家没有嫁妆和婚礼，也没有任何仪式。女方父母收获全部彩礼用于养老，亦或是给儿子结婚作彩礼。女方当事人也没有任何发言权，她的父母会尽量给她灌输传统观念，设置一种类似于古代婚姻制度的条件，以降低男方的货币投入风险。
相反，在经济发达地区，家庭收入高，女方父母不需要女儿支付养老金。同时，他们还有经济条件支持女儿的新家庭，给他们注入更多的货币、房产、黄金、汽车等，提高新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
在古代婚姻制度下，经济条件好的父母也会给女儿增加“筹码”。女方家虽然不是货币出资方，但是也要防范男方随意毁约的风险。有钱的女方家庭会给女儿置办更多的嫁妆，包括一些田地。这相当于划分一部分家产给女儿。对女方家来说，更多的嫁妆能够提高新人家庭的资产信用，更重要的还能够提高女儿在夫家的地位，降低强势男方毁约的风险。根据古代婚姻制度，嫁妆财产是女方的私人财产。如果男方家毁约，女方还有这笔资产做为经济支撑。这好比为了降低出资股东突然撤资的风险，出力的股东每月都给自己购买社保，为失业和养老提供保障。
在现代婚姻制度下，女性不需要为此担心。但有些经济实力强的父母还是愿意为女儿提供一笔婚前财产。这笔钱财属于女方的私人财产，它有继承财产的含义，也有抗离婚风险的作用。
当然，可能不少女方父母是在中间状态。他们可能不需要太多的礼金，让新人家庭负担少一些，女儿、女婿能够轻松上阵多赚点钱，甚至还给女儿帮忙带孩子，跟着女儿一起生活养老。还有一些女方父母在分配彩礼时会在女儿的嫁妆和自己的养老金之间权衡。如果养老压力大一些，也不希望给女儿增加养老负担，可能会留多一些彩礼作为养老金。如果担心女儿的生活压力，可能会拿一些彩礼作为嫁妆。
这样核算下来，男性青年应该会来经济发达地区（广东）找对象，而经济落后地区的女性供大于求，彩礼价格自然下降。但是，这并不符合婚姻市场的供需属性。如前所述，在情感条件一致的情况下，青年女性对男性的主要需求是学识、阅历与经济条件，而青年男性对女性的主要需求不在经济上。目前中国社会上女富男贫的配对比例很少。这是由男女的生理特征和财富创造能力决定的。
最重要的是，婚姻市场类似于风险市场，存在一定的逆向选择（逆向选择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显灵）。我们说银行只雪中送炭，从不锦上添花。规模越大的企业、经营越稳健的企业，银行越愿意放贷，利率越低。相反，如果一家企业可以接受高于市场数倍的利率价格，银行反而不敢给它放贷。婚姻市场也是如此，经济条件越高男性，议价能力越强，女方家要求的彩礼越低，或者不在乎多少彩礼，回赠的嫁妆也越多。经济条件越差的男性，议价能力越弱，女方家担心风险，要求拿出更多的现金作为信用担保，需要支付更多的彩礼。所以，经济越差的地方、经济条件越差的家庭，需要支付的彩礼反而更多。
江西与广东是一个鲜明的对比。江西出生人口的男女比例不算失调，与全国平均水平相当。江西是一个人口流出大省，流出的青年男性比例也比青年女性更高。但是，这两项数据并不能说明问题，反而可能还有误导。流出的青年女性，不少选择外嫁，回家结婚的不多。她们外嫁广东等地区家庭的倾向性大。但流出的青年男性，多数主动或被动地选择回江西老家结婚。如此，选择在江西结婚的适婚男性数量要大于女性，婚姻市场变成女方市场，彩礼价格也持续上涨。
彩礼价格上涨还是一种通胀现象。海量货币怎么传导到婚姻市场？彩礼贷是直接途径，但不是主要方式。主要方式还是房地产。货币的锚是房地产，房地产的锚是城市生存权，主要是优质学位权和择偶权。海量货币流向房地产，两大刚需支撑的学位房和婚房水涨船高。中国房地产的锚实际上是丈母娘，丈母娘发话，嫁女儿要婚房，外孙上学要学位房。如此，结婚成家生育的成本就大幅度上升。这是一种成本传导机制。女方父母要求男方家提供更多的彩礼，他们可能拿这些彩礼支持女儿买房，或者支持儿子购房结婚，亦或是给自己买一套养老的房子。在女方市场中，房价上涨很容易抬高彩礼价格。
当然，有些父母已经跳出了彩礼的概念，要求男方家或双方共同出钱购买婚房，提高新人家庭的抗风险能力。房子成为了结婚最大的成本（投资）。房价上涨越快，结婚的成本也就越高。
以上就是关于彩礼与婚姻的经济学分析。愿天下社友们：“凤凰于飞，翙翙其羽，亦集爰止”（《诗经·大雅·卷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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